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业匹配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_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教育—工作匹配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程度论文,收入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6336万人，其中，“80后”占到61％①。显然，“80后”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力军。对于“80后”农民工，虽然其身份仍是农民，但是，他们正在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②；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等特征；在权益诉求方面，他们也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经济上的报酬，对居住场所、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也有较高的需求。因此，这一群体有一个特定的称谓——新生代农民工③。

       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已经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例如，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张斐，2011；李丹、李玉凤，2012；田新朝、张建武，2013)、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汪传艳，2012)、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罗锋、黄丽，2011；徐辉、甘晓燕，2013；魏婧华等，2013)等问题的文献近年来大量涌现。然而，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工作是否匹配及教育—工作匹配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这一问题，却鲜有学者研究。

       国外学者对迁移者的研究更多是关注其对本土居民收入的影响(例如Borjas，1999)，也有较多的关于教育—工作匹配的成果(例如Carroll and Tani，2013)，其中，研究迁移者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效应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Lindley(2009)和Aleksynska and Tritah(2013)。在度量迁移者教育与工作匹配程度时，Lindley(2009)和Aleksynska and Tritah(2013)均采用客观评价方法④，缺少针对具体工作的个人化评估。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方法，基于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工作者自我评价法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教育—工作匹配程度进行度量，并应用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ORU模型)对其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效应进行估算。本文将首先对调查问卷和样本数据进行说明，然后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程度进行度量，接下来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效应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启示。

       二、调查问卷与数据介绍

       (一)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即甄别部分和主体部分。甄别部分的主要作用是筛选样本，它包括“是否是农业户口”、“是否在城市工作”和“是否是80年代及以后出生”3个问题。如果受访者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为“否”，则停止调查。主体部分有5项内容，它们分别是基本信息、职业信息、教育信息、收入信息和教育—工作匹配信息。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工作经验、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职业信息包括职业、职位、所就业的企业规模和行业；教育信息包括受教育年限、从事非农工作前最后学历和当前的学历；收入信息包括月工资、月奖金和补贴；教育—工作匹配信息包括对当前工作所需就业者受教育水平的评价，以及对自己当前的受教育水平是否能够满足当前工作需要的判断。在调查问卷中，使用“工作前您实际的受教育程度是什么”和“您认为为了获得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需要达到什么受教育程度”来确定受访者的“实际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所需的受教育程度”。根据Duncan and Hoffman(1981)，如果“实际受教育程度”高于“工作所需的受教育程度”，则将其定义为“过度教育”；如果二者相等，则定义为“教育适度”；如果“实际受教育程度”低于“工作所需的受教育程度”，则定义为“教育不足”⑤。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以，问卷主要采用纸质问卷的形式在火车站随机发放。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调查人员对受访者提供了适当的指导。本课题组调查人员分别于2012年12月在长春火车站和2013年3月在北京火车站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为73.33％。有效样本中男性样本144个，占样本总量的65.45％；女性样本76个，占样本总量的34.55％⑥。

       (二)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教育需求

       1.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教育需求的分布状况。表1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教育需求的分布。观察表1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男性群体中，受教育程度为职业教育的比例最高，为41.67％；其次是高中，为32.64％。女性群体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比例最高，为43.42％；其次是职业教育，为31.58％。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比例均比较低，分别仅为5.56％和5.26％。

       表1同时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其自身从事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及工作教育需求)的评估结果。数据显示，无论男性和女性，受访者认为其所从事的工作对职业教育需求最高；全部样本中，有近42％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是他们当前工作所必需的；高中教育次之，全部样本中约34％的受访者认为，高中教育是他们当前工作所必需的。而且，调查数据表明，虽然受访者中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非常小，全部样本中却有近1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应该是大学及以上。

      

       2.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关于教育—工作(职业)匹配的定义与度量，目前学界公认有四种方法，分别是工作分析法、实际匹配法、标准差法和工作者自我评价法。其中，工作分析法被认为是最佳的度量方法，但是，由于它需要聘请专家判断各种职业的教育需求，因此，其成本非常高(Hartog，2000)，实施起来具有较大的难度。实际匹配法和标准差法是以受访者的教育—职业分布情况来判断两者的匹配程度。前者使用某职业从业者受教育年限的均值或众数来确定教育—职业合理匹配范围，而后者则使用一个标准差来确定教育—职业合理匹配范围⑦。工作者自我评价法是通过工作者对其自身的职业教育需求做出自我评估。在这四种方法中，只有工作者自我评价法属于主观感受的度量方法，其余三种方法均为基于统计频数分配理论的客观度量方法。虽然客观的度量方法能够使工作者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所需的受教育程度使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但是，每种职业是由许多不同的工作岗位所组成的，它们所需要的受教育程度并不相同(Halaby，1994)。而工作者自我评价法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进行修正，即可以由此获得个人化、精确的、非整个职业类别的评估(Hartog，2000)。虽然有学者对其主观性提出质疑，但是，该方法仍经常为实证研究所采用(蔡瑞明等，2005)。由于本文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获得数据，与客观度量方法相比，采取工作者自我评价法度量教育—工作匹配程度会使评估结果更接近劳动力市场现实。

       表2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教育—工作匹配状况的统计结果。由表2可以看出，有49.31％的男性和52.63％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即教育不足；有18.75％的男性和22.37％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是高于工作需要的，即教育过度；而认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与当前工作相匹配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只占31.94％和25％。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工作匹配比例是比较低的，而且女性教育与工作匹配比例低于男性，而女性认为自己“教育不足”的比例则高于男性。同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相对于其他受教育程度样本组，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认为自己属于“过度教育”的比例最高，而受过高中教育的群体认为自己“教育不足”的比例最高。而且，调查数据还表明，36.1％的男性和34.2％的女性在工作后接受过在职培训，其中，接受过1年以上在职培训的个体分别占16.7％和17.1％。

      

       三、经济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效应进行分析。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又被简称为“ORU模型”，即“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工作所需教育”(education required in the job)和“教育不足”(under-education)中相应英文单词的首个字母，其概念来自于Duncan and Hoffman(1981)的研究，它反映了个体实际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所需的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别。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均是教育与工作不匹配的表现。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在标准的明瑟收入方程的基础上，把适度教育、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作为变量整合其中，是一个同时包含供给因素(实际受教育水平)和需求因素(工作所需的受教育水平)的收入函数⑧。

       标准的明瑟收入方程如下所示：

      

      

       (2)式即为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2)式中，

为过度教育情况下过度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对收入的影响；

为教育与工作匹配时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对收入的影响；

为教育不足情况下教育不足年限每增加1年对收入的影响。

与S之间的关系如下：

      

       表3列出了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在接受教育、求职和获取收入方面都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分样本处理。从表3可以发现，受访者平均年龄约为25岁。男性月均收入约为3709元，比女性高589元左右；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69年，比女性低0.11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工作所需教育年限均约为13年，相当于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女性平均过度教育年限和教育不足年限均稍高于男性。表3还显示，男性和女性在所从事的行业方面存在明显差别，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前三位行业分别是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业，而女性则分别为零售业、餐饮业和制造业。在职位分布上，虽然大部分个体为基层员工，但是，大约有6.5％的受访者已经成为所在企业的中层、高层管理者。另外，样本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74.55％，远远高于全国整体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合同签订水平⑨。

      

       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4给出了(2)式所示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的OLS估计结果。出于比较的目的，表4同时给出了(1)式所示标准明瑟收入方程的OLS回归结果。

      

       根据表4中(1)、(3)栏的估计结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实际教育收益率分别为1.9％和2.5％，符合“农村教育收益率普遍低于5.0％”(孙志军，2004)的结论，而且与罗锋、黄丽(2011)的研究结果极为相近⑩。根据表4中(2)、(4)栏的估计结果，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和女性教育与工作匹配时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3％和2.9％，该估计值高于实际教育率，虽然二者差别较小，但它们都是显著的，这就验证了Hartog and Oosterbeek(1998)的研究结论，即对于教育与工作匹配的工作者来说，明瑟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通常会低估其教育率。估计结果也表明，虽然过度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教育不足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女性则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11)，这可能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有关。此外，女性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估计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经验对其收入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收益率高于教育收益率。对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月收入将增加7.2％，其收益率率约是教育收益率的3倍以上；对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月收入将增加6.1％，其收益率约是教育收益率的2倍。也就是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而言，工作经验对提高其收入水平的作用要远远高于正规教育的作用。之所以得到这一结果，可能与受访者群体的工作性质有关。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工作，大部分工作岗位对熟练程度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工作经验的收入效应较大(12)。

       除了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之外，职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于男性而言，随着职位提高，其收入显著增加。对于女性而言，管理者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普通员工，但是，基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的收入水平差别并不大，这可能与女性所从事行业特征有关(13)。

       根据表4，行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即从事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信息业和餐饮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与从事其他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陈袆、刘阳阳(2010)所得到的“劳动合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样本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而非整体的进城务工人员。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及其收入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工作匹配程度并不高。约5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近42％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教育是他们当前工作所必需的，高中教育次之。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工作匹配时教育收益率高于实际教育收益率。虽然过度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它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教育不足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女性不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第三，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工作经验收益率显著高于教育收益率。其中，男性工作经验收益率约是其教育收益率的3倍，女性工作经验收益率约是其教育收益率的2倍。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教育不足的情况比较突出，他们对职业教育的需求高于对其他类型教育的需求，而且教育不足将显著降低其工资收入。与此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效应显著高于正规教育的收入效应。因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同时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指导，并为其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职业规划，改善其教育—工作匹配效果，是改进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13年5月27日。

       ②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6～20岁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4％；21～30岁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6.2％。

       ③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④Lindley(2009)采用的是工作分析法，Aleksynska and Tritah(2013)采用的是标准差法。

       ⑤本文使用工作者自我评价法来度量教育—工作匹配程度。关于其他度量方法的讨论，详见下文。

       ⑥由于此次调查只选择了“目前有工作”的个体作为受访者，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估计结果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不过，该估计结果也可以反映出“正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⑦实际匹配法与标准差法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当实际匹配法使用某职业从业者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来确定教育—职业的合理匹配范围时，实际上就是标准差法。

       ⑧Hartog and Oosterbeek(1998)指出，包含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过度教育收益率模型要优于人力资本模型，特别是对于教育与工作匹配的工作者来说，根据明瑟收入方程所得出的估算结果会低估教育收益率。

       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2012年，外出受雇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43.9％。

       ⑩罗锋、黄丽(2011)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增加1年正规教育，会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

       (11)例如，Dolton and Vignoles(2000)对英国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教育与工作相匹配的毕业生。而Hartog(2000)认为，过度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但小于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教育不足的收益率则是负的。

       (12)调查数据显示，男性主要做电工、瓦工、维修工、检验员、保安、快递员、司机、理发师、厨师和物业管理员等，女性主要做清洁工、保姆、导购员、收银员、服务员、洗碗工、话务员和营业员等。

       (13)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70％的基层管理者和全部的中层管理者在餐饮、零售和信息等服务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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