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融资平台的“近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视论文,融资论文,政府论文,平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不可少的驱动力。如果说“每个人乃至每个集团想要得到的比他们所应得的多，而他们要求得到的又比他们想要得到的多”的话，政府融资平台堪称这方面的杰作之一。所谓政府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以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辅之以财政补贴和地方政府担保为手段，主要以经营收入、公共设施收费和财政资金等作为还款来源，而设立的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法人机构，以便为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等项目筹集资金。我们知道，大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一般企业可以进行贷款融资，但按照我国现有法规和政策，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券和直接贷款进行融资。始于1998年财政刺激下的政府融资平台创新，就可以使地方政府做到像企业一样融资，完全实现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国营企业软预算约束条件”，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受到限制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提供的贷款，是目前政府贷款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政府融资平台最初以基础设施项目和财政出具的还款承诺，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随着商业银行的介入，银行风险剧增，国家的监管部门在2006年暂停向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
当重庆市在融资平台的规范管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时，全国的融资平台业务又重新开始火爆起来，并从2008年开始从省级政府的融资平台逐渐向市级、县级甚至乡镇级的融资平台扩散。为了配合2008年11月国务院提出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2009年3月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地方财政贴息、完善信贷奖补机制、设立合规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等多种方式，吸引和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央投资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有了中央银行的支持，地方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融资平台的贷款了。尽管2009年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投资了1.9万亿元，但是，地方政府在激烈的政绩竞争中贷款和投资的胃口越来越大。
从2008年底以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2009年8月，全国共有3000家以上的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到2009年底，全国各级政府融资平台8221家，县级单位有4907家。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则迅速从2008年初的1万多亿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4.33万亿元、2009年中期的5万亿元以上和2009年底的7.38万亿元。在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2009年的18.9万亿元贷款余额中，与政府融资平台直接相关的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业贷款规模约为3.8万亿元，部分和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交通运输物流、电力燃气水务等公用事业的贷款余额为8.8万亿元。在融资平台贷款中，项目贷款余额近5万亿元，占全部融资平台贷款比例的80％以上。据中金公司测算，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进一步上升，2011年达到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如此庞大规模的贷款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是如此激增，可以说是前所未闻的，对银行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地方政府的信用也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中国的经济稳定性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借助于融资平台获得的巨额资金，扩大了内需，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了国家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使中国经济成功地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安全着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借助于融资平台贷款建设的项目，也改善了各地方的民生和城市的市容环境。天津市在2008-2012年的五年规划中，确立了廉租房、经济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的四项住房保障制度，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8万套、新增租房补贴家庭7万户；到2010年底实现对57万户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为此，天津市政府在2008-2009年通过划拨土地、免收土地收益、减免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和行政事业收费、直接投入廉租房建设资本金等方式共投入114.8亿元，新建保障性住房19.6万套、发放租房补贴6.7万户。为了解决融资渠道问题和加强融资平台管理，天津市2009年再将155家公司整合重组为86家融资平台公司。2009年4月，天津市组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公司，与15家银行签订了200亿元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合同，可投资拆迁157万平方米、4万户的危陋房屋。2009年6月，天津市国土房管局与天房集团等单位成立保障性住房投资基金，进行房屋拆迁改造工程。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有88个城中村，市内五区的22个村已经纳入危陋平房拆迁改造，20个村在未来两年内改造，46个村在未来三年内本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权责明确、规范运作、拆建结合”原则进行改造。其中天津保障住房建设投资公司计划投资125亿元改造13个城中村，并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银团贷款100亿元。
据统计，天津市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到2010年3月有363家，注册资本725.58亿元，总投资超过400亿元。特别是，天津市渤海产业投资基金首期募集资金60.8亿元，到2010年5月共投资40亿元。借助于庞大的融资平台，天津市政府提出了2010年“奋战300天”整治市容环境的庞大规划。这包括对454个小区进行专项整治，其中30个小区将提升为示范小区，达到牌匾规范、设置垃圾袋装、规范停车位、大修道路等32项标准；对257条道路沿线的8969栋建筑清理遮阳罩等违章设施74.5万个，整修楼房7792栋、平房74.5万平方米；对169栋楼房的12.5万平方米实施平改坡工程，对77栋楼房的5.113万平方米的屋面实施清理和围挡工作，对45栋、6.08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整修；提供4000余万元专项资金治理封堵私开门脸5573处。其他大中城市也有在融资平台支持下的庞大市政改造计划，在此不一一列举。
融资平台的巨大收益，掩盖不住其隐含的巨大风险和代价。银行系统的信贷危机首当其冲，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自2008年11月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以来，各地方的融资约束顿时放松。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商都不断向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将贷款、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债券工具，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信用创造，实现贷款额的急剧膨胀。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一是依靠财政担保承诺，二是依靠土地抵押、政府协调的其他国企担保、收费权质押等。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甚至提出，中央政府发行的基础设施国债，路桥费、养路费、部分城维费，土地储备收益权，路桥、隧道、水厂的资产，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的工商营业税等方面的优惠或税收，都可以作为融资平台的资本金。有些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甚至包括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的办公大楼。
在2009年，地方政府以财政拨款、土地划拨、股权划拨等形式出资占比约20％，其余建设筹资则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例如，交通银行抵质押和担保类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70％，信用类贷款占30％；民生银行融资平台相关贷款的抵押率为60％至70％。由于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主要是中长期贷款，其偿还本息金额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009年的12％，将攀升到2012年的26.6％和2014年的19.5％。按照年利率6％计算，地方政府每年需要支付5380亿元的利息。尽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高达近1.6万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的四分之一，但这个金额仍不足以偿还2013年的2.3万亿元的融资平台贷款。在地方融资平台中，土地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土地出让获得平台资金。在2009年底，7.38万亿融资平台贷款中的75％与土地挂钩，其余25％仅靠财政承诺的。2010年3月11日，中金公司发布研究报告称，30％-4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项目能依靠自身现金流偿还贷款本息；大约60％-70％的贷款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来还款。在目前政府调控房地产新政的局势下，依靠疯狂出卖土地获得融资平台的还本付息的资金更是大打折扣。而且，财政部在2010年5月规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中地方政府和人大所开具的“担保函”无效。2010年“两会”期间，重庆市代表团提交的《关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议》指出，这些投融资公司偿债渠道过分单一依赖土地，融资平台公司偿债来源大多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预期基础之上。如果土地价格下降20％-30％，许多融资平台都面临违约的风险。
即使土地价格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地区财政的不平衡也会加剧银行危机的风险。目前，地方政府的负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平均比例为60％。省级政府平均负债水平约40％、地市级65％、县级约80％，个别市县的负债水平超过400％。在全部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中，县级平台占比约为25％，县级及以下融资平台贷款中的20％风险较高。要知道，国有银行改制前的两次不良贷款处置，很大部分就出现在县级分支机构。在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在大项目、省级平台项目上的信贷优势不足，于是普遍加大了对县级政府的授信投放。从2009年的信贷投放趋势来看，新增贷款越来越趋向偿债能力较弱、转移支付较困难的二线城市和县级城市，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的小型及农村金融机构正是县级平台公司主要的资金供给方。到2009年末，在融资平台贷款较多的江苏、广东、四川、广西四省，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计发放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约950亿元，比2008年底增长100％。其中，省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不足10亿元，地市级约240亿元，县级约700亿元。层次偏低、抵押担保措施未完全落实、当地政府财力偏弱的贷款占全部融资平台贷款的5％。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激增在2010年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当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方式过度举债接近极限时，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导致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的隐性化和长期化。相反，2009年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分别为0.03％、0.14％、0.07％和0.05％，不良贷款合计不足15亿元。
如果说融资平台贷款规模的庞大和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有可能诱发银行信贷危机的话，融资平台的管理不善可以说加速了这一趋势。各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往往都由政府筹划、组建设立并直接或间接出资，主要负责人由政府或相关部门领导兼任，受政府委托从事开发、建设等任务，名为独立法人，实为政府附属单位。多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本身不具有偿债能力，完全依赖财政拨款偿还贷款。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的风险评估，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企业法人贷款的标准分析，而是基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和偿还能力的判断。但是，银行并不真正掌握政府的总体负债规模和偿债能力，既不能对借款人进行评级，也不能对具体贷款的债项评级。当贷款进入缺少实际的主营业务和固定资产的融资平台公司时，地方政府的过度负债、还款意愿不确定性以及贷款的期限偏长都会加剧银行贷款的风险。不可忽视的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利用融资平台违规贷款的情况：一是利用一个项目向多家银行贷款套取信贷资金。江苏省一个城市的园林环境整治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约8亿元，自筹资金3亿元，经营该项目的公司向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一家股份制银行先后获得抵押贷款5亿元和2亿元的流动资金。二是改变贷款的约定用途，挪用信贷资金。一个城市公共交通公司2009年向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申请2000万元的购车贷款，但在贷款资金到账后将1000万元资金转向其母公司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三是长期占用信贷资金，利用权力实现“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一旦地方政府的财力或还款意愿不足，贷款资金往往不能按期归还，甚至久拖不还，长期占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说：“现在有些融资平台，只管拿钱，拿到之后如何偿还并不明确，这是一个定时炸弹。”融资平台公司加大了银行与政府的信息不对称性，无意中把大量的贷款转变为不良资产，在银行、融资平台、政府之间形成新的三角债。
中金公司的报告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潜在风险在2012年将开始逐渐显现，但风险大小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如果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仅仅限于金融风险或者银行信贷风险，银行和政府可以通过加强贷款项目的资本金、土地等担保品有效性管理，组织债权行管理小组或提倡银团贷款模式，强化地方政府与银行在还款方面的积极合作，限制相关贷款的新增规模，规范新增贷款的投放，对现有融资平台实施分类管理，调整现行分税制或加大转移支付比例，加快市政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等多种方式来减少融资平台引起的融资风险问题。从“迪拜危机”发生后，中央政府就开始遏制地方融资平台对银行信贷的套取，财政部代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元的债券，基本上就是把融资平台贷款当作局部的银行信贷风险处理的。
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仅仅是一个贷款和还款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根本问题。第一，中国的金融调控问题。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的“银行”，具有强大的货币创造功能。借助于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就构建了一个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地方金融系统，并获得了一个不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贷款的特权。在目前的货币量计算中，地方融资平台不在中国人民银行管制之列。这样，当中央政府企图通过银行信贷调控房地产价格时，融资平台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这无形之中造成了中央政府的房地产新政的无效性，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预期。
第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1990年代各地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和市政公司上千亿元的没有偿还的贷款，最后由财政转移支付了结。1998-2005年间教育部管辖的78所大学的430亿元的贷款，还在艰难地等待中央财政的救助。各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贷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享受“免费搭车”贷款的政绩，但却不承担还款的义务，正是地方政府贷款进行建设的动力所在。而且，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大多为中长期贷款，受到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影响。当现任政府官员利用融资平台贷款获得“瞩目”的政绩升迁后，后来的地方官员要么自愿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要么不遵守前任的还款承诺。从长远来说，融资平台公司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远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的目标。2009年第12期《财经》杂志封面文章“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报导，以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为名的政府融资平台遍地开花，省级、市级、县级，城市建设、交通、新能源等各行业，都在加速膨胀政府的融资能力，正是这种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好体现。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说：“政府政策优先奖励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几乎任何补偿都直接针对一种人们可以操控的、即使是细微或微弱操控的情况，它降低了人们脱离这种境况或从紧急状况中摆脱出来的动机。”
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还体现在不负责任的政绩工程方面。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尽管财政收入只有3000多万元，尽管绝大多数当地居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破旧的旧城区，但该县政府筹集资金60多亿元，历时十年，违规修建了充斥着各种烂尾楼的一个新城区。硝烟未息，重庆市开县政府准备在未来十年投资100亿元，把开县建成“灵动水城”，尽管该县每年财政收入还不足10亿元。为了筹办2012年的第七届全国农运会，南阳市以每年每亩租金1300元和青苗补偿费500元，将百亩土地即将收获的麦田推平，种上了各种花草树木。假如一亩麦田产小麦500斤，这等于摧毁掉5万斤的小麦。江苏省徐州市在2010年5月铲平即将收割的300亩麦田建安置房，毁损小麦至少15万斤。江苏省阜宁县耗资350万元在该县城南的204国道和329省道交汇处，修建了一座高23米、基座边长49米、占地8000平方米的红色雕塑——上海世博馆的“山寨版中国馆”。济南市柳萌区城郊结合部投资70万元修建了一座豪华公厕，占地面积279平方米，建筑面积229平方米，路面和绿化面积50平方米。该公厕地面铺着彩色瓷砖，大厅20余平方米，设有休息室、两个单人木质靠椅、1个2米长的木质沙发、一台饮水机、墙角有一个1490瓦的格力空调，墙上挂着液晶电视和石英挂钟。有了政府的融资平台，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就可以在不顾群众的意见和看法的基础上拔地而起，财政包袱留给后来的“任重道远”的官员。谢林说：“不负责任和缺乏责任之间的一个差别可能就是道德心，或者合法的责任能够帮助保护前者，但是要求一些真正的创新来克服后者。”
第三，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巨额贷款以及随着而来的数不清的工程建设，为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天然的温床。根据国土资源部在2010年5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共有违规土地审批36872宗，涉及土地面积61.3万亩，没收违法资金15.6亿元。王荣利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分析了2009年的83名影响重大的企业家犯罪情况。在其研究的34名涉案国有企业家中，涉嫌受贿罪的28名，贪污罪的16名，挪用公款的8名，涉嫌其他犯罪的罪名有8人。这34名国有企业家涉案金额34.0466亿元，人均涉案1亿多，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20日公布了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的20个典型案件，涉案金额从58万元至2200万多元，平均每个案件550多万元，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这些案件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立项审批、规划管理、土地出让、招标投标、建设施工、质量管理、物资采购、资金使用等各环节，其中土地出让、规划管理、招标投标的违法违纪案件比较集中，主要是领导利用职权插手工程建设项目牟取私利。
不幸的是，许多寻租行为是在合法的名义进行的。陕西省眉县县城的“城市美景”项目，由陕西聚旺伟业公司开发，占地面积208亩，规划建设住房1838套，其中经济适用房1548套，廉租房290套。在2010年4月申报出售的610套一期工程住房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各部门领导有40多名，分配给城区居民的只有22套。根据眉县建设局发布的《关于城市美景小区经济适用房销售方案的通知》，首批分配供应的数额按照各乡镇、各部门在册正式工作人员数量确定。购房条件包括：第一，各乡镇机关、各部门、各系统在册已婚工作人员；第二，夫妻双方均为眉县城镇非农户口；第三，城镇无住房或城镇人均住房不足14平方米家庭；第四，县政府确定的其他应享受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正如该县建设局局长所说，“城市美景”项目是利用经济适用房的名义，获得有关优惠减免政策，降低建设成本，从而降低干部职工的购房负担。武汉市的经济适用房“六联号”、老河口的“14联号”、北京经济适用房的违规出租、郑州经济适用房建别墅、安徽建200平方米的豪华经济适用房、南阳市420套经济适用房按照商品房价格出售，都是如此。大量的领导干部可以廉价购买经济适用房，然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获得巨额利润。
2010年5月7日，中央纪委发布了禁止干部乱插手工程的若干解释规定。如若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招标投资、土地使用权与矿业权审批出让、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物资采购、资金安排使用，将按照违规违纪处理。2010年5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重新确定了86种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如非公职人员受贿5000元、骗款达到100万元、恶意透支1万元、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损失30万元以上等行为。不知道，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是否能列入这些管辖范围。
第四，融资平台下的房地产价格暴涨问题。2009年，全国商业用地每平方米4712元，居住地3824元，工业用地597元。政府压低或者免费供应工业用地，以便吸引外资或者加强政府主导的工业或者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地区GDP的增长。同时对住房用地采取控制的态度，或者地方政府大规模储备囤积土地，或者利用关联企业进入土地市场高价拍卖土地，然后通过刚性的房地产市场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进一步推动地区GDP的增长。尽管“追求增长为王”的建设型财政逐步让位于以民生为重的公共财政，如2006年财政用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占60％，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下降到26％，但社会福利的城市化仍然需要政府的高昂投入，如修路、搭桥、建房，绿化、净化、美化，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保。这些民生工程建设都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暴涨。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铁路和住房的大量建设，钢材需求量急剧增加。2010年2月，中国的粗钢产量为5036万吨、生铁4750万吨、钢材5559万吨，分别比2009年2月增长22.5％、17.12％和18.1％。从用钢的行业结构来看，2008年，不包括交通、石油管线和海洋工程的建筑业占全国钢铁消费量的49.3％，工业37.1％，交通5.2％；2009年1-5月建筑业用钢占51.9％，工业33.8％，交通6.3％；2009年底，房屋建筑工程占36.1％，不包括交通能源的土木工程占11.1％，交通6.9％，汽车7.9％。房地产是最大的用钢行业，在2010年的头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3144亿元，比2009年同期增长30％。机械行业在2010年头两个月投资1.75万亿元，用钢需求也增长较快。随着房地产价格上涨和用钢需求的急剧增加，钢材价格呈现大幅度上涨的趋势。武汉钢铁公司2010年4月份的轧钢出厂价格每吨上涨300元，上海宝钢的线材在2010年2月每吨上涨150-300元、镀锌钢材出厂价每吨上涨800元(含税1000元)，宝钢的钢材在4月每吨上涨300元，比2009年12月上涨了20％。
随着钢铁价格的上涨，铁矿石的国际市场价格也猛涨。2009年，中国进口了6亿吨铁矿石。2010年4月17日，在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报价中，品位65％的巴西粉矿价格升至每吨180美元，品位62％的澳大利亚块矿和粉矿价格为每吨185美元和180美元，品位63％的印度粉矿价格为每吨190-195美元。这些报价比3月上涨了30％，比2009年底上涨了近100％。国内铁矿石的价格以进口铁矿石的现货价格为参照，从每吨680元涨到4月的每吨1380元。国内铁矿石、钢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都预示着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
钢材价格的上涨，会提高所有使用钢材的产品经营成本，如汽车、机械、造船等行业的成本，降低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减少外贸顺差，加大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的压力。2010年3月，中国进口1193.5亿美元，出口1121.1亿美元，贸易逆差为73.5亿美元，这是70个月以来第一次我国出现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石油、铁矿石、汽车类大宗产品的进口猛增。铁矿砂在2010年第一季度进口1.6亿吨，进口均价达到每吨96.3美元，涨价幅度20.7％。当然，工资的上涨、房价的上涨、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也会削弱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意想不到的是，地方政府大规模的融资和投资建设，以及推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不仅不利于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也加大了国内扩大内需的压力。
第五，政府融资和投资的挤出问题。由于政府融资平台是各类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和乡镇金融机构普遍追逐的目标，这无疑会挤出这些金融机构对农业、小企业的贷款，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垄断了许多行业的进入。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中央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矿产资源勘探等基础设施行业，市政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公共交通、政策性房屋改造等公用事业，医疗、教育培训、社会福利、文化旅游、体育等社会事业，金融机构、批发零售、国防科技、国有企业改造等众多行业。这一政策措施在2010年5月再次得到国务院的确认。但是，地方政府在融资平台下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完全排挤了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迫使大规模的民间资金进行投机炒作。
在2005-2007年期间，山西省关闭小煤矿6000多座，获得了大量的剩余资金。2008年，海口市销售了300万平方米的住房，山西煤老板购买了40万平方米、约2000套房屋。2009年，山西政府对9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整改或者被大型煤矿兼并，煤矿老板获得了近千亿元的补偿金，最大的一笔就达到了80亿元。这些巨额资金得寻找出路。2009年5月北京市“中关村SOHO”项目的买房人中，北京人占42％、山西人28％、陕西人25％、河北人2％、辽宁人和内蒙古人3％。在这个楼盘第一天销售的6.35亿元，山西购买者投资了1.8亿元资金。在“SOHO现代”和“建外SOHO”两个项目上，山西人投资了7亿元；在SOHO中国开发的光华路SOHO、朝外SOHO、SOHO尚都、三里屯SOHO的楼盘中，山西人的购买比例占50％。2010年1-3月，北京市投资性购买的比例占23.1％，热钱大约在300亿元-800亿元之间。在中央政府控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下，这些资金可能会转向股市、能源、低碳等行业以及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从2009年6月开始，大量资金开始炒卖棉花，薄利棉纺织工业将受到威胁。2010年4月以来，大量投机资金流入能长期保值的玉米、大蒜等农产品，造成这些价格飞涨。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国内高房价的影响下，部分资金也开始流向海外购房。国际房地产是一个统一大市场，一个地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高价房地区的人到低价房地区购买房屋。加州一套250-280平方米的别墅在3年前售价为60万美元，而到2010年为35-40万美元。休斯敦的公寓单价为每平方米1万元人民币。在纽约长岛，190万美元就能购买600平米的房子，曼哈顿写字楼的租金是每平方米3000多美元。在日本，距离大阪市中心15分钟的精装修的三室一厅价格100万元人民币(每年的地产税在外)。日本北海道千岁市文京区的一块住宅用地正在建设17栋、1000套庭院式别墅，每套售价约3000万日元或者230万元人民币，准备出售给到该地区旅游的中国富人购买。200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美国卖房团交易会上，达成500多套房屋购买意向。在2010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美房地产交易会，参观者有7000人，意愿成交房屋500多套，成交金额超过1亿美元。中国各大城市也组织赴美购房团，如天津市在2010年3月组织两次赴美购房团，已有4人在美购买房产。这样，随着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大量的富有阶层都将在国外购置房屋，并伴随着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流出。而且，在中国产业投资限制和房地产价格走高的局势下，国内的房地产投机乃至世界的房地产投机将加剧。中国许多富豪在美国洛杉矶市附近的新港滩和新港海岸的钻石吧社区、核桃社区、雅凯迪亚社区、圣玛丽湾社区和尔湾等地，大量购买价值200万美元的景观独栋住宅。这些社区主要是学区好、住宅的增值潜力较大和华人比较集中，吸引了大量的富裕移民。
一部分富有的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去炒房。澳大利亚房价在2009年4月到2010年3月期间上涨了20％，有人认为海外投资者购房是主要原因。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一名中国女老板以1.2亿元购买了墨尔本市的一套900平方米的高级公寓，一名持学生证的中国女孩以1143万元人民币购来了一套3居室的房屋，中国买家抬高了澳大利亚房价。158位投资者在韩国济州岛买下了价值1.83亿元的58套度假别墅。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的地卑诗省失业率高但房价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加拿大鼓励投资移民政策带来的大量中国移民集居并且扎堆购买房屋所致。
美国在1980年代的信贷危机，就是起源于储蓄和信贷银行向房地产业的贷款。一旦房地产价格下滑，银行危机就出现了。美国政府最终花费了2000亿美元和10年的时间来清理这种房地产贷款。目前，饱受债务危机之苦的希腊的总债务已达GDP的130％，欧元区各国的负债占GDP的80％以上，日本债务达GDP的230％。相对来说，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在中国还不到GDP的50％。不过，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3％突升到2009年的23％。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与财政收入不足引起的。2006年，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为62％，资金缺口高达1.5万亿元。到2010年，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缺口可能高达数万亿元。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大规模建设带来的金融失控、道德风险、寻租行为、房地产价格暴涨、资本外流、通货膨胀、出口竞争力减弱、进口原材料价格暴涨等问题，加上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就必须综合治理地方金融平台的问题，而不仅仅限制在狭隘的金融风险问题上。我们需要规范金融平台贷款的市场性，需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和地方官员的责任，需要规范民间资本和政府资本的经营领域，需要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一句话，我们需要从融资平台中尝试规范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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