关于词类本质的一个动态认知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类论文,视角论文,认知论文,本质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知语言学关于词类的思想有两个方面广为人知：一是认知语法(Langacker 1987a)就名词、动词等基本范畴提出的概念语义分析，二是把词类看作是典型(prototype)范畴，虽然这两方面都颇具争议性(Croft 1991;Newmeyer 1998)。汉语学者更多地应用了典型范畴的思想来分析汉语词类与句法功能之间的灵活关系（袁毓林1995；沈家煊1999），但基本上维持了词类在语法描写中居核心地位的传统思想。笔者认为，大多数研究和评论尚未把上述两方面内容放在认知语法对心理语法系统的宏观建构(architecture)层面上来考察，从而未能把握这一宏观视角可能带来的全新的词类和语法观念。其中，论者常忽略的思想是认知语法建立语法范畴的标准涉及两个层面，即内在（如语义）和外在（如语法分布）信息(Langacker 1987b:420-5; Langacker 1999,2005)，并且外在标准和语法系统以语言使用为基础这一理念一致。本文的意图是从以使用为基础的(usage-based)语法观念出发，明确提出一个词类本质上就是一个范畴化网络系统，而不是等待语法操作的初始成分(primitives)。具体论述涉及三方面问题：
(1)我们对语法系统的本质采取什么样的看法，这种看法决定了词类概念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2)词类与句法结构是什么样的关系？
(3)对词类地位的看法是否符合语言习得甚至神经语言学的发现？
本文的目的是在对上面(1)、(2)两个问题的讨论的基础之上（分别见第1节，第2节），就词类的本质提出一个新的动态认知视角（第3节），并把这一视角放在以使用为基础的认知语法框架之下。最后以汉语词类多功能性的几种典型情况为例讨论这一视角在语言分析中的实际操作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处理（第4节）。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对所列举的实例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对问题(3)也只能简短地提及相关研究证据，同时笔者也预设读者熟悉认知语法的基本思想和这一框架对词类的内在（概念）信息的研究。
1.以使用为基础的语法知识系统
当今的种种语法理论模式对语法系统的心智属性持抽象化与具体化两种对立的看法。大致说来，前者把语法表征处理为以句法初始成分和句法规则为主要内容的形式化的运算系统，其内在特征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因素关系不大。汉语语法描写传统基本上也是以这种“词典+句法规则”的理想化认知模式为前提(Taylor 2004)。这一思路的直接要求是作为初始成分的词类必须得到清楚的界定，否则这样的形式模式难以运作。
与抽象化倾向相反，对语法本质的具体化看法在不同程度上都认为语言的实际运用决定了语言表征系统的特点。这一倾向近来在理论界的影响很大，甚至体现在形式化的理论如中心短语驱动语法(HPSG)以及词汇功能语法(LFG)的一些最新发展上(Hay and Bresnan 2006; Bod 2006)。其中似乎颇为极端的一个思想，是以大量心理学实验为证据，否定先验的抽象语法系统的存在，认为语法的心理表征来自于对具体语言经验实例的储存、范畴化或类比概括，这被称为以范例为基础的语法模式(Hay and Bresnan 2006; Bod 2006; Bybee 1998,2006; Bybee and McClelland 2005; Taylor 2008)。另一方面，认知语法历来强调语法以使用为基础，这正好与强调范例的语法理念吻合(Langacker 1987b,1988,1999)。认知语法把语法系统处理为主要由符号单位构成的巨大的范畴化网络系统，而符号单位是对实际言语用例的不同程度的抽象：既可以是高度抽象的单位（称为范型单位，即schema），也可以是具体的语句（如常用的习惯性语句，即prefabs）。语言心理表征系统的特点取决于用例和相关模式的使用频率(token/type frequency)。在这一思路下，语法系统与语言使用自然没有明确界限，因而认知语法是一个以使用为基础的动态模式（Kemmer and Barlow 2000; Tomasello 2003; Diessel 2004; Debrawska 2004；张韧2006）。Langacker(1987b:59)和范例论者如Bybee(2006:716-718)等人都指出，用例的首次出现就会在记忆表征系统中留下印迹，而储存在记忆中的具体用例在语言的产出与理解过程中比抽象的范型单位更容易被激活，从而解释自然语言的在线处理何以如此迅捷。
从上面描写的以使用为基础的语法观来看，词类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在以范例为基础的模式下，抽象的语法范畴如词类完全没有理论地位。在认知语法看来，按照范畴化网络关系组织起来的语法表征系统可以容纳不同抽象层次的单位。如果把词类分析为高层次的词汇范型(lexical schema,Langacker 1987a,2005)，那么，同其他高度抽象的范型一样，词类在实际言语过程中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见第3节）。
2.词类信息与句法的连续性
早期的生成语法其实已经在词库中标明句法信息（如次范畴化信息），说明词目并非严格的“建筑材料”。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更是把词库和语法看做是一个连续体(Langacker 1999,2005)，强调词汇信息与构式范型的特征密不可分，表现出共生关系。比如，描写英语的双及物构式需要考察这一构式范型允许的典型（如give）与非典型的各类动词（如kick），进而描写这一范型的各种子范型(subschema,Goldberg1995)。另一方面，如Langacker(1999:123)指出，描写一个双及物动词的词汇特征也免不了描写许可该动词出现的双及物构式范型。
词汇范畴信息与构式范型的共存关系有三方面的事实依据。第一，一个句子表现出的范畴特性可以补充其结构核心的范畴特性。试比较Rice(1987)的例句：
(4)a.*Many laughs were laughed by Neil.
b.Many ridiculous laughs were laughed by Neil for his grandchildren.
尽管动词laugh为典型的不及物动词，但例(4b)通过添加形容词和目的状语，使该句的总体意义与Langacker(1991,1999)称为常规事件模式的相关侧面吻合(Rice 1987; Langacker1991:363;Taylor 1995)，如具独立所指的参与者发出有意行为。换言之，(4b)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与典型及物构式意义之间的范畴化关系①。第二，一范畴的典型成员通常要求典型的句法模式与之匹配，否则丧失其典型特征，如例(5)中的及物动词不能变为被动形式，因其主语为非生命实体。
(5)a.November has witnessed a series of surprising incidents.
b.*Aseries of surprising incidents was witnessed by November.(Langacker 1999:42)
第三，某种典型成分可能出现于全新的句法环境而完全丧失原有范畴特征。如，一般看做是典型名词的fire或“木头”在例(6b)和例(7b)中表现出非名词的语法特性（Hopper and Thompson 1985; Taylor 1995; Croft 2001；沈家煊1999），即不能带形容词性修饰语：
(6)a.We made a big fire.
b.We made(*big)fire.
(7)a.一根长长的木头b.（*长长的）木头房子②
以上说明，词类有其自然的句法“生态”环境，即与之自然相联的语法构式。二者需要在语法系统中同时得到表征。
3.词类就是范畴化网络
Langacker(1987a,1987b)强调基本词类（如名词、动词）的认知基础在抽象概念层次上的普遍性。从一个角度看，对语法范畴普遍性的强调与类型学的研究及最近的构式语法观点不太吻合，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Goldberg2006; Broccasias 2006)。但是，认知语法把词类看做是词汇范型，而范型蕴涵在实际用例之中，不具有自足的心理地位(Langacker 1999)。强调范型的使用基础与强调语法范畴的相对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均与传统的普遍语法立场相对立。那么，什么是词汇范型（词类）的使用基础？
第2节对词库与句法关系的讨论以及近期对心理词库的动态特征的研究(Croft 2001; Langacker 1999,2005; Bybee 1998m,2006)对此已经提供了一些基本线索。采用认知语法的术语，可以把词汇范型的使用基础分析为几个层次的范畴化关系网络：具体的词目(lexeme)并不是具有独立地位的语法元素，而是对实际言语事件中重复出现的成分在形式和意义上的抽象，即体现范型化(schematization)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范畴化过程。当然，具体言语用例也是建立半抽象构式子范型（如x buy y）的基础（比较Tomasello 2003）。可以用来填充半抽象构式子范型所含空位的词目构成一个低层次的词类范型(Bybee and Eddington 2006)，而传统的词类是从抽象构式范型、具体词目以及低层次词类中抽象出的高层次词汇范型（比较Croft 2001）。这几个层次上的抽象关系可以表示为图1中的范畴化网络。
图1 以使用为基础的词类—构式范型范畴化网络
图1显示不同抽象层次的词汇范型与不同抽象层次的构式范型相互交织，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其中由词类指向构式范型内部的实线箭头表示词类是对不同抽象程度的构式范型的内部成分的抽象化，这同Bybee(1998)对词素心理地位的分析一致。照此思路，词汇范型可以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建立，原则上范型的数量可以是开放的。其次，词类作为典型范畴的思想可以通过设定一个词类与它的典型构式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得到体现(Croft 2001)。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词类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范畴化关系网络，而不是自立的等待句法原则去操纵的实体。这样的分析与Langacker(1991:535;1999:97)对认知语法做出的联通主义阐释十分吻合。也就是说，词汇范型相当于由PDP系统定义的状态空间中的一个扩散性位置(diffuse location)，范型的实例（如图1中的下层单位）对应于其中的点状位置。总之，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把语法系统处理为网络系统的思想必定带来“词类=网络”的结论。下面尝试用这样的思路考察汉语词类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4.词类多功能性的动态分析
汉语语法中的词类问题可以概况为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难题，也就是“类”与“职”之间的非对应性（袁毓林1995；沈家煊1999；陆俭明2003等），这种现象非汉语独有，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近期不同理论框架中词类消亡论的一个依据(Hadey and Noyer 2000; Barner and Bale 2002; Farrell 2001)。以使用为基础的语法模式以及词类—构式范畴化网络（图1）为我们重新认识汉语语法的这一传统问题提供了一条有用的思路。
以下例句体现了名词和动词灵活使用的几种情况（如未特别说明，例句均取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
(8)a.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就我国工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探讨。
b.人民币票面的整洁与否同市容市貌的好坏一样，代表着国家的脸面。
(9)a.他们一起创办朝花社，出版《艺苑朝华》等新文学刊物。
b.《中华文明史》的出版，为我们继承历史文明、创造现代文明提供了借鉴。
(10)a.咱们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张静1987）
b.一个人要有志气。
(11)a.陆尼姑精瘦，白发，黄脸，中气十足。
b.五端把黄脸一板。
c.李子荣是黄脸洋鬼子。
从以使用为基础的动态观念看，这里存在两个问题：抽象的词类知识是否一定是词类灵活使用的先决条件；一个例句体现的某一词类的实际用法在心理表征上具有什么地位。
现在分析例(8)中“代表”一词的两个用法的心理地位。首先，该词在例(8a)中的用法可被完全抽象的名词范型许可，但同样的用法也可以更直接地被半抽象构式范型许可，如例(12)所示（括号中标出相关的半抽象构式范型，假设它们都是通过高频率使用而固化在语法系统中的模式）：
(12)a.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为X）
b.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代表团；产权代表机构（
办公室／团／机构……）
c.代表们（X—们）
另一方面，该词在例(8b)中的用法可以分析为被半抽象范型（“……X—着……”）许可，而这一范型又可以分析为抽象及物构式范型（图2中表示为Tr-P-Lm③）的一个实例。简言之，“代表”的两种用法意味着该词可以参与两种范畴化关系（见图2中指向“代表？”的虚线箭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把该词分别划归名词或者动词才能完成这种范畴化过程。首先，在认知语法框架内，符号单位的语法类别主要以语义显影(profile)为基础，并且范畴化的方式灵活，允许例证式(instantiation)或引申式(extension)范畴化(Langacker 1987b; Taylor 2002)。其次，自然语言中的具体词目并不一定总是具有明确的显影(Langacker2005)。原则上，“代表”一词的概念内容可以仅仅是涉及两个实体的某种关系（表示为“X→Y”）而不包含任何显影成分（即没有词类），那么这种模糊的意义可以在被半抽象构式范型的范畴化过程中获得两种显影，即其中的实体成分(X)被显影或关系成分被显影（见图2中的黑体符号和箭头，类似分析见Farrell 2001）。
另一方面，由于语法受使用影响，没有显影的“代表”一词如果总是发生这两种范畴化过程，那么这两种显影很可能分别成为该词的突出信息，从而产生两个具有显影的词目，图2中表示为“代表，”，“代表：”（相当于“兼类”，张静1987），而没有显影的“代表”一词渐渐失去其心理地位（以非黑体字及“？”表示）。因此，词类是否存在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由相关用法的频率决定④。
图2 “代表”一词的两种用法涉及的范畴化网络
图2的分析蕴含有几个观点。第一，抽象的名词动词范畴对说话人言语能力的帮助很有限。说话人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建立“代表”一词与半抽象构式范型之间的范畴化关系产出相关语句。第二，这里并不排除抽象词汇范型在成人语法中得到表征的可能性。虽然最近的生成语法与构式语法都否认词类的独立地位，认为词类可通过句法结构或构式定义，但是按照以使用为基础的模式，总有可能在语法网络上作出高层次的抽象，这种抽象范畴对描写某些语法规律还是必须的，并且可以找到神经语言学方面的证据(Hillis and Caramazza 1995)，只是高层次抽象单位的激活值（固化程度）较低，这在图2中表示为不同厚度的方框。第三，图2中通过范畴化产生的两个词目之间有一条虚线，表示二者的音系和意义层面具有一些共性。按照认知语法，二者的意义共性在于以关系模型X→Y为意义基底(base)，差异在于对此基底的不同观照(construal)，因而分属不同语法类别。传统将这样的两种用法分析为不同的词（朱德熙1985），抓住了它们的意义差别，但没能解释它们之间的明显联系（例9可做出同样分析）。
与例(8)和例(9)不同，本族语感明确表明例(10a)是一种非规约的创新用法。从CCL语料库显示来看，“志气”在100个用例中基本都能充当抽象构式的论元，说明该词目的名词性用法具有相当强的表征地位。但在例(10a)中，该词却被半抽象构式[X-了]范畴化，充当关系成分（因为该构式中的X是显影过程的关系成分），因而这是一种创新用法。这种创新依赖于对具有强激活值的表征单位的引申，这表示为图3和图4中的虚线箭头。引申的条件是名词性“志气”的意义含有某种关系概念，即“由具体实体（图3中的小圆圈）承载的抽象性质（图3中与小圆圈相联的箭头）”。然而，对于“志气”的名词性用法来说，这种关系概念仅仅是该词语义值中的概念基底，被显影的是由多个这样的关系成分构成的一个区域（图3左边的黑体大圆圈），而例(10a)中的创新用法正好显影在时间轴（图3中的横向箭头）上得到维持的性质（比较Langacker1991:23-34对名物化的概念分析），这体现为图中右边部分的不同显影。因此“志气”的创新用法是名词性显影转移的结果。
图3 “志气”的显影转换
根据用例情况，图4以简略方式表示了图3中的转换在语法网络中涉及的范畴化关系。同前面分析一样，该词的两种用法在目前模式下不会引发词类之争，因为抽象词类本身在网络中的地位已经很有限，而两种用法的心理地位取决于它们的用例频率。显然，“志气2”的频率应该很低，从而不具有显著的心理地位。认知句法更多关注的是图3描写的显影转换。
图4 “志气”一词的名词用法及引申涉及的范畴化网络
最后考察例(11)中“黄脸”一词的使用。同例(10s)中的“志气”一样，例(11a)中的“黄脸”也可看做名词性成分做谓语，但这里的现象带来了两个新问题。首先，例(11a)这样的句子很普通，不像例(10a)那样属于创新用法⑤。这种规约性特点需要自然地纳入对此现象的理论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名词性谓语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直接与词类划分相关。从主流的组合性句法模式出发，可以假设汉语名词具有范畴特征[+N,+V]，而英语名词是[-V]，从而导致不同的句法操作(Tang 1998)。这种假设维持了以“建筑材料隐喻”为基础的语言观，但汉语名词为什么有这两种对立的特征，其中有什么认知基础，这些问题在这种模式的关注范围以外。此外，这种假设似乎也过度概括，不能解释如下对比(Wei 2004)：
(13)a.明天中秋节。
b.*明天节日。
沈家煊(1999)把这种用法分析为名词的标记性用法，但仍然难以解释例(11a)这种用法的规约性特点，也无法说明该现象的本质特征。按照本文的思路，这种现象的规约性特点以及名词性谓语的本质⑥最终都可以体现为范畴化网络的特点。
充当名词性谓语的成分可以表达多种概念，如时间、籍贯、天气、主观评价等(Wei 2004)，这里不可能深入分析，但含有这些成分的名词性谓语句在意义上都赋予主语(Tr)某种静态特点(Property)，可以把这种共性处理为一个抽象构式范型：
(14)[Tr---Property]
然而，不仅名词性谓语句（图5中表示为Tr--Nominal）体现出例(14)中的特点，形容词性谓语句（Tr--Adi，如“她很漂亮”）和方位句（Tr--Spatial，如“池塘在大楼后面”）都表现例(14)中的特点，因此可以把它们都看做例(14)的下层实例单位。如果把例(11b)中的“黄脸”看做是完全规约性的名词性用法，该词在例(11a)中的名词性谓语用法则涉及引申，引申的目的是为了符合名词性谓语句对名词性谓语成分的要求。图5总结了相关的网络关系。
图5 名词性成分充当谓语的范畴化网络
图5描绘的范畴化关系就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性的答案。就名词性谓语的本质来说，仍然是一个重新范畴化的问题（图中虚线箭头）。要说清楚这一问题，需要把名词谓语句范型作为一个完形整体的特点作出清楚的描述，并找出该范型中的名词性谓语成分与具体使用的名词之间的语义共性。这里虽然无法就这一问题深入下去，但很显然名词谓语句范型的整体特点可以解释上面例(13)中的对比：名词谓语成分常需要带修饰语(Wei 2004)，如例(13a)，这可以看作是弥补相关名词与名词性谓语成分之间的概念差距，从而与名词谓语句范型整体的特征相吻合，这同例(4)中通过句法来调节不及物动词的及物性是同样的道理。具体说来，与“节日”相比较，“中秋节”是一个关系名词，因为它总十分突出地涉及一个具体的日子⑦，从而更有可能做名词性谓语，而例(13b)中的“节日”这一概念只是显影某一时间段，不涉及具体日子，表达的是认知语法所说的自足的概念，从而可以被名词谓语句范型排除在外。需要指出，这里的分析并非仅仅是从句法出发强迫把做谓语的名词分析为含有关系概念，而是强调认知语义学对语义显影的分析可以独立地揭示相关名词本身的概念结构，因此不存在循环论证的危险。这样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如解释例(13b)的不可接受（Zhang 2006；张韧2007）。
最后，就名词性谓语现象的规约性来说，虽然CCL语料库中没有找到类似于例(11a)中“黄脸”充当谓语的其他例句，但已知名词性谓语句有多种类型（图5以省略号表示），则名词谓语句构式范型自身就具有了高的类型频率，这就解释了这种例句为什么听起来完全自然。
5.结语
词类概念是大多数语法理论框架和语法规则的基础，但如果从不同的认知层面来考察词类的本质，则需要关心词类的心理地位。如Jackendoff(2002:24)所说，说话人头脑中显然找不到直接对应于NP、VP等抽象句法符号的东西。如果儿童的语言发展以具体语言项目为基础(Tomasello 2003)，那么抽象的词类概念在其中的作用也很有限。另一方面，Haspelmath(2007)列举了很多有力证据，说明预先设定的语言范畴的无效性。那么，传统的语法范畴在语言理论中的地位如何？
本文以认知语法的动态网络思想和对词库—句法关系的相关讨论为基础，提出传统的词类概念是一种抽象的词汇范型，是高层次构式范型对词目进行抽象范畴化的结果。那么，一个词类就是囊括了下层次词目，半抽象构式范型、抽象构式范型以及高层次抽象词汇范畴之间相互范畴化关系的复杂网络，这很好地体现了“语法就是网络”的思想。语言使用者往往可以直接应用下层次相对具体的单位，而高层次的词汇范型在解释具体语言现象上的作用很有限。这种以语言使用为基础的理论思路有几个优点，如避免了先验的语言范畴，具有开放性，也可以容纳典型范畴的概念。陆俭明(2003:53)提到汉语一些词分布独特，如“四六开”中的“开”，“好极了”中的“极”，它们的分布被限制在这样的独特结构中。朱德熙(1985)提出的区别词（如“男、女、金、银”）的分布也很有限制。照本文的分析，词汇范畴化允许不同程度的抽象。很有可能，操汉语者头脑中仅储存有半抽象构式［X—“开”］，［形容词—“极”］，而其中的“开、极”还没有通过范畴化完全抽象出来。这样的例证极好地说明了“词库—语法连续体”的观念。
注释：
①匿名评审指出同源宾语有时具有所指独立性，但仍然不成立（如*John's laughs were laughed by himself for his grandchildren.*His own laughs were laughed by Neil for his grandchildren.）。然而，这里同源宾语中的所有格成分(John's,his)与行动发出者同指，这正好是所指不独立的一个表现。
②如匿名评审指出，如果说“长长的木头的房子”就问题不大，但这已经脱离了例(7b)想说明的问题：即与另一名词构成合成词的名词本身不能再带修饰语。评审所举例已经让“木头”这样的名词回到了它的自然“生态”环境。
③Tr（射体）和Lm（界标）是关系显影(relational profile)中的首要和次要参与者，分别对应于句子层面上的主语和宾语，P指动词显影的过程。
④Farrell(2001)以认知语法为背景，把英语中的词类转换（如hammer,kiss）归结为没有词汇上的显影，显影由句法环境决定。这种处理与这里的分析一致，但作者忽略了频率对语法表征系统的冲击。
⑤沈家煊(1999:260)举出如下句子认为难以接受并加以解释：
(i)?他妹妹黄脸。但语料库搜索显示这样的句子放在语境下听起来完全自然，如例(11a)。
⑥“黄脸”属于词还是短语，与这里的论述关系不大，因此这里用“名词性谓语”一说。
⑦虽然例(13b)难以接受，但与此相差甚微的“明天节日了”却可接受性更高，这仍然可以看做是以“了”字成分弥补“节日”与名词性谓语成分之间的差距，从而这里的“节日”也应理解为确定的某个节日。感谢“第11届当代语言学研讨会”的一位学者向我提出这个有意思的例句，虽然我发现也有不少人不能接受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