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文

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文

·政治与法律研究 ·

论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崔卫真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者,他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推进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毛泽东不仅对列宁提出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的核心进行了解释和发挥,多层次、多角度分析了矛盾的特性,还将中国传统通变思维融入辩证法,明确了辩证法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完善了唯物辩证法结构,还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范例。

[关键词 ]毛泽东;列宁;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

毛泽东的《矛盾论》从哲学高度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贯彻到底,完善了一元论辩证法体系;二是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概念,多层次分析了矛盾的特性,形成了一套认识矛盾的方法;三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的“通变”思想融入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指导行动的实践智慧。

一 、毛泽东对一元论辩证法体系的解释和发挥

辩证法是一种关于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恩格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列宁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把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确立了一元论辩证法的基础。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其它范畴,对一元论辩证法体系进行了解释和发挥。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摈弃了它的的唯心主义体系,创立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不懂得黑格尔辩证法,只是借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用语。蒲鲁东所理解的辩证运动,只是机械地分出事物中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且以保存好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为目的。马克思指出,矛盾是辩证法的实质,他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144蒲鲁东不懂辩证法,他提出消除事物中坏的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切断了辩证运动。列宁通过研究哲学史,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首次确立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2]608列宁又说,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这两个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对辩证法的解释,使辩证法的逻辑体系结构更加清晰,列宁指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列宁对辩证法的一大贡献。

在列宁之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深化了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入手,分别分析了内因与外因,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斗争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集中展现了矛盾问题的多重含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列宁的话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3]213,对列宁的这个思想进行了解释和发挥。毛泽东指出,事物矛盾法则,也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只有掌握了它才能更好地理解辩证法的其它规律和范畴。

辩证法有三大规律,是从黑格尔到恩格斯的一致看法,苏联哲学教科书也持这种观点。早期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中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部分批注到:“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4]113这说明,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是认同辩证法中三大规律并列的做法的。

王南湜教授认为,分析毛泽东在“核心”之外提出“精髓”的原因,应该从中西辩证法的区别入手。中国传统辩证法是直悟辩证法,西方辩证法是一种反思辩证法,直悟的思维方法从总体上对世界进行把握,在直悟辩证法那里,不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西方科学分析的方法通过理智抽象,把整体之物分解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进而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个特点也造成反思辩证法往往停留于抽象,不能整体地把握事物,弱化了辩证法的实践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列宁首次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提出辩证法的“核心论”,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2]608。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实践哲学角度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6]320其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是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共性概括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个性表现了事物的特殊本质,从理论上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其它方面问题的前提条件。在实践方面,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如李达所说的:“所谓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就是说要找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联系。”[8]223

二 、毛泽东对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问题的阐述

阿尔都塞在解读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毛泽东的矛盾观中提出了“多元决定”理论。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运动和发展,阐明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黑格尔的矛盾系统是“简单统一体”,在他那里,“任何一个特定的矛盾都不是主导矛盾。”[5]199而在马克思那里,矛盾只有处于具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中才是矛盾,矛盾的这种互相依存关系“在每个矛盾的现实存在条件的内部,恰恰是构成整体统一性的这一主导结构的表现。”[5]201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不仅是用“物质生产”取代了“绝对精神”,还用具有许多矛盾和复杂结构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取代了单一矛盾演化的辩证法,即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含义的“颠倒”(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颠倒在费尔巴哈那里已经完成),而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结构的改造。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对事物发展进程中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避免了黑格尔一元决定论。毛泽东通过三个新的概念研究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对辩证法的核心进行了解释和发挥:“第一个概念是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第二个概念是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最后,第三个概念是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5]187矛盾系统是一个复杂整体,而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的矛盾,阿尔都塞借用毛泽东的矛盾观来论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他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观是有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观,构成事物整体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存在“结构因果性”,事物整体的矛盾结构,即是事物存在本身。毛泽东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阿尔都塞用矛盾所在的结构的决定作用取代了主要矛盾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毛泽东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因而无法发现毛泽东辩证法的本真意蕴。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时,具体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6]317

如果存在有一对以上的矛盾,我们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在简单过程的同一对矛盾中,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齐泽克说:“《矛盾论》的伟大论述的主要论点集中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个过程中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一个矛盾中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7]

毛泽东在说明矛盾的斗争性的普遍性时指出:“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6]327在简单过程中,一对矛盾中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在复杂过程中,有一对以上矛盾,其中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阐明了主要矛盾的定义:“在复杂事物的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6]320主要矛盾在矛盾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其它矛盾处于服从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经常遇到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普遍化的问题,针对有人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夸大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特别指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反对教条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做法,他批判教条主义者说:“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6]304。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具体分析,强调调查研究的作用,正确处理了理论指导实践时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从纵的方向分析了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还从横的方向分析了矛盾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问题,深化了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

毛泽东提出的矛盾“精髓论”,把科学分析方法引入直悟方法之中,是一种对中西辩证法综合的成果。“即‘核心’强调的是从总体上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强调通过分析而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中个别地把握事物,是‘分’而言之,两方面的关系也就是直悟与分析的关系,是思维中互补的两个方面。”[11]即是说,“核心”和“精髓”是从“总”与“分”两个方面对辩证法的双重规定,中国人所理解的“核心论”是从总体上把握矛盾,直指本心,有忽略矛盾在复杂结构中的关系的弊病。毛泽东的“精髓论”,分析矛盾在复杂结构整体中意义,在中国直悟辩证法中加入了西方科学分析的成分,既保留了中国传统辩证法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优点,又吸收了西方辩证法注重科学分析的优点,既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现代性转换,又是对西方辩证法的中国化改造。

2.党建要为央企机制创新服务。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背景下,央企党建既要服务于企业的经济生产,又要保持党组织的政治本色。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党组织并不属于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在我国,党章和党的相关文件又规定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党组织除了负有自身建设和宣传教育的职能之外,还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和实施监督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能,以此维护国家、企业和员工三方的利益。因而,党组织如何通过相关的途径、方式和机制发挥作用,参与现代企业管理和发展成为必须。

综合考虑后调整电磁方案,在满足用户要求的前提下,将铁心长度缩短到1 134 mm,另外考虑缩小电动机机座长度,以缩短轴系长度,提高临界转速。经过计算重新排尺寸,将机座缩短到2 650 mm。重新确定电动机轴系后,计算电动机临界转速,调整后算得第一临界转速为2 620 r/min,超过了1.3倍最高可能运行转速,避开了共振点,确保了电动机的安全运行。

毛泽东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矛盾的特性,形成一套认识矛盾的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多次阐明辩证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辩证地分析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教条主义者,不具体分析各种事物,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有着不同于苏联战争的许多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主要有四个:中国是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战争,有顺利的条件,也有困难的条件。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6]117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分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目的在于指导行动,他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322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6]304根据矛盾发展不平衡原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间的地位不是固定,而是经常互相转化的。毛泽东分析各个矛盾的地位,主张抓住主要矛盾,我们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世界。

制作:锅内放入清水500 g,下入除吉士粉和君度酒之外的用料小火煮至白砂糖全部溶化,放入吉士粉搅拌均匀,最后淋入君度酒即可。

三 、毛泽东的 “精髓论 ”对辩证法 “核心论 ”的中国化改造

后来,毛泽东对辩证法的体系和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明确反对将辩证法中三大规律平列的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对辩证法普遍本质的概括。毛泽东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4]505毛泽东认为:“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4]505他用对立统一规律分别解释了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其它辩证法范畴,毛泽东举例说,质量互变规律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因为事物发展的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毛泽东在理论上证明了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一元论解释就此形成。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对比二者的关系可以看出,我们运用“核心论”在对事物进行矛盾分析时,对立统一是各矛盾之间以及矛盾各方面之间的一种普遍的结构,但它不能代替对复杂矛盾系统进行的结构分析,因为“从结构的观点来看,分析复杂的矛盾结构时,只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仍然是粗线条的,特别是对结构整体的意义没能揭示出来。”[9]毛泽东的“精髓论”是中西辩证法综合的理论成果,正如王南湜教授所指出的“这里,‘精髓论’正是对于‘核心论’的补充,对于做为辩证法的矛盾法则的进一步规定。”[10]

其中,1-(i/2K)为线性衰减系数,列表中位置越靠后的点对距离的贡献越小,Ia(i)返回列表Oa中位于第i位的数据点P,例如图1中Ia(0)返回点a。Rb(P)返回点P位于列表Ob中的位置,由于列表里只包含前K个最近邻居,点P有可能不存在于Ob中,故Rb(P)为:

艾思奇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没有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对辩证法有自己的理解。恩格斯在论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时,质量互变规律放在第一条,对立统一规律放在第二条,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颠倒了这两条规律的次序,并且对辩证法三大规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第一条法则是更根本的法则,要有了它,才能能够说明第二条法则的。”艾思奇在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之后,对三大规律的关系进行了概括“三个定律仍是以矛盾统一律为最根本。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同样都是由矛盾统一律展开而成的。”毛泽东曾成段地摘录艾思奇的书中的观点,并加以点评。艾思奇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写信约他面谈,讨论“差别不是矛盾”问题,毛泽东重视艾思奇的著作,是他与艾思奇在哲学思维上产生的共鸣是分不开的。

在一对矛盾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地位也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矛盾的性质。毛泽东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是主要方面所规定的。”[6]322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中,二者的地位是不平衡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般情况下是经济基础占主导地位,在特殊时期,上层建筑也可以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是明确提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概念。

毛泽东认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6]322在矛盾发展过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毛泽东反对把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而主张把它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矛盾,着重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 、毛泽东关于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思想

毛泽东认为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的同一性关系中可分为两种情形: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毛泽东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6]327毛泽东特别论述了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了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毛泽东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6]332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排斥的斗争贯穿矛盾过程的始终,使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过渡,一切矛盾都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对立面转化。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毛泽东强调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指出:“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6]333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是相对的,他们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普遍性在一定情况下转变为特殊性,反过来也一样。例如,存在阶级现象在所有阶级社会中是矛盾的普遍性,而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存在阶级又是阶级社会的特殊性。列宁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研究俄国革命,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问题,毛泽东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问题。针对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并且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性质及其矛盾的解决办法,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毛泽东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彻底性,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矛盾法则,构建起了一套以矛盾为核心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新的理论体系。

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但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之间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性质受到事物自身中存在的矛盾双方斗争力量消长的影响。毛泽东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中,针对“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批注到:“内部的对立化为外部的对立”[4]240毛泽东是说,内部矛盾的变化引起外部矛盾的变化,内部矛盾对立转化为外部矛盾对立,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在事物的转变过程中,体现了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

毛泽东说:“然而这种情况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起变化。”[6]322关于矛盾地位转化的思想,毛泽东举例说,中国做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国内的各阶级能暂时地团结起来,用民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一切矛盾都暂时地降低到次要和服从地位;当帝国主义不采用战争手段,而和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勾结,因而用“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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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依据矛盾斗争的两个方面地位的相互转化原理,批判了人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践与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问题上的僵化认识,他主张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承认生产力、实践和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而排除他们之间地位的相互转化,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毛泽东赋予了“形而上学”一词以特殊含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变成了批评任何无视‘通变’之人的特殊用语。”[12]149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说:“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由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是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6]325-326在毛泽东眼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两个矛盾的对立面的互相依赖、互相贯通关系,而不是绝对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这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谁决定谁不是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转化和同一的问题。

五 、毛泽东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的汲取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拓出的一条鲜明的哲学风格——在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上融入了辩证思维,从而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些难点。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它在表层上使用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在深层,却仍然根植于传统的通变哲学之中。”[12]37-38田辰山认为,毛泽东辩证的哲学思维,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色。

毛泽东相信,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是相通的,在他看来,斯大林哲学有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因而他对斯大林的观点有很多批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内在关系哲学,不承认社会和自然宇宙之间有绝对的分隔。在这点上马克思与毛泽东是类似的。”[12]129毛泽东的辩证法带有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通变”的理论特征。他对许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概念的解读是通过活学活用古代成语和典故来进行的。毛泽东在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引用列宁的话:“如果,我把麦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诚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个行为,但第二个行为却成为不可能”所对应位置批注到:“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4]123“乾坤或几乎息矣”来源于《周易·系辞》;毛泽东在“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灰同时是保存’……把旧事物当作附属的动因而保存着”的部分批注到:“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4]124毛泽东的这个比喻来自明代散曲选集《南宫词纪》。从以上两处毛泽东对“否定”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掌握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中辩证的否定的精神实质,他的辩证法所具有的辩证性和转化性特点,是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结果。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强大的敌人和弱小的红军,红军作战必须集中兵力,毛泽东说红军作战,做为战场的全局上来说是以少胜多,做为战场上局部来说是以多胜少,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致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6]225关于在战争中集中兵力的方法,春秋时期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形象地写到:“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毛泽东采用孙子的战争智慧,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兵力分散的敌人,使全局上是劣势的红军在局部上占优势,根本扭转了战争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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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集中兵力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面对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公开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文章,强调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毛泽东从不担心敌人知道了这个集中兵力的军事战略,因为运用战略还需要有“通变”以趋时的能力。从理论到实践,困难的是对时机的把握。毛泽东说,这种战略战术对于摸透红军脾气的敌人来说不是秘密,然而敌人不能阻止红军的胜利,避免他们的损失,是“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6]228毛泽东在指挥战争中,善于思考和判断,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总之,“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善与哲学思辨,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13]25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概念以及一切矛盾都向其对立面转化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矛盾的特殊性以及辩证法结构的认识。毛泽东的“精髓论”对辩证法“核心论”的中国化改造、关于矛盾相互转化思想和中国哲学的“通变”特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智慧。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综合,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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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s Contribution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UI Weizhen

(Faculty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Mao Zedong is the successor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e promoted the stud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reality. Mao Zedong not only explained and developed the core of dialectics of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put forward by Lenin; h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radictions from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perspectives. put Chinese traditional changing thinking into the dialectics, clarified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dialectics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Mao Zedong not only theoretically consummate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structure, also develope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reforming Chinese society, provided u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Keywords : Mao Zedong; Lenin; contradicti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 change

中图分类号 :A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63(2019)01-0018-07

DOI: 10.13773/j.cnki.51-1637/z.2019.01.004

收稿日期 :2018-06-27

作者简介 :崔卫真(1978—),男,河南鲁山人,博士, 研究方向: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李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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