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纪念《共产党宣言》写作1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周年论文,两个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受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为该组织撰写一份纲领性文件。这就是发表于1848年2月的影响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宣言》的内容极其丰富。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P248)《宣言》写作已经160年了。世界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比《宣言》发表后的25年所发生的变化大的多得多。但我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宣言》的基本思想经历实践的检验，仍然被证明其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今天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这里着重就《宣言》中的一段重要论述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简称为“两个绝大多数”思想)阐发其丰富的内涵和精髓思想，以及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两个绝大多数”思想是《宣言》第一章在谈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特点时阐发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原理的高度概括，它集中阐发了群众史观的精华内容。
首先，它阐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的思想。
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创造者？这历来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家们都主张历史是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等少数人创造的，大多数的普通群众在少数人面前只能受他们奴役和宰割，只能成为他们谋取既得利益的工具。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思想在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鲍威尔等人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们认为，只有个别的具有批判的“思维”的个人，才拥有“全能”的“自我意识”，才是强大的历史创造力。他们标榜自己就是超群之才，社会历史是由他们这些“英雄”创造的。而人民群众“精神空虚”、“毫无生气”，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正是针对这些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2](P22)“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P104)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不仅是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也是对一切英雄史观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历史运动是在“英雄史观”支配下的“少数人的运动”，是蔑视人民群众的错误观点。而以“群众史观”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大多数人的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所依赖的不是少数“英雄”，而是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无产阶级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正如《宣言》中所说：“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P283)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
其次，它阐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目标的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具有价值性和价值目标。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历史上的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活动的价值利益、目标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有的是赤裸裸的，也有的是在表面上鼓吹“为整个人类”、“为所有的人”，而实际上仍然是为剥削阶级自身和少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运动的价值目标也同历史上的其它阶级的价值目标有质的区别。这种价值目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是“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这个“绝大多数人”就是具体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进行消灭资本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只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活动，它的价值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真正的运动。正如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在劳动发展史上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3](P258)这个“为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的根本的指导思想，离开了这一价值目标，也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这个价值目标也就成为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是这一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再次，它阐明了“运动主体”和“运动价值目标”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阐述的“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和“为绝大多数人的运动”的这两个观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割裂、互不联系的，而是相互依赖的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绝大多数人的运动”的价值和利益目标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的运动”，而“为绝大多数人的运动”的主体也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不仅完全否定这两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而且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否定其中的一点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原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把人只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把奴隶只是视为如同牲畜一样的会说话的工具，而不是目的。资产阶级在用人道反对神道的同时，提出了“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的思想，如康德的哲学命题“人是目的，不仅仅是手段”。但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这一口号，他们同情无产阶级的“非人”地位，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力图改变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但是他们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本身，而是依靠他们自己。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1](P303)，“社会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1](P303)“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1](P305)这实际上仍然是割裂了这两个“绝大多数”的关系，在承认“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目标的同时，却否定了运动主体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因而表现出他们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两个绝大多数”思想所体现的群众史观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把“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简化精练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继续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伟大实践中，还要不要贯彻和坚持“两个绝大多数”思想呢？回答显然是非常肯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列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4](P3269)1920年，他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工人、农民只是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是他们的主人管的错误思想，指出：“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5](P370)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结合中国的国情把“无产阶级专政”具体表述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P1480)同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政权的价值目标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江泽民同志阐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以上这两点思想也是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所阐发的“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之一。
但是，理论的阐发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客观现实总不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不同程度上总是或多或少地背离“两个绝大多数”思想。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出现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正是对“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群众史观理论的最大背叛，是社会主义时期英雄史观思想的典型表现。前东欧一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个人迷信”现象，有的国家的个人迷信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期。当斯大林及东欧一些国家被崇拜的领袖人物去世之后，典型的“个人迷信”现象似乎是不存在了，但是贬低群众，过分夸大领导人物的个人作用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非常严重。某些领导人物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也就是说，支配这些国家及其政党某些领导人物的思想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英雄史观思想，有些还非常严重。这种思想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专制严重、民主建设迟缓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根源，也是导致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巨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在多次详细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及其形成的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同时，也曾经采取了许多防止“个人迷信”现象在我们党内和国家中产生和泛滥的措施，如禁止给领袖人物个人祝寿、禁止用领袖人物姓名命名地名等。1956年，在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文章中，也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现象进行了解剖和批判，同时也告诫我们党要高度警惕“个人迷信”现象的出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个人迷信”现象在我们党和国家中仍然出现了，而“文革”时期特别是经过林彪的推波助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身上出现了严重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他反复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企图依靠群众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单纯依靠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把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强加于全党，导致了十年动乱，给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文革结束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所主张的“两个凡是”思想从思想路线上讲是唯书唯上的背离实事求是的唯心主义路线，从历史观上讲也是一种英雄史观思想的表现，是“文革”中“个人迷信”现象的延续。由批判“两个凡是”引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既是对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批判，也是对“个人迷信”及其英雄史观思想的批判。但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和思想并不是一两次批判就能彻底根绝的，特别是英雄史观这种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一直在人类历史观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观念更不容易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掉。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背离“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英雄史观仍然继续以各种形式在现实生活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
有的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奉行“权力真理观”。他们认为，是否掌握真理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一旦拥有权力，就一定拥有真理；权力越大，就拥有更多更正确的真理。他们对被领导者的要求只是绝对的服从，评价的好坏标准就是是否顺从和听话。他们绝对不允许下级和群众有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有比自己高明的见解。他们对下级和群众不同程度地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式。他们虽然也经常把“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为人民服务”等挂在嘴边上，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行动上却从不实行。在组织路线上，他们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封建家长制。有些领导者在群众面前不是以服务者、仆人的面目出现，而常常以主子、救世主的面目出现。面临着社会和本地区、本单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们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把责任完全推给群众，他们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对群众的再教育。而当有所成绩的时候，又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有些领导者混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利用手中已有的权力，有意无意地、直接间接地侵犯和剥夺下级和群众的正当权利。有些领导者极端害怕群众，一听到群众有意见、发牢骚或上访，就冠之于“闹事”、“动乱”、“破坏安定团结、稳定”的帽子。有些领导者在工作中表面上似乎也在“放手发动群众”，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把群众当作为他们自身谋取所谓政绩的工具和手段，而对群众的切身利益则不闻不问。
英雄史观思想不仅表现在一些领导者身上，有些普通党员和群众身上也同样有所体现。有些人在领导面前，没有任何主见，即使有不同意见和观点，也不敢或不愿意讲出来。甚至有些党代表或人民代表，在正式的会议上需要他们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上去的时候，也畏于某种权势，不敢直截了当地阐述出来，或者拐弯抹角，或者就被他们贪污了。个别人还常常见风使舵，违心地无原则地说一些吹捧领导者的言语。他们迷信权力，迷信权威，就是不相信自己，不敢行使自己做主人的权利和尽自己的社会职责。面临着国家和本地区、本部门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能够再出现一个“大救星”、“救世主”、“清官”型的人物，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和权利。有的领导者在群众面前以“主子”面目出现，而在上级领导者面前，就完全以“奴才”面目出现，自己的任何主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英雄史观思想还表现在一些报刊、杂志和影视等宣传部门。在报纸、广播、电视报道一些重要会议时，对普通群众和代表们的发言、讲话一般只是说一下有他们的发言，而其具体内容则不报道，但对领导者的发言、讲话则放在显著位置长篇报道。这种报道使人感觉到，群众只是会议的陪衬，领导是主宰一切的主角。群众的历史和社会作用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特别是一些历史题材中，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的现象相当严重，甚至把某些封建帝王描绘成比我们的共产党领袖还更加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在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中，去讴歌和颂扬人民群众真正行使做社会主人的权利、责任的作品微乎其微。即使在一些反腐败的作品中，也是极力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群众的最终决定作用也被弱化或抹杀掉。如上世纪90年代末，根据张平小说《抉择》改编的反腐败力作的电影《生死抉择》较比小说虽有许多成功之处，但在反腐败的力量源泉上则不如原作。原作中从开始到结尾，描绘工人群众在整个反腐斗争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情节和内容相当多，主人公的思想转变和力量源泉正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而这些细节在电影中被轻描淡写、简化或完全删除，却浓妆重墨主人公的个人品质在抉择中的作用。
总之，背离“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英雄史观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在我们国家的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在某些地区、部门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还相当严重。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共性的原因，也有个别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圣人崇拜”、“权力崇拜”的文化，是“奴才”文化，就其实质来讲也是一种“英雄史观”的文化。这种文化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完结而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传统”和“习惯”影响和渗透到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毛泽东晚年在群众史观问题上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种“传统”影响的结果。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在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尽管我们天天在宣传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精华内容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并没有真正或完全转化为我们一些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如列宁所说，没有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而自觉不自觉地支配这些人行为的仍然是这种“传统”文化的英雄史观思想。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中国正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又被西方媒介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很好地重读《共产党宣言》中所阐发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认真领会其精髓及深刻的内涵，并真正和完全地内化为我们自身的素质，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同英雄史观思想及形形色色的表现行为彻底决裂。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而“以人为本”主要就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是发展的目的，绝大多数人是发展的动力，绝大多数人是发展的内容。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正确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那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真正体现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才能指日可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重新兴起和蓬勃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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