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因比的两种中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由于在史学领域内作出的杰出贡献，被西方学术界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他又极为关注现代国际事务的发展变化，并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世界著名的国际事务专家。二战中曾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研究部主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汤因比一生著述颇丰。他的中国观，不仅只是他个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一般看法，更因其在西方学术界的重大影响而更具代表性。因此，对他的中国观作一翻考察和探讨不仅很必要，也很有意义。
纵览汤因比漫长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他一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代表作《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之中。前者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该书中他给中国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文明史盖上一层厚重的灰幕。后一部著作是他学术史上封鼎之作。在书里他将自己的历史思想作了梳理和归纳，所表达的思想应视为他的历史思想和最后代表。正是在此书中他做出了与《历史研究》大相径庭的结论。
本文主要以这两部著作为材料，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作一点分析比较，以期揭示出他不同的中国观，进而对产生这两种中国观的思想基础作一点分析，最后再探讨一下他晚年改变其中国观的认识前提。
一
汤因比的一个代表性的中国观是：中国文明至今早已衰落，处于僵化状态。这种中国观尽裹在《历史研究》之中。
在《历史研究》一书里，汤因比用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广阔的视野对人类6000年文明历程进行了纵横剖析、比较之后，建构了一套历史哲学—一文明兴衰理论。概要地说，文明的生长是人类与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之间“挑战与应战”的一对关系。而对于生存环境挑战的应战能力、也即人类文明兴起的动力源于有创造性的个人或少数集团的行为。因此，文明社会得以健康地发展，“一方面借助于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靠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模仿能力，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对一系列的挑战进行应战。”①如果上述行为减弱或消失，那么承担文明发展动力的发动机也就会衰竭，文明社会将呈现三个征兆：“少数人创造能力衰退，多数人相应地撤消了对少数人的模仿，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团结的瓦解。”②文明社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将此理论对人类6000年文明史中的各种文明范型进行“诊断”之后，汤因比写道：“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其余尚存的十个文明乃是我们自己的西方社会、在近东的东正教社会主体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在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部分、它在日本的分支部分，还有三个停止了发展的玻利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玻利尼亚文明和游牧文明处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它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③
这段总结性地论述包涵了两层思想，第一，除西方文明外，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七个文明不是衰落了就是面临死亡。第二，即使还没有死亡也避免不了被西方文明同化或消灭的结局。
汤因比根据他分析的结论，为中国文明开列了一份验证书。他说：“如果我们转向中国社会的解体，我们可以让为衰落之期起于公元前634年楚晋之间的不幸冲突。”④这里，他断绝地肯定了早在公元前634年中国文明就开始衰落了。同样的说法在其著作中多次反复论及。如“古代中国……其显著衰亡之期比罗马帝国约早二个世纪。”⑤关于中国文明衰落的表征，汤因比用他衰落理论从多重角度进行阐释。如他认为历史上文明社会大凡出现大一统的社会现象，该文明就步入衰亡的行列了，其原因正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的行为而滥施权力的结果。照此标准，他认为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全国，是“古代中国混乱时代的起讫日”⑥。这里的“混乱”是衰落的特定现象。这种逻辑使他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它的衰落的开始发生在公元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的唐帝国崩溃的时候，其后就出现了正常的解体过程。”⑦有关中国文明衰落的表现及特征，汤因比还有多种论点，如“二拍半”节奏，“僵化”现象等等，虽然对特定现象解释不同，但结论都一样，中国文明早已越过了它辉煌的历程而进入了漫长的解体过程，虽未彻底瓦解，却处于僵化冥眠之中。
那么，处于僵化状态的社会，其前途，命运又何在？汤因比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也折射出他的中国观。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他认为还存活的七个文明中，除爱斯基摩文明外，皆西方化了。对此命题他在《历史研究》中举例了大量史事加以验证。如印度现代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他甚至从倡导民族独立运动的印度人民的伟大先哲圣雄甘地的奋斗经历中，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他说“甘地的一生……促进了这个无处不在的西化过程。”⑧类似的遭际无论在土耳其，还是世界其它地方，都无不自觉地或被迫地卷入西方社会的汹涌浪潮之中。这连苏联也不能例外，他认为“斯大林正把一个古老的俄国变成美国，换句话说这是后来的再一次西化的尝试。”⑨如此这般，终使西方社会扩展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是现时唯一具备生命力的社会。那么，在《历史研究》中命名为远东文明主体的中国文明，作为一个被他诊断为衰落文明的社会，也自然摆脱不了其它衰落文明的命运。上述内容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汤因比的中国观。
二
汤因比中国文明所持的态度，有深刻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背景。他出生于1889年，正置大英帝国如日中天时期，维多利亚时代太平盛世给他幼小的心灵注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加之所受良好的教育和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西方文化深厚的亲切感不能不影响地考察历史的视角（尽管他早已在努力排除这一干挠）。《历史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西方社会乃是人类文明唯一存活的、且有生命力的社会，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不自觉的反映。为此，他针对德国学者施本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论证的：西方文化也如其他已经没落的七种文化一样，正处于没落阶段的观点，以自己的历史哲学为依据进行了反驳。他说，置文明于衰落状况的两大因素，即“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还尚未在西方文明的机体中发展起来，恰好相反，现实状况“对于西方文明的子女来说，这正是对我们的鼓励之音，……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身上暗暗地燃烧。”⑩
不仅如此，汤因比西方文明优越论还体现在他对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里所起的作用上。他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有许多优势，第一，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之后，西方文明是没有显示解体征兆的唯一代表，还处于生长阶段。第二，西方社会的扩张已将世界囊括在它的范围之内。第三，遍及全球的西方社会已把人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因此他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坚信，西方社会杰出的代表现在乃至将来都会担当起拯救人类命运的使命。那么，在他眼里西方社会杰出的代表是谁呢？《历史研究》推举出了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11)在他看来，当今美国正是充满活力的西方社会中的姣姣者，它理所当然地是人类进入下一个世纪的牵头者。除此之外，苏联的力量也不能忽略，他说：“有朝一日俄罗斯是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大社会里来扮演这种创造性的角色。”(12)西方文明优越论是汤因比中国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三
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从第一卷到第十卷的出版，历二十余年（1934～1953年）(13)，书中表露出的中国观是该时期思想的反映。当我们翻阅他1973年完成的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时，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作了许多新诠释，较《历史研究》有显著的变化。该书体现出他晚年新的中国观。
汤因比晚年新的中国观，主要体现于他对中国在现代世界文明中所肩负起来的使命的展望上。在《人与土地母亲》一书中他写道：“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悬花一现……未来是难以预见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州转移到东亚。”(1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所指的东亚，其核心应视为中国文明(15)。类似论断，在书中往往是作为中心思想提出来的。如在终结该书时，他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了下面一段话：中国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对中国在未来所要发挥的作用人们正“拭目以待。”(16)
概要地说，《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表达的新中国观，包含着下面三个内容：第一，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作了全景审视，尤其将它与世界其余文明作了分析比较之后，对中国文明史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新的判断。第二，对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行为表示出极大的疑惑和忧虑。第三，以前二点作参照，他认为中国文明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启示。关于这三个方面在后两节中再着重论述。
事实上，由《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国观的转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58年初，汤因比在波士顿对记者谈话时，就针对西方流行的“白种人优越论”提出异义，说这是暂时现象，不久的将来，复兴的中国必会以一个强国崛起。但新崛起的中国能否担当起今日美苏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不清楚的。直到1966年在他的新著《现代面临挑战》中，也说只有美苏建立世界政府的努力失败后，才可能轮到中国。他是将中国作为美苏的后选国看待的。三年之后，汤因比的观念有了很大突破。根据当时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各种力量的变化，他指出，迟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最早在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将成为担当起领导世界潮流的真实力量。进入七十年代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1972年他出版了自己亲自编订的《图说：历史研究》，他在该书中写道：“如果要使被西方所动荡的人类生活再度安宁……那么，这种变化的创始者必须在西欧之外的世界去寻求。可以想象它可能在中国出现。”(17)
上述内容充分地展现了汤因比中国观转变的思想轨迹。只是每一次对旧观念的突破，就对中国文明寄托的希望越多，表述也更清晰明确。
四
汤因比在晚年之所以改变了自己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强烈的关心和深深的忧虑。主要表现为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切痛思；由此而将探索的目光专注于远东社会—一主要是中国古代文明身上，再对其深厚的文明史内涵作一翻评估之后从中产生的领悟。
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汤因比用他独有的巨笔对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作了一番全景描绘后，凝炼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即文明的生物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是从地球上的物质存在中作为生命现象的一环而诞生的。在地球这个特定的资源环境里人的活动受其生物圈的束缚。但是人又是一种特殊生物，他具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精神活动的能力。一方面他适应自然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又努力发挥其精神活动的创造功能去发明一系列技术千方百计地突破环境的束缚，创造出自己的文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就是上述物质与精神的交作运行的结果。
但是，汤因比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发现：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伴随着一股可怕的音符，即人类往往过份夸大了精神属性的一面而忽略了自己也是地球生物圈一环的自然属性；精神和自然属性的严重分裂导致人类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毫无节度的开发，于是带来了今天普遍出现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股自古代就漾起的不祥足音到了今天已积蓄成一股难于遏止的恶浪，正在吞噬着我们文明本身。他说，“到了1972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18)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有毒垃圾污染着饮用水源，工业造成臭氧屋的破环使海洋面增高，大块桑田将变成沧海。“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物圈已处于濒临覆灭和破坏的危险之中，或者它已基本上被它自身创造物和居民—一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19)
人类已面临存亡关头，但人类为何又不能终止自己的劣行呢？这一问题引起了他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原因在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对技术力量的迷信与盲目崇拜。对这一思考的回答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西方社会不能解救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因为近200年的历史表明，对技术的盲崇及滥施恰好正是我们曾饮誉而自豪的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么，拯救人类未来命运的新观念在哪里呢？
另外，从《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还应该看到，文明生物圈理论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社会安全与和平这一生存要素。换句话说，战争也是“社会生态”的破坏者，他列举史实说：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地灾难和浩劫。”(20)不可遏止的战争将是人类集体自杀之路。他更进一步的指出，战争的破坏作用使生物圈的修复更加困难。在他的书中有这么一种逻辑，生物圈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和平环境的建立；一个安定而统一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心理，方能协调一致地去维护生物圈的平衡。战争和追求战争的社会组织和心理是不能蕴酿出安定的社会，因此就无法形成一种保护生物圈的社会共识。汤因比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解救人类生存困境的新思路：“只有世界统一才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21)
谁最有资格担负起统一世界的使命！汤因比考察了近代以来西方化的世界各国，他发现一个难于改变的事实：这些国家都遵循着一种政治哲学，即以地区主权民族国家为理想的政治单位。几百年的历史表明：“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色彩如何，都是制造战争的工具。”(22)这是当今世界的悲哀。更不幸的是，寻求地区性主权国家的准则恰是西方社会近代的产物，并且一直是西方人奉若神灵的政治理想。由此看来，西方社会既缺乏天下一统的社会心理也无这样的历史实际。不足以承担起拯救人类的使命，自然，西方社会的两个杰出代表美国和苏联也不例外，那么，具备统一社会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实际的文明主体在哪里呢？
五
汤因比以“人类与大地母亲”为主师，对西方社会所作的分析，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一个思想：要避免象西方社会因技术的滥施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就必须培育起能使精神与自然相协调的人文精神；要消除战争就需要一种制约战争的政治哲学。于是，他带着忧心忡忡的心情撞入中国久远的文明史，在不尽的思索中看见了曙光。中国文明独特的性质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两难症结。
他认为道家学说倡导的“天人”和谐一体的哲学是目前挽救生物圈的可以信赖的精神思想。他说：“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哲学……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二十世纪人类状况有关”。(23)他所指的中国哲学，就是以老子、庄周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他认为道家思想的精神要义有两点对今天特别有意义，那就是鼓励人们的行为要与自然和谐统一(24)；道家明确指控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步直接损害人与自然应建立起的平衡关系。(25)当然汤因比并非称道道家倡导的返归原始、一概反对社会进步的保守政治观。而主要着意在将蛰伏于道家哲学中的那种精神潜能—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一内在理念升华为人类普遍的行为道德准则。它的精神本质对于今天西方社会宣扬的精神与自然严重裂变的思想，更有利于使人的行为在生物圈内自行节控，它对于改变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灾难无疑有深刻而积极的启示。基于这种认训，他才将解决本世纪人类面临的危机和下一个世纪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产生上述深邃思想并且今天还活跃着的中国身上。
同样地汤因比认为，古代中国有一种寻求天下统一的“博天精神之道”，它也是我们医治人类面临的困境的一条途径。它就是孔子哲学和墨子的道德观念。他认为大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中国文明从古到今的一大特征。维系这一局面的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和以它为理想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转而被想象为一种超人的或非人格的精神或法律。”(26)它确立了人们普天之下人心一致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影响之巨大深远至今仍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原则。他又说，墨子学说尽管未能取得官方学说的地位，但他宣扬的“兼爱”思想却培养起一种中国人的道德：“仁者都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它“激励所有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的职责……”。(27)汤因比极为欣赏儒家天下一家的政治哲学观，赞美墨子爱护关心人类的伦理道德。两者结合一体政治哲学，(28)与西方力陈的那种以地区性民族主权为政治理想的政治哲学有天壤之别；后者“只能促进充满活力的裂变，但不能实现安定和统一。”(29)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对中国文明寄予莫大的希望，认为具备了上述政治哲学和伦理的中国文明，是消除人类战争、维护地区性和平，重建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平衡的最佳道路。
汤因比还认为，中国不仅在理念上为人类奉献了上述普遍的道德观，而且它的历史进程也表现出超常的天下大一统的连贯性。他说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分享中国文明这样数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中国文明的三个阶段都没能终断这种连续性。他说：“东方的商文明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象苏美尔与前身美索不达里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30)在汤因比眼里，周朝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文化政治，中国完成真正统一起自秦始皇的秦朝。但他同样确信，政治上的统一根本上乃是文化的统一。因而他认为，“公元前221年中国在文化上也是一个统一体”。(31)他同样地也肯定在近5000年的文明史上，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也多次被分裂所破坏，但他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的得到修正”。(32)中国文明确保统一的三和状况最终使他断言，公元前221年中国政治统一被证明是永恒的。中国文明史这种罕见的特征，使他将建立世界性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明身上。
汤因比正是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寻找到了他的历史哲学的真正内涵，也正是基于上述分析他才树立起自己新的中国观，对此，他说：“依照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世界实现统一之日。……我所预见的这种和平统一，是以特定区域和文化为轴心达成的结晶，我预感到这个轴心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在东亚。”因为“现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33)。
总而言之，汤因比的新中国观，是他对人类6000年文明史的一种沉思，是对中国文明史的一种认识，更是对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命运的一种展望。这种新中国观使他深信不疑，下个世纪人类命运的新气象将升腾于东方—一中国。
注释：
①参见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3-291页。
②《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③《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④《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9页。
⑤《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1页。
⑥《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9页。
⑦《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1页。
⑨同⑧第258页。
⑩《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11)参见《历史研究》下册，第391-404页。
(12)同⑧第302页。
(13)《历史研究》第一至第三卷于1934年出版，二战后至1953年出版了第4至第十卷，1961年第十一至十二卷出版，全书毕。后两卷主要是汤因比回答人们对《历史研究》一书的问题的答复。中文版是根据美国学者索麦维尔为汤因比原著所作的节本翻译的。分上册（即原著第一至第三卷的节录本），中册（即原第四至第六卷的节录本）和下册（即原著第七至第十卷的节录本）。中译本未译第十一至十二卷。
(14)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15)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归纳出人类文明有21个类型，其中包括中国文明。同时他又指出，远东文明是中国文明的外延部分，它包括日本文明，朝鲜文明。它们是中国文明的子体文明。故远东文明的主体（母体）是中国文明。这一概念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继续沿用，补充了越南文明。只是有时将日本、朝鲜、越南三部分表述为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
(16)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4页。
(17)汤因比著《图说·历史研究》转引自日文本、日本学习研究社1975年版，第523页。
(18)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0页。
(19)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20)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3页。
(21)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第294页。
(22)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2页。
(23)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24)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25)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26)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27)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276页。
(28)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3页。
(29)《图说·历史研究》第322页。
(30)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32)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33)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第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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