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
齐 燕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于核心化，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家庭结构非但没有核心化，反而倾向于回归传统。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目标，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了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组成了新联合家庭。在此家庭结构下，实现了以子代家庭为中心的资源聚集，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彻底城市化的目标。新联合家庭体现了家庭在面对城市化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并成为中国渐进城市化的发展型结构和支撑力量。
关键词： 新联合家庭； 城市化； 发展主义目标； 家庭转型
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家庭结构会趋向于核心化，即以孤立的核心家庭为主，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的联系削弱[1]。在地处苏南地区的苏州调研发现，当前苏州农村家庭非但没有走向核心化，反而走向扩大化，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家庭结构形式。在访谈当地家庭时，经常访谈到5人及以上组成的家庭户，从家庭结构上来说，这类家庭是包括了三代人或者是四代人的直系家庭。但是上述直系家庭(代际层次为三代或四代)与传统上遵循“从夫居”居住模式、并偏重男系血亲的直系家庭有所不同，当前的直系家庭，有相当大比例的家庭是父代家庭(或者包括了祖代家庭)和已婚女儿的家庭组成的直系家庭。当地从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上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不嫁不娶的婚姻模式，由“双独”结婚所组成的家庭，既是男方家庭的子代家庭，也是女方家庭的子代家庭。这种由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家庭联结男方和女方父代家庭(或直系家庭)所组成的新的家庭结构，并不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类型之内，因此笔者称之为“新联合家庭”。
新联合家庭与联合家庭有相似性，但也存在明显区别。目前学界对于联合家庭的家庭结构已经形成共识：联合家庭是指一个以上的子代在成婚后不独立分家而和父母同住，即使父母有一方去世或全部去世，依旧不分家的同胞多核心家庭[2]。联合家庭包括兄弟联合家庭和直系联合家庭两种形式[3]。联合家庭是偏重于男系血亲的家庭，包括了一个以上的子代核心家庭，内部的多个核心家庭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权利义务关系。新联合家庭内部的核心家庭之间也具有密切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新联合家庭和联合家庭的区别也非常明显：一是这一家庭结构双系并重[4]，即组成新联合家庭的核心家庭，不仅包括了男系血亲家庭，也包括女系血亲家庭，两个直系家庭共有且只有一个子代家庭；二是新联合家庭以纵向代际关系为主轴，父代和子代家庭在家庭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联合家庭则以横向的多个核心家庭关系为主轴，子代核心家庭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张力。
新联合家庭在家庭结构、家庭资源传递方向、代际权力关系等方面与传统的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存在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于传统家庭结构，不同于主流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新的家庭结构经验，需要我们对之进行把握，了解这种新的家庭结构的实践逻辑。
一、关于家庭转型的研究
在已有的家庭转型研究中，家庭现代化理论是主流的理论视角。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理论来源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因此家庭现代化理论糅合了进化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与观点：一是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转型过程是线性的、进化的，并赋予了家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有益”的、“先进”的价值。二是家庭现代化理论从结构功能视角切入研究家庭，认为在现代社会，家庭承担的功能转移给社会、国家，个体独立性增强，大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孤立化，逐渐脱离于核心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网络[1]。
李小树拍了拍大腿说：“她的微笑简直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模一样，完全可以相媲美，不！可以说——更胜一筹。”
家庭现代化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于家庭转型的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家庭转型表现为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关系离散化，伦理价值弱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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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向子代输送资源外，当地老人还尽量减轻子代的养老负担。老人依托国家的社会保障和自身经济积累建立自主养老体系，减轻对子代养老的依赖。如果说代际分工和家庭扩大化都是增加子代家庭的资源集聚的方式，是帮助子代家庭“开源”，那么父代建立自主养老体系则是为子代家庭的资源进行“节流”的行为，目的仍然是帮助子代家庭集中资源以追求家庭的发展性目标。
普遍性的重教引起了村庄内部和城乡之间激烈的教育竞争，发达的校外教育市场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在调研的苏州平望镇，当地的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在市场化的培训机构学习，一直延续到高中阶段。学生读幼儿园期间会在专门做幼小衔接的培训机构学习，进入小学之后，学习更加忙碌，一要参加语数外学科辅导，二要学习一到两门的体艺特长。学生进入初中和高中后面临升学压力，主要参加学科辅导班。教育竞争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开支，当地家庭一年花在教育上的费用从3万元到10万元不等。
从被动接受厂商条款到主动寻求需方权益，从断档管理到医学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单一医疗机构实践到行业协会共同推行，这是省医院以“大型进口医疗设备维保服务规范化招标采购”案例为突破口，带动整个地区医疗机构现代医院管理升级的典型路径。
但是上述研究仍然局限于对男方的父系家庭的分析，且仍然没有超出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理论脉络，将家庭转型看作是家庭的诸要素对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的回应，家庭转型成为家庭各个要素改变的叠加。家庭是一个系统而非要素的堆积，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冲击会引起整个家庭系统运行机制的改变。对于中国家庭转型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转型的结构和转型方向之争，要深入复杂的社会中去，理解家庭转型的复杂机制，需要将家庭看作一个动态的系统，考察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系统运行方向和系统运行机制的改变。
新联合家庭并非以血缘和居住为基础组成的家庭，而是以兼具血缘与姻缘关系所形成的亲属团体，作为核心的子代家庭与其他各个家庭之间具有密切的权利义务以及紧密的代际互动。新联合家庭虽然并非实体性组织，在关系上却是实质性的。在这一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下，从静态的家庭结构视角进行观察，无法理解这一家庭类型的实践逻辑，因此必须突破家庭结构功能视角，从关系视角进行研究，关注实际存在的家庭间互动，并突破只关注男方父代家庭的做法，将女方父代家庭也纳入到研究中，在此基础上理解新联合家庭的特点与实践逻辑。
新联合家庭作为由两个直系家庭组成的家庭，具有双系并重的特点。每个直系家庭的主体结构类似于“新三代家庭”结构，由“父代—子代—孙代”三代成员组成，但是两个直系家庭组成的新联合家庭结构与“新三代家庭”结构则存在较大差别。“新三代家庭”仍然是偏向于男系血亲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为男方大家庭里的“父代—子代—孙代”，父代和子代形成“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分工[17]。由于未分家，父代对子代仍然要承担较强的伦理责任，不断向子代输送资源，这种家庭结构有利于子代家庭经济积累，是大家庭应对子代向社会上流的需要而形成的家庭结构[18]。
二、 新联合家庭的特征
新联合家庭是农民为应对城市化转型而调适出的家庭结构。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涉及面广，对家庭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家庭面临的社会转型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子女数量变化，从多子女转变为独生子女；二是城市化的农村社会目标；三是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大。在上述三方面的转型中，独生子女家庭既是社会转型之一，也是家庭应对后两项社会转型的人力资源基础。传统社会在多子家庭结构下形成了一套偏重男系血亲的抚育、继承、赡养关系和关于这套家庭关系的意义体系[16]。在家庭从多子家庭转变为独生子女家庭以后，偏重男系血亲的家庭关系遇到现实挑战，一方面独生女要承担对父代的养老义务，另一方面独生女的父代也希望维持家庭完整性而不同意女儿“嫁出去”，女方父代家庭有加强代际关系的现实需要。同时，年轻子代面临城市化的压力，与双方父代家庭保持紧密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够获得双方父代家庭的更多支持，这是年轻子代同意并支持双系并重的家庭关系的原因。
这时，阿飞和他即将迎娶进门的新婚妻子在老家等待着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归来，他们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客厅的电视里放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声音放的很大。客厅里还坐着阿飞的姑妈、舅舅等以及那位“准新娘”的几位亲人，人虽多，但只能听见综艺节目里不知道在笑什么的现场观众重复的笑声。
父代若有多个儿子，就与多个已婚子代家庭各自构成新三代家庭结构(如图1)，在这种多子家庭结构中，父代家庭是公共家庭。新三代家庭结构仍然是单系偏重的家庭结构。
双系并重的新联合家庭中，子代家庭与双方父代家庭构成的直系家庭也是一种类似的新三代家庭，但是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以子代家庭作为纽带和公共家庭，形成的是两个类“新三代家庭”的联结(如图2)。在苏州地区，“新联合家庭”在农村所占比例很高，在50%以上。
图 1新三代家庭 (1) 图1引用杨华对于“新三代家庭”的研究和画图。本文对于新联合家庭的画图也受此启发。参见：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J].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15(9):19-32.图 2新联合家庭
(一)以年轻子代为核心的家庭扩大化
在传统时期，家庭的扩大化以父代家庭为基础。在直系家庭和直系联合家庭中，父代在大家庭中有最高权威，行使大家庭的当家权，是将各个子代家庭凝聚起来的核心力量。一般在父代去世之后，大家庭趋向于解体，分裂为几个已婚子代的核心家庭。
后来，如芸才明白他妈妈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之前，元生在她眼里，是技能满点的技术大咖。两个人在一起后，她才认识到他的另一幅面孔，在家里，他简直就是个生活技能为零的小白。
当下农村家庭的扩大化以年轻子代为核心，即以“双独”子女婚后组建的子代家庭为核心，向男方和女方各自的父代家庭扩展。在新联合家庭的家庭结构下，子代家庭是联结男方直系家庭和女方直系家庭的纽带。如果没有子代家庭作为公共子代家庭存在，两方的父代家庭不会产生如此紧密的关系。这种以年轻子代为核心的家庭扩大化的方式，对代际关系、家庭资源配置、家庭内权力格局产生影响。
当前家庭结构的扩大方向遵循有利于资源向子代集聚的原则。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向核心化演变的趋向被逆转，家庭结构向三代或四代直系家庭结构转变，即一个家庭里包含了子代与孙代，还包括了父代，甚至祖代。“祖代—父代—子代”三代家庭成员都可获取收入并向子代输送。
大型带式输送机的设计，通用的计算方法是将输送胶带看成刚体对输送机的启制动过程进行动力学分析。实践证明，这种分析方法用于大功率长距离的带式输送机时，其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满足不了经济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故需采用动态分析进行设计计算。
(二)家庭收入清晰化与家庭支出模糊化
传统的大家庭实行“同居、共爨、共财”的模式，父代掌握大家庭的财权，各子代家庭没有独立财权，不能作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子代家庭如果不将收入的大部分上交，而是发展“小金库”，会在大家庭中引发激烈的冲突，并被父代禁止。经过分家仪式之后，各个子代家庭才获得当家权，大家庭与子代家庭之间才具有了明确的财产边界。
现今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财产边界明晰，但是支出责任模糊。子代结婚之后，子代家庭和父代家庭之间不举行分家仪式，子代和父代“同居共爨”，但是子代家庭和父代家庭财产划分清晰，“收入分开”是一种“未分家的分家”。这种代际间的经济关系，不仅存在于子代家庭与男方父代家庭之间，也存在于子代家庭与女方父代家庭之间。与收入上截然分开相反的是，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在“同居共爨”的支出责任分担上是模糊的。大家庭的开支既包括大项的开支，如装修房子、购买大件家具、购买大中型家电等等，也包括小项开支，如三餐的菜钱、水电费、水果费等。大项开支虽然大，但是次数较少，小项开支虽然小，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金额也不少。在大家庭消费开支上，每个家庭会有不同的责任分担方式，当地社会并未形成一套公认的规则。例如交水电费需要在手机APP上付款，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轻子代就负责大家庭的水电费开支；父代种菜且每天会去集市卖菜，卖完菜之后可以顺便买一些菜和肉回家，家里的蔬菜和肉类开支就由父代负责。
(三)弹性代际责任与以子代为核心的资源集聚
传统时期父代在子代结婚之后，就会进入退休的状态，安然享受子代的供养，获得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父代抚育子代，子代赡养父代，形成家庭内的反馈模式。子代在分家之后开始承担赡养父代的责任，这种日常生活的赡养主要是给父代提供生活资料，承担父代的医疗费用等等，资源从子代向父代传递。由于父代和子代之间相互传递资源的时间都比较长，父子两代形成了持续的代际资源传递关系。
与传统时期相比较，当前父代向子代输送资源的时间延长，输送的资源总量增加。在子代结婚后，父代仍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机会。苏州非正规就业机会非常多，老人只要想工作都能够找到零工可做，一个老人甚至一天可以打5份工，获得5份收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年打工可以获得2～3万元的收入，老人将这笔收入的一部分积攒起来，另一部分作为家庭日常开支。当子女买房买车或孙子孙女读书时，老人会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支持子代和孙代。老人在上述事项上对子代的支出数额，随老人的经济能力和意愿而定。老人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传递给子代，而是将积蓄的一部分存到银行用作失去收入能力后的养老费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对子代的支持是一种弹性的责任，而非刚性的人生任务。
(四)代际权力结构扁平化
在传统时期，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权力结构是等级性的，父代根据血缘伦理关系自然地拥有在家庭中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会因为子代结婚分家而产生转移。这一权力结构的维持与家庭伦理规范、父代实际掌握家庭生产资料所有权，农业社会的低流动性下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依赖，以及乡土社会对破坏这一权力结构有一套惩戒机制等因素有关。
在当前农村，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权力结构已经从等级性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结构。这种扁平化的权力关系体现在家庭互动的多个方面。首先在子代婚姻缔结过程中，父代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不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排子代的婚事，不过仍会对子代的婚姻提出要求，如结婚对象需为本地人，并对婚后的居住模式，孙辈的姓氏等等家庭事务提一些意见。父代对于子代婚姻的介入并非是粗暴的干涉，而是一种协商式建议，子代也会在经过理性考虑后认可并接受父代的部分建议。其次在工作选择上，子代一般会选择与父代进行沟通。再次，在家庭事务决策上，对于孙代的读书安排等事务，父代会积极发表意见和进行经济支持。父代与子代形成了平权化的权力格局。
上述分析展现了新联合家庭的代际关系特点和权力结构，显示出家庭在当下的结构样态和发展趋势。与传统父权制家庭相比，新联合家庭中的父代权力弱化，代际权力趋于平等化，子代家庭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增强，但是家庭并未走向离散化、核心化，在家庭关系上以子代家庭为枢纽出现紧密化趋势。
三、城市化与新联合家庭的家庭目标
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有两股力量促使家庭结构趋向于核心化：一是技术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承担的功能减少，家庭对于亲属网络的功能依赖降低；二是工业社会需要大量自由流动的人口，父权制大家庭限制了人口的流动。然而中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并未沿着家庭现代化理论预设的方向前行，而是向家庭关系紧密化趋势演变，中国家庭的变化趋势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经验进行解释。
中国农村家庭在当下向着强化家庭关系趋势演进，这一转型与农村家庭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有关。城市化为农村家庭注入了追求向上流动和美好生活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再生产从简单再生产模式转变为扩大化再生产模式(2) 家庭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化再生产是李永萍提出的两个概念。家庭简单再生产是指家庭资源主要用于完成家庭继替的目标，家庭的扩大化再生产是指家庭的资源除了用于完成家庭继替之外，还用于完成家庭的发展性目标。参见：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4-60. ，家庭发展目标呈现出多层次性和递进性特征，家庭目标仅靠子代力量实现的难度较大，甚至男方父代和祖代的支持也不足以帮助子代实现城市化，女方的父代甚至祖代都被卷入进来。夫妻双方的父代和祖代践行经济理性，获取更多的经济剩余以支持子代实现家庭目标。当前农村家庭的发展性目标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主要目标。
(一)进城买房的目标
农民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了享受城市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让孩子享受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在苏州调研发现，农村青年普遍有强烈的进城买房诉求，不少家庭在乡镇或是县城买了商品房，少数家庭在苏州市购买了商品房。苏州房价自2015年以来上涨很快，如乡镇房价已经从2015年的7000～8000元/m2涨到了10000多元/m2，县城和地级市房价上涨更快。年轻人仅靠自身收入支付不了高额的房价，不少年轻夫妻买房时都得到了来自双方父代家庭的支持。
进城买房是年轻人满足家庭需求的自主行为，但是这种自主行为会受到村庄竞争影响而被扭曲，导致年轻人在买房上产生竞争，加快了农村家庭买房进城的速率，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村庄年轻人在进城买房上相互攀比，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庄进城之后，进城生活就会成为一种潮流，仍然留在农村生活的年轻人就被青年人群体边缘化，无法和进城青年交往和娱乐。父母也会感受到村庄竞争的压力，一位68岁的村民组长说，老人最担心的是儿子没有出息，收入达不到村庄的平均水平。若子代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没有能力在乡镇或县城和地级市买房，男方和女方父代都会想尽办法增加收入以支持子代。
(二)教育竞争的目标
在受教育水平与职业流动和收入水平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的当下，教育是家庭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机会。苏州农村家庭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上的投入非常多，主要表现在经济支出和时间精力投入。经济支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乡镇和县城、地级市购买学区房；二是为子女安排校外市场化培训机构的课程。时间和精力投入主要表现在家庭陪伴和对子女校外时间的精细规划。在精细化教育成为年轻人育儿风气的背景下，接送孩子上下学，为孩子安排多种校外课程并陪孩子往返奔波，成为家长必须要做的工作。长时间的精力投入要求家庭必须要抽出专门的劳动力参与到孩子教育过程中。
然而，以核心化为趋势的中国家庭转型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思。王跃生分析人口普查资料后认为，自2000年以来，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略有增加，其中在农村增加较城市明显[13]。杨菊华、李路路通过对东亚三国四地的跨地区家庭研究发现，家庭的转型并未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家庭凝聚力依然很强[14]。彭希哲、胡湛通过对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后指出，家庭具有“形式核心化”与“功能网络化”的特点，核心家庭大多有其“形”而欠其“实”，不能将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15]。上述对家庭转型核心化趋势进行反思的学者，虽然仍然在使用大规模家庭调查的资料，但是在思考上已经超越了以“同居共爨”的父代和子代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的限制，将因为各种原因与父代家庭“分居异爨”，但是却与父代家庭保持各种实质代际互动的子代家庭也作为观察对象，在研究视角上开始突破家庭结构功能视角。
公示语汉语语法存在错误。汉语语法有误，逻辑混乱时，译者更是骑虎难下。在介绍“薄胎刻纹铜器”时，是这样说的“纹饰錾刻细如发丝，线条流畅生动，描绘宴飨、狩猎等画面”。这句话的主语混乱，一会儿是“纹饰錾刻”，一会儿又是“线条”，“描绘宴飨、狩猎等画面”的主语不知道是什么。此类问题在其他中文公示语中也并不少见，将译者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城市融入的目标
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进城买房和重视教育这两个目标，是家庭追求阶层流动的短期目标，也是阶段性目标。农村家庭追求的是彻底的城镇化，即工作、生活在城市，在消费上达到城市中产阶层的水平。城市融入的目标对家庭发展能力与家庭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过对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机制、家庭扩大化机制以及父代自养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以年轻子代家庭为核心的家庭资源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父代进行温情脉脉的剥削为代价的。苏州地区的老人收入机会很多，经济积累能力也很强，老人有对子代持续支持的经济能力。但是对父代和子代之间的资源流动综合考察后发现，父代向子代输送的资源更多，时间更长，而子代向父代输送资源的时间很短，在总量上远不及父代对子代输送的资源。虽然存在着代际之间资源交换的不均衡，但是并未在家庭内部形成张力。一种正当化机制正在将家庭内部可能产生的张力“升华”为一种新的家庭伦理并融入地方性共识，维持并再生产这样一种不均衡的代际关系[19]，从而实现了这种以子代家庭为核心的资源整合机制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苏州农村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受到便捷的消费环境的刺激和阶层竞争的双重影响。苏州城乡交通比较方便，平望镇农村的青年人习惯到县城和市区消费，并在消费观念上深受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年轻人形成了消费上的攀比之风，以消费水平来维持自己的阶层地位，并模仿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年轻人的收入要应付家庭开支，要还房贷，要进行消费上的攀比竞争，高支出使得年轻人捉襟见肘，非常依赖父代提供的支持。
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深受现代性与消费主义的影响，家庭的发展性目标中包含了职业流动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因此，家庭追求向上流动需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增加和家庭经济能力同步提升。家庭发展性目标又嵌入到村庄阶层竞争之中，激发了家庭在实现目标上的坚决态度。
我们老师作为学生时代的过来人，上述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放在第一节课上给学生讲解，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会牢记在心。
四、家庭发展压力与新联合家庭的资源整合
社会转型为家庭注入的发展性目标增大了家庭再生产的成本。为了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农村家庭进行了家庭结构重组和家庭资源整合，形成以子代家庭为基础、向男方和女方的父代家庭扩展的新联合家庭。新联合家庭突破了对男系血亲的偏重，对女方父代家庭进行了动员，将男女双方父代家庭内可以利用的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全部激活，向子代家庭传递，最终重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的实践机制。
(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正规”与半“非正规”就业的家计模式
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收入，增加家庭的经济积累，农村家庭根据家庭成员劳动力的禀赋和身份角色进行伦理性分工，实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正规”与半“非正规”就业的家计模式。
农村家庭在就业性质上存在代际差异，年轻子代以正规经济领域就业为主，父代以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为主。由于苏州平望镇及周边乡镇工商业发达，农民的务工收入高于务农收入，本地农民大都将土地流转出去，进入工商业等行业就业。在就业性质上，子代一般进入正规经济领域就业，工作单位承担起缴纳部分或者全部社会保险的责任，并缴纳住房公积金。上了年纪的父代在正规经济领域竞争力较弱，但是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则具有较强竞争力，能适应该领域弹性的工作时间，并愿意接受低工资。由于工业发达带来的丰富就业机会，70多岁的老人也能在市场上找到收入机会，而这一年龄段的已经是家庭的祖代，整个家庭里“祖代—父代—子代”三代家庭成员都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收入，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并不一定很高，可能只是当地平均水平，但是家庭劳动力多，那么家庭的整体收入就高，家庭的经济积累能力就很强。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正规”与半“非正规”就业的家计模式除了实现家庭经济积累的最大化，还能够实现劳动力就业和家庭抚动之间的平衡。在正规经济领域就业的子代受到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严格的工作纪律的限制，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生活照料上存在诸多不便。由于子代的上下班时间与孩子的上下学时间存在冲突，子代无法迟到早退以照顾子女，家庭抚幼功能受到挑战。父代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工作时间相对灵活，能够在工作之余承担起家庭抚幼功能，为家庭劳动力的最优化配置创造条件。在平望镇农村，孙代处于小学和幼儿园阶段的老人，时间安排一般如下：早上5点多起床去市场上卖菜，6点半之后在村里做零工，7点之后送孙辈去学校，然后继续在村里做工。下午4点工作结束，去学校接孙辈回家或是送去辅导班。
(二)以直系家庭和“两家并一家”为架构的家庭结构扩大化机制
传统家庭的扩大化以父子轴为基础进行纵向的延展，新联合家庭的扩大化兼具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在新联合家庭中，男方和女方的父代家庭都参与到家庭的扩大化中，分别与子代家庭形成纵向延展的直系家庭，两个直系家庭因为具有共同的子代家庭，共享了子代家庭的发展目标，因此形成了利益紧密、价值共享的新联合家庭。
从核心家庭结构向直系家庭结构演变的家庭纵向扩大只是整个家庭结构扩大化的一部分。“双独”家庭不嫁不娶的婚姻模式强化了双方直系家庭的关系，将家庭扩大化为两个直系家庭的联结，形成了新联合家庭的家庭结构。在不嫁不娶的婚姻模式下，女性扮演原生家庭的“儿子”角色，承担宗祧传递与养老的任务，女性婚后的家庭既是男方大家庭里的子代家庭，也是女方大家庭里的子代家庭，这一公共的子代家庭因此也受到了来自女方大家庭的同等经济资源支持。双方父代的支持提高了年轻子代家庭的城市化能力，降低了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
家庭结构的扩大化及家庭关系紧密化，是以家庭整体性伦理适用边界的延伸为基础的。虽然新联合家庭内部分为多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但是里面的祖代家庭、父代家庭、子代家庭并没有举行过分家仪式。家庭内部的权利和责任没有经过分家仪式的切割，那么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就在家庭内部共享了同一个发展性目标，子代家庭向上流动的发展性目标就成为整个新联合家庭的公共目标，男女双方的父代家庭和祖代家庭在家庭本位的伦理责任约束下，会将经济积累拿出来支持子代。
(三)以社会保障体系和自主积累为基础的老人自主养老机制
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要关注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指出中国的核心家庭比例比解放前提高。其后的人口学和社会史研究学者，采用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证明了家庭的核心化趋势。曾毅、李伟等利用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10%及其汇总资料和1%计算机抽样数据带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中国家庭呈现三代家庭比例先增后减，核心家庭比例上升，家庭户平均规模明显递减的趋势[6]。王跃生基于对华北农村家庭历史资料的分析发现，20世纪60年代之后华北农村家庭核心化局面形成[3]。此后，王跃生又基于对1982年至2000年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的分析，发现南方和北方在20世纪60年代都已经实现农村家庭核心化[7]。虽然核心家庭在所有家庭结构中占的比重最高，学界却忽视直系家庭一直在社会中占据一定比重这一事实。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关系的研究也印证了家庭关系的离散化现状：由于代际关系离散化，老年人自养意识增强[8]；家庭关系理性化，代际之间资源交换的即时性、经济理性突出[9]；婚姻关系工具性增强，一些妇女试图通过离婚来获得理想中的美好生活[10]。从老年人养老危机现象切入研究家庭转型的研究者发现，家庭“圣凡一体”[11]的生命价值消解，家庭经历“去魅”的过程，本体性价值渐渐失去承载的主体，社会性价值竞争缺乏约束，老年人基础性价值无法保障，农村出现普遍的伦理危机[12]。
苏州工业发达，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较强，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比较高水平、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中最主要的是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当地老人大部分都有“农保”(3) “农保”即农村居民养老保险，2017年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农民补缴一部分费用之后，可以将农保转为社保，不少家庭子女出钱帮助父母缴费，将农保转为社保。目前仍有一些老人每月拿的是农保。 、“土保”(4) “土保”是当地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的养老保险，农民承担少部分缴费责任，大部分缴费责任由政府承担。 或是“社保”(5) “社保”即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八九十年代开始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都有城镇居民保险，其他农民自己缴费购买城镇居民保险。地方政府在也承担部分缴费责任。 ；在医疗保险方面，老人大都购买了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或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保”目前最低标准是410元/月，“土保”目前最低标准是700多元/月，“社保”目前最低标准是1000元/月，上述养老保险的保障标准一直维持逐年上涨趋势，农村医保和城镇医保的报销比例都比较高。社会保障体系为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托底作用。
在英国，“怀疑的合理根据”作为启动要件，是指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会产生的怀疑。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对“合理怀疑”的要点确定为：第一，必须有事实、消息、情报作为怀疑的依据；第二，情报和消息要准确及时；第三，在特定情形下的人的举动具有某些特征，比如行为慌张等，可作为依据；第四，依据相对人的特征或者标识，并且结合是否携带武器或者毒品的可靠信息和情报从而会引起怀疑。［4］
除了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老人还积极攒钱。老人攒钱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延长在生命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当地老人普遍工作到七八十岁才退出劳动力市场；二是减少消费，老人生活大都比较节俭，开支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极少有享受性消费，因此一对老年夫妻一年可以存下6～7万元。老人将收入拿出一些支持子代或是孙代，其余都积攒起来，到丧失收入能力时，已经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存款。这些存款能够在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开支，甚至能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用。
借助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自己劳动积累的资金，苏州农村老年人建立了自养体系。老人们普遍认为“子女也不容易”，“要给儿女减轻负担”。老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一般不需要子代立刻承担起经济赡养责任，而是先花费自己的存款，减轻了子代的养老压力。
1.2.2 纳入研究的产妇治疗前签署知情同意，并进行生物反馈训练 将食指和中指进入阴道，指腹贴住阴道后壁后穹隆后再退后2 cm。嘱产妇收缩阴道，感觉阴道壁紧紧包绕二指，反复3次。然后进行盆底功能康复治疗，采用加拿大VISHEE瑞翼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和法国PHENIX系列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USB4结合治疗，对于不同的产妇盆底情况，适当调整治疗方案。1个疗程共治疗15次，前6次每天治疗，后9次隔天治疗1次，然后对产妇盆底肌力治疗前后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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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通过建立自养体系减轻子代养老的经济负担。子代赡养父代的时间缩短，子代对父代的经济赡养和生活照料主要集中在父代丧失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的高龄阶段。如此一来，家庭资源持续向上传递的时间很短，家庭资源主要向下传递，几代人合力支持子代追求阶层流动的目标。
(四)以阶层竞争为推动力的结构性正当化机制
为了追求城市的体面生活，苏州农村年轻人在择业上倾向于选择公司白领工作或者是体制内工作。这类职业与蓝领职业相比，在职业体系的底端时，工资水平会低于蓝领工作工资水平，如公司会计、销售员的工资水平会低于工厂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不过，白领工作和体制内工作也具有相对优势，即具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更好的职业前景。年轻人做白领工作或者是体制内工作，能够建构和扩展跨越阶层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具有一定的生产性，对年轻人的职业流动有重要帮助。相比之下，在工厂从事蓝领工作的年轻人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生活性，生产性不强，对于阶层流动的影响较弱。
这种正当化机制不仅将父代与子代之间不均衡的资源交换行为正当化，而且也将子代家庭“对下不对上”的逻辑行为正当化，将子代“啃老”以维持中产阶层的消费方式正当化。“续后”的观点无法解释父代对子代的持续付出，因为父代在帮助子代结婚之后并没有退出支持，而是到自己丧失收入能力才停止，并且建立自养体系以减少对子代的养老依赖。对于父代来说，只要子代完成婚配，自己就算是完成了人生任务，为何还要持续向子代输送资源呢？父代之所以持续支持子代，是因为向上流动的发展性目标不止是子代家庭追求的目标，也是村庄中阶层竞争的重要内容。苏州平望镇大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位于村庄中等水平线附近，阶层分化不大，村庄竞争的项目大家都能够参与并有能力追赶，因此阶层竞争非常激烈。村民参与竞争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阶层身份，不从当前的阶层中掉下去。当村庄中形成了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之后，大部分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村民都希望家庭能够维持中产的生活方式，即家中有车，镇上、县城或市里有房，年轻子代可经常去县城或市区消费，吃穿讲究名牌，孙代要上各种辅导班等等。这种中产阶级消费方式需要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共同努力才能保持。
个体家庭的发展性目标成为地方性共识，并转化为村庄阶层竞争的一部分，反过来给家庭以外部性压力。在阶层竞争的压力下，家庭内部进行伦理重塑，结构调整，以利于更好地实现家庭资源整合，保持住阶层地位。这是家庭对外部压力进行消化所采取的家庭策略。
五、发展型家庭结构与中国的渐进式城市化道路
新联合家庭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以及由此调适出的家庭伦理有助于将家庭资源向子代聚集，支持子代追求家庭发展性目标。由于中国家庭的整体性，子代的家庭目标也是整个大家庭的目标，因此才会有父代对子代毫不犹豫的“恩往下流”。新联合家庭可以看作是家庭的发展型结构，认识这一家庭结构对于理解家庭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家庭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联合家庭与家庭现代化理论
西方学者基于对西方家庭经验的研究而提出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的变迁看作是单一的、线性的演化过程。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子代核心家庭从父权结构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为自我隔离的孤立的核心家庭，这种孤立的核心家庭剥夺了老年父代对家庭日常事务的管理权力，核心家庭更加关注夫妻情感，更喜欢亲密生活和私密性，孤立的核心家庭与父代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联系不断削弱。当用这一家庭现代化理论来对照中国的家庭转型经验时，会发现家庭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现象时存在解释力不足的局限。工业化并非家庭变迁的直接因素和唯一重要因素，在工业化和家庭变迁之间还有复杂的中间因素起作用，这些中间因素是联结工业社会和家庭变迁的桥梁，但是这些中间因素对于家庭变迁的影响方向并不一定完全一致，甚至有可能会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家庭变迁经验时，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具体社会情境进行分析。
护理质量是医院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护理管理的核心和关键。我国医院护理质量管理经历了由定性管理到定量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发展过程。科学的质量评价不仅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利益，对劣质服务进行惩处和改进，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医院与医护人员的利益。然而，由于护理工作面临的情况复杂，不可控因素多，如何建立起更科学、客观、有效地护理质量评价系统，是值得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管理者共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国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伦理规范性，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在家庭中的行为。在家庭成员与家庭的关系中，家庭高于个人，个人利益要服从家庭整体利益[20]。家庭本位观念的延续以家庭成员认同和践行家庭伦理为前提。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没有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而消逝，反而在家庭遇到发展性压力时被激活，用来对家庭伦理进行重构，将子代对于父代温情脉脉的剥削正当化，对家庭结构进行重组，建立以子代家庭为核心的扩大化的家庭——新联合家庭。
当前苏州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性压力主要是城市化带来的。虽然工业发展与城市化导致了个人流动机会增多，流动能力增强，家庭结构有趋于核心化的可能。但是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也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提高了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为家庭注入了多层次的发展性目标，孤立的核心家庭在追求这些目标时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需要来自亲属网络的支持。家庭中的父代甚至祖代在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影响下，持续在市场上工作获取收入，将这些收入输送给子代，作为子代家庭发展的资源。家庭伦理的强化与家庭结构重组，为子代家庭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持，以及在面对市场风险时的安全感。这反映了家庭在社会转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并型塑了中国的家庭现代化转型路径。
(二)发展型家庭结构与中国的渐进式城市化道路
在传统时期，家庭会经历一个裂变的过程，分家是家庭裂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在分家之前，父代家庭通过整合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获取收入，形成家庭积累，帮助子代完成婚配，完成父代的人生任务。在这一时期，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对于家庭成员的整合起着关键的作用。待到所有子代都完成婚配，家庭会走向分裂，经过分家过程，原先的大家庭裂变为数个核心家庭和一个公共家庭。分家的主要内容是父代家庭向子代家庭分配财产，并赋予子代家庭在社区的独立社会身份，子代家庭继承了父代家庭的社区性身份，实现家族的历史绵延与在社区中的身份延续。家庭的继替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在传统时期，家庭继替是家庭的目标，家庭结构围绕此为目标进行调整。
工业社会为家庭注入了城市化的追求，家庭增加了发展性目标。城市化是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过程。新联合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在城市化背景下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表现，体现了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在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韧性。新联合家庭促进了资源向子代家庭的聚集，有助于实现家庭的发展性目标。在家庭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家庭本位的伦理对于家庭整合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伦理的重构与家庭结构的重组，为家庭的资源集聚释放出空间，增强了家庭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发展能力，可以将新联合家庭看作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发展型家庭结构。
城市化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化对于农民来说仍然是一个家庭多化成员共同努力的漫长过程。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不仅是制度意义上的，也是自然意义上的[19]，城乡之间的资源禀赋差距较大，农村家庭在追求城市化的目标时存在资源不足的情况。在资源约束下，农村家庭不是一次性进城，也不一定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进城，进不了城的农民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代际合力帮助后代进城。农民家庭的城市化目标也是多层次的，从能够进城买房，到能够在城市居住并有稳定工作，再到在城市体面安居，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好的职业前景，达到城市的一般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从进城买房到彻底地融入城市，需要长时间的代际合力。新联合家庭就是代际合力的典型形式之一，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渐进式的，是家庭接力式城市化[21]。
六、结论与讨论
从农业社会的家庭到工业社会的家庭，不是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也没有“落后”与“先进”的截然分别。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存在很大的不同，家庭本身在经济剩余的获取能力上也存在很大差别，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出差异。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家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能动性适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压力。
卡尔梅克人是蒙古人一员，对蒙古文化的热爱是他们的民族本性，在埃里斯塔市街头可看到多座近现代当地的蒙古文化名人的塑像。
城市化为家庭注入了发展主义的目标，家庭不仅是要完成简单的家庭再生产，还要追求向上流动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向上流动的目标与家庭完全彻底的城市化追求联系在一起。年轻子代追求职业流动和进入乡镇、县城或是地级市的彻底的城市化。虽然东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较中西部地区高，但是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物价等，也使得城市化的压力较大，仅靠一代家庭在一代人时间内难以实现彻底的城市化，在各方面达到城市中产阶层的一般水平。因此东部农民的城市化也是一个代际之间接力的过程，为了能够实现家庭的进城买房、教育竞争和融入城市的目标，必须家庭几代人合力。为了能够更有效地以子代为中心进行资源的聚集，家庭内部进行了伦理整合和家庭结构调整、家庭关系调适。
新联合家庭是家庭在城市化背景下所进行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革，展现了家庭在面对社会转型压力时所具有的能动性与坚韧性。新联合家庭这一家庭转型路径推动了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并促使我们思考家庭转型的路径与社会历史、经济基础等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新联合家庭内部是否存在分裂的因素？新联合家庭是城市化背景下家庭的策略性选择，还是家庭发展的一个稳定方向？这些都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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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nited Family :A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the Rural Households
QI Yan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China )
Abstract ： The theory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holds that with industrialization, the family structure will tend to be core, and the ties between nuclear families and relatives will be weakened. In a survey made in the eastern region, it finds that the family structure has not been cored, but returning to b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has injected a developmental goal for the family. The three-or-four-generation families and the female parent families or even the immediate families, which are connected by the offspring families, now form a new united family. Under this family structure, resource aggregation centered on the offspring family is realized to help the offspring families achieve the goal of thorough urbanization. The new joint family reflects the initiative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family in the fa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essure, and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al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force of China’s gradual urbanization.
Key Words ： new united family;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alism goals; family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 2019) 05-0059-11
收稿日期: 2019-06-01
DOI: 10.7671/ j.issn.1672-0202.2019.05.0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14JZD030)
作者简介: 齐燕(1990—)女，山东淄博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E-mail：qiyan18360@163.com
标签：新联合家庭论文; 城市化论文; 发展主义目标论文; 家庭转型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