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走出去”：译介、精细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出去论文,中国论文,精细论文,图书论文,译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3)12-0211-05
[修改日期]2013-10-10
在2013年全国高端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协作座谈会上，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指出：“尽管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交往越来越频繁，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产品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大量存在，中国的声音、意图也常被误读、误判。我们需要花更大力气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这就需要翻译，特别是‘中译外’发挥作用。”[1]尽管人类已进入多媒体时代，但是图书作为“最传统、最广泛、最普遍的文化载体和沟通桥梁”，它“可以让各国读者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日渐成为中国回应世界关切的有效媒介”[2]。而图书对外传播受阻，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受阻。它关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在全球语境下我国是否拥有话语权以及拥有的多寡；关乎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关乎我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的兴旺发达……概而言之，它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实现！鉴于此，笔者从译介、精细与传播三个视角，就“中译外”赢得受众、促进中国图书“走出去”作如下探讨。
一、译介：从三个案例谈起
每一项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生产、营销都有其质的规定性，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而图书作为文化产品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的“走出去”，从微观说来需要经历版权输出、语种翻译、外文出版、国外受众认可(文化取向、审美心理)等诸多环节，从宏观说来又涉及国家与国家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因此，它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的特征。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图书在内的我国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存在惊人的逆差，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已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与举措，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献计献策，使这种逆差现象有所缓解，但仍不尽如人意。基于此，笔者撷取下述三个案例试作分析，旨在对我国图书“走出去”有所启迪与教益。
案例1：鲁迅传播在英国的学术圈里得到普及，并由学术殿堂走向民间。据报载：近年来，鲁迅及其作品在英国的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速。其显著标志是：2009年，由本世纪英国高水平的英语母语工作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又译作朱丽叶·洛维尔)将鲁迅的全部小说作了重新译介，命名为《阿Q正传及其他故事：鲁迅小说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xun)，并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成为“企鹅经典文库”中国作家的重要作品。蓝诗玲译本的重要贡献在于：她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智慧与才华，形成了当代风格，从而获得了英国境内汉学研究领域的高度赞赏与评价。无独有偶，鲁迅研究同样受到英国学术界的青睐，剑桥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苏文瑜博士(Dr.Susan Daruvala)所带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即《鲁迅与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不仅如此，在类似于剑桥、牛津这样的十余所著名的英国学府课堂上，只要涉及“五四”时期，无不把鲁迅及他的作品作为蓝本，作为参考阅读的重要内容[3]。鲁迅的传播不仅出现在书店，还出现在大英博物馆、网络和其他媒体上。由此可见，鲁迅的传播已走出了书斋、走出了学府，正走向“寻常百姓家”。
案例2：《马燕日记》在法国巴黎出版，被Elle杂志评价为“全世界的畅销书”。一个生活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宁夏西海固的14岁小女孩，把自己的读书、生活经历以及所见、所思、所盼写进了日记里，包括：馒头蒸好了，母亲喊父亲进屋用餐，而她只吃了一小碗剩饭，要求再吃一个小馒头母亲却不肯；忍饥挨饿积攒下两个学期的零花钱买了一支钢笔，却突然不见了，“我的心都碎了”，“为了这支钢笔，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并且，她一再责备自己“真没用”，“连女中都没有考上”[4]。这就是《马燕日记》的两个细节。2001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驻京记者彼埃尔·阿斯基去了西海固，获得了三本日记和一封信，并为女孩真实记录贫困生活的文字所感动。随后，阿斯基撰写了两个整版篇幅的长篇通讯，以《我要上学》为题目，发表在他所供职的《解放报》上。文章讲述了他的偶遇经历、所见所感，而“更多的则是向读者介绍马燕贫困的家庭、她对受教育的渴望、她母亲的无私付出”[4]。这篇通讯经过发行量超过20万份的法国第三大报纸《解放报》刊发后，具有25年历史的拉姆赛出版社反应迅速，通过越洋电话联系表示愿意出版这部日记。经过阿斯基的翻译，《马燕日记》于次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并迅速登上全法畅销书榜第一名，销量超过20万册。其后，荷兰版、西班牙版、英国版、美国版相继问世，不同的文版已经超过20个。就是这样一个中国故事，何以能感动西方世界？有学者通过认真梳理《马燕日记》的书评之后发现，“除了西方读者对中国西北不发达地区生活贫困程度的震惊，以及由此产生的同情外，更多的是被书中主人公积极向上的力量、顽强的奋斗精神所感动。”[4]所以，法国《人道报》评论说：“应该给所有不喜欢上学的孩子读这本书”。[4]
案例3：为了缓解中国文学走出去逆差，国家启动“当代文学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据报载：由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作协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于9月2日在京启动。大赛呈现的鲜明特点在于：(1)选取文学精粹为参赛文本。组委会精心选取30篇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几乎囊括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家队伍中的顶级作家，如王蒙、莫言、阿来、毕飞宇、迟子建、方方、贾平凹等。(2)语种比较齐全。参赛者可自行选择其中的一篇，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或阿拉伯文中的任何一种文字。(3)激励人才脱颖而出。通过大赛，发现新人新秀，在翻译领域造就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队伍。(4)海外出版机构踊跃参与。大赛活动不仅由“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中国译协、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共同承办，且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企鹅图书有限公司、法国阿歇特图书集团、西班牙大众出版社、俄罗斯东方文学出版社和埃中文化交流协会协办”[5]。无疑，这些协办单位将为译作的出版发行、赢得不同语种的受众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上述三个案例，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在英国的翻译、研究与传播，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魅力；《马燕日记》，经由阿斯基刊发通讯、翻译出版，令西方世界被中国贫困地区少年的求知若渴、求学之梦所感动；而“首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翻译大赛”的启动，正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6]的重要举措。那么，就图书出版“走出去”而言，这些案例又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二、精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推进器
所谓精细，即精密细致，不忽略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应该说，三个案例均以精细见长：
案例1鲁迅在英国的传播，其精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鲁迅的小说命名之精细。《阿Q正传及其他故事：鲁迅小说全集》。此书完整地翻译并收录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的全部作品。而之所以在“全集”之前冠以“阿Q正传及其他故事”，且“阿Q正传”前置，不仅是因为鲁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在英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受众基础，可以收到“先声夺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传播效果，更在于这一艺术形象在世界文学殿堂中的不可多得。无论是作品的宏大叙事性、细节的真实性，还是意蕴的寓言性，都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因此，将“阿Q正传”前置，独具匠心地使之产生了引领意义。二是出版者与译者选择之精细。出版者是真正针对英美大众广泛读者群体的英国文学权威出版社“企鹅”；译者蓝诗玲，曾“翻译了张爱玲等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并且她的“译本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即这是一个由英国本土高级知识分子以地道的英式英语译鲁迅的当代高质量译本”[3]。可以说，重译鲁迅小说，最初无论是蓝诗玲选择了企鹅出版社，还是企鹅出版社选择了蓝诗玲，抑或二者一拍即合，由于选择之精细，加之译者翻译之精细，全译本出版后，获得了英国本土汉学研究领域诸多同仁的高度评价。三是对鲁迅研究之精细。鲁迅不仅是文学家、翻译家，还是革命家、思想家，他在文学上的卓越贡献，特别是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之成为“20世纪中国的民族文本”。因此，在英国的高校里，阅读或研究中国的“五四”时期，鲁迅及其作品成为参考阅读的重要内容：“文学课着重分析鲁迅的写作和风格；历史课和社会学课把鲁迅的小说当作历史文献资料读，因为鲁迅的现实主义写法，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面貌；哲学课读鲁迅，试图探讨出鲁迅那一代人承上启下的哲学思考；语言课学鲁迅，着重看鲁迅的语言文字及研究白话文——现代汉语的开端。”[3]所有这些，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鲁迅不同体裁的艺术风格、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所揭示的社会生活本质、鲁迅的哲学思维与思考、鲁迅对白话文的娴熟驾驭力，已经全部纳入了英国“新汉学”研究者的视野。
同样，案例2《马燕日记》的出版问世，集中体现在法国记者彼埃尔·阿斯基的独具慧眼、肯于发现、善于发现的细致入微上。他赴宁夏西海固，是一次“偶然的经历”，在这次偶然的经历中有了“偶然的发现”：三本日记和一封信。并且，他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日记对于世界上那些生活在优越、富裕家庭环境下的孩子的激励感召作用。于是，他不仅撰写了长篇通讯、翻译了日记，而且还组织读者发起成立“阿斯基—马燕基金会”，接受来自西方读者的慈善捐助。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改变了马燕的命运，也使更多的像马燕这样的宁夏失学孩子重新回到学校。所谓偶然，其实存在着必然，这种必然，就是阿斯基的精细，这种精细已经融入他的职业敏感度和对日记感召、激励价值的发现与思考之中。
案例3所启动的当代文学作品国际翻译大赛，其精细运作至少体现在：一是活动定位精准。通过大赛集结世界翻译力量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即“使更多优秀的中外翻译人才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投身到对外介绍中国的事业中，以高质量的译作，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5]。二是参赛原文选择精品。选择我国当代文学界的中坚力量、顶级作家的短篇名作为翻译文本，作品呈现两大特点——“文学水平、国际品相”[5]，以此彰显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阵容和作品的艺术魅力。三是活动策划细致周到。以短篇小说这种体裁作为参赛文本，且是中国名家的力作，尽管翻译难度大，但五种语言的全球覆盖面广阔，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贡献度；为使更多的优秀翻译人才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和本次大赛，“中国翻译协会计划通过其国际翻译家联盟以及大赛涉及五种语言所在的翻译协会、翻译公司开展‘相当力度的推广'”[5]；不仅获奖作品将由国内外知名出版机构出版，而且把大赛涌现的翻译新秀纳入“翻译人才库”，所有获奖者均可申请成为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如此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大赛的译作必将成为翻译精品，收到预期效果。
如果说细节决定成败，那么，精细就是保护细节不败的法宝。英国翻译家蓝诗玲、企鹅出版社以及英国高等学府科研之精细，推动了鲁迅及其作品的传播掀起新的热潮；法国记者阿斯基的精细，不仅救助了以马燕为代表的一批失学儿童，而且，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增强了中华儿女积极向上、顽强奋斗精神乃至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首个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活动主办方的策划、定位、组织之精细，已经令人瞩目，在业界产生较大反响。可见，精细播撒下希望，精细孕育着收获，精细是解开困惑的钥匙，精细也是走向成功的阶梯。
唯有精细，才能助力中国图书“走出去”！精细，应成为包括中国图书在内的所有文化产品对外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所践行的策略。
三、传播：须求真务实，以细节制胜
求真务实，是包括翻译工作者在内的所有推进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出版人应有的工作态度，应具备的工作理念，应焕发的那么一种精神；而细节制胜，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着眼点，也是当下运行的最佳路径，以及通过这一路径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那么，就图书“走出去”而言，怎样以求真务实的精神追求细节制胜？
1.多渠道展开调研，为“走出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奠定良好基础
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争、军事是这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版权输出、文化传播也概莫能外。中国图书走出去逆差严重的现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我们对输出对象、对译入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了解得不够、不深入[7]，没有找到其需求的契合点直接相关，应该说，这是制约我国图书“走出去”的瓶颈之一。而依据语种的不同，对图书输入国家展开调研，是突破这一瓶颈的理想选择，以此洞察、把握需求与输出的最佳契合点。那么，如何调研？由各出版集团纷纷派遣版权贸易人员专程奔赴海外，倘若如此，犹如大海捞针，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扩大开放，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兴盛，国人的足迹已遍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身临其境，是我们获取图书需求的重要信息源。具体说来，各出版集团的版贸部门应着眼于：我驻外机构、驻外媒体、孔子学院、援外施工单位；国外出版界、翻译界、高等院校、汉学研究机构的同行以及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留学生、赴海外观光旅游者，等等。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庞大的、值得信赖的文化交流队伍，要广视角、多渠道地从他们中间开展调研、采集信息，同时，从中发现、培养文化交流的使者。如此，只要我们深入、扎实、耐心、细致并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一定会源源不断地获取图书需求亮点，笔者对此坚信不疑。有了“走出去”的针对性，实效性自然也就蕴涵其中了。
2.根据不同国度的受众需求，创意策划，“量身定做”
通过调研、信息反馈和文化使者的穿针引线、友好往来，在把握信息、锁定目标受众的基础上，须依据不同国度、不同语种以及该国度的受众对中国的熟悉程度、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接受程度，进行创意策划、“量身定做”。所谓创意策划，是聚焦源远流长、繁荣发展的中国文学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以极大地满足输入国受众需求为尺度，通过精心设计，使图书消除文化障碍，符合输入国度受众的接受美学与求知心理。并且，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若有意外收获、意外惊喜则更佳。所谓“量身定做”，较之创意策划的图书更直接、更具体，它是在创意策划的基础上针对特定国度、特定地区的受众群体的“按需出版”，往往采取合作出版的形式。例如：2011年，浙江联合出版集团的“走进非洲”项目之一——《非洲常见病系列》推出了坦桑尼亚版和肯尼亚版；《非洲农业技术发展丛书》首批两种也分别与马里撒哈拉出版社、纳米比亚麦克米兰出版社合作出版[2]。显然，这两套书系都是“量身定做”的。总之，无论是创意策划，还是“量身定做”，发现需求、把握需求、满足需求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硬道理。
3.内容为王，以精良的品质内涵拓展图书的品牌效应
图书的品质内涵重在内容，也贵在内容，内容为王，自然成为包括图书在内的所有文化产品的铁律。大凡“走出去”的图书，在输入国产生影响力的图书，无不是以其品质内涵取胜。据报载，由我国著名学者袁行霈领衔主编、历时七年打造的学术巨制《中华文明史》(四卷本，165万余字)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在伦敦书展上，《中华文明史》英文版正式发行。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评价说：英文版的问世，“就像无数中国人走到英国朋友的身边，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百态娓娓道来。”[2]何以能收到这样的传播效果？它的英文版译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汉学家康达维(David kentchages)教授和剑桥大学麦大维(David McMmullen)教授。这与蓝诗玲译本的“鲁迅全集”在英国传播，即“由英国本土高级知识分子以地道的英式英语译鲁迅”而使之成为当代高质量的译本是一个道理：精良的品质内涵是通过“中译外”的译者实现的。就海外译者说来，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度、对译入语言的娴熟度以及精益求精的态度，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翻译难”是制约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顽疾，就文学作品说来，令人啼笑皆非、与原著大相径庭的文本不乏其例：《水浒传》最早的德译本译作《强盗和士兵》；《聊斋志异》日文译名《艳情逸史》、英文译名《人妖之恋》、意大利文版译为《老虎做客》[2]。如此等等，致使图书的品质内涵受到影响。可见，译者的译入语言驾驭力、对中华文化的感悟力，决定着“信、达、雅”的实现，也决定着内容为王的实现，这是坚持“精细策略”所不容忽视的。由此，也再次印证，以举办国际翻译大赛这样的活动发现人才、启用人才，缓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逆差，是多么明智之举啊！
4.梳理、研究历史上我国图书对外传播的案例，探索其规律，为今天“走出去”提供借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回顾历史，以图书为载体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1898年，有着“东方儒学第一人”之美誉的辜鸿铭先生翻译的《论语》英译本由上海的别发洋行出版发行，用先生的话说：这是一本专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翻译的书[8]，堪称我国图书“走出去”的发轫之作。1929年，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由苏联著名汉学家王希礼(即瓦西里耶夫)翻译，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9]188。1932年，苏联著名中国学家斯卡奇科夫编辑的《中国书目·关于中国俄文书籍和论文目录(1730—1930)》，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9]196。20世纪，虽然我国译入多于输出，但是，仍有诸多“走出去”的典型案例，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特别是历史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可谓群星璀璨！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回顾、梳理、研究，进行规律性探索，为今天我国图书“走出去”提供有益借鉴。是的，每一本图书的输出，都带有其个性特征，或许在其背后有着曲折的经历、耐人回味的故事，然而，我们把诸多案例一一进行透视，就会归纳出我们可汲取的经验，就会总结出带有共性的规律，包括时代背景、作者的文化贡献、受众需求、品质内涵、输出规模、输出途径、社会影响，等等。有了规律可循，我国的图书“走出去”就会少走弯路，就会提速驶上快车道。由此说来，即使是失败的教训，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