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派论文,顽固派论文,论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874～1875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纷纷上奏要求进一步推广洋务运动，提出了“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等项自强新政的主张，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进一步表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同时也表明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洋务运动必然失败和顽固势力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1874～1875年，清政府内部发生过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过去有不少研究者将它概括为“海防”、“塞防”之争，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从实质上看，这场争论主要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其中涉及到对“海防”、“塞防”的不同看法，因已有许多文章论及，本文不再赘述。
一
1874年5月，日本进犯台湾。 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同时与日本展开外交交涉。10月，清政府被迫接受英、美、法等国的所谓“调停”，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北京专条》），日本从台湾撤兵，中国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连连败北，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到了此时，连东方小小的日本也开始打上国门，这使清廷上下颇受刺激。主管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自然更感到沉重的压力和耻辱，他们对日犯台湾之事进行了讨论和总结。11月5日， 总理衙门奕等人上奏筹议海防，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及洋务运动的进展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广洋务活动提出了纲领性意见。
首先，奏折指出，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必须发奋图强，因为“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目前且不说驱逐洋人，恢复主权，即使力保和局也需要实力。日本进犯台湾，“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只得忍痛接受屈辱的和约。由此看来，“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后果更不堪设想。列强环立，虎视眈眈，形势迫切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其次，奏折总结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的进展情况。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可谓“创巨痛深”。一时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倡言自强，“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如何才能自强？洋务派认为，唯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才能加强国防实力，抵御侵略。顽固派则认为只有坚持传统的纲常名教，大力倡导“忠义之气”才是自强的根本，坚持反对学习洋人科技。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认识与行动，因而喊了十几年的“自强”，“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洋务派虽然大声疾呼军事、工业近代化，并创办了一批军火工厂、民用企业，但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一是顽固派的多方反对，洋务派每办一事，往往“岐于意见，致多阻格”，“同心少，异议多”。办洋务事业，离不开与洋人打交道；而一与洋人有关，顽固派必然指斥为“以夷变夏”，全不顾“局中之委曲”，凭空为洋务派增添许多阻力。二是经费不足，致使洋务事业“未能扩充”，有些“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1〕显然，就以上两个原因而言， 奕等人认为顽固派的阻挠是洋务运动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最后，奕等人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做为今后图强的总方针。其中前三条不外继续坚持使用、制造洋枪洋炮，训练新式军队：“筹饷”则是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各方面表态；“用人”是原则提出要各省大臣保荐“知兵望重、熟悉洋情之大员”；“持久”实际上是要求统一思想，少说空话，面对实际，“上下一心，内外一心”〔1〕，持之以恒，把洋务运动更大规模地继续下去。
同年11月19日，原江苏巡抚丁日昌上奏，（时丁日昌丁母忧离职，奏折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创立一支近代化海军，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 每支舰队配备大军舰6艘、小军舰10艘，一律洋炮武装，并在沿海重要港湾修建海军基地。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每局设造船厂一，枪炮厂一，“耕织机器”厂一。看来，丁日昌不仅积极主张国防近代化，而且希望把近代化大规模推向工农业，全面推行机器生产。
清政府十分重视总理衙门与丁日昌的奏折，先后将两个六条寄发各省督抚大员及王公大臣，限期详细复奏。复奏很快纷纷送到北京，关于练兵、造船、简器等项，各方面意见虽也略有参差，但没有根本原则分歧。至于筹饷、用人两项，意见就大相庭径了，由此掀起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
二
洋务派发言的主要代表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认为：
一、今天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完全不同于历史，因而必须改变传统的国防方针。历史上外族入侵常来自北方，而今东南沿海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洋人势力深入到京城与各省腹地，他们表面上与中国友好，暗地里无时不在想吞噬中国。而且一国挑衅，各国都煽风点火，这实在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列强拥有轮船、电报，运输、通讯瞬息千里；他们军事先进，机器精良，洋枪洋炮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过去的水陆关隘，根本不足以抵御洋人进犯，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如此“变局”与“强敌”，如果只停留在以往的“成法”上，那就象医生不问病人的现状，一概投以古方，不可能有效果。李鸿章指出必须改变过去的老一套，“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二、关于筹饷。李鸿章提出罢西征、借洋款、开利源三个办法，重点在开利源，即在矿藏丰富的地方，“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成立公司。”显然，李鸿章极希望借这次论争，呼吁更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大办企业，把近代化进一步推向纵深发展。为什么要仿照西法呢？李鸿章的道理很简单：“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制造机器产品，自己办轮船铁路运输呢？中国守着几千年未开采的地下宝藏而无处筹饷，“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他指斥那些说开矿会“凿坏风水”、“聚众生事”的人是“无识绅民”、“无用官吏”，他们的鬼话都是不经之谈，不值一驳。
三、关于用人，李鸿章主张起用新式人才。他认为，洋人闯入中国已30余年，驻京已10余年，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外患如此严重，但能了解洋情的人却廖廖无几，原因就在朝廷用人仍然是老章程，文官考字词句章，武将比射箭骑马。可惜“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依照传统办法提拨的所谓“人才”，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现实。朝廷要大家筹议海防，但如果讲海防、办海防的人都是一些读圣贤书、拉弓射箭的旧官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要培养实用人才，就必须改变原有的选择官吏的办法，但李鸿章深知，科举制推行了一千多年，骤变谈何容易？所以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对科举制“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他建议在沿海各省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其事”，开设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科，选收有志于此的人士入学，聘洋人为教师。对于学习成绩优秀者，“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如果真能实行，即使10人中能有1人学有所成，20 年后中国的机器生产与海防，“自强之功效见矣。”李鸿章最后总结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2〕
洋务派的另一位代表郭嵩焘提出了更高的见解，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未，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3〕中国要想富强，必须注意西方的“国政”、“军政”， 从根本上了解西方的长处。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大力推广商办企业，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推动商人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培养新式人才，革除旧的社会习俗，更全面地向西方学习。郭嵩焘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调高寡和，根本没有引起争论双方的注意。
顽固派发言的主要代表是大理寺少卿王家璧、通政使司于凌辰，攻击的矛头直指李鸿章、丁日昌。他们认为：
一、“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4〕正应以己之长制敌之长，中国数千年对民众进行的“礼义廉耻”教育，使绝大多数人耻于与夷人为伍，这种心理才是立国的根本。如果象李鸿章、丁日昌所建议的那样，大搞机器生产，讲洋学，用洋器，人们就会不再重视封建纲常，人心解体，大局不堪设想。
二、选用人才的标准只能沿用传统的科举取士，因为“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如果背离了古圣贤的教导，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5〕顽固派认为，八股取士的目的就是要把读书人变成封建专制最忠实的奴仆，不能允许他们接受任何新思想、新观念。只有思想僵化的奴才，才是统治者最需要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既使是有真才实学，能使国家富强，也断不能用。因为“机警多智”的人才，稍一变动，就可能成为威胁江山社稷的危险分子。显然，顽固派最看重的，首先是皇帝的宝座与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国家的富强与否是次要问题。
三、“师事洋人，可耻孰甚？”〔6〕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科技、教育，顽固派则坚持反对。他们认为洋人是“夷”，是低于华人的丑类，向“夷人”学习，是最可耻的事情。顽固派虽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仍然闭眼不看现实，不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死抱住“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不放。并且从此点出发，大骂李鸿章、丁日昌违背祖宗之法，“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7〕质问李、丁二人， 生长在中国，受朝廷重恩，为什么要站在洋人一边说话？王家璧在奏折的附片中还写道：“臣在江南，闻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称，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8〕
王家璧、于凌辰所以敢如此痛斥李鸿章、丁日昌，是因为他们身后有一大批身居要职的同情者。
山东巡抚丁宝桢坚决反对开煤铁矿、增加饷源。他认为开矿只能获一时之利，待地下的煤铁挖尽了，“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势必酿成事端，是欲筹饷以御外侮，转至内患丛生，外侮亦无从筹御”，〔9〕万万办不得。
湖南巡抚王文韶点名反对丁日昌“造耕织机器”之说。他认为男耕女织是中国社会安定的根本，决不能动摇这个格局。如果推行机器生产，“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10〕
江苏巡抚吴文炳也颇有同感地反对机器生产，他认为“民劳则善心生，耕织之务不宜导以奇巧。”〔11〕
两江总督李宗羲亦反对开发新利源，他说：“自古以来，能节用者，国未必不富；谋聚敛者，国未有不贫。盖利端一开，则上下交征，人主之侈心必生，贪吏之盗心愈炽，而所入转不敌所出”。〔12〕
王公大臣们的复奏则经过反复推敲，因为有1867年关于同文馆招生的争论先例，他们不想象当年倭仁那样赤膊上阵，结果碰了个大钉子。〔13〕复奏“未指明铁甲船、开煤矿”“皆在不可行之中”，“不痛不痒”〔14〕，只说“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15〕轻轻一笔，将王公大臣们反对近代化的意见明白地表达出来。
至于把懂洋务作为“用人”的一把标尺，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督抚大员一律认为，培养人才应当沿用固有的老办法，所谓“正以率之，严以驭之，恩以结之”，“课之以勤，感之以诚，驭之以义”等等。
1875年5月30日总理衙门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总结， 基本肯定了洋务派的意见，但也不得不对顽固派作些让步。总理衙门同意在磁州、台湾试行机器开采煤铁等矿，认为开洋学局、设特科科举，是对现有科举制的补充，并非“以洋学变科举”。但此事不能仓猝举行，需待以后一步步稳妥解决。王家璧、于凌辰所谓学洋学至为可耻，不足为信。王家璧“任意诋斥在议大臣”，尤其不对〔16〕。至于李鸿章谈及的“变法”，丁日昌倡导的造“耕织机器”，郭嵩焘的意见与建议，均杳无下文。总理衙门的态度很清楚，学习西方应当谨慎行事。
同日，清廷下了一道谕旨，同意试开煤铁矿，对办洋学局、变通科举制、总理衙门对王、于二人的批评，上谕只字未提。显然，最高统治者只许洋务活动局限在绝对维护清王朝的范围内，任何有可能超越这个范围的言行都不允许存在，而顽固派肆意攻击、谩骂洋务派的言论则在保护之列。
三
庙堂上的这场争论，与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相比，卷进了更多的人。不仅六部九卿、王公大臣参加辩论，而且有15名督抚发了言。这表明：
一、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在更大规模与更深层次展开。近代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历史“变局”，不得不逐渐改变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格局，但这种变革极其艰难。西方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以其不容置辩的威力，突破了“奇技淫巧”的防线，闯入中国社会。缺口一经打开，变局就成了必然趋势。19世纪60年代少数洋务派倡导的学习西方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封建官僚所接受，总理衙门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等项基本顺利通过，即是明证。但是，这种变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巨大的阻力。李鸿章、丁日昌主张开矿、修铁路、推广机器生产，本来顺应了历史潮流，但却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郭嵩焘提出注意西方“国政”、“军政”，表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但在统治阶级中却绝无回响。
二、科举制在中国推行了一千多年，是封建体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历代帝王封建体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历代帝王即以此为指挥棒，将知识阶层中的精英引导到绝对忠于封建三纲五常的轨道上去，名之曰“学而优则仕”。人们只要将古书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通过科考一举成名，升官发财。因而士子文人自幼读古圣贤书，终生乐于此道。他们的聪明才智几乎被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吮吸殆尽，张口子曰诗云，闭口祖宗成法，唯君主之命是从。他们举止言行不敢丝毫离经叛道，思想僵化，难于接受任何新事物、新观念。这样的人才，可以维持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的、关闭的旧世界，却难以应付“数千年未有的强敌”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等洋务派，是从古代意识中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面对现实，强烈地意识到，仅靠古圣贤的教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必须学习西方的长处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而学习西方仅停留在“船坚炮利”阶段仍是不足，必须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经济、教育。李鸿章提出办新式学堂，变通科举，尽管发言极其谨慎，但实质上是对旧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乃至用人标准的局部背离，“牵一发而动全身”，立即引起了顽固派的警觉与反对，因此李鸿章提出起用新式人才的意见，必然被否定。
三、围绕“筹饷”的争论，是注重“开源”，还是注重“节流”，用何种方式去“开源”，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男耕女织”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传统生产模式，这种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所能创造的社会产品极其有限，因而“崇俭黜奢”成为封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层劳动人民要“安贫守拙”，上层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原则上也要受到批评。促进社会产品流通的商业也连带受到鄙视，“重农抑商”成为千古不变的国策。“开源”难觅它途，“节流”成为唯一法宝。人们普遍相信“能节用者，国未必不富”。李鸿章、丁日昌提出广开利源，郭嵩焘提出重商，这是对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已受到欧风美雨的侵蚀，隐藏在政治、经济现象之中的社会观念开始受到新时代的微微暖气的吹拂，逐渐潜移默化了。
四、顽固守旧势力根植于广阔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盘根错节，死死缠住老大中国的肢体，不允许有任何变革、创新。这种巨大的守旧势力，可以用正面的攻击辱骂，也可以用“不痛不痒”的议论，还有最上层不动声色的表态或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轻易地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19页。
〔2〕同上，第99卷，第14—15页，25—26页，28—31页。
〔3〕《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 《洋务运动》（一）第136页。
〔4〕、〔6〕、〔7〕《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5〕、〔8〕《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29页、第131页。
〔9〕《丁文诚公奏稿》，《洋务运动》（一）第99页。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29页。
〔11〕《洋务运动》（一）第124页。
〔12〕《开县李尚书政书》，《洋务运动》（一）第74页。
〔13〕见拙著《郭嵩焘大传》第169—182页。
〔14〕《翁同和记》，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15〕《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礼亲王世铎等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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