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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创新的内涵
作为科学概念的“创新”（innovation）最早源于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创立者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使用“创新”一词。他在其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界定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认为“创新”是企业把一种从来没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以获得“企业家的利润”。他进而把“创新”的内容归纳为引进开发新产品（产品创新）、采用新技术（工艺创新）、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新供应源（利用开发新资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五个方面。
出版创新是对出版业现状实施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革除与发展现状不相适应甚至发生抵触的旧有出版观念、出版体制、出版模式和运行机制，提出并构建与出版规律和发展方向相吻合的新的出版理念、新的出版体制、经营方式和与之相配套的、相对健全完善的运行机制，从而获得出版业的新发展，实现出版业的新突破。
出版创新是一个系统进程，它不是游离于国家创新体系之外的散兵游勇式的独立行为。一方面，它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创新行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均发生联系与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出版业整体结构及功能改善的过程，而不仅仅指局部的改变或细节的修缮。
出版创新是一个复杂过程。一方面，新思想的推行、新体制的创设、新制度的建立要经过长期的锻造和实践的检验，甚至还会遭到传统体制的排斥或因不完善而导致失败；另一方面，出版创新又是在不断继承和吸纳中完成的，它不仅要弘扬原有体系中的精粹，而且要有针对性地借鉴国内相关行业的成功经验、有选择性地吸收国际出版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
二、出版创新的现实紧迫性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出版业有了长足进步。目前我国有出版社572家，年出书近22万种，新书13万种， 市场可供图书达40多万种，2004年我国图书出版业总资产达到446.39亿元，出版社平均资产规模8297万元；年销售收入全行业达到279.31亿元，全行业实现利润49.38亿元。发行网络遍布城乡，印刷装备技术先进，经营手段日趋成熟，出版载体丰富多样，从发展态势上讲，我国已经步入出版大国的行列。然而，我国出版业虽然已有一定的规模，但整体实力不强，与出版业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出版水平上还有较大差距，尚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理论层面
1.理论欠缺
在我国，编辑学、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之于图书制作与传播的发展历史明显滞后。编辑学、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得到社会承认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从出版理论研究现状看，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较偏重于编辑学、编辑史的探讨，出版学的整体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在数量不多的出版理论著作中，以编辑为对象的较多，以出版整体为对象的较少，研究内容分散性较强，系统性较弱，理论创建不够，学术观点滞后，能切实指导实践的学术成果为数寥寥。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出版理论研究还没有做到从大处着眼，从现实需要出发去观照新时期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变革，系统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尚待时日。
2.研究匮乏
与国际出版理论研究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实用性相比，我国的理论研究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分量上均明显不足，表现为：一是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众多的出版媒体成为理论阵地且呈现日益扩大的态势，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从业人员自身对理论建设的忽视。在出版界，分析出版形势、钻研出版理论、探究出版规律的风气尚未形成。二是研究力量不足。尽管我国有专门的出版科研机构（目前也仅仅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一家），一些院校也设立了编辑出版学科，但由于从业主体工作重心在生产，忽视研究，其运行机制的建立也均紧紧围绕着效益原则，致使理论研究难以形成气候，企业也经常忽视甚至放弃了对专业研究人士的培养，更没有为研究建立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出版专业的研究生从业后也大都直接进入出版实务，鲜有成为从事专门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偌大的中国出版业，仅仅靠一两家研究所的研究力量进行理论构建，无异于杯水车薪。三是研究水平滞后。目前，我国出版领域有分量的著作为数不多，高水平的传播学理论和出版学理论存在着严重断层，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科研成果明显缺位，较之于国外的理论研究程度差距较大。
（二）现实层面
1.竞争实力明显偏弱
我国的出版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整体实力与国际出版大国难望项背。2005年我国的GDP占世界GDP的7％，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实体，但整个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3％。当年，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占到30％，日本为18％。美国、德国、英国的出版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产业。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出版强国的大型出版集团几乎垄断了国际图书市场的某些图书品种的生产和销售，它们的出版活动，影响着整个国际出版物市场。而我国年图书营业总额近年来仅在500亿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一个出版集团的营业水平。诸如美国的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时代·华纳公司、读者文摘公司，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法国的阿歇特出版集团、熙德出版集团，英国的里德·埃尔赛维尔公司、皮尔逊公司，日本的讲谈社、岩波书店等在世界文化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出版企业，我国出版业中迄今还没有一个能与之相提并论。我国的出版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明显偏弱。
2.文化输出缺乏活力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在版权贸易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版权的数量逐年呈几何数字增长。2004 年， 版权引进已达11746项。应当承认，从引进、 模仿到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然而，虽然大量引进国外知识产权，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文化市场的繁荣，但由于缺乏在内容上自主创新的能力，中国出版业仍然主要靠人口数量促成的市场潜力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国际出版业中仍处于低端位置。版权贸易兴旺的十几年间，贸易逆差的比例逐年加大，最高的一年引进与输出比例达到16∶1， 而且长期依靠版权引进并未推动内容创新，中国出版业在承受大量引进带来的巨额成本的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也面临着逐渐弱化的危机。许多出版社面临着“空壳化”风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基于连续几十年的投入和调整，已经构筑起知识经济的高门槛，逐步形成了在国际出版物市场环境下成熟的创新体系，从而在文化贸易中长期占据着稳固的优势地位。中国出版业要在短期内突破强势文化的重围，以成功输出本土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崛起，并在世界文化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面临着巨大机遇与挑战。
3.出版经济增长缓慢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出版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和辉煌业绩。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起，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出版业经济增长滞缓，总量物价高、质量效益低的特征日益凸显，在依靠各种要素投入即主要通过品种数量的增加带动效益增长的同时，多数出版企业的各项效益指标不断下滑，库存积压和退货现象日趋严重。“十五”期间，我国图书生产2001年比2000年增加1.12万种，2002年比2001年增加1.64万种，2003年比2002年增加1.94万种，而图书销售2001年却比1999年下降5.51％，2003年比上年下降3.29％。个别专业性较强的出版社由于多年来效益持续负增长，有的不得不放弃自身的专业优势，纷纷转向效益型品种的生产，有的出版企业生产和经营甚至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
三、五大创新打造出版产业核心竞争力
世界各国出版业发展的经验一再表明，在开放的国际市场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就难以积极主动地进行自身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难以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越过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壁垒，就必然会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出版产业分工中陷入被动，使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长此以往，出版业的市场地位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丧失，本国文化就会有被逐步边缘化的风险。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惟一的出路就是加强出版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
（一）以体制创新增强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推进出版集约化经营
出版集团化就是出版规模经济基本精神的体现。出版规模的经济性是指由出版规模的变动而引起的收益的变动，反映的是因出版能力的提高而使生产成本下降、效益增加的趋势。衡量产业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产业集中度。当前，我国出版产业的集团化建设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协调、引导和推动，但应该看到，这种“借力”是必须的，这是我国出版业实现改革目标的现实需要，关键点在于集团组建之后的建设问题。基于我国出版业的实际，在集团化建设过程中应把着眼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整合优势资源，对各类资源进行优化重组，以大大强化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为目的，最大限度地发掘出版资源的内在价值，实现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兼并和股份制形式，逐步实现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促进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和互利互惠，实现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联合，做大做强出版业；三是要按产业化原则对出版物市场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培育，打破市场分割和行业壁垒，加快建立各种出版生产的要素市场，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体系，逐步改变现有的小规模状态，布局不平衡、功能不健全的出版物市场局面。
2.创新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创新是观念、体制、结构的再造，主要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计划观念的转变，劳动就业观念的转变，出版企业组织结构、权力结构的改变等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有序地向前推进，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富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
毫无疑问，新成立的出版集团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探索建立党委领导和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领导体制，集团党委和集团公司董事会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党委要做到管好法人，管好班子，管好导向，管好资产、管好经营，确保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权和对出版企业的控制权。其次要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良好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执行机制。要严格按照公司法形成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从目前一些出版集团运作的现状来看，许多出版企业的老总们还不适应这一权力结构，结果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弊端丛生，董事会要么不清楚该干什么，要么权力膨胀，监事会形同虚设。要按照母子公司的体制，进一步规范集团的母子公司治理结构。
在讨论出版体制创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体制是表、人是本，认为体制一改革立刻就可以带来效益的增长和出版竞争力的提升，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产权关系的转变是外部的，劳动关系的转变是内部的。在很多时候，人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体制、机制等要素中，人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也是最难控制的因素。只有做好人的工作，其他工作中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一定要借助体制改革的力量，不断提高出版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保持锐意进取的活力，才有可能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来。
（二）以内容创新提高出版产业发展的竞争力
当前，我国的出版物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产品供求关系由供不应求转为供过于求之后，质量竞争成为产品竞争的焦点，与价格战相比，质量战对企业的影响更为深刻。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出版物的质量通过出版物的内容反映出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内容创新是关键。
在内容创新中，应突出把握三点，一是不断加大品牌创新的力度。综观国际出版集团近年来的出版实践，众多的出版集团正是基于各自在某些出版物上的质量优势、规模优势和特色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着霸主地位。因而，从增加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出发，我国出版企业应倾力进行出版物的品牌创新，靠品牌赢得读者，赢得市场，赢得竞争，赢得人才。二是走特色化发展之路。通过认真深入的市场调研，找准市场定位，通过挖潜现有的人才、资本和文化资源潜力，创造出富有独特个性的出版原创产品，并通过产品的积累，不断强化特色，通过特色发挥影响力，通过特色形成竞争力。三是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品牌创新的核心内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既是我国出版业实现文化崛起的基础条件，也是出版业实施内容创新的根本目标。纵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出版业，出版企业的实力大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显示出来，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意大利的蒙达多利出版集团分别通过向世界各国输出辞典类图书、科技类著作和“大众市场平装图书”的版权，确立了各自在出版物市场上的地位。据此，我国出版企业要苦练内功，明确市场定位，努力追求产品内容的独特与惟一，追求选题内容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不断提升策划意识和策划水平，逐步扩大、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巩固国际地位，提高竞争能力。
（三）以管理创新激发出版产业发展的活力
改制后的出版业，如果管理没有创新，没有建立起适应新体制、新机制的出版模式，企业的效率和效益就不可能提高，体制创新就不会产生明显效果，甚至可能遭到失败。而实现管理创新，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管理理念。
经营型管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行政型管理的管理模式。如果说行政型管理更注重“规范”的话，那么经营型管理则更注重“激活”，它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措施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以期在市场行为中保持竞争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不难想见，经营型出版管理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阻滞、妨碍出版产业发展的因素，极大地解放出版生产力。
（四）以产业创新提升出版产业发展的实力
出版产业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创新内容涉及经营机制、出版结构、经济政策、法制建设、渠道开发、对外合作、技术革新等多方面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出版产业的大融合。但较之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出版产业化水准。我国出版业尚存在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及其症结较为集中地反映在产业结构问题上。因而，出版产业的创新应将其结构创新放在首位。
1.优化产品结构
（1）要大力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努力形成比例合理的新的产品格局。目前，与发达国家相对合理的出版产品结构相比，我国出版业的产品结构比例还很不协调，地方出版集团大都仍以教材、教辅为主，相对于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比重高达70％以上。这不仅加大了出版经营的风险，而且越来越成为制约出版业提高经营水平的根本性障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材招标改革的推进，我国出版业这种以教材为核心的出版运行体系必须得以改变。因此，应把加大产品结构的优化力度，实现出版业合理的产品格局，作为我国出版产业创新的首要内容。通过发展和调整，逐步形成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比例合理的全面发展的新的产品格局。
（2）要大力推进出版集团报刊业的产业化发展， 不断增加报刊经营在出版业中的经济比重。报刊业在出版产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出版业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一些著名出版社报刊产业的效益相当于甚至高于图书的销售收入。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年出期刊500余种， 销售收入均占出版社总收入的50％以上。目前，我国也有一大批出版社将报刊经营作为出版社的骨干业务或品牌业务，不断扩大报刊的出版规模和出版效益，为数不少的社办报刊如《新华文摘》、《读者》等已经成为出版社的经济支柱。据国际期刊业专家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期刊市场将有30％—50％的增长空间。为此，出版业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积极推行“多元化”经营模式，进一步凝聚发展力量，做大做强报刊产业，实现出版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创新发展。
2.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
（1）要充分挖掘农村市场潜力。当前， 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存在着城乡比重严重失调的状况。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版工作的重心长期向城市偏移。据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近五年来，我国每年出书品种一直在17万—19万种左右，其中“三农”图书平均不到4000种。统计数字还显示，发行网点自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城市增加了三倍多，从3万增至十几万， 而农村却减少了40％之多。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一方面迟滞了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版业丢掉了2／3的出版物市场。应该看到，随着国家中西部开发战略的稳步实施，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相继出台，特别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民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将逐年增加，一个潜在的出版物农村消费市场已经形成。注重“三农”出版，当前已不仅仅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更是出版业拓展市场、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2）要进一步加大版权贸易力度。我国的版权贸易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变化，即由早期的文化价值取向发展到今天的以文化和市场双重价值标准为取向；从文化交流发展成为我国出版经济的增长点。版权贸易发展历程的这种转变为我国出版业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利用版权引进提高效益的成功案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十年引进版权3000多种，图书销售额从1990年的3000万元增加到2001年的3亿元。尽管我国版权贸易中还存在着诸如逆差严重、竞争无序等诸多问题，但是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力开展版权贸易，无疑是促进我国出版产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刚刚落帷的第58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共输出版权1364项，是去年的两倍多，显示出我国在版权输出工作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为此，我们不仅要加大版贸力度，而且要针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进一步增加版权贸易的活力，推动我国版权贸易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3）要积极拓展高科技出版产品的市场空间。 出版业的每一次飞跃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网络等媒体渐次兴起，为现代出版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延伸渠道。在2005年5 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电子图书产业年会上，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专家根据调查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电子和网络出版市场将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至2015年，如果中国出版业能抓住机遇，电子图书销售将达到100个亿， 出版社电子图书的利润贡献将超过50％。我国出版业应认清形势，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电子网络等高科技的力量，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加大对音像、电子等新兴出版产品的研发力度，努力实现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促使产品形态的多元化和高级别化，紧跟国际出版潮流，稳步实现效益增长。
（五）以文化创新增进出版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1.加强出版企业文化建设
出版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创新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又是一种能动行为，它的构建需要积极的努力和主动地推进。在创建过程中，要确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确保出版工作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充分重视效益实现诸因素中人的重要作用，尊重人，培养人，成就人，努力增强职工的归属感、领导的向心力和企业的凝聚力；要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根据发展需要调整和改进文化内容，确保企业文化的持久生命力。
2.创建研究型出版企业
出版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出版要改革，就必须研究。当前，我国出版业的市场培育、技术更新、产品研发之所以落后于国际出版产业的步伐，我国出版企业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引导市场、创造市场而是停留在迎合市场的水平，与长期忽视学习研究有关。这种忽视现象及其结果，与我国出版业改革进程及预期发展方向极不协调。出版业的繁荣，不单单是产品数量极大丰富的表面性的繁荣，而应当是出版业能够始终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理性轨道上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态势。这种理性的形成，恰恰有赖于出版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国际出版业的发展，多数先进出版企业均有注重研究的历史与传统。要积极营造研究氛围，在编辑中研究，在研究中编辑，在出版中研究，在研究中出版，努力形成研究风气，真正创建起研究型出版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