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研究:多元化的挑战与误区_哲学论文

后现代哲学研究:多元化的挑战与误区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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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对当代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何解读、对待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准备从哲学层面就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多元论加以剖析,揭示在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一元论渐渐式微这一历程中它的抬头和兴盛,它对一元论的挑战、二者的冲突,它自身禀赋的优势,及它难以摆脱的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现状与历史

我们这个时代总是不断地得到众多花样翻新的大词语的描述,诸如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后工业社会等等。这些以“物的存在方式”为社会生活标志的术语并未揭示当代人生存方式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都已复杂多变起来;人类已往捕捉世界的方式、昔日定于一尊的关于世界和我们的陈述都被斥之为偏狭的一己之见而被置之一旁;人们突然发觉我们的文化从历史整体中断裂出来,被抛掷在文化的“废墟”里。这一状态引起人们,尤其是哲人们的不同反应。有的学者大声疾呼,要修复、粘接断裂的历史链条;而另一些学者则欢呼雀跃,庆祝人类再次获得从传统桎梏下的解放。但无论是誉是毁,这一状态都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何谓后现代主义?尽管不同的后现代学派界定它的视角不完全相同,但我们仍可把握住其哲学脉搏跳动的频率:多元化。

后现代哲学解释学劝导我们不妨把世界的一切都视为文本来加以解读。但人们应当记住,关涉这一解读活动的一切,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剧变:不但我们、文本们是复数化的,失却了内在的同一性,而且作为单数形式的我、文本、作者(狭义的文本的创作者)、解读处境、解读活动本身及其结果都已彻底地复数化,逃脱了同一律的制约。而当解构主义摧毁了我们以前构建世界并且也是世界自身持有的一切范畴、概念(诸如客体、主体、本质等等)后,各行其是、“怎么都行”在众多文化领域已经形成一种多元齐颂、众声喧哗之势。复数化了的后现代主义的单元们在自己的界限内“狂欢”着游戏,“反讽”为碎片,义无反顾地“疯癫”,互相冲撞。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多元状况的大曝光,各式各样的多元论,诸如“本体论多元论”、“方法论多元论”、“解释多元论”、“对话多元论”等等此起彼合、互为唱喏。

此状况的出现,首先是西方文化界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回应。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新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人们似乎感到自己丧失了整体把握这个世界、支配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似乎是一片碎叶,在这个用机器和计算机网络编织成的社会中随意飘荡,随时有被倾轧、挤碎的危险。日益更新的知识,蜂拥而至的广告,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把人们淹没在信息的大潮之中。企图象前人一样从容不迫地按照一个中心原则,爬梳整理、分门别类地把众多信息归入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是力不从心,也失去了意义。

现代化一方面以自己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人被机器异化、信息污染、文化分裂等等反人道、反理性的事实又使精神发生裂变。更使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又都是在“理性”〔1〕的指挥下创造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正是西方社会这一现状的一种写照和反思。

其次,后现代文化的出现,也是西方文化思想界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元论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逐渐弊端弥生,陷入困窘之后的一个反动。

从古希腊伊始,哲人们便顽强地寻找世界统一的基础,如始基、种子、原子、实体、单子、绝对精神、先验自我等,并借此构建出一个包罗万象、等级森严的有机统一的观念体系。在其中的每一观念、话语都从“基础”那里获得存在的最终根据,同时表征总体精神,在这个体系中,观念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次一级的观念必然发展到高一级的观念,形成不可拆散的意义网络。此体系与世界是同构异质体,作为先天普遍必然的原则是对世界准确无误的、一劳永逸的解释。从此出发,便可确定统一的真、善、美标准,用以指导或批评个人的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世俗制度。这个体系也给人们一个总体的思维框架,借助这个观念体系的教化和强制约束,一个文明统一的社会便得以巩固和更加有效地进行运转。

始于希腊文化的这种形而上学一元论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历史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那些后继哲人们尽管不断发现前人观念的体系的不完备性、根基的荒谬性和假设的武断性,但他们总是细致地修补这张网,轻易不肯改弦易张;每个标新立异者,又总是寻找新的阿基米德点,继续编织一个新的据说是牢不可破的网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难逃被撕碎抛掷的劫难。于是又发生新一轮顽强的努力。

寻找“统一性”是一元论思维方式的核心。它既造就了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时又是推动它们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现代主义运动通过把一切诉诸理性加以裁决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充分展现了一元论原则的历史性胜利。它摧毁了中世纪神学营造的精神桎梏,把上帝推下宝座,贬抑一切虚妄的未被经验证实和理性考察的观念,建立起一个亘古未有的更富成果的科学体系,使科学观念渗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

然而,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科学的巨大成就”面前陶醉了。他们把过去冠于上帝之上的“永恒性”、“绝对性”、“万能性”加冕在处于历史之中的理性头上。当“理性”被抽去历史性而转变成唯一的非历史性的存在时,理性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基本功能——批判的反思性,尤其是自我批判的反思性。结果,使现代主义运动滋生了它自身难以治愈的诸多病症,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

其一,他在废黜作为社会秩序的维系力量——宗教之后,却无力给人们提供一种绝对的人生价值的慰籍。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就获得了更大自由。但人却不得不忍受由此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不得不面对一个个人主义盛行,一切以追求经济财富、现世幸福、及时行乐为准则的物欲横流的社会。非历史的僵化了的理性面对这一社会现象,或者束手无策,或者只是重复一些苍白无力的说教。

其次,科学主义用确定性、规范性准则审察一切人文学科的合法性,把后者逼进尴尬万分的窘境。但同时它却发现,自己只是赢得了胜利的幻影;科学主义观念体系本身的不合法性已裸露无遗,它追求“纯粹客观的唯一正确的真理”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海森堡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和其他一些科学事实已经证明,在不同的时刻、地点、环境中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陈述是不同的,超时空的永恒真理是不存在的。

其三,而对充满罪恶的由理性“创立”的社会现实,面对科学“制造”出的令人万分恐惧的杀人机器,唯工具理性是尊的科学主义思潮,不仅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且也丧失了自信。至上的理性何以会创造出一个非常不至上的社会现实,这个当年理性质问上帝的问题,当今又戏剧性地摆在了理性自己面前。

“科学”是现代主义高擎的一面大旗。但是,仅用科学便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吗?现代主义遭受到严峻的挑战。一种抵抗和征讨运动在理论界悄然兴起并渐次酿成气候。在哲学上,人们把现代主义的困境归咎于一元论原则。这便形成后现代主义多元论对传统一元论哲学的猛烈批判。

挑战与冲突

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怀疑论、相对主义、历史主义为原材料,锻造出自己的批判工具。它向传统形而上学观念发起了凶猛的讨伐。多元论对一元论的全面冲击是这一讨伐运动的重要一环。

后现代主义以极其严肃的哲学态度掀起的“非哲学运动”首先对传统哲学的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后现代主义宣称,现代主义的哲学已经“终结”。因为,传统哲学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追求绝对真理、为知识奠定永恒不变的基础、寻找现象背后的本质等等)乃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冲动,永无实现的可能。无本质可言的语言游戏应当成为哲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利奥塔德对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向人们昭示,哲学历来专擅于为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提供合法性辩护,但对自身的合法性却闭口不提。若以科学为尺度,哲学自身便是非科学的。哲学现在面临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爆炸更是茫然失措。传统哲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后现代只可能是一个多元论风行的社会。利奥塔德的评述引起轩然大波。那些不堪忍受后现代多元碎块的破败景观的哲人,义正辞严地要用新理性来促进世界统一图景的复兴,形成观察世界的新的统一的共识。利奥塔德对此立即给以反驳。他警告人们不要重演历史的谬误,不要再为追求共识的幻想付出高昂的、血腥的代价,不要被一种权威的话语统摄和吞没,不要让它去发泄它的权力意志。他主张各种语言和平共处,强调异质元素的不可通约性。

利奥塔德对传统哲学的攻击,以及福科对哲学和权力关系的论述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非哲学运动的真实意图:反对把一种哲学定于一尊,反对用一元论桎梏扼杀新哲学的生长。它们的策略也是十分明确的:从根基上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的合法性,杜绝一元论再生的一切可能性。

后现代解释学对一元论原则的批判,在基本方法论原则层面上,扩展了后现代多元论对传统一元论论战的范围。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学理论虽然将历史性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但“追求原意、恢复作者”的要求使他们仍然停留在“ 一元论”哲学的传统中。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开始的哲学解释学理论把时间性、历史性作为解决理解何以可能问题的核心原则。在这里,被现代一元论哲学视为基础、视为根基的“先验自我、普遍人性、人的本质”等先验概念被弃置了,代之而起的是“作者、读者与本文的历史性”原则。历史性使一切都丢弃了凝固不变的假貌,而恢复了其在历史中具有的无限多样生存可能性的真面目。由历史性而建构的解释者的创造性与本文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原则构成了后现代多元论哲学思潮的真正哲学基础。这对于以永恒性(非时间性)为基础的一元论哲学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解构哲学对传统哲学思维结构的消解,则进一步从思维方式方面加大了这场讨伐的力度。解构哲学的开创者德里达跨出结构主义的框架,对以等级结构和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在场形而上学给予彻底的颠覆。他向人们挑明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是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作文章。它总是在诸如本质/形式、理性/非理性、真正的/虚构的、严肃的/非严肃的二元对立区分中,使第一项独占上风,拥有支配第二项的权力,从而建立一个有坚实基础、固定中心的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体系,而从未检讨自己的独断性。德里达自拟一套新概念为分延、踪迹、替补等,以置换传统的形而上学术语。在德里达哲学中,“分延”强调语言符号在不同时空、不同处境、不同上下文中的差异性。“踪迹”指明在场的符号都带有不再场符号的痕迹,在场被不在场的规定。因而,这一概念既破坏了传统的本源概念,又使传统的、封闭式的意义明确的本文概念失去效应。“替补”既是替代,又是增补,它更加强调语言意义的不可穷尽性。总之,德里达通过这些具有双重涵意的术语,不仅强调了本文意义的开放性,同时进一步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独断性和先验虚幻性产生的根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哲学思潮中被称之为视角主义的哲学思潮。它以最直率、最坦诚的语言宣布了多元论哲学的真正要求。视角主义不承认唯一正确的视角,认为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并且是同样正确的视角。纯粹客观的独立于一切视角之外的客体是子无虚有的。客体必定是在某种视角之下的客体,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视角可以归结为客体的一种属性。视角主义认为,那种靠记忆的连续性来保证其统一性的主体是虚假的,即使是靠肉体的连续性来保证的主体统一性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主体已经蜕变为大工业生产中零散化的零件,从而主体是四分五裂的,多元化的。因而,不言而喻的是,多元的视角和多元性的个体创造出多元化的关于世界的陈述、理论和意义,所有这些“本文”都是平等共存的,同样有效的。视角主义不承认由一种绝对的压倒群芳的真理一统天下现象存在的合法性。

后现代主义多元论哲学对传统一元论哲学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是,尽管历史上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元论哲学遭受到重创,然而它仍然顽强地存在于我们文化的内在张力之中,存在于“废墟”中要求重建秩序的呐喊声中,存在于人们于杂乱中追求统一的真诚冲动中。这一事实本身就十分有价值。它使我们更加关心在一系列热点问题讨论中所呈现的、在某些哲学基本问题上,两种观念的冲突之所在。

在哲学观上,传统一元论认定哲学的功能是通过语言、观念再现世界与我们自身的现实状况。我们的陈述是关于这个现象的唯一正确的真理性的陈述。这个过程是通过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实现的。而多元论认为,哲学的语言和观念自身便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们是内在的自律的。其运动是无穷无尽的无目的的游戏活动,而不是对外在于哲学的现实的先验结构的揭示。如果说,这种游戏活动也产生了关于世界的陈述和意义,那么,它们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因为,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都是多元性的存在。

在世界观上,当一元论认真地指点给我们一个有着基础、和谐统一的世界并且唯独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时,多元论则鼓励人们相信存在着多种世界的可能性,勇敢地相信呈现在自己视角中的世界的真实性。

在方法论上,一元论者告诫我们为获得唯一正确的真理必须采用唯一行之有效的最佳途径、方法;而多元论者则相信有不计其数的、同等有效的方法可以使人们走向真实之境。

在文化观上,一元论者追寻文化的内在统一、秩序、和谐与稳定,主张在世界文化的大景观中,一种精髓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在边缘文化的烘托下,巍然耸立,是非主流文化仿效的模本;而后现代多元论则提倡文化的散乱性、无序性和多样性,取谛文化中心,为边缘文化、大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甚至非西方文化鸣不平。

在价值观上,传统一元论相信存在着一种普遍绝对的价值,其他价值应当由此而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劝导人们追寻这种普遍价值以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定向;而多元论者则拒斥这种观念,除本绝源,弘扬一切价值,宣传一切价值观念的平等性和自足性。

坦率地讲,多元论哲学在这场论争中曾一度占据优势,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它的原则、它的观点、它的方式超出了纯哲学的范围而扩展到社会学、神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甚至渗透到我们这个世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否认,这与多元论禀赋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尽管它自身也不无困窘之处。

优势与困境

作为对现代主义哲学运动弱点的一种反应,后现代哲学态度确有令人称道之处。

首先,它有利于思想的活跃,有助于被禁锢头脑的活跃,促使人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自由创造能力和生命活力。多元论对传统形而上学一元论关于超历史、超时空普遍真理、绝对标准、绝对价值的迷梦的猛烈攻击,把人们从僵化教条的独断论桎梏里解脱出来。它所禀赋的反神话的批判功能,可以使人们避免简单地评价我们的世界和生活,从两个方面表现出它的思想解放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讲,它以自身的“颠覆本性”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它以其对理性、逻辑、秩序的嘲讽态度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编造的种种神话产生怀疑。从哲学的角度讲,它以极其强烈的反叛精神去消解传统思维方式的结构,使潜藏在传统观念中的“预设前提、本体承诺”显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从而在最基本层面上促进了当代对历史的根本性反思。总之,它拓展了我们思维的视野,使我们从狭窄的自我关注走出去倾听其他语言或思维的心声。

其次,它有利于营造宽容的学术气氛,有利于各种学术思想在相互论争中促进自然的发展。多元论承认历史中存在的每一种学术思想都具有自己生存的历史意义或价值,都拥有在自己活动范围内相对于其他思想的优越性。因此,多元论坚决反对赋予某一见解以霸主的地位或元叙事的权力,主张为各种观点、见解提供互相映辉、发展自身的和谐气氛,提供互相对话或自我对话的最佳氛围。按多元论者的设想,学术思想的论争是激烈的,但并不需要为结束争论而拥戴一个定为一尊的“盟主”。因为,论争存在本身就是学术发展的表现。

后现代哲学由嘲弄理性、逻辑、秩序的历史表现形式而根本否认理性、逻辑、秩序所禀赋的逻辑意义和历史意义,则走向了极为偏颇的一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派别对后现代精神内含的虚无主义暗流的批判,对现代精神(理性)的捍卫,表明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现代性”真是不可超越的吗?“后现代性”果真能彻底取代“现代性”吗?“后现代性”能被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扬弃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后现代性过份膨胀和提高差异性、异质性、不可通约性,忽略乃至否定事物统一性、可交往性的一面。这种偏执一端的做法实质上仍是独断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在作祟。这同其多元论的积极要求是相违的。只见茫茫之林海不见郁郁之树木自然不对;但只称道单个树木的旺盛生机却忽视茂密林海的活力亦是谬误。多元论在揭露、批判形而上学一元论局限性的同时连同统一性的思维方式的精华一起扔进了垃圾堆;在杀死作为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而上学偶像的同时,却十分草率地把真理概念本身也处决了。后现代精神从黑格尔历史主义原则中找到了否定传统形而上学一元论原则的理论根据,但却抛弃了建构历史主义原则的核心力量——辩证否定与扬弃的方法。这正是后现代精神悲剧之所在。

其二,多元论过份渲染一切理论、观点、意见的“均权原则”的作用,宣传怎么都行的方法论。结果,抹煞不同理论之间优劣高下之别,否认进行最佳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拒绝提供一种合理的可行性标准,由此导致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盛行。一切都行,也就意味着一切也可以不行。这就使后现代主义在破除资本主义神化、批判传统思维模式缺陷的同时,造成了极端怀疑主义的猖獗。对真善美的信仰和追求,对生命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反思,为人类精神坐标的定向,这些现代主义精神的精髓,在“语言游戏”中被消解了。但这样一来,失去“理性”定向的后现代性实际上已经破除或消解了自己生存的条件。

其三,多元文化论者沉睡在“语言游戏”的乐园中,陶醉于无目的的形式的话语解构之中。但这并不能否认文化、话语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存在,更不能否认人类对关系自己生存的问题作富有实质性内容思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例如,人类前景、生态危险、核战争威胁等等问题就绝不是多元游戏的问题,绝不是怎么都行的问题。离开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总体思考,离开对人生价值的全面把握,这些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是无法得到合理解决的。

最后,就其自身而言,极端多元论还含有自身难以解脱的逻辑矛盾:用多元的语言游戏表现一个一元的价值取向,呈现一个一元的方法论原则。

例如,他们把一切都多元化,力陈差异性、不可通约性和不确定性对文化的根本意义。但他们用来陈述并力图使人们相信他们观点的“语言”却具备相对稳定的结构,具有相对统一的涵义,营造了一个相对规范或意义明确的语境。多元论本身就是奠基在统一性基础之上的哲学术语。对传统的反叛本身不也是以一种统一的哲学话语在言说,这是一切多元论心照不宣的而尽量不搔的痛痒之处。尽管他们在叙述上故意杂乱无章和极尽晦涩之能事也无法逃避这一点。

后现代极端多元论者还声称绝无真理之言,坚决反对话语具有元语言权力,但他们却又以一种“多元方式”呈现出一个鲜明的“一元价值取向”或“一元真理论”;多元论的价值取向才是唯一正确的。当多元论对传统一元论哲学大肆讨伐、根本否认“现代性”内含的积极精神和价值取向时,后现代主义竭力反对的魔鬼是否又依附于他自身呢?

不错,后现代主义唾斥老式的真理观,放弃追求统一性,转而研究多元的、总体散乱的、缺乏内在统一的状况(或表象)以显示一个不可表现之物。虽然他们拒绝以逻辑的方式将其呼唤出来,但毕竟他们在这种前陈述状态中呈现了一个统一的主题,犹为无主题音乐以嘈杂的碎片呈现出自己的主题一样。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哲学态度已经失却了70—80年代的气势。它留给人们反思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它所声明的东西。我们在称誉多元哲学态度的批判精神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后现代主义偏执一端所造成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对世界灾难性的破坏。后现代主义历程所呈现的这一事实表明20世纪多元论哲学的盛行并未泯灭一元论哲学的历史价值。正如一元论哲学独领风骚的历史状况未能扼杀多元论的生存一样。

怀疑论、多元论的否定性使其在对“传统”破坏、颠覆中呈现自己的优势。但当人类需要秩序、稳定,需要建构一个更适合于人生存的环境时,也即为人类更需要建设性的反思时,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则呈现了其他思潮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理性”的本质功能是批判的。它既包含否定性的批判,又包括建设性的批判。由此,不难理解哈贝马斯对“理性”呼唤的意义,也不难设想后现代主义多元论哲学态度的出路。

注释:

〔1〕自文艺复兴以来, “理性”成为近代人反封建斗争的旗帜。在这面大旗的指引下,近代人开始了现代化(即创立资本主义文明)的历程。同时,“理性”又代表了进步人类批判旧传统,反思自身的哲学传统。我们是在这一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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