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能再错过这次机遇——关于加快发展中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因工程论文,能再论文,加快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草图的完成,我们观察到这项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科研突破,令所有关注发展基因工程战略的国家感到振奋。我觉得这项成果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自身奥秘的探寻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期待已久的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会使我们对人的健康与疾病起因有更深入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新防治药物的诞生和新疗法的问世。中国科学家虽然只独立完成了其中"1%",但这足以表明我国已经积累和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在研发速度及成本方面竞争的能力,进而也将为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沈阳三生公司作为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生产品种最多的专业化基因工程制药企业,几年来在您的领导下已有颇多建树,面对新的国际竞争态势,您现在是怎样想的呢?
娄丹:第一张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草图的绘制成功,无疑实现了庞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最核心部分的目标,其意义之大和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因为没有这项奠基性的工作,我们的摸索还不知要到何时。巨大的财力、物力,当然关键还是科学家们全身心精力和智力的投入,使得10余年前我们深知遥远而且妙不可测的基因王国,忽然一下清晰而有序的出现在面前,这个成就的确令人惊叹。然而,这张草图尚未弄清所有人类基因的功能,一旦人的基因产物(即活性蛋白质)被表达出来,将会有几千种具有特殊疗效的现代药物诞生,我们乐观地期待着这场新药革命的来临。
我们必须看清这样的现实:基因工程及其产业化步伐的加快,不仅对逐渐升温的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而且为那些已经在此方面领先一步的国家创造了可以长期获取更大利润的商机。近十几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把这一新的科技革命视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和先导,尽最大可能在科学前沿和技术开发上展开竞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欧美诸国,已经上市的基因工程药品已接近百种,大约还有超过300种药物正在临床试验阶段,处于研究开发中的品种将近2000个。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年基因药物上市的周期有明显缩短的迹象。与一般药物研究开发相比,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发投入之大令人瞠目。在美国,这种药物的研究经费是通常工业研究平均投入的近10倍,并且还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仅以美国为例,199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其生物技术工业研究开发年总支出约10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雇员的人均研究支出将近7万美元,是全国公司平均值的9倍。高投入必然带来高产出,创新的风险与利益的获取总是紧密相伴。有预测说,到2003年,世界基因重组蛋白类药品的总销售额将达到250亿美元以上,甚至可能比这还要多。这个高技术产业在未来几十年里,还会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对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则有着更大的增长空间。
面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日新月异的突破,我们既要意识到竞争的紧迫,看到自己的差距所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找到缩短距离的办法和途径。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开始着手进行调研工作,试图从整体上规划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工程制药产业的发展蓝图,这样做确有必要,只是做得迟了些。下一步中国就要进入WTO,经济全球化使我们亦喜亦忧,加剧的日益的竞争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懈怠。我认为,如果最终仍是像进行其他国家计划那样按部就班地去搞,而不是从战略的高度来从长计议,拿出一个特别可行的操作策略,比如从研发到产业化给予科学合理的布局,做好分工协调、筹措资金及净化市场环境等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则有可能再次丧失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纵观世界上重视基础研究的国家所采取的做法,我们感觉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发耗资巨大,如果没有政府出面运作,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当然也不乏有那些大的跨国公司为垄断市场以致长期获利而冒险涉足,如美国强生公司为搞一个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EPO)产品竟投资不下20亿美元,这在我们国内单靠企业自身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想象。您有何体会?
娄丹:的确如此,我们所有的企业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面对这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选择研究开发目标,尤其是要能够迅速生产出市场所需的产品,这样企业才会有效益。二是寻找扩大研发和生产规模的大量资金,没有投入的保障(虽不是唯一的条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诚然,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市场机制的驱动。按常规,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定要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这种想法或许太理想化了!)因此,我认为,在我国即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严峻挑战到来时,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显得更加至关重要。
我们常常费解,我国现阶段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普遍吃力,与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明显处于劣势,他们肆无忌惮的市场行为究竟靠什么?有实力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在政策导向上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回避。本来就不多的政府研发经费通常只投在独立科研机构,项目开发目标似乎以专家所好为前提,市场意识往往成了论证项目时的套辞,课题成功的标志并非产品上市,而是获奖的档次如何,这种开发模式的结局可想而知。在信息时代更加开放的科研体系中,企业越来越成为实现创新的主体,因为它们最能把握市场的脉搏,并且洞悉消费需求的变化和趋势,道理很简单,做不到这些,企业就得关门。国外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我感觉最深刻的一条是,政府是在企业无能为力的方面给了它们最有力的扶持。
我们做企业时间不长,但我体会只有紧盯着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为社会有所创造和奉献,才能再一步一步地生存下去。
记者:发展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术产业,被各国一致是最近10年来世界范围出现的所谓知识经济的支柱。抢夺发展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已列为重中之重。美国的领先地位将伴随这次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草图的完成而继续得以巩固。在欧洲,自去年以来,英国政府决定要出巨资在英伦三岛建设几个“基因组谷”,法国政府也打算在巴黎附近建设欧洲最大的“基因谷”,这些由国家财力直接参与实施的计划,显然也会给那些具备条件的企业提供施展能力的舞台。这种集中力量做大事的策略,对我国发展基因工程制药产业不无借鉴意义,您对此有何看法?
娄丹:我一直认为,发展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基因工程制药这样高附加值的产业,在我国,其初始阶段只能是粗放型的,因为国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规划,所有致力于此的企业起点不一、实力各异,大家只好“量体裁衣”去有选择地干自己多少有些把握的项目。但是,一旦有产品进入市场后,都发现是在搞同样的产品,这样一来,无规则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我想这大概就是企业非常关注的政府如何作用的问题。
在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时期,高技术产业的形成,一定要有赖于政策的扶植和政府的干预。首先,这是因为各种资源的配置和资本运营的控制权仍集中在政府部门,市场化程度偏低,导致企业所需资源难以互相协调,信息也还不能实现共享,效率大大降低。其次,由于观念不够彻底解放,一些政府部门对高技术产业的战略地位缺乏应有的理解,从而使一系列涉及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很滞后,严重影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竞争力很难提高。事实上,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在形成过程中,差不多都是由政府在各个不同阶段加以支持和推动的,尽管各国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在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市场等方面却大致走过了相同的路。
目前,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尚属起步阶段,真正在市场上崭露头角的产品大都由企业自行开发投产,在已经上市的15种基因工程药物中,绝大部分是属于跟踪外国产品研制的。虽然在国家"863"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的支持与推动下,近10年中我国基因工程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展,可是与欧美诸国相比,差距显而易见。专家们估计,我们的上游科研已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近,而下游技术则相差10年左右。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研发格局,使我们至今尚未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技术体系,对下游技术缺乏总体构思和发展策略,各自为战、自成一体的模式,造成了中试力量薄弱,中下游技术滞后,群体优势无从发挥。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往往力不从心,需要国家在宏观上加以把握,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并且制定出相应的规范和措施。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进入“世贸”以后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面临的挑战会更严峻,这是我们应当及早认识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尽管还不会立刻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市场似乎没有国内国际之间的区别。赢得市场的先决条件就是企业的实力,这其中包括产品是否物廉价美,营销手段是否恰当,服务意识是否合乎消费者所需等。沈阳三生多年来在这些方面的体验很有代表性,您能谈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娄丹:我之所以有一种危机感,中国的实际是最好的说明。眼前我们在市场上的对手是强硬的,无限开放的中国市场,使具有完善技术、雄厚资本和练达的市场营销经验的跨国公司发现了获利机会,有统计证实,迄今全球排名前25位的制药公司中已有20余家通过建立分装厂、合资或设置办事机构等方式在中国展开市场角逐,给新兴的中国基因工程药物市场带来不可低估的竞争压力。
坦率的说,在现阶段我国基因制药产品的市场竞争中,跨国公司的优势已非常明显:以美国为例,自1982年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胰岛素进入市场以来,到1998年,美国已有53种生物技术药品获准上市,在强大的资金投入保证之下,他们的跨国公司拥有了大部分基因工程药物的专利权。在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上,他们的领先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在短时间内赶上的。我们三生公司已经有三种药品上市,今年内还将有一种国家一类新药“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TPO)投入生产,作为眼下国内生产基因工程药品最多的企业,我们始终认为在一个全面开放的中国市场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世界最强的,也是最无情的。同他们较量没有产品的高质量不行,没有产品的销售规模也不行。而要做到这两方面都强,最后还只有靠企业自身实力的增强,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抱幻想的。
发展基因工程制药产业,给人类健康带来希望和保障,是我们一贯的追求。但是,要把产业做起来,关键是有没有市场。市场从何而来,这里就看销售的能力。我们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实质上就是销售的竞争,虽然只是一个方面,但它却决定我们的存亡。前几年,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在销售上采取承包制,结果是越做越萎缩。销售队伍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和开拓市场上,而是争夺既得利益。后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失败的,于是下决心要建立起一个正规的销售网络,为此我们请香港的专业人士来负责培训队伍,效果很快就出来了。我觉得国内企业在销售网络建设方面重视不够,在市场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销售也随之更加需要专业化,这方面跨国公司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否则很可能我们自己把自己打倒。我现在要求企业销售部门一定全力组织市场,三年内要建成中国最大的生物药品销售网络,目前网络建设正在顺利实施。
记者:基因工程制药产业所展示的诱人前景,使这一领域的竞争会变得更为残酷。就在6月底国际人类基因组研究小组发布完成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同时,美国塞莱拉公司也宣布它的成果,这家公司没有满足仅仅靠提供单纯基因信息来获利,而且又在近期表示将展开全面破译人体蛋白质的研究,这显然又一次掀起基因工程制药的新攻势。那么,就研发水平而言,在基因工程领域我们与国外的差距究竟如何?
娄丹:以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为标志的生物技术,被公认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起步稍晚,但进展却较快。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上看,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因而不得不造成上游研究与中下游开发环节的阻隔,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开发者多,好品种少;小规模重复多,创新技术少。我曾经呼吁:国家应当重视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产品的多样化和系列化。我们的总体科研水平受到的限制因素很多,投入不足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则是创新意识不强。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形成的科研与市场的脱节,没有直接应用目的或者说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我们那些人才集中、科研条件很优越的专门研究机构缺乏紧迫感,也没有竞争的观念,做出的成果其检验的第一标准不是形成产业、走向市场,而是层层报奖、著书立说。这样一种近似封闭的循环,不但出不来新东西,反而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体制必须加快改革才行。
正是考虑到基础研究力量不够、科研信息不充分等不利因素,我们才主动设法于几年前在国际生物技术研究较为集中的美国华盛顿特区新兴的高技术“黄金地带”设立了分支机构——生命基因公司,这个完全由选聘的留美生物技术专业博士组成的实验室性质的开发机构,为我们充分利用基因工程上游技术,有目标的进行选择和组织新药物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在国内开发与生产的质量和速度。目前,我们的这个海外研发机构已经在单克隆抗体药物方面获得若干项美国专利,其研究水平基本上与国际先进程度相同步。
记者:推动我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上水平、上规模的重要一环是资金。这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的马丁·科奈教授曾一语中的:“生物技术以产业化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个经济制度:投机资本。”在风险投资体系迟迟未能形成的环境中,中国的企业又该如何面对呢?有许多企业通过“二板”上市拿到资金以求滚动发展,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娄丹:不错,美国的生物技术能够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首先是得益于公私部门和机构对其研究开发的巨额投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技术工程能够得到各种有效利用的形式,比如风险投资、股票上市及与大公司合伙等,以此获得了快速增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本。有人统计,1998年为止,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取得的风险投资已达500亿美元。没有这样的支撑条件,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在创新和专利方面会有那么大的优势。
我的想法是,国家应加强建立面向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机制,加强金融界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结合,在财政、信贷和税利等方面重点扶植一批发展前景较好的民族生物药业,使其尽快壮大步入规模化和国际化的轨道。只有通过规模化进而实现国际化,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缩小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实力。这一进程中的风险怎样分担?怎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和规避我国生物药业在规模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我认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政府能够在财政、信贷、税收方面对一些已经初具产业化规模、发展前景好的生物技术专业化企业给予更大程度的政策倾斜。这实际上也是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在扶植发展本国高技术产业初期的一贯做法。还有一个办法是,在我国还缺乏风险投资经验、又急需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现实条件下,应当考虑对风险投资在员工持股、股票上市方面给出一些优惠政策,以营造国际风险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商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流入,采取国内外资金并举的方式,真正通过资本工具有力促进我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
我们沈阳三生公司的成长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当初作为“解放军生物制药中试基地”时,我根本没有想找投资的问题。后来成立企业要有走向市场的产品,忽然觉得哪里都缺钱,这其实很正常。我们采取的是产品驱动策略,即以开发能为市场接受的新产品为企业经营最高目标,把来之不易的有限资金用好。1997年3月,我们的股份制改造完成,被外经贸部批准为国内基因工程制药领域首家股份制合资企业。这一步迈得扎实,就为我们在后来稳步前进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现在,我们上市的药品在国内企业中是最多的,但跟跨国公司比就显不出太多优势,毕竟我们规模很小。我们面对急速发展的生物制药领域的现状和国内残酷竞争的市场,更严重的是很快要加入WTO,不足和压力使我们常有恐惧感,说实话,稍不努力,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垮掉。因此,在寻找资金方面,我认为国家支持是必要的,但自身水平上不去,实力不强大,没有形成优势,不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最终还是得落伍。
记者:产业界曾一度认为市场规模太小,是制约我国基因工程制药发展的“瓶颈”。而根据我们的了解,基因药物的售价偏高则是影响这一产业上规模的重要原因。不久前,三生公司在同行业中率先打破销售僵局,把干扰素的价格大幅度下调,您认为此举是真正体现企业发展宗旨,即“让老百姓用得起”,那么,以您之见这会给整个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娄丹:生物药品特别是基因工程药物,由于开发周期长、研究费用高、设备投资大等因素,造成其市场销售价格偏高的情况。许多患者因为经济承受不了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是令我们搞药的人非常痛心的。怎么才能改变这个现实?我们经常反问自己。干扰素是我们推向市场的第一个产品,10年前搞成产品时,我就给自己一个定位:“要使干扰素像青霉素一样让老百姓都用得起。”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甚至牺牲一些眼前利益,这样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会被人视为很不明智。但我在企业产品的市场定位上决不含糊。像我们这样的公司,究竟把药卖给谁?毫无疑问,我们根植于中国市场,药当然是卖给广大的中国患者,卖给工薪阶层的病人,我们侧重的不再是外国药品初进中国市场所面向的那只占患者总量1%的对象。但是,药品的定价高低,往往并不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想法,不管以成本定价或市场定价,我认为应该改变的主要因素是能否是更广大的患者得到接受。现在以药养医的情况还很普遍,中间环节要价太多,给高额回扣并不以治疗为目标,而是以某些人发财为目的,这怎么行呢?我们这次大幅度调低价格,实际上是要达到“三赢”的结果,即企业、医院和患者都能从中受益。这个决策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因为我们在营销体制上的弊端太多,长此以往岂能与国际接轨?对企业的这个初衷,随着合理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人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所在。
记得两年前我们在给新上市的EPO定价时,销售人员都不愿定低,我当时认为就应按市场定价,让广大的公费医疗和享受医疗保险的患者都能用的起这个药,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那时我们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不知后果如何。经过一年实践,EPO在全国销售量扩大很多,生产厂都降价,患者用的多了,我们也很快使自己的产品占到了30-40%的市场份额。从这段经历中我树立起一个信心,这种降价法肯定会使企业失去一批老客户,但是也必然赢得一大批更有需求的客户,这样做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我认为,这种面向工薪阶层的价格策略,既有利于患者,同时也因批量大降低了成本,给企业带来发展的激励。一方面我们继续降价,面向更贫困的阶层,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增长了,这样就是整个国家的医疗条件得到改善。对基因工程制药产业来说,是利是害可想而知了。
记者:我国的基因工程制药产业是在几乎没有多少国家投入的条件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全球新科技浪潮的推动下,基因工程及其产业迅速壮大。几乎所有提出未来设想的观点中,都无不对基因工程的前途充满憧憬。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高技术 高情感》这部新著中,对基因工程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更是格外青睐,不管他的预测实现与否,我们都没有理由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妄自菲薄。竞争肯定会日益剧烈,我们从几年前就已经爆发的“基因大战”中,始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我们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制定对策?您从企业家的视野来分析则有什么建议呢?
娄丹:我认为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机会,问题是要加快各方面的工作。就拿这次完成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图谱来说,参与工作的各国已就资源共享、不受专利权限制的提议达成共识,这便意味着只要我们选准目标,从切合中国市场消费实际的项目入手,集中精锐力量,实行政策驱动战略,我们则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更重要的是把相关的产业搞上去。
眼下国内存在的问题无非是大家都明了的这些方面:创新能力不足,重复生产致使低水平市场竞争,研发投入匮乏,没有统一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何在?我认为,政府抓的是宏观,国家要在哪几个基础较好的点上能有突破,实现这些突破所具备的条件由谁来提供?而作为企业,我们则完全根据自身的能力制定发展战略,只要宏观环境(如资源市场化、信贷有优惠鼓励措施等)逐渐好起来,我们就能够把产业做大。其实,现在政府的措施如果换一个思路可能会更见效果。比如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实施,能不能抓住几个生长点,定下明确目标,集中投资,认认真真的做两年,也许就能造就一、两个新产业,并能与国外企业抗衡。
我认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还有:现在国内5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家家都搞生物技术园,这根本就不切合实际,重复建设的结果,使成本大增,谁也承受不了,到头来是欲罢不能。国家应该根据项目开发的特色和潜力进行宏观调控,对产业资源合理配置。再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生物药品的审批制度应当尽快改革,连条件要求最苛刻的美国国家药品食品管理局(FDA),近几年也对生物药品审批条件放宽限制,目的就是把本国产品快速打入市场。我们国内的药检机构政府很少投入,保证不了自身的运转,对企业的服务也就跟不上,药审程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每个企业都渴望政府营造一个促进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企业自身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记者:三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三生公司时,您曾形容自己近50年为医药事业奋斗的生涯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现在可以说,沈阳三生不凡的作为已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你们的成绩甚至得到国际同行的赞许,去年在沈阳参加一个生物技术工业国际研讨会上,我曾亲耳听到一些国际同行对三生公司的客观评价,这也是中国企业悄然崛起的最好证明。多年摸爬滚打下来,您认为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呢?
娄丹:从当时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老百姓服务这样一个最朴素的意识出发,1993年我们“下海”创办了企业,从自己专长的科研项目开始,我们又举一反三,把基因工程制药这块尚待认真开垦的沃土加以耕耘,虽说做得还不那么像样,但我们的企业却看到了前途,干出了信心。我认为,高技术产业不仅是国家未来的支撑,而且实实在在地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我们从事的基因工程制药产业,就是一项提高人们生命、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宏大事业,尽管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滴水,但却能产生应有的作用。
谈到经验,沈阳三生才只有不到10年的历史,我们所经历的甘苦还不能代表中国基因工程制药产业的全部,因此只能说几点教训:第一,搞产业要选准自己的专长,专业化才是立足之本;第二,抓市场是企业发展的依赖,没有市场,再好的产品也无法实现价值和效益;第三,企业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只要对社会和员工负责,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国的基因工程制药产业正方兴未艾,严峻的挑战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把握时机,创造条件,突破束缚,自立图强,这可能是每一个企业都不应偏离的求生之路。
记者:基因的发现,改变了人类许多对自身认识的误区,使人们对生命本质的理解步步深化,也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手段。英国牛津大学动物行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中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人类除了是暂时幸存于世的机器之外,什么也不是,像汽车那样,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前进,大千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是构成我们基因的DNA。基因重组技术的实现,预示了基因工程的发展将前程辉煌。中国是世界基因资源大国,有效地利用和开发我们自己丰富的基因品类将托起一个宏大的产业,您可能更希望这样的一天早日到来。
娄丹:世界基因工程制药产业的突飞猛进,让我们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干这行不能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但市场创新同等重要。三生公司正筹划在国内“二版”市场上市的行动,有了自己可以滚动的资金,我们准备马上着手建立一个单抗药品生产基地,如果这种需求量日益增大的基因药物再不推出,国外产品很快将大举涌入,竞争会是惨烈的。尽管难度很大,制约条件不少,但我们有了这个既定方向和目标,就会一往无前。中国的基因工程制药产业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全球都在大发展的机会,高技术企业的痛苦经历给了我们克服不利因素的“资本”,我们把理想寄予新的世纪初,为这个理想而实践的过程,对我们的永续发展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