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方法之反思——从胡适的逻辑方法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逻辑论文,方法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门学术，都是以作为工具和舟楫的“方法论”为核心的。因此，史学观念要想革新，治史研究的方法首当其冲，特别是对中国逻辑史这个百年发展起来的事物更是如此。纵观中国逻辑思想(包括因明)研究的发展，笔者发现在当前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方法论观念淡薄的问题。虽然中国逻辑学界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法，但在内容上比较单一，不够系统，而且忽视了前人著作中的一些方法。在近代，许多学者对如何进行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学方法，挖掘并充分发扬其治学方法，对于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胡适在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时所用的方法，对近代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方法论对于后人进行相关研究影响深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总结经验才能有所进步。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从学于杜威。胡适曾经阅读过许多梁启超论墨家逻辑的著作，他在给梁启超《墨经校释》作序时说：“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①受梁启超的影响，胡适很重视对墨家逻辑的研究，同时还研究中国古代学说中存在的逻辑思想，1917年写成了他的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逻辑史的专著。在1918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他也对墨家的逻辑和哲学思想进行了阐述。
一、胡适对逻辑的认识
胡适认为，中国在近代历史上，之所以没有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任何重大贡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哲学和逻辑方法的指导，而近代中国的哲学家们却“对自然客体的研究提不出科学的方法”②。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是以哲学和逻辑方法为基础，哲学又是以逻辑方法为基础，逻辑方法的落后导致哲学的发展停滞不前，逻辑方法和哲学的凝滞又导致科学的徘徊不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胡适致力于介绍西方的逻辑论著和逻辑思想，努力发掘我国古代逻辑科学的遗产，目的是为了寻求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方法，从而促成了逻辑方法在中国近代的传播与发展。
胡适在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反思时发现：“我回顾九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不能不深感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制约影响。最重要的事实是在这长期的争论中，哲学家在找寻方法中已发现了提供某种方法或看来是某种方法(而没有论及其细致用法)的轮廓的一篇短文，这就使得哲学家们能对他们所能设想的任何程序作出解释。很明显，程氏兄弟及朱熹给‘格物’一语的解释十分接近归纳方法：即从寻求事物的理开始，旨在借着综合而得最后的启迪。但这是没有对程序作出详细规定的归纳方法。”③就是说，宋明理学家们在《大学》中找到了他们认为可行的逻辑方法：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程氏兄弟和朱熹对此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归纳法了，他们对“格物”的解释虽然是对的，但是他们的逻辑方法却是没有效果的，因为缺乏实验的程序，忽视了心在格物中的积极的、指导的作用，最不幸的是把“物”的意义解释为“事”。基于以上原因，胡适认为中国文人对自然客体的研究不会提出科学的方法，而是仅仅把自己局限于伦理与政治哲学的问题之中。所以，在近代中国哲学的这两个高潮时期也都没有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④
胡适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急需一种适宜的逻辑方法，而有些人则主张，我们所缺乏的逻辑方法似乎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发展的逻辑方法来填补。在胡适看来，这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不大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最有效地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⑤他在这里指出了引进西方逻辑思想时面临的问题：第一，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大国来说，我们如何从心理上去接受一个完全来自国外的文化，而且还是因为我们国家生存的需要被迫去接受它；第二，我们如果把这外来的文化硬生生地替换掉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旧有文化未免可惜，更重要的是新的文化就一定和我们本土的文化和谐共生吗？
其实在中国，这个问题并不仅体现在哲学方法的一方面，而且在文学、艺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胡适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⑥。可是，我们如何能在中国哲学中找到可以有机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呢？胡适认为，儒学已长久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宋明理学的逻辑理论又是与科学的程序和精神不两立的。所以，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并不是说输入大批西方哲学来加以替换，目的是为了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也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换句话说，儒学只是盛行于古代的众多学说中的一派，它不是唯一的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源泉，它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⑦。我们应该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中国哲学中早已被忽略了的非儒家的一些思想，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同时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泰然自若。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选了杜威的一门课：《论理学之宗派》，这是他决定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即《先秦名学史》——笔者注)的根本原因。“当杜威在撰著有关中古教会借重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之时，我不期而然地联想到另外一种大同小异的形式逻辑——一种古印度的演绎法，中文译为‘因明学’。因明学有五个前提［佛经上称为‘五支’］，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则有三个前提［汉译为‘三段’］，二者颇相似。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杜威所说的，‘三段论式’对中古教会的基督教可以大派用场；同样的，‘因明学’对印度佛教也活力无边。双方都是利用这一智慧工具来支持那些没有它支持就要摇摇欲坠的事物、观念和信仰……另一个有关推理和求真理法则的例子便是古中国的墨子关于鬼神的存在和真实性的辩论。在《墨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推理法则。也可说是‘三表法’吧。他用此法则来判断一个理论或信仰的是否可靠。”⑧可见，胡适认为在印度因明和中国《墨子》中都可以找到演绎逻辑的影子，也就是说，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羡慕和崇拜西方逻辑体系时，也能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本土化的中国逻辑推理法则。
作为认识真理的工具，因明与墨家逻辑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一样，都承载着科学精神，是重要的认知工具和方法。正如胡适所说：“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试看《墨辩》所记各种科学的议论，可以想见这种科学的方法应用……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⑨在这里，胡适指出中国哲学的各个流派的思想并不是杂乱无章、毫无逻辑可言的，正像西方哲学深受西方逻辑的制约和影响一样，中国哲学也受到了墨家论辩方法的影响。我们不要只看到他人所拥有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拥有相似的东西。
二、胡适的逻辑史方法论解析
治史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首要的前提是有适宜的方法，有了恰当的方法才能治出好的史来。胡适非常重视方法论，我们可以从他的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中发现，他都是围绕着“方法”进行论述的，他在写《先秦名学史》时也使用了许多方法来架构中国逻辑思想体系，“‘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⑩。
(一)训诂考证的方法
他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时，对于训诂考证的方法作了一番详细的论述，当然，他在治《先秦名学史》时也是遵循这一要求的。
胡适认为，我们治史的首要工作是还原“学说的真面目”。古代书籍中往往有许多错误，比如把不相干的人的学说并入某人的学说，或把假书当做真书，或把古书解错了，遂失原意，诸如此类的错误遮掩了各家学说的真面目。因此，我们在治史的时候，首先要进行史料的审定。如果错把不可靠的史料当做真实的，必定会导致：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胡适认为西方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
我们在审定史料的真伪时应该提出证据来加以检验，这样才能使人信服。未经证实的理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设；只有在证实之后才能算是定论，才是真理。胡适把这种证据分为五种：(1)史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2)文字。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3)文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体，而且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4)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5)旁证。以上所说四种证据，皆可叫做内证，因为这四种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的书里寻出来的，故名为旁证。如果找不到这五种的其中任何一种证据，我们就不该采用(11)。胡适指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2)
哲学史料经过审定之后，还要进行整理。胡适认为无论古今哲学史料，都有整理的必要，尤其古代哲学的书籍，更不能不加整理。他认为整理史料的方法有三种：(1)校勘。古书经过岁月和战火的洗礼，往往有错误、损坏等问题，校勘之学便是补救这些缺点的方法。我们在校书时大概有三种依据：旧刊精校的古本；他书或类书所援引；本书通用的义例。(2)训诂。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义。现在训诂学的要点主要有三个方面：根据古义或用古代的字典，或用古代笺注作根据，或用古书中相同的字句作印证；根据文字假借、声类通转的道理；根据文法的研究。(3)贯通。校勘是书的本子上的整理，训诂是书的字义上的整理。没有校勘，我们定读误书；没有训诂，我们便不能懂得书的真意义。这两层虽极重要，但是作哲学史还须有第三层整理的方法，叫做贯通。贯通便是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其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这也就是系统的研究(13)。胡适认为：“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14)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历史中国人对训诂考证或者重视不够，或者所用的方法和手段过于片面，存在问题，我们今后在史学的研究上要对此加以改正和重视。
胡适从考据学出发，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丢开了神话传说，丢开了唐、虞、夏、商，只在《诗经》中取材，只从西周时讲起，将孔子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起点，这在当时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起到了开一代新风之作用。冯友兰作为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深受震撼：“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15)顾颉刚回忆道：“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然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16)胡适晚年还坚持认为《先秦名学史》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他指出，只有通过训诂学的研究，我们才能摆脱古人主观注疏的成见，而真正能了解古代典籍的原义。
(二)历史分析的方法
胡适也认识到历史分析的方法的必要性，他首先提倡要有历史的观念：“现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他做历史看。”(17)他在《先秦名学史》中说：“介绍一下流行于这个引人注目的哲学丰产时代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的情况是合适的；我认为，它们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的产生也是同样重要的。”(18)
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要求我们将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都不能看作是绝对孤立的，它们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前面必然会有它得以产生的原因，后面也必然会有它得以发生的结果。胡适对历史的方法非常重视，他不仅以历史的方法考察各种学说，关注学说产生的各种原因，如政治、社会、文化、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个人才性等，同时还注重学说的实际效果，用历史的方法梳理各家学说的发展脉络，使其清晰可见，只有这样，才可能将它们的实际价值进行客观的估定。胡适指出，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学说，没有一件不是经过这样演进的，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的。因此，胡适称赞这个方法是最客观、最公道的。
胡适认为历史方法首先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19)具体地说，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直至达到目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出其中的内在的历史联系。胡适将进化论融入于历史，使得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方法成为可能。简单地说，这种方法是指于事物的流变中找寻其历史线索，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如果说用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方法找出的历史线索还是一种外在联系的话，那么，因果观念的引入则使得该线索变成内在的了。按胡适的意思，历史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寻求事物、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任何一种学说制度，总要寻找出它的前因后果，不把它当作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的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社会制度如此，理论学说也是如此。在思想史上，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20)我们只有在把握了某种学说制度的前因后果之后，只有在考察了其源流之后，才能断定该学说制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这就是历史的方法。
(三)“借鉴西史”的方法
胡适熟悉西方哲学，也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如果想在美国做一篇中国哲学方面的文章，而且可以让美国人读懂，他必然要借鉴西方哲学史的方法。
胡适在写《先秦名学史》时说：“在这种工作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任务，当然就是关于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在这一点上，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1)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指明，所用的比较参照的材料是西方哲学。但是用西方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是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这种学说，并以此沾沾自喜。任何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存在丝毫主观的成见。东西方学术思想之间互相印证，互相对照，至多说明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所以遇到大同小异的环境历史背景，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至于不同的学说思想，只是因为当时彼此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要我们有对方没有而暗自高兴，也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对方有而感觉自卑，而大家都有的，谁也没有必要向对方炫耀。所以，借鉴西史的目的是为了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除此之外并无那种穿凿附会、发扬国光的目的。同时，胡适还有更深一层目的，那就是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相反，我们利用和借助于中国哲学中许多忽略掉的学说思想就能重新获得。“更重要的还是我希望因这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能够按照更现代的和更完全的发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导的理论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因而获得现代人所获得的伟大成果……进一步说，我希望这样一种比较的研究，可以使中国避免因不经批判地输入欧洲哲学而带来的许多重大错误——诸如在中国学校里教授形式逻辑的古老教科书或者在信赖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信赖斯宾塞的政治哲学。”(22)
可以看出，胡适运用“借鉴西史”的方法并不是要炫耀自己国家的文化有多么丰富、灿烂，别国有的自己都有，而是认为比较的方法只是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而已。正如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所言，要写出中国的哲学史，古人的东西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因此，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框架和问题意识，并按照这种标准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约略相当”的部分选录出来，使在近现代濒临灭绝的传统哲学重新焕发出生命力，这是胡适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主张以三个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23)。
(四)实验主义方法
胡适的思想受杜威的影响颇深，他也承认他的博士论文受到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恋爱之类，——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24)
胡适认为，杜威注重方法论方面，并自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又可译为“应用主义”或“器用主义”。胡适之所以用“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来称呼这一学说，感觉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主义两个根本的观念是：科学实验的态度、历史的态度。胡适指出：“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25)
胡适指出观察与实验是方法之为科学的主要成分，只有观察仔细，我们才能收集到够丰富、够全面、够可靠的证据；只有实验，我们才能使学说的所有效果得以充分展现，才能使一种学说不仅仅是假说，而成为了具有证实性的真理，故“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26)。胡适将杜威的实验方法简称“五步法”：(一)疑难的境地。一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一个疑问符号。一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界里的疑惑困难。(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些疑难很容易指出，而有些疑难就不容易指定哪一点是疑难的真问题。(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既然认定疑难在什么地方了，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有时候，一个疑难的问题能引起好几个假设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把每种假设一一演出来。如果某种假设比较起来最能解决困难，我们便可采用这种办法。(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27)。
历史的方法又称为“祖孙的方法”。它根植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杜威称之为genetic method，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才将实验主义看作是达尔文进化理论在哲学的延续，是“新实证主义”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拿证据来”的实证精神，更成为一种搜集证据的系统方法(28)。
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其实已经散见于上面的三种方法之中，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这种方法分解为具体的几种方法。
(五)其他方法
胡适在《治学方法》中也曾谈到一些治学方法，其中有一些与上面所讲重复，也有一些以上并没有谈到的，现将其全部概述如下。
胡适认为治学的第一步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开始。治学最重要的工具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得到本国所有的东西，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外国的智识，得到过去所集聚下来的东西，完全要靠这一方面。”(29)其次是基本智识，再次就是设备，比如一些应用的辞典、表册等。第二步就是习惯的养成，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不要懒。第二是不苟且。我们要一个不放过，一句不放过，一点一画不放过。第三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我们要有怀疑精神，要自己去听、去看、去求证。第四就是动手。科学发明要求我们亲自动手去做，这才是做学问的真方法。胡适的治学方法虽然不是专门针对逻辑学方面的，但其中所说的方法对于做逻辑史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他在做《先秦名学史》时也用到了其中的一些方法。
三、胡适方法论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影响
胡适的方法论对于中国逻辑思想(含因明)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直至今日他的方法仍是逻辑学界不容忽视的。
第一，胡适逻辑体系范式的提出，打破了梁启超以来中西逻辑简单比较的方法，用西方的逻辑体系来解析构造中国的逻辑思想体系，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为中国逻辑史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胡适之所以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有重大建树，关键在于哲学方法上的突破。胡适认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这主要是由于胡适既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又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国学功底，就使得他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力图做到“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30)。
胡适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近现代在进行了东西文明的比较之后，学者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的东西方的差异，并不是民族的差异，而是一种时代差异，即古代与近现代的差异，就像是人的儿童时期和成年时期，冯友兰就曾明确地指出：“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和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的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的。”(31)因此，西方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化。要想使中国哲学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芒，就必须与时代接轨，这也必然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依傍。蔡元培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2)因此，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确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框架和问题意识，并按照这种标准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约略相当”的部分选录出来，使在近现代濒临灭绝的传统哲学重新焕发出生命力，这是胡适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33)。
梁启超做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其主要成果为《墨子之论理学》和《墨子学案》之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其他科学”，针对的是墨家学说中的逻辑思想，运用中、印、西比较的方法进行论述，所讲的只是一家学派中的逻辑思想，是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的。而胡适做《先秦名学史》，既然是史，就是一个连续的、不仅是阐释一家学派的逻辑思想的著作，同时为了保持历史的连贯性，就必须有一条主线把这段历史串连起来，就像画画，先要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再画细节，使之丰富起来，我们做史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胡适的治学方法对后来的学者研究中国逻辑史提供了工具，为后来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治史首先要用工具，尤其对当时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的中国逻辑史来说，工具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胡适在对先秦名学史以及其后中国哲学史的考察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严谨的逻辑史方法论。先进行考证训诂，然后历史分析，最后中西比较，这样就能清晰地勾勒出每一学派的学术思想，进而把握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脉络。
但是我们往往关注的只是胡适中西比较的方法，而忽略了考证训诂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尤其是因明研究，对考证训诂的重视程度还可以，但方法比较单一，比较的方法使用也略显简单，不利于因明学说的长远发展，忽视了历史方法的运用，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法，这样才能促进因明的健康快速发展。近代以来，我们在对中国逻辑史进行研究时，通常只是运用比较的工具来对中国逻辑思想进行阐释，而这就容易出现牵强附会现象，从而不同程度地模糊或抹杀了中国逻辑思想的原貌和特色，造成对其逻辑成果评价不当等后果。胡适一生都在强调方法的问题，他一生所写的“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说总数约在百万言以上。晚年回首平生，胡适依然提醒读者注意其著书立说均围绕方法打转。包括因明在内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我们首先要对以前的研究做一个回顾，总结之前的种种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和创新。
第三，崔清田先生提出了《墨辩》研究的一种方法——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这正是对胡适历史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扬。崔清田先生指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倡导者都是生活于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人。因此，要理解一种学术思想，就必须探求孕育并生成这种思想的根据——思想家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需求、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动机。有了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理解受这些因素制约而形成的一种思想的特有性质，也才有可能更为客观地去解释涉及这些思想的文本。”基于以上因素考虑，他提出了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所谓历史分析，就是把墨家辩学置于其得以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对这一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这些因素对墨家提出和建立自家辩学的影响作出具体的分析。所谓文化诠释，就是把墨家辩学视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先秦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的思想、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等，对墨家辩学给出持之有故的说明。”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并运用此种方法于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中，呈现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
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虽然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一股新的治学方法，让人跳出了旧有的研究范式，但其研究方法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
第一，胡适用西方哲学史的体系解析中国哲学史，必然会或多或少带有西方的痕迹。金岳霖就曾经对此批评道：“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34)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也是用西方的结构来解析的，当然也会带有这样的缺点。
第二，胡适在《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已经提出“如无充分的理由，就不承认某一著作，也不引用某一已被认可的著作中的段落”的原则，但在书中谈到孔子时，胡适虽然承认《易传》不可能全部出自孔子之手，但还是在论述孔子逻辑时包括了《易经》的内容，认为它包含孔子逻辑的基本学说，把它作为分析孔子逻辑思想的直接素材。
胡适在中国逻辑史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逻辑史尤其是先秦名学史时无法逾越的一环，而他的影响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逻辑史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方法在至今仍为我们所沿用，想要在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是有必要对胡适的方法进行回顾和反思的，同时对中国当下因明的研究与发展也是有所裨益的。
收稿日期：2013-03-12
注释：
①胡适：《墨经校释后序》，《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八》，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②胡适：《先秦名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③胡适：《先秦名学史》，第5页。
④胡适：《先秦名学史》，第5－6页。
⑤胡适：《先秦名学史》，第6－7页。
⑥胡适：《先秦名学史》，第7页。
⑦胡适：《先秦名学史》，第8页。
⑧《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6－267页。
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⑩《胡适文集》第一册，第265页。
(1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3－16页。
(1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选编：《胡适论哲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1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6－21页。
(14)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5)冯友兰：《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参见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1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140页。
(18)胡适：《先秦名学史》，第13页。
(19)葛懋春：《中国现代史论选》(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6页。
(20)《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0页。
(21)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
(22)胡适：《先秦名学史》，第9页。
(23)《胡适文集》第一册，第376页。
(24)葛懋春、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81页。
(25)胡适：《实验主义》，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33页。
(26)周璇：《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的逻辑方法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6页。
(27)胡适：《实验主义》，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55－59页。
(28)周璇：《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的逻辑方法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6页。
(29)胡适：《治学方法》，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226页。
(3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
(31)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
(3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
(33)周璇：《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的逻辑方法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6页。
(34)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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