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公司要活命?来中国!（论文文献综述）
邹洁[1]（2021）在《从“边地”到“乡土”：艾芜创作的困境与转变（1931-1949）》文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艾芜根据自己的漂泊经历写出传奇浪漫的名篇《南行记》,展现出自然狂野却又自有规则道义的“边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艾芜辗转各地,体会到流亡的无奈与痛苦,特殊的时代背景把他的笔触拉回现实,再现战乱年代的生活百态,因此生成了与“边地”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乡土”世界。本文以艾芜1931-1949年间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梳理从“边地”到“乡土”的转变并探讨艾芜的创作困境。本文主要由三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以身份转变的轨迹为切入角度,说明艾芜成为“左翼新人”是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结果。艾芜身上的移民基因、童年经验与家庭教育促使艾芜形成稳定的身份意识,将自己定位为“读书人”,但家庭破产与时代的动荡又让艾芜走上漂泊路途,成为流浪的知识分子。漂泊归来的艾芜因为经济因素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他也开始正视文学的功利性、主动加入“左联”,成为引人注意的“左翼新人”。第二章解读艾芜笔下作为其精神原乡的“边地”,认为“边地”既迎合了当时左翼文坛的要求,又因为容纳作家自我的、个性的经验而与之形成裂隙。成为左翼青年的艾芜一方面努力探索符合左翼文学规范的创作、在左翼批评家指导下尝试文学实践;另一方面,他的文学写作实践存在难题和困境。这主要归因于艾芜在“左联”中的位置,他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对之既有契合又有疏离。第三章以艾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小说创作为对象,解析作家在文本中建构的“乡土”空间。艾芜在抗战语境中有意调整写作,他尝试走出“个人”转向对个人与时代、与民族国家互动的重视,而建构“乡土”正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为了达到让民众接受的目的,艾芜从乡土风景、乡土日常及乡土的伦理关系三个方面建立区别于“边地”的“乡土”世界。对于“乡土”世界,作家通过描述日常生活和乡土伦理关系,建立起一定的、有效的秩序及规则,同时也有意识地融入斗争和反抗精神。相比较“边地”,“乡土”体现出组织性和整合的力量。虽然艾芜为呼应时代、为摆脱自身创作的定式而不断调整努力,但他始终抱着一颗与底层民众相惜、相通的赤子之心。可以说,关注现实、思考时代,以文学积极介入现实是艾芜创作的基本立足点,也是左翼文学与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的特性所在。
董柏林[2]（2021）在《组织与使命：民国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吴美玲[3]（2020）在《湖北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二战时期日军在亚洲地区推行“慰安妇”制度,迫使40万妇女成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受害妇女就达到20万,是受害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十几个省份大规模建立慰安所,将诱骗、掳掠等手段征来的无辜妇女关入所内供日本官兵发泄兽欲。湖北省因特殊的战略地位,惨遭日军铁蹄践踏长达七年余,湖北也是受日军“慰安妇”制度残害程度较深的省份之一。日军自1938年入侵鄂东后,便在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地建立慰安所;同年10月26至27日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日军在这里建立起武汉兵站,作为战时大后方开始了长达7年多的占领,伴随着的是包括陆、海军100多个慰安所的林立;接着日军逐渐入侵到鄂东北的孝感、黄陂,鄂中的荆州、荆门、宜昌等地,慰安所也紧跟着日军的步伐遍及上述地区;即使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3月,在十堰几乎均为山区的地方仍能看到日军慰安所,令人愕然。据已发现的档案、日本战犯笔供、“慰安妇”口述、相关报纸、少数的文史资料等多方证据推断,日军在湖北省至少建立了295个慰安所,是目前发现慰安所数量最多的省份。也因为湖北特殊的战略地位,武汉三镇成为日军作战的大后方,其他地区又有或短或长的兵站支点,更有几次会战的作战前线,慰安所的分布呈现着稳定性与流动性并存的特点。湖北已经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为成熟的阶段,慰安所自上而下的建立更加熟练与系统,慰安所管理与运营的整体性与全面性也更具备。依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推算出的24000名“慰安妇”保守推断出湖北“慰安妇”至少35000余名,这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武汉籍受害者袁竹林、韩国籍河尚淑、《二十二》电影主人公之一的毛银梅等。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各省中,湖北慰安所数量最多,受害人数最多。万恶的军国主义,男女的不平等,以及集体特殊时期的群体狂热等等都是导致该制度产生与发展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对该湖北慰安所的梳理,使我们了解到该制度在湖北实施的具体规模,从整体上丰富了“慰安妇”制度历史的全貌与区域细节,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不仅如此,湖北一省切实史料的呈现、受害者证词的相印证,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政府至今抵赖、否认该制度实施的真实性。铁证如山。
庄细细[4]（2020）在《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实践方式。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妇女“国民责任”,成为了她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力。同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其初步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妇女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创建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近代中国战乱频发和灾荒饥馑,具有善心的近代妇女积极结成团体从事慈善活动。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意识与社会环境也发生变化,这亦推动了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妇女在妇女解放思潮中觉醒,开展了有别于传统的妇女慈善活动。在慈善观念上,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为“女国民”责任;而在慈善组织上,由妇女个体慈善向妇女团体慈善转变;慈善方式上,从“捐款捐物”走向“筹款筹物”。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高涨使得近代妇女团体的力量得到壮大,这一时期慈善活动开始多样化;在慈善救济理念上,由“养”转变到“教”;在慈善组织上,基督教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发,妇女团体把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慈善活动重心由筹款赈灾转向“民族救亡”。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鼎盛时期,各妇女团体在慈善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妇女团结一致,开展全国性的慈善活动,而这时基督教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也更加活跃。抗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近代妇女团体慈善事业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复员为中心的战后救助,寡弃妇女成了重要救助对象,而举办廉价托儿所成了新的慈善内容。由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演进所知,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赈济灾荒、抗敌后援、慈善教育、儿童保育和戒除烟瘾、法律援助等。透过其慈善活动的内容,亦可窥探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首先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进行探究,发现近代妇女团体更擅长通过娱乐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更加关注儿童保育。其次,引入社会阶层理论对近代开展慈善活动的妇女团体进行研究,发现上层阶级妇女引领近代妇女慈善。最后,分析妇女的生理特质、性格特征与社会角色,指出近代妇女团体逐渐从辅助男性开展慈善活动的配角转变为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逐渐撑起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半边天。同时,通过考察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与特点,亦可看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宣扬了妇女解放思想,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战争中的募捐救济活动还为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一定贡献。当然,受到近代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何佳钦[5]（2020）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寸铁”栏目研究 ——以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报刊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前锋》月刊、《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是中共早期重要理论刊物,三种期刊中共同设置的“寸铁”栏目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和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通过“寸铁”栏目,中共宣传了自身的政治主张,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推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寸铁”栏目自设立后,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宣传:一是分析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宣传国民革命运动,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其中;二是关注工人、学生运动,揭露工人阶级生存状况、揭发隐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工贼,引导学生运动保持正确的行进方向;三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礼教和中外宗教对民众的压迫与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四是批判以中国社会党、国家主义派等为首的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在同反动思想的论战中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寸铁”栏目在登载短文发表时评的过程中,逐渐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一是短小精悍,揭示道理入木三分,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与战斗性,为中共通俗化宣传提供了良好材料;二是旁引博证,用丰富的材料和灵活的笔法,深入浅出地将政治宣传融入进生活,使文章可读、耐读,进一步增进短文的战斗力;三是紧跟时事,结合最新材料及时响应中共政治宣传方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入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报刊中的“寸铁”栏目,对于深化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丰富“寸铁”栏目的文本研究和中共早期期刊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寸铁”栏目集中反映了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政策纲领的宣传,对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驳以及对封建礼教和中外宗教的抨击,总结“寸铁”栏目设置的经验及栏目特色,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将满100年的今天,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时代脉络,更好地应对当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更好地在新时代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郭心钢[6]（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琪[7]（2020）在《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研究（1922-1937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漱溟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最后的儒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梁漱溟以秩序重建为旨归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为近代中国的秩序重建与现代化提出了独特方案。梁漱溟的秩序重建思想——以乡村建设来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思想,作为当时的仁人志士探索解决中国秩序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不仅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长期延续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而且也顺应了近代中国解决秩序问题从乡村入手、先农村后城市的趋势。研究梁漱溟的秩序重建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秩序重建思想做出全面而深入的解读。首先,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产生背景而言,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历史情境”和“生存情境”。“历史情境”主要指的是全面危机的来临与传统秩序的瓦解,具体而言,包括传统政治体制失灵与国家建设缺位、西方经济力量入侵与乡村严重衰败、西方文化冲击与中国文化失调等三个方面。“生存情境”主要指的是梁漱溟作为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及其对秩序问题的重视,具体而言,涉及梁漱溟早期从支持立宪到赞同革命的对秩序重建问题的初步探索、对乡村在秩序重建中重要性的自觉认识和自主实践、对传统秩序及其在秩序重建中的延续性的深刻认识。其次,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言,主要从人性观、理性观、文化观、精英观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就人性观而言,人性本身是善的,人人都具有向善和行善的可能,对这种可能加以引导,使之变为现实,就能够找到解决善恶矛盾的方法,从而使人的行为变得合理,使整个人世生活变得和谐。就理性论而言,理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和思维方式;理性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锻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态与特征。就文化观而言,人类文化有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路向;未来的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改造中国社会、重建中国秩序,需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去创造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就精英观而言,知识精英是理性的承担者,传统社会中士人是理性的承担者,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是理性的承担者;在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具有教化、组织和领导民众的重要责任。再次,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目标与原则而言,主要从目标和原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就目标而言,是为了构建理想社会,而理想社会的实现,一方面要靠进步的生产技术,另一面则需要依赖合理的社会组织;理想社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理想社会的维持依靠的是理性而非武力,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相互调和沟通,理想社会建立的切入点是组建团体组织。就原则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的本土化原则,从乡村入手的地方主义原则,自下而上的秩序拓展原则,组织政治经济协同解决的整体主义原则。又次,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言,主要指向的秩序重建的实现途径,这就是包括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等三个方面在内的乡村建设。组织建设的原则是“从理性求组织、从乡村入手”,组织建设的具体设计是改造“乡约”与组建“乡农学校”。政治建设的原则是“双管齐下”与“分两步走”,政治建设的具体设计是“启发社会力量来稳定大局”,即知识分子要发挥主要作用,通过乡村组织将乡村居民组织起来,进而使国内的各个群体团结起来。经济建设的原则是“从农业引发工业”,经济建设的具体设计是“流通金融、引进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最后,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评价而言,主要从合理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顺应近现代中国从乡村入手重建秩序的要求,重视传统文化因素对秩序重建的作用,强调“自觉”和“组织”在秩序重建中的重要地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追求乡村运动大联合但是无法克服力量散漫的难题,企图独立于政权来改造社会、重建秩序但是依旧依附于政权,号称乡村运动但是乡村并未真正动员起来。
阮鸿璜[8]（2020）在《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佛教典籍的中文译者之中,康僧会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兼西域、中土、南亚三种文化背景。康僧会是三国时人,赤乌十年（247）“杖锡东游”,在建业传播佛教三十三年,一生中以着作、译经等弘法度生,有江南佛教第一人的美称,其翻译作品《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至今流传。《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属于《佛本生》寓言故事集,这两本经书的故事除少数佛传以外,大部分都是讲述佛陀前生修行的故事,其中属于《佛本生》的故事大多数都是从印度民间故事中借鉴并改编的。印度作为世界寓言故事之乡,各宗教常利用民间故事来达到各自的宗教目的,佛教也不列外。通过汉译佛典的传入,佛教化的印度民间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故事从佛典来到民间,为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变成本土化的民间故事,但通过考证可发现其根源在印度。这些故事不仅流传在中国民间,在其他国家及民族中都有流传,有些故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故事类型和母题。本文将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与东亚文化圈诸国,包括中国、越南、日本和朝鲜等国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采用比较故事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故事的演变过程和传播的路线,通过其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流传状分析其亲缘关系及本土化后的改变。这些故事起源于民间,经过宗教改编成为宗教故事,之后又回归民间,随着佛教经典的传播对东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最终成为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东亚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李晨冉[9]（2020）在《斯诺在抗战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政党形象对外传播危机:国内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共苏区全面封锁,采取虚假宣传的手段歪曲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国外对共产党形象的了解也只是通过二手资料来捕风捉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率先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进入“红色中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采访报道,通过新闻报道以及《红星照耀中国》等着作,化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解决了共产党所面临的形象危机,向国内外展示了共产党的真实形象,扭转了舆论局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支持。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研究抗战时期斯诺对于中共形象对外传播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关于斯诺以及政党形象对外传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斯诺对外传播中共形象的动因;第三章通过梳理斯诺进入苏区之前拟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采访提纲,结合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于中共政治领袖、政策、典型群体等的描写来论述抗战时期斯诺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三个维度;第四章从报道内容及报道方式两个角度来探索斯诺对外传播共产党形象的方法,包括讲好“小故事”淡化宣传色彩、解读“异文化”符号客服文化差异、注重传奇性,增添阅读趣味、主动设置议题扭转国外公共舆论等使得外国读者对于共产党形象的理解更加准确,而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吸引了大批外国友人来到苏区报道形成的对外传播合力,使得共产党的真实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第五章论述了斯诺在抗战时期对于中共形象报道的意义,包括历史意义以及现实借鉴,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的政党形象传播提供启示。结语部分总结了斯诺对中共形象对外传播取得成功的原因,而斯诺本身在对外传播中所运用的方法等对于当今我国政党形象的对外传播仍具有借鉴意义。
威子[10]（2019）在《倭害(上、中、下集)》文中提出低沉的《君之代》音乐。残阳滴血般的日章旗。一幅幅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图片如雪片飘飘而落……图片在轻轻的叩击声中被盖上"不许可"印章。一声重击,在日军屠杀的照片上推出片名:倭害。上集1.东京某居民区伊藤家门口晨字幕:20世纪30年代。中学生高桥和松井背着书包来到伊藤家门口。高桥:伊藤!伊藤!松井:伊藤次郎!上学了!伊藤背着书包慌慌张张从家里跑出来,鞠躬:早上好。高桥一拳打过去:臭小子,每次都要老子喊你啊?你小子混大了是不是?伊藤:不是,不是。老是起不来。
二、日本公司要活命?来中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公司要活命?来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从“边地”到“乡土”：艾芜创作的困境与转变（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已有研究综述 |
| 2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3.1 “边地” |
| 3.2 “乡土” |
| 第一章 “左翼新人”的生成及历史语境 |
| 1.1 “流民”的身份 |
| 1.1.1 移民与想象力 |
| 1.1.2 逃离家庭的流浪 |
| 1.2 文学新人的追问 |
| 1.2.1 初入文坛的困惑 |
| 1.2.2 来自左翼文坛的影响 |
| 第二章 发现“边地”:与左翼文学的契合和游离 |
| 2.1 作为化外之地的“边地” |
| 2.1.1 奇崛瑰丽的自然风景 |
| 2.1.2 “非日常”的“常”与“险” |
| 2.1.3 肆意张扬的人情人性 |
| 2.2 与左翼文学潮流的碰撞 |
| 2.2.1 左翼语境下的矛盾冲突 |
| 2.2.2 身份的边缘化 |
| 第三章 建构“乡土”:在抗战中反思与成长 |
| 3.1 现实主义的乡土 |
| 3.1.1 延续的抒情 |
| 3.1.2 落实为日常生活 |
| 3.1.3 建构乡土的伦理图景 |
| 3.2 救亡语境下的调整与应对 |
| 3.2.1 把个体生命融入民族国家 |
| 3.2.2 故事性的加强 |
| 3.2.3 叙述视角的转变 |
| 3.3 不变的赤子之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湖北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慰安妇”制度缘起的研究方面 |
| (二)对受害者本身的调查与关注 |
| (三)对该问题的认识与对日本政府的敦促与批判 |
| (四)日军慰安所的各省分布情况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论文特色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军在湖北的“慰安妇”制度 |
| 第一节 日军“慰安妇”制度与湖北 |
| 一、“慰安妇”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二、日军对湖北的觊觎 |
| 第二节 湖北省日军慰安所简况 |
| 一、鄂东慰安所的初步建立 |
| 二、武汉慰安所的林立 |
| 三、鄂中慰安所的持续发展 |
| 四、鄂东北、鄂西北慰安所的进一步推广 |
| 第三节 类型与管理分析 |
| 一、设置特点分析 |
| 二、管理者分析 |
| 三、建筑、选址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的“慰安妇” |
| 第一节 “慰安妇”的来源与数量分析 |
| 一、来源分析 |
| 二、年龄分析 |
| 三、数量分析 |
| 第二节 “慰安妇”的一生 |
| 一、本是良家女 |
| 二、逼为“慰安妇” |
| 三、余生直悲惨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原因与责任再探究 |
| 第一节 缘何发生 |
| 一、日本的“性” |
| 二、军国主义 |
| 三、群体的病态狂热 |
| 第二节 发掘、演变与对待 |
| 一、制度浮出水面与发展 |
| 二、日本态度反复、无视罪责 |
| 三、亚洲幸存者的索赔、调查员的努力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致谢 |
（4）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兴起、发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公共空间的扩大 |
| 第三节 政治诉求的表达 |
| 第四节 灾荒饥馑的触动 |
| 第五节 战乱频仍的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至民国前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三节 抗日救亡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四节 抗战胜利以后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 |
| 第一节 赈济灾荒 |
| 第二节 抗战后援 |
| 第三节 慈善教育 |
| 第四节 儿童保育 |
| 第五节 其他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擅长欢娱慈善 |
| 第二节 关注儿童保育 |
| 第三节 精英女性的引领 |
| 第四节 从女性特质看其善举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评价 |
| 第一节 践行妇女思想解放 |
| 第二节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 第三节 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 |
| 第四节 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寸铁”栏目研究 ——以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报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及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空间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共期刊中的“寸铁”栏目概述 |
| 一、“寸铁”栏目的设置 |
| (一)《前锋》月刊中的“寸铁”栏目 |
| (二)《向导》周报中的“寸铁”栏目 |
| (三)《中国青年》中的“寸铁”栏目 |
| 二、“寸铁”栏目的作者情况 |
| (一)《前锋》月刊中的“寸铁”栏目 |
| (二)《向导》周报中的“寸铁”栏目 |
| (三)《中国青年》中的“寸铁”栏目 |
| 三、“寸铁”栏目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探索 |
|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 |
| (二)宣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
| (三)宣扬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 第二章 “寸铁”栏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
| 一、宣传国民革命运动 |
| (一)宣传反对帝国主义 |
| (二)宣传反对封建军阀 |
| 二、关注工人、学生运动 |
| (一)教育引导工人阶级 |
| (二)关注学生运动 |
| 三、反对封建礼教和中外宗教 |
| (一)反对封建礼教 |
| (二)反对中外宗教 |
| 四、批判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
| (一)批判中国社会党 |
| (二)反对泰戈尔“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说 |
| (三)反对国家主义派 |
| 第三章 “寸铁”栏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历史局限与当代价值 |
| 一、“寸铁”栏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 |
| (一)短小精悍,集批判性与战斗性于一身 |
| (二)旁征博引,用丰富的材料和灵活的笔法增强战斗力 |
| (三)紧跟时事,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
| 二、寸铁”栏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局限 |
| (一)部分短文内容过于主观 |
| (二)重宣传轻实践引发各界批评 |
| 三、“寸铁”栏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用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以制度保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强后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研究视角 |
| 三、研究区域 |
| 四、资料介绍 |
| 五、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自然和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地质地貌 |
| 第二节 林木、植被和野生动物 |
| 第三节 水系和水文 |
| 第四节 地方社会秩序 |
| 第五节 人口流入 |
| 小结 |
| 第二章 土地的占有、交易和粮产 |
| 第一节 土地占有 |
| 第二节 土地交易 |
| 第三节 粮食产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家副业 |
| 第一节 副业的类型 |
| 第二节 副业在农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雇工 |
| 第一节 雇工的供需机制 |
| 第二节 雇工的收入 |
| 第三节 雇工的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从商” |
| 第一节 农民从商的动因 |
| 第二节 从商者的社会身份 |
| 第三节 从商的时空特征和工作类型 |
| 第四节 “从商”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生计模式、家庭结构与农民理性 |
| 第一节 农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调适 |
| 第二节 农民家庭的分与合 |
| 第三节 “晋西南模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研究（1922-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历史情境”:全面危机的来临与传统秩序的瓦解 |
| 一、传统政治体制失灵与国家建设缺位 |
| 二、西方经济力量入侵与乡村严重衰败 |
| 三、西方文化冲击与中国文化失调 |
| 第二节 “生存情境”: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与对秩序问题的重视 |
| 一、秩序重建思想的初步探索:从立宪到革命 |
| 二、秩序重建思想的自主探索:乡村建设 |
| 三、秩序重建思想参照系的锁定:对传统秩序的认识 |
| 第二章 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性观:秩序重建的人性假定 |
| 一、人性趋善:发展与能动 |
| 二、社会至善:和谐与秩序 |
| 第二节 理性观:秩序重建的理性支撑 |
| 一、人类的特征:理性 |
| 二、中国人理性精神之所在:“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 |
| 第三节 文化观:秩序重建的文化方向 |
| 一、人类文化的路向:“文化三路向说” |
| 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化的复兴 |
| 第四节 精英观:秩序重建的推动主体 |
| 一、理性的承担者:知识分子 |
| 二、知识分子的责任:教化、组织、领导 |
| 第三章 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目标与原则 |
| 第一节 秩序重建的目标:构建理想社会 |
| 一、理想社会的内涵 |
| 二、理想社会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秩序重建的原则 |
| 一、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的本土化原则 |
| 二、从乡村入手的地方主义原则 |
| 三、自下而上的秩序拓展原则 |
| 四、组织政治经济协同解决的整体主义原则 |
| 第四章 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核心内容:乡村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建设 |
| 一、组织建设的原则:“从理性求组织、从乡村入手” |
| 二、组织建设的具体设计:改造“乡约”与组建“乡农学校” |
| 第二节 政治建设 |
| 一、政治建设的原则:“双管齐下”与“分两步走” |
| 二、政治建设的具体设计:“启发社会力量来稳定大局” |
| 第三节 经济建设 |
| 一、经济建设的原则:“从农业引发工业” |
| 二、经济建设的具体设计:“流通金融、引进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 |
| 第五章 关于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合理性 |
| 一、顺应近现代中国从乡村入手重建秩序的要求 |
| 二、重视传统文化因素对秩序重建的作用 |
| 三、强调“自觉”和“组织”在秩序重建中的重要地位 |
| 第二节 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局限性 |
| 一、追求联合却无法克服散漫 |
| 二、高谈社会改造却依附政权 |
| 三、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意义及目的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与目的 |
| 第二节 康僧会个人及其作品研究回顾 |
| 一、康僧会生平事迹研究回顾 |
| 二、康僧会作品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理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东亚文化圈 |
| (二)民间故事及其分类 |
| (三)民间故事AT分类与类型和母题 |
|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理论 |
| 三、本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康僧会生平及其所着的作品 |
| 第一节 康僧会生平考 |
| 一、康僧会少年时期 |
| 二、康僧会在华传教时期 |
| 第二节 康僧会所着的作品 |
| 一、诸经录记载康僧会作品 |
| 二、僧会作品着作时间问题 |
| 第三节 康僧会大乘禅思想及其故事 |
| 一、康僧会大乘禅思想 |
| 二、康僧会在民间流传的故事 |
| 小结 |
| 第二章 《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的文本问题 |
| 第一节 《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的本问题 |
| 一、章节问题 |
| 二、词序倒置问题 |
| 第二节 来源于印度的故事 |
| 一、来源于巴利文《本生经》的故事 |
| 二、来源于印度民间故事 |
| 第三节 康僧会与东亚共同文化价值 |
| 一、运用儒家“仁”、“孝”的价值 |
| 二、康僧会的治国思想 |
| 小结 |
| 第三章 《六度集经》及《旧杂譬喻经》与中国民间故事 |
| 第一节 概说 |
| 第二节 《六度集经》与中国民间故事 |
| 一、《理家本生》与“善用小钱成巨富” |
| 二、《国王本生》与“狸猫换太子” |
| 三、报恩的动物和忘恩的人 |
| 四、心挂在树梢上 |
| 五、“戒言和尤利亚式的信” |
| 六、把乌龟弄到水边淹死 |
| 七、狼和鹤 |
| 第三节 《旧杂譬喻经》与中国民间故事 |
| 一、雁衔龟 |
| 二、寻宝者互相谋害 |
| 三、田螺姑娘的原型 |
| 小结 |
| 第四章 《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与越南民间故事 |
| 第一节 概说 |
| 一、越南民间故事从形成到衰退 |
| 二、越南民间故事主要特征 |
| 三、越南民间故事收集和分类 |
| 四、越南民间故事的来源 |
| 第二节 《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与越南民间故事 |
| 一、《六度集经》与越南民间故事 |
| 二、《旧杂譬喻经》与越南民间故事 |
| 第三节 从《国王本生》到越南民族起源传说故事 |
| 一、越南民族起源的记载 |
| 二、《国王本生》和《百卵的故事》的联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与朝、日民间故事 |
| 第一节 概说 |
| 一、朝鲜半岛 |
| 二、日本 |
| 第二节 《六度集经》与朝、日的民间故事 |
| 一、理家本生故事 |
| 二、活猴肝故事 |
| 三、强中更有强中手 |
| 第三节 《旧杂譬喻经》和朝鲜、日本的民间故事 |
| 一、听懂动物语言的老爷爷 |
| 二、寻宝者相互谋害 |
| 三、飞在天空的乌龟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越语文献 |
| 后记 |
（9）斯诺在抗战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埃德加·斯诺的研究 |
| 1.2.2 关于政党形象对外传播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斯诺抗战时期报道中国共产党“独家新闻”的动因 |
| 2.1 外部因素:国内外缺乏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真实报道 |
| 2.1.1 国内:国民党政府全面封锁下的“扭曲”报道 |
| 2.1.2 国际:“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零”正面报道 |
| 2.2 内部因素:斯诺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素养 |
| 2.2.1 出色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
| 2.2.2 敢于探索真实的“密苏里人”精神 |
| 2.2.3 无党派身份的客观与公正 |
| 2.2.4 对报道中共的新闻价值的判断力 |
| 第三章 斯诺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三个维度 |
| 3.1 领袖维度 |
| 3.1.1 周恩来: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
| 3.1.2 毛泽东:一个天才的局势和政治战略家 |
| 3.1.3 朱德:一个英勇的军事战略家 |
| 3.2 政策维度 |
| 3.2.1 政治纲领:建立“工农政府”,实行民主制度 |
| 3.2.2 经济政策:平均分配土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
| 3.2.3 军事思想:依靠群众,打“游击战” |
| 3.2.4 文化教育政策:创办学校,消除文盲 |
| 3.2.5 对外交往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
| 3.3 群像维度 |
| 3.3.1 农民: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
| 3.3.2 “红小鬼”:坚定的红军后备力量 |
| 3.3.3 红军战士: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斯诺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对外传播的探索 |
| 4.1 运用叙事技巧,满足外国读者的需求 |
| 4.1.1 讲好“小故事”,淡化宣传色彩 |
| 4.1.2 解读“异文化”符号,克服文化差异 |
| 4.1.3 注重传奇性,增添阅读趣味 |
| 4.2 采用不同的报道方式,推动共产党形象对外传播 |
| 4.2.1 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国外受众关注 |
| 4.2.2 媒介联动式报道,形成对外传播合力 |
| 4.3 报道结构多样化,全面立体展示共产党形象 |
| 4.3.1 线性结构模式:连续性的信息组合呈现领袖形象 |
| 4.3.2 收缩型结构模式:全方位呈现共产党政策形象 |
| 4.3.3 网状型结构模式:通过长征的报道呈现共产党群像 |
| 第五章 斯诺在抗战时期对于中共形象对外传播的意义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打破新闻封锁,化解形象危机 |
| 5.1.2 促进对外交往,提高国际地位 |
| 5.1.3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 5.2 现实借鉴 |
| 5.2.1 注重共产党形象的“自我塑造” |
| 5.2.2 激发外媒对政党形象的正面报道 |
| 5.2.3 关注对外传播对象,调整传播内容 |
| 5.2.4 主流媒体创新对外传播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日本公司要活命?来中国!（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边地”到“乡土”：艾芜创作的困境与转变（1931-1949）[D]. 邹洁. 河北大学, 2021(02)
- [2]组织与使命：民国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历史演进研究[D]. 董柏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湖北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D]. 吴美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8)
- [4]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D]. 庄细细.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寸铁”栏目研究 ——以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团报刊为中心[D]. 何佳钦. 湘潭大学, 2020(02)
- [6]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 [7]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研究（1922-1937年）[D]. 王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康僧会汉译佛典故事与东亚文化认同研究[D]. 阮鸿璜.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斯诺在抗战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D]. 李晨冉. 河北大学, 2020(08)
- [10]倭害(上、中、下集)[J]. 威子. 电影文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