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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位--研究的出发点。
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价值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主义？因为不同理解的社会主义，自然其与人构成的价值关系就不同。
我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这两重品格是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以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合目的性的。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某种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理性和正义的表现，“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
只有合目的性品格的社会主义就是纯粹应然（应当如此）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它既是应然的，又是必然的。应然与必然的统一，就是在社会主义身上使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规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做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所做不到的事情，即不但能深刻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而且能够真正说明这种生产方式，说明它的历史联系和它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样，马克思就使社会主义达到了正确的理论定位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两种品格的统一。这表现在他给未来社会--共产主义所做的规定上：“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 〕“生产力极高度发展”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合规律性这一品格的要求；“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合目的性这一品格的要求。
2.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对它的社会成员来说只要是真正合目的的，就必定是具有价值的。社会主义价值与社会主义的合目的性是合二而一的东西。那么，社会主义价值的具体规定性究竟是什么呢？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的价值来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类的维度。在这里，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考察是以人类为主体。历史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人类在实践中已经实现了一种性质的解放--人通过一般生产实践而在物种方面把自己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类正在争取另一种性质的解放--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一种解放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但迄今为止，人类仍然处于真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说到底，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远古时代，贫乏的生产力使人在自然界面前就像牲畜一样服从于它的权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野蛮时期走出来的人类发展了旧式分工，建立起私有制和阶级统治，直至让冷冰冰的商品货币关系支配人类的社会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越是借助于这些手段去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人的本质力量就越是对象化为统治着他们自己的异己力量。这就使得社会关系领域里人类的生存条件与动物的生存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相差无几。
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在那里，“人对人是狼”）不就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的自由竞争相似吗？在19世纪中叶，以血与火的方式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仍在继续，而可供缓和矛盾冲突的那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马、恩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比喻为“动物的生存条件”是并不为过的。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生产力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并经过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使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上述状况才会最终结束。这时候，由于消除了商品货币关系对生产者的统治，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在社会方面）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从此，迎来了人类的第二次解放。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 〕这就是从类的维度看的社会主义价值。
第二个维度是个体的维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以人为目的的。而现实的人都是个体的。共产主义的合目的性最终应当体现在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上。
人的个性发展是历史哲学家从来就关注的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家中，从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到席勒，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到类与个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些历史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历史规律性思想中引发出来的。康德的意见，历史发展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是有规律性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自然的意图”。这一“意图”是让人的自然潜能展现出来，但体现“自然的意图”的是类，而非个体。个体（每一代的个体）都要为实现他们所寻求的理想的社会状态--即公民自由、法律的秩序，永久和平--的达到做出牺牲。康德明确指出，人们必须一代代艰苦劳动，以便将最后一代人推上幸福的峰巅，并通过他们最终完满地实现自然的目的。这里就包含了个体为族类（类的目的）而牺牲的思想。黑格尔不讲人是目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康德上述思想〔如个人是历史的工具、恶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康德认为人（类）是目的，人（个体）又是工具，即通过个人的“恶”（斗争）达到人类的目的〕都被吸收了。在黑格尔看来，同理性（世界精神）相比，其他一切（个人、民族、国家）都是理性的工具。其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无非是历史领域中的“人类”这个范畴的非人格化。
席勒虽然接受了康德关于历史哲学的总体设想，但他不能同意康德漠视和淡化个体的单向度发展及其恶果。另一方面他也不赞同下述事实，即社会分工所表现出来的人类进步要以个体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他说：“为了培养（个体的）个别能力而必须牺牲他的整体，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这一态度鲜明地反映在他的《美育书简》关于“审美国度”的人性状态的描述。在这一国度里的个人身上，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消融了。这样一种人是类与个体的和谐一致，是他的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但是，这一“审美国度”中的“审美的人”是怎样从现实的人合乎历史规律地向个性全面发展的人转变，实现类与个体的和谐，则是席勒未能解决的。解决这个任务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不允许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情况下，让人的族类获得全面发展却是可能的。其途径是通过旧式分工，迫使多数个体把自己全部生命活动时间都用于繁重物质劳动，以保证少数特殊个体从事精神劳动，发展各种精神科学。从族类看，它的发展就比过去更全面了。社会生产力也因此大幅度提高。由此可见，类的全面是以多数个体的牺牲即他们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这些个体的牺牲表现在他们作为人应有的自由时间被转化为族类的发展空间了。“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马克思语）这个命题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体现着一种残酷的历史必然性。在这段时期内，人类的科学、艺术和其他公共生活的发展需要向社会（人类整体）提供自由时间。但这时候“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3〕
这种做法无论如何只有暂时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当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时，旧式分工（相应地，阶级和私有制）就成为不必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史前时期那种时空变换方式下，时空变换不应当只为族类而牺牲个体，它应当即为族类，也为每一个体提供自由发展的机遇。旧式分工体现的是不合理地把时间转化为人类发展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时间是人类发展空间”将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展现出来。
这样做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马克思设想的这种生产力的物质技术水平的标志是：人力基本上退出生产过程，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人工智能机器生产力。借助于这种生产力，谋生劳动（必要劳动）在劳动者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中所占的比重可以极大地缩小，而由此带来的自由时间将被个体用于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他的“三大社会形态”中的第三大形态即共产主义称之为“自由个性”。这就是从个体维度看的社会主义价值。
第三个维度是阶级的维度。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价值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本质特征是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随着这种生产方式固有矛盾的暴露，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于一些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人们的脑海中。但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才从客观历史规律角度加以论证，并指出，这一行动意味着一个阶级的消灭和另一个阶级的解放。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而不是停留在解放某个阶级。但是，当世界上还存在阶级对立时，只有首先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解放无产阶级，然后才能谈得上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是统一的。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根本条件，是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及其剥削，这意味着阶级的解放。反过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种剥削形式，所以这种剥削的消灭就必然导致全人类的解放。但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毕竟是两个步骤。离开前者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价值在于全人类解放，是虚幻的，不现实的。这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恩格斯说过，否认共产主义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把它看作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因为“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4〕
在人类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社会主义价值的现实主体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劳动者，而不是全人类。有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宣称，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既然价值主体是“所有的人”，那么这种价值就只能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抽象的东西；“自由、公正和团结”〔5〕。事实上，在这个还有阶级对立和穷富悬殊的世界里，这些抽象价值能够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以上三个维度的社会主义价值都是以人的尺度来评判、衡量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也要把寻找和解决每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作为这一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保证。也就是说，评判社会主义价值的人的尺度不能同生产力这一科学尺度相割裂。
当社会主义实现在生产力状况异常落后的中国时，按照人的尺度来评判的社会主义价值同以生产力尺度来衡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就显现出极其尖锐的反差。科学尺度与人的尺度的不统一，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悬殊，导致我们不得不承认：
第一，要把人的尺度来评判的社会主义价值作为一种只能在遥远未来才能实现的价值理想来对待。就是说，它是目前不具有任何现实可能性的价值。
第二，评判社会主义价值问题上的人的尺度与生产力尺度的矛盾只能通过许多世代的发展生产力来解决。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达到人的解放所需要的那种极大高度时，人的尺度与生产力尺度才能真正统一，而社会主义价值才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第三，在此之前，在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而准备生产力（物质基础）的过程中，我们为取得每一个进步而从事的那种活动都不免带有一种目的与手段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性质。比如说，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目标）是那种以“人的生存条件”来取代充满“生存斗争”的动物生存条件。然而所采用的手段却就是要发展这种“生存斗争”（竞争）来获得更高的生产社会化和更高的效率。换言之，为了在未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支配，成为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我们今天却必须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价值理想的社会主义价值其价值取向与我们在现阶段为它的未来实现而从事的活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体现出来价值取向，是正相反对的。这就使社会进步有如一个背向目标的行走者，是倒退着前进的。比如，我们现在不是以个体的牺牲（下岗工人的失业、企业破产……）来不断地扩展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和逐步接近这个目标吗？这一切表面上令人困惑的现实也许表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指出的人这个族类的才能发展要牺牲许多个体，甚至包括整个阶级，从而导致类与个体对抗的过程，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仍然未能结束。
第四，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只能把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社会主义价值当作自己的共产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依据，而把它同党与政府的现行政策和实践纲领区分开来。后者所体现的价值是实现前者的手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3卷，第3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4卷，第276页。
〔5〕（《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第8、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