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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提出的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中民主性精华的继承,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多年,属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发人深省的是,历史上的这些文明古国,有的消失了,有的衰落了。然而中国却一直延绵了下来,多难而奋发,历久而不衰。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并不丰厚。我们现在的人均耕地只有1.2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耕地的1/4;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有的地方只有1/10);人均森林资源只有世界人均的1/6。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灾害大国”。我国历史上也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的说法。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这个摇篮却不是温柔的,从公元前23世纪到纪元后20世纪初叶,4000余年间,缺口1500多次,改道7次,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居然产生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怎么解释这个奇迹呢?我觉得,这同我们的祖先重视文明建设有决定性的关系。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藉”、“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一位教授说,人们常常谈到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事实上,真正丰富的是我国的文化资源,这在世界独具优势。离开了我们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就谈不上懂得中国的国情。像“精神”、“文明”这些词汇,可以说和中华民族一样古老。“精神”一词,最早见于《礼记》,谓天地万物之精气,到《庄子》、《汉书》引伸为神气、精力、活力,到清代还一度成了银钱的别名。“文明”,最早见于《易经》的“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意思是文采光明,文德辉耀,以后又成了“野蛮”的对应词。
“精神文明”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被提出来,距今只有107年。这还是清朝瓦解、民国初建之时。第一个使用“精神文明”的是梁启超。他在1889年12月流亡日本主编的一份《清议报》第33册上,以“哀时客”为笔名,发表了《文明之精神》(一名《民国十大元化论》)一文,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文明易,求精神文明难”。1902年,有一个叫胡英敏的,在东京编印的《识书汇编》第十一期中,署名攻法子的《政法片片录》中说:“精神文明为一国生气之所系,有之则兴,无之则亡”。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撰写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他认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修建巨大的城市,……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这“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在这前后,关注这个问题的还有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杜亚泉、赵元任等。陈独秀讲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文明。1927年瞿秋白先后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要用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他没有用“精神文明”这个词,而是用“心性文明”的提法。他认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孙中山选集》第139页)。1912年10月19日,他视察江阴,作了“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的题词。1917年至1919年,孙中山发表了《建国方略》。这是他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二次革命和反对段祺瑞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遭受挫折后,试图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道路,希望从此启发国民,唤醒社会而写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三部分,一是心理建设,二是物质建设,三是社会建设。前一部分主要讲心性文明,讲知行关系,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要求人们首先要解决理论认识问题,才能有正确的实践行动,第三部分的社会建设,主要是讲民主政治建设。他认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未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建国方略》把心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建设作为三位一体的立国之本,其见识确有过人之处,不愧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躯。由于孙中山的过早去逝,国民党反动派上台,孙中山所设想的三大建设不可能实行。
进入30年代,精神文明的提法不多见了。但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总结。他指出,从“五四”运动到1940年的20年间,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国共合作到破裂,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以及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围剿。中国的文化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发生了三次曲折,走了一个“之”字。1936年以后,是八年抗战,1945年以后,又是解放战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能提上日程进行探讨。
建国以后,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由于“左”的错误,尽管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进步,也不可能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才第一次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党的文献中被正式确定了下来。
1980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昌,专门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呼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认为“除了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在这次会议和十一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全国开展了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内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大要点之一。党的十二大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1986年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以后的十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我国1989年的“六·四”风波和苏联解体,深刻说明,没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是立不住脚的。
回顾这一百年来,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中国出现的两度对精神文明的探讨,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现象。这两度探讨,名词相同,实质有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懂得历史,才能懂得现在。研究一下这两度探讨的同与不同,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无好处。
这两度精神文明的探讨,都是在时代大变动之下发生的。时代要前进,就必须摆脱精神上、文化上的旧有的不合时代需要的桎梏,寻找新的支撑点,本世纪初的探讨,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也有少数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当时的先知先觉者。当时探讨这个问题主要在知识阶层之中,面很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在全国人民中开展广泛的、深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长远的进步。但是,本世纪初的探讨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诸如: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的生气所系,关系着一国的兴衰成败;精神文明是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同为立国之本;两个文明互为目的,物质文明有助于精神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推动着物质文明前进;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要用社会主义的文明取代资产阶级文明等等。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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