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坛新枝 荧屏繁花——电视喜剧小品艺术风格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坛论文,繁花论文,荧屏论文,小品论文,喜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喜剧小品一直活跃在荧屏上。其中，电视喜剧小品（如天津电视台摄制的《哈哈集》中的许多作品）是用纯粹的电视手法拍摄的，可说是电视艺术的正宗产品。实际上，就是那些看起来保持了一种舞台演出环境的喜剧小品，无论从题材选择、结构方法、表演风格还是从传播方式上来看也同样是电视文化的产物。可以说，喜剧小品的生存绝对离不开电视，当然，它也以自己迷人的艺术风采为当今中国电视增添了几分魅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喜剧小品以逐渐成熟而又多样的艺术风格确立了自己的荧屏地位，赢得了观众的心。
一
和早就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术小品、音乐小品、散文小品等相比，作为一种独立艺术表演形式的喜剧小品显然是一位大器晚成的迟到者。几乎是从有戏剧教育以来，戏剧小品一直仅仅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活跃在课堂上、校园里，是根据指定的具体情境由“学生自己创造他感到合意地行动逻辑，并用自己的言语去表现它”的一种表演技巧的训练方式。就是这种小品，在它第一次以喜剧形式对校园进行突围时，选择的方向就是电视艺术。1964年，王扶林、俞炜两位导演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地把一台由十几个喜剧小品组成的《笑的晚会》搬上了十分年轻的中央电视台（原北京电视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不过，这台晚会生不逢时，播出之后就成了绝响。这不奇怪，无论是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当时社会的审美时尚都不会允许这一艺术品种的存在。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五朵金花》等种种讽刺的、歌颂的喜剧都不允许存在的情况下，刚走出校门的喜剧小品也遭到当头棒喝，从此消声匿迹。当然，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电视艺术既不可能得到允许，也没有能力条件来为喜剧小品推波助澜。
喜剧小品真正走出校园，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是在80年代。令人庆幸的是，如果说它第一次出现时道路上荆棘丛生使之步履蹒跚的话，那末这一次它不仅迈上了宽阔的大道（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登上了飞驰的列车——电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70年代还是希罕物的电视迅速普及，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电视拥有量已达2 亿多台，观众达8亿多，中国已跻身于世界电视大国的行列。 为了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适应广大电视观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电视文艺也迎来了自己的大发展。各种文艺栏目如雨后春笋，各种文艺形式竞相亮相。此时的电视艺术界，过去动辄得咎的恐惧已经变为充满创造力的畅笑。喜剧小品就在这个时候如一粒饱满的种子跌进肥沃的土壤，迅速地生根、发芽、开花了。
我们记忆中最早的也印象最深的喜剧小品大概是王景愚的《吃鸡》了。它出现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通过电视这一覆盖而极广的传播媒介，王景愚让亿万人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而喜剧小品《吃鸡》也让亿万观众知道了喜剧演员王景愚。有意思的是，这个小品正是六四年《笑的晚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出现可说是喜剧小品最初尝试的继续，也是喜剧小品正式诞生的开始。和它同时出现在电视晚会上的喜剧小品还有严顺开等人演出的《虎妞、阿Q 逛厂甸》、游本昌等人演出的《洗澡》、岳红等人演出的《卖花生》等，这些作品一和观众见面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以说，喜剧小品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和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重返荧屏的。
在其后几届春节电视晚会上，陈佩斯、朱时茂演出了他们的系列喜剧小品《拍电影》《烤羊肉串》《主角与配角》等等，其他一些小品也各显风采，如《送礼》《产房门前》《孙二娘开店》《芙蓉树下》等等。虽然这些作品还有些幼稚、单纯甚至粗糙，有些还带有明显的教学小品的痕迹，但还是得到了观众非常热情的认同和欢迎。
80年代中期，喜剧小品的创作、演出渐成高潮。86年，天津、西安已分别开展喜剧小品电视大赛，批量推出作品；87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国戏剧小品电视大赛推出了16个获奖作品。其后，演出频繁，大赛迭起，佳作云涌。各种电视晚会、栏目都有喜剧小品加盟。在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喜剧小品很快就从尝试性演出变成了重头戏，发展到后来甚至威胁到了它的喜剧前辈相声的地位。93年晚会小品与相声的比例已成2:1，94年晚会竟然出现小品7个，而相声仅占两席的现象。各省、市电视台的各种晚会和文艺栏目也推出了大量的喜剧小品。在这个数量极大的创作热潮中，一大批作品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受到观众和专家的热烈欢迎，如《芙蓉树下》《烤羊肉串》《主角与配角》《产房门前》《超生游击队》《大米红高梁》《拜年》《英雄母亲的一天》《牛大叔提干》《打扑克》《我想有个家》《相亲》《张三其人》《如此包装》《有事儿您说话》《捡钱包》等。其中许多作品的人物、语言、细节常常成为观众们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艺术作品能使亿万人痴迷到如此地步的现象确实不多见。喜剧小品似乎并未经过多少酝酿、铺垫，就以很快的速度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成了电视文艺一座引人注目的“飞来峰”。
二
十多年来喜剧小品艺术风格变化之迅速，其丰富性与多样化也令人瞠目，真正是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喜剧小品中出现得最早又最多的可能是喜闹剧风格的作品，一段时间里它几乎可说是喜剧小品的主体。这种喜剧小品以滑稽为主要特点，人物性格反差强烈，情节动作极度夸张，语言也特别辛辣刺激，造成十分浓烈的喜剧效果。
陈佩斯、朱时茂的作品是这种风格的一种代表性作品。他们看重的是生活中的有趣现象，既没有什么正面说教，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但是整个作品总是充满机智的喜剧性，让你忍俊不禁，开怀一笑。这两个演员形象反差大，一俊一丑，一智一愚，可是在种种出人意料的错位之中，丑笨的常常战胜聪俊的，巨大的反差和错位制造了数不清的笑料。《吃面条》《拍电影》《烤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职业拳王卫冕战》等等莫不如此。
当然，大量喜闹剧风格的作品是溶进了社会性内容的，其中不少作品具有尖锐的思想锋芒。较早出现在87年全国电视小品赛上的《照相》，说的是一位穿着严谨、面容严肃的干部要求照一张面带笑容的相片。一个比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用一个比一个更绝的招数都无法使他露出一丝微笑。最后，一位智者得知他是处长，灵机一动，恭维他说：“您可以当局长”，顿时，他笑了，笑得特别灿烂，充满了喜剧性，也充满了尖锐的讽刺性。其后的《大米红高梁》《超生游击队》《打扑克》《牛大叔提干》等等，无不焦点对准了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由于摸准了脉搏，搔到了痒处，剧中的包袱一抖一个响，观众反映极其热烈。当《如此包装》的经理在老太太“麻辣鸡丝”的嘲讽下如泄了气的皮球时，当《牛大叔提干》中的牛大叔从桌上的大菜中扯出一串甲鱼蛋并愤然说“我上这儿来学会扯蛋了”时，观众在轰然大笑声中无不感到痛快、解气。他们在笑声中渲泄了情绪，提高了认识，并寄予改善的希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社会批判性很强的喜闹剧风格的作品成了喜剧小品的主流。
与此同时，一批轻喜剧风格的喜剧小品也在荧屏上崭露头角。
这类作品以幽默风趣为特点，其喜剧性来自喜剧性格的刻划，喜剧性细节的展示以及喜剧语言的应用。在全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芙蓉树下》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它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参军，女友前来送行。男的老实腼腆，女的泼辣多情。芙蓉树下，姑娘不断对男友撒娇，一会儿要他回忆当年定情的场面，一会儿要他带上她亲自做的红肚兜，一会儿要他象外国电影中那样亲吻，依依不舍，情意绵绵，难题不断，笑料迭出。引人发笑的动作、语言都有人物性格、感情的内在依据。观众们在笑声中情不自禁地会联想起青春、爱情等美好的事物。94年春节联欢晚会潘长江和黄晓娟演出的《桥》以及其后出现的《过河》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轻松、优美而又带几分抒情的作品对于丰富喜剧小品的风格起了很突出的作用。
当一些人认为喜剧小品只能插科打诨、嘻笑逗闹，既无法表现较深的内容也无法形成较多样风格的时候，一批悲喜剧风格的喜剧小品出现了。这类作品的内容情节稍稍复杂一些，是喜剧，但又融进了悲剧因素，能常常伸进人们的感情世界，心灵世界，以一种浓浓的抒情味在热烈与闹腾当中表现人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美好的追求。这类作品有人物性格，有感情内涵，也有充满生活底蕴的细节。在一阵一阵的笑之中或之后，人们会联想，会感动，会鼻酸耳热。《拜年》是黄宏、宋丹丹演出的一个抗洪救灾题材的小品。当他们互相炫耀地从外到里一件件脱下五颜六色来自天南地北的衣裳时，观众们忍不住开怀大笑。但是，他们饱含感激之情双膝跪地喊出“向全国父老乡亲们拜年”时，观众们又不禁被震撼得潸然泪下。美好的民族情感、人类情感在这里如泉奔涌。赵本山、黄晓娟演出的《我想有个家》把喜剧性揉合在两个平凡而善良的小人物追求美好感情生活的热望中。在观众们充满同情、赞赏的笑声里，两颗心靠近了。最后，伴着“我想有个家”的歌声，观众们用欢畅的笑声给这一对有情人祝福。
这一类风格作品中有一部分人物的性格比较多面，他们常常是被讽刺讪笑的对象，但又常常有令人同情、令人深思的一面。主题立意较为深厚，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象郭达、蔡明演出的《父亲》就是这样。为了怕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红歌星不敢与从故乡农村赶来的父亲相认，腾挪躲闪，胡吹海吹，漏洞百出，引得观众一阵阵哄笑。在这里，红歌星的所作所为当然是被揭露和嘲讽的对象。但是，当老父亲发现自己的突然到来可能损害女儿，因此不惜自称“老乡”，甚至不顾屈辱地哀求众人善待女儿时，红歌星良知苏醒，亲情如潮，一声裂帛般的呼唤“爹——”以及随后的倾诉，使整个气氛陡转。此时，刚才还令人嫌厌的人物又令人充满了同情。大团圆的结局，维持了这个喜剧小品的风格的统一性、完整性，而其中的悲剧因素又强化了作品的感人力量和批判力度。
这种悲喜剧风格的作品以情动人，以情取胜，把喜剧小品从纯粹娱乐性、讽刺性的范围里拉出来了，拉进了无限广阔又无限丰富的百姓生活。喜剧小品与亿万人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有了最深厚的生活基础、感情积淀，也有了最广阔的生存空间。
到90年代前后，一种颇具哲理风格的喜剧小品又出现在荧屏上。这些作品的笔触开始探索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以一种喜剧的外化方式充分展示人的内宇宙，应该说这是喜剧小品内容和风格上的一大突破。这些作品在让观众笑过之后，留下的是联系自身生存状态或文化环境的思考。87年中央台喜剧小品大赛中就曾出现过一个小品，曰《无题》，写一个人在公园长椅上睡觉，不断受到干扰，一会儿是赶车的人问时间，一会儿是约会的人对手表，他干脆写个字条“我不知道时间”，结果一位好心人特意叫醒他，告诉他现在是什么时间。有人说这是对懒汉的批判。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放不开的是这个“无题”，其中似乎包含着更深的寓意，有一种烦恼，一种寂寞，一种无奈。这个小品的寓意应该更深、更有意味，或者说的是人们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哪怕是在极短暂的时间里。92年春节晚会大受欢迎的《张三其人》就更有代表性了。好人张三，忠厚善良，既无害人之意，亦无防人之心，谁知种种巧合总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误解，陷入尴尬。这种躲不开、摆不脱的尴尬引得观众大笑不止，同时也使观众联想到自己的遭际，自己的生活，联想到“命运”。这是一种生存的烦恼，生存的尴尬。一个不到20分钟的小品能浓缩如此深沉的人生感悟，着实令人震动，说它是一个哲理小品似不为过。再如96年春节晚会，北京、上海、西安三台联放的小品《捡钱包》也有很深的文化意蕴。这三个同题小品千万不能分开来演，只有连在一起，对比着看，它的喜剧性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在这三个小品里，情节简单到可以忽略，都是捡钱包，但你看到的早已不是这相同的故事，而是大不相同的文化。观众们笑，已不光是因为剧中人物的喜剧语言和动作。更主要的喜剧因素来自于三个小品所反映的三种文化、习俗、性格的巨大反差。
这种风格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哲理意蕴和文化意蕴为喜剧小品的创作开了新生面，使喜剧小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