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趋向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文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求和期待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以40年代的结束作为它的起点，既取决于社会形态移易的因素，亦有文学发展内在规律所使然。进入50年代以后产生于同一文化母体的中国文学，开始以大陆和台湾两大板块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按照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并接受来自不同层面外来影响而自成体系地向前推进。这造成某种隔绝和对话的艰难，但却也因而酿造和积蕴了丰富。例如，中国文学因农民文化及其审美情趣的提倡而拥有了赵树理类型的植根于乡村土层的本色的农民作家；也有如白先勇那样出身官宦名门而又感慨于身世飘零的、既接受中国传统又有丰博的西方文化素养的知识型作家。又例如，50年代席卷台岛的以纪弦为旗帜的诗界“现代派”运动发生的同时，在大陆则有与前者完全相悖的关于诗歌必须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指令。这异趣共生的文学奇观几乎随时都在发生。
中国当代文学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冲突、激宕、交叉、对立，由互渗互补而指归于融汇。象这样的局面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加上在中国大陆数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其影响深深决定并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性质和命运。这些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事实，增加了这一学科研究的难度，却也造成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丰富。把动荡时代和艰难时势给予文学的这一切繁复的叠加，以文学史的方式加以描写，是海峡两岸学术同行共有的使命。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和了解的增进，旨在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定并在大中国的视野下，既是综合的又是比较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正急迫地期待我们去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只是分割的“半部”而不是完整的“一部”。这种遗憾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够得以补偿。
中国当代文学如今成了可以无限地向前延伸的学科。也许它的某些组成亟待在现代文学史中得到接纳，而在这愿望未能实现之前，则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多长，“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亦将有多长。这局面甚不合理，而且带来了研究的难度，使当代文学学科面临双重使命的困窘：一方面，它面对的是对于已拥有的四十余年文学历史的归纳、总结和清理；一方面，它还必须面对源源不断地出现的作家、作品和纷繁驳杂的文学现象。当代文学学科面临的是静态的学术研究和动态的现状跟踪的结合，文学史、思潮论和文学批评的结合这些双重乃至多重职能的逼迫。这种逼迫成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宿命和不解的难题。
中国文学一旦结束禁锢和封闭，便如决堤之水汪洋恣肆。新作家在涌现，新作品在堆积，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在当代文学学科，不仅面临对于历史的整理和重读的重大课题，同时还面对资料鉴别、剔除和积累、提炼的沉重负荷。对于历史经验的沉思和对于当前现象的动态归纳，足以使任何精力旺盛的学者和批评家心力交瘁。如何全面地把握历史和现实，如何在纷至沓来的复杂现象面前开掘提取那些富有意义的典型事件而排除非典型的权变，这对于从事此一专业的人是一种特殊本领的考验。学者的冷静缜密与批评家的热情锐敏；科学的周密与参与的激情；宏观的整体把握与对于文学潮流涌动的追踪与捕捉的综合品质，正成为对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者才能的某种期待。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在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中，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附录部分而未予独立。在丰富而成熟的现代经典之林中，当日的当代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弱势，从那时起，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门类便受到轻忽。“文革”后，这一学科在一些高校率先从现代文学中分立出来，于是开始独立学科形态的建设。在当代作家、批评家以及学者的多方面努力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这样的局势下，旧日那种“当代”只是“现代”的补充或附庸的观念显然是不适应了。
文学创作的品类、风格的走向丰富多彩，从内容到形式的广泛而多样的实验，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挤压逐渐消解，反归自身的文学迅即为改变以往的单一模式而实现文学的多元格局。独立的心态，创新和变革的激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推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高度。但是，一些定型的观念依然漠视这一事实。这就要求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以严格的律己精神和充沛的敬业精神修正并弥补已察觉的缺憾，为建设更为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秩序而尽力。
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已被广泛认可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提法，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从文学分期的角度说，就有各种相异的划分方法，甚且，对是否应该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切割为现、当代，不少人一直持怀疑态度。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我们至少有作为“文学史”的当代文学研究，作为当前发表（出版）作品批评的当代文学研究，以及作为某种理论、方法应用的实验的当代文学研究。因此，如果召开某种“当代文学”的讨论会，文学批评家、作家、文学爱好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化官员、文艺政策制定者、文艺刊物主持人……便都理所当然地汇聚一堂。这是“当代文学”的荣幸，表现了它的活力和生机。当然，也带来了不可否认的脆弱和困难。仅从脆弱和困难的一面说，可以想到的有：
第一，由于确定了“当代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性质，其“合法性”和范畴便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在有争议的背景下来确立“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以模糊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连续性为前提。在一些当代文学史论著和教科书中，我们无法捕捉到文学“流变”的轨迹，许多文学现象、问题都被处理为孤立的、突发性的。我们对五六十年代，以至80年代出现的文学基本问题和艺术形态特征的谈论，由于多少失去“历史记忆”，而常常反应失措和缺乏深度。
第二，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和获得长足进展，应该说是在80年代。它是以对自身（包括理论、方法和所处理的对象）的反思、批判作为最初的工作的。这一“破坏性”的工作是必要的前提，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后来却并未因此建立较为完备的研究规范。对史料的忽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不要说50至70年代的文学运动、思潮，至今没有进行较认真的史料梳理、编辑，就是刚刚过去的“新时期文学”的许多情况，我们也已经“语焉不详”。有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当代文学博士，从未读过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没有读过茅盾的《夜读偶记》，不清楚江青所说的“文艺黑线”与30年代文艺的关系，没有读过《创业史》和《红旗谱》，甚至对发生在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著名争论，也听都没听说过，……这些情况，能设想发生在“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吗？我们虽然要反对“记忆太好”的罗列材料的爬行主义，不过离开根据的想当然的空论，恐怕也不值得提倡。
第三，现状批评，毫无疑问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诱惑力的部分，层出不穷、变幻不定的文学现象和不断推出的作品和新人，既联系着社会生活、文化思潮的搏动，又提供了不重复的新鲜刺激，批评的创造性和驰骋天地在这里也最为开阔。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几乎是“现状批评”的同义语。这一值得理解的状况，其后果是迟滞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研究。这三十年的文学已从一些人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不仅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不多，质量好的更少。在无法避开的情况下（如当代文学史教科书），这些部分，往往构成当代文学研究最脆弱的环节。自然，这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总体水准的普遍性缺陷，是难以吸引更多注意力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曲折的文学进程，又蕴含着一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矛盾，这涉及现代文学传统、作家精神结构、现代文学艺术形态，以及文类、样式的特征等等。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形态，以及这一形态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这是一个并非没有价值的探询的领域。
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走向”和前景，我觉得自己很难讲出什么看法。但是，明显存在的阙失却值得修正和弥补，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使当代文学研究的某些被忽略的侧面得到充实和提高。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
目前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似乎是整个文学研究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部门，在一片焦虑和不安的呼喊之中，却不断出现重要的理论进展及新的研究成果。它的进展已改变了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而成为文学研究的最前沿。这种盛况似乎只有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能比拟。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全球性的探索与思考的兴趣，也正与本土正在高速发展的研究状况相适应，形成了广泛的对话、沟通与交流。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正面临自此一学科形成以来最为灿烂的景观。
在“新时期”中，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往往是由现代文学研究中借用话语和阐释框架。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学科在学院机构设置及学科范畴中刚刚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尚不能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所致（“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直到70年代后期方从中分离出来，这一分离的意义及目标极为复杂，将另文讨论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作为文化主导性话语的“个人主体”话语在现代文学中找到了最为有力的例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一冷战时期美国汉学的研究著作发掘了大量作家及作品，均成为80年代“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核心的文化资源）。而当代文学作品则由于其特异的表意风格及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与当时的文化潮流不甚合拍而受到忽视。1981年初赵祖武在《新文学论丛》杂志上撰文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不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论点。此论点曾在当时引起过论争，不过并未形成广泛的讨论。但此意见却仿佛变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直至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的潮流兴起时，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巨大的学科优势和某种“训导”(pedagogical)再一次得到了确认。我们当时得到的“文学史”想象乃是一种“退行”的历史。文学仿佛是不断由“五四”这个高峰时代向后退行，向某种低谷进发，而直到“新时期”这一过程才告终止。这一文学史的“伟大叙事”一直主导着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在80年代的巨大成功乃是以对十七年乃至文革的当代文学的压抑与“不见”为前提的。而“新时期”被认为虽有成就，但无论其作家或作品仍不能与“五四”相比的时期。这样，“当代文学”往往被限定于“现状”研究，而其历史的探索似乎并无价值。这样，“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及“经典”本文就只可能产生于现代文学之中，而“当代文学”似乎只是某种次等的学科。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特殊的尴尬性：一方面它被限定于“共时”的现状研究，因为在80年代的“个人主体”话语中，某种特殊的“文学性”的权威话语刻意地擦抹和不见当代文学的历史，而将之放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之外；但另一方面，这却使得当代文学的研究因其缺少自身的“历时”的历史化视野而不得不认同于“现代文学”的学科话语的权威性。于是，“五四”时代被阐释为“个人主体”自由发展的时期（且不论这种阐释是何等简单化）。而此时期又变成了衡定文学的唯一价值标准。这种学科话语的权力运作使得80年代后期的所谓“重写文学史”的运动只是以“现代文学”的学科为基础，而当代文学只是被淹没或变为与“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主体”的张扬相对立的负面的参照物。这种刻意的贬抑和书写当然只是80年代的“现代性”的“伟大叙事”的一部分，乃是一种幻想的话语。它其实不过是一次“翻烧饼”式的对旧的二元对立的重建而已，它不可能对“五四”以来的“知识”运作进行新的反思。
但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后新世界格局的形成及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正是在对“现状”的研究中，开始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化”的新浪潮。在全球所出现的“理论的胜利”，在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现。不少新的理论框架在阐释当下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状况时表现出了巨大的阐释力量，如“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正是在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方凸现了其在第三世界被“挪用”与“重写”中的巨大的生命力的。也是在这种“挪用”与“重写”中，象“后新时期”、“新状态”文学这样的新的概念及新的本土的话语正在迅速地生成。正是由于当下的现状的无比活跃的力量，也使得“重估”当代文学史的过程变得更为紧迫，而若干“重估”当代文学历史的尝试正在出现。这种重估正是包含着与其它人文及社会科学一样的趋向，亦即重新从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发现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表述和新的潜能。当代中国的历史突然显示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使人们对它的各个方面的更为清楚的认识成为可能，而80年代的简单化的立场已被抛弃。在这里，无论是“十七年”、“文革”、“新时期”或“后新时期”都在新的“理论化”的浪潮中显示了自己的不同的意义。
而与此同时，“当代文学”也正在迅速地开放自己的学科边界，以“文化研究”的新的策略突入了其它文化领域之中，它正在从传统的文学研究变为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这一趋势也正在适应着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崛起的新趋势而发展着。这也使“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
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需要的不是“终极关怀”或“人文精神”，而是一种世俗的关怀，一种把握住“当下”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已经拥有的大转型的良好开端才会延续下去。
文坛新分野：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
在80年代后期文学从总体上失去了轰动效应以后，人们就注意到：文坛逐渐出现了新的分野。如果说在80年代，文坛的主要分野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派的分野的话，那么在90年代，文坛的主要分野则是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分野。
在80年代，文坛上虽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所谓“左”和右的分野，但从文学的内部规律来看，则主要是严肃文学（纯文学、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在严肃文学当中又主要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派的分野。我这里所说的“先锋”派是广义上的“先锋”派，包括现代派，泛指一切叛离传统、崇尚新异、具有突出的前卫品格的文学流派，包括这方面的文学探索和文学实验。如果这样的指称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所谓“朦胧诗”和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几篇所谓“意识流”小说，都可以算是文坛的“先锋”派。由此而引发的一场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论争，延续了多年。直至80年代中后期，一批准现代派（有人指称为“伪现代派”）和“先锋”派的作家作品风靡文坛的时候，这场论争似乎偃旗息鼓了，现代派和“先锋”派也成了堂堂正正的存在，但在文坛上，现实主义和“先锋”派的分野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却出现了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汇的局面。
到了9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事实上，这种改变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形成一种阵势、一种潮流，只是在小圈子里局部地、悄悄地改变着。而到了90年代，则逐渐形成一种阵势、一种潮流，而且蔚为大观了。这就是：文坛内部商业主义思潮的萌生、滋长和壮大。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先锋”派的，都有一些人臣服于商潮，或投入了商海，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则是市场意识的苏醒。文学是一种精神产品，它似乎与市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在商品时代，当文学也成了一种商品——当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精神性的商品——的时候，它与市场的关系就密不可分了。不过对于文人来说，有没有市场意识是一回事，而是不是去投合市场的需要却又是另一回事。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文坛的分野：确立了市场意识，但又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坚守自己的精神性追求者为一端；不仅确立了市场意识，而且主动地投入市场，甚至为了商业性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精神性追求者为另一端。前者是人文主义的态度，后者则是商业主义的态度。
就我个人的选择来说，无疑是倾向于人文主义的，我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是在于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境界，对人类的命运、人生的价值应该有终极的关怀，而不是投合短暂的、世俗的、消费的需要。因此我坚持人文主义的理想追求。但我也不简单地拒绝市场，拒绝某些世俗的、功利的、消费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常人、凡人，不可能排除世俗的、功利的诱惑，我本身就生活在这种世俗的、功利的氛围之中。而且我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经济既然是当今中国不可逾越的阶段，文学又必不可免地要与市场接轨，那么作为既是精神产品又是商品——精神性的商品——的文学来说，向市场靠拢，甚至投合市场，对文学进行商业性的包装，整个运作过程采取商业性的方式，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它成了一些文人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如今出现的严肃文学向通俗文学靠拢，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交媾、汇合的趋势，消闲读物和“快餐文化”的泛滥，文稿竞价和拍卖，写家的卖身（如北京的周洪），文学与台港商界的联姻、与影视的联姻，“先锋”作家向世俗流行文化的转向……都说明了商业主义不仅已经成了文坛的一种走向，也成了文人的一种人生选择。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好也不好。好就好在，商品时代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自由选择、多种选择的机会，有些文人可以在商业主义的潮流中，展示自己的人生抱负、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商业主义的文学也能满足大众读者消闲娱兴的需要，以填补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的空白。坏就坏在，商品时代可能使一些文人抛弃了责任感和使命感，遗忘了文学的根本功能和价值乃在于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陶冶，而一味地去迎合世俗的、消费的需要，并以金钱为唯一的指归。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得提倡文人应该有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和态度，应该健全自身的文化人格和为重塑精神文明作奉献，而反对种种有害于精神文明的行为和倾向——例如当下在一部分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情”、“欲”、“骚”、“畸”等不健康的创作倾向。
有智者言，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此言过矣！但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精神正在被物化，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当商业主义正在大面积地吞食中国文坛，导致一些文人变形、一部分文学作品变质、精神性的追求对于一些文人学士来说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情况下，我认为探讨“人文精神的衰落和重建”这个问题是适时的，必要的。
也许有那么一天，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可以交融、汇合，就象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派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可以交融、汇合一样？我不知道，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我将拭目以待。
拯救与解构：世纪之交的碰撞
1995年在90年代意味着一个时间的分界，它既标示90年代上半叶的结束，又表明20世纪在度完最后五年之后将面临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样世纪之交的时刻，有这样两股潮流相互碰撞、相互冲突，这两股思潮所滋生出的一些话题、问题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些命题，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无法逃避的人文困境。
“拯救族”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作家为代表的“宗教派”，面对90年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他们大声发出惊世骇俗的吼声，希望人们皈依宗教，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礼赞，何士光在《如是我闻》中对佛教的虔诚，北村接受洗礼并开始尝试以基督徒布道的方式写作小说。张炜虽不象他们三人有明白无疑的教类，但他对大地、野地、原野的膜拜，也是一种亚宗教、拟宗教的情结。在80年代末期就提出以基督精神拯救民众灵魂的刘小枫更加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为这场拯救运动推波助澜。
“拯救族”中另一类代表人物则是一些青年教授、青年学者、青年评论家，他们主要对上述带有宗教指向作家、作品的肯定，对另外一些带有解构倾向的作家作品的批判和否定，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精神的废墟”，提出“重建人文精神”的响亮口号，旨在寻求知识分子失去的“面子”，挽救知识分子从“中心”（其实是一种“伪中心”，在很长时期内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并没有位居真正的中心）走向“边缘”的颓势。
处于“拯救族”对立面的是“解构族”，“解构族”也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以王朔为代表的青年作家，这些被人们称为海马俱乐部的顽主们通过调侃、嘲讽、亵渎的方式，对旧的理想模式、旧的人文规范、旧的历史观念进行破坏性的消解，为了找到这种消解的合法身份，他们以一种痞子和仿痞子的腔调与主流文化去争夺话语权。他们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在消解所有价值的同时也将自己抹掉了，他们放弃知识分子旧有立场无疑是有力的，他们目前所采取的立场却难以让人称颂。这也是他们容易被人“攻陷”的“先天不足”。
真正意义上持“解构”立场的是一些被称为“后现代”的青年学者和评论家，与那些作家的感性举动不同，他们的解构主义态度、方法源于西方的理论仓库，因而他们否认“精神废墟”的存在，他们对理想、宗教、信仰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表示怀疑，并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予以消解。面对中国的文化现状，解构者持乐观主义态度，他们不讨厌逐渐大众传媒化、碎片化、拼贴化的社会转型态势。遗憾的是解构者们的理论背景来自他邦，“后现代”在解释一些重要的难题的同时往往会疏漏更多的中国式的现实。这让他们在与拯救者们对话时难以保持不败的纪录。
“解构”与“拯救”的冲突，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估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两股思潮将不断冲撞，双方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拯救者永远要拯救，解构者永远要解构，人类不会也不可能按照一种思想模式去工作、生活。作为人类精神的生产者、研究者更不会满足于哪一种“真理”而停滞裹足。从目前双方的冲突情况来看，拯救者由于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价值背景作依托，也由于更多的人对社会文化转型缺少心理准备，拯救的声音显得更有力、更得舆论些。解构者由于以新的思维、新的姿态、新的话语出现，很容易被误解、被嘲弄，可他们的影响却不可低估，解构理论天生具有的穿透力会让他们保持长久的活力和创新的意识。有趣的是，解构者的大本营是被人们视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北京，而拯救者的大本营则是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重镇上海，或许各自所受的压抑重力不一，京沪知识界的文化意向发生了极大的歧义。这本是极为正常的文化现象，冲撞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只是在碰撞时应多实行“费厄泼赖”，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因为真理不可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新世纪的太阳将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顶，理论总是灰色的。
“先锋派”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
“先锋派”(avant-garde)这个词最初在法语中仅用来描绘军队中的“前卫”部队，故也有人将其译作“前卫”。就在我写这篇短文时，适逢这一术语问世二百周年，在此期间，这个法语词倒是跨越了好几个学科领域，军事学—政治学—美学和艺术批评，并超越了其自身的局限性和过时性，变得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和流动性。仅在20世纪，它就被人们沿用来描绘现代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锐意创新，具有某种激进的反传统观念和超前意识的实验派文学艺术家；近二十年来，理论批评界也有人称那些非作品指向的“元批评”阐释者为先锋派批评家，因为他们的批评触角直指理论批评本身，文本的阐释犹如能指一所指之循环往复的游戏一般给人以“愉悦”。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先锋派艺术家或理论家的研究大多指向男性，而极少涉及女性艺术家或理论批评家。毫无疑问，这种先锋派研究领域里的“男性中心主义”已遭到不少东西方艺术家或批评家的不满甚或抗议。作为致力于20世纪先锋派研究的学者，我认为这种“男性中心主义”该结束了！
诚然，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先锋派作家艺术家大多是男性，那么对他们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男性中心主义”倾向。这固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事实。但在当今女权运动风起云涌、女性研究和女权主义批评方兴未艾的趋势下，这种说法便受到了人们的非议和挑战。仅在本世纪的西方文学界，就出现了诸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的具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女性作家；而在当今的理论批评界，更不乏朱丽娅·克里斯特瓦、爱莱娜·西克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这样的观点激进、笔锋犀利的“先锋派”女性批评家。她们的努力为当今这个“多元共生”时代的“非边缘化”和“重返中心”之大潮推波助澜，并不断地吸引着一大批男性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且影响着他们的思维观念和批评定势。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
再来看看当今中国文学的现状吧。女权主义的姗姗来迟确实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的脆弱，即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有茹志鹃、戴厚英、张洁这样一批有着创新精神和近似“先锋派”的超前和实验意识的女性作家，但较之男性作家的巨大创作魅力，对她们的批评和研究著述终究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批评文字之中。因而，后来的批评家（包括我自己）在开列新一代先锋小说家的名单时，竟把一大批才华横溢、笔锋犀利并独树一帜的新女性作家排除在外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当代批评的一大失误，同时也更是由来已久的“男性中心主义”造成的后果。
平心而论，近几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异军突起，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这一势头足以构成对男性文学创作的有力挑战，同时也使我们理论批评界和学术研究界有了新的课题：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的先锋派。
较之男性先锋小说家，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先锋性及影响力并非仅表现在单一的方面，她们未能形成一个类似男作家那样的先锋小说家群体，而是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以女性特有的执著来进行不懈的艺术探索，不满于一种风格，因而不断地超越同时代人和超越自己，这方面的成绩斐然者当推诗人郑敏和小说家王安忆；(2)以强烈的女性先锋意识致力于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女性莫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男性的主宰地位被彻底地颠覆并拆解了，在这方面，铁凝、陈染堪称其中的佼佼者；(3)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对历史进行重新“铸造”，从而打破了治史领域里的“男性（英雄）中心主义”成规，应该说，赵玫和须兰的近期创作完成了这一使命；(4)以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致力于日常琐事的描写，从而实现了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宏大的叙事让位于“稗史”写作的目标，这方面的探险者当推池莉、方方、范小青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种异于男性写作风格话语的“新女性话语”已悄然出现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我想，这大概足以引起我们重视了吧。
把握“当代”
80年代的文化反思开始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历史化的新阶段，就“现代化”和“革命”两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问题构成展开了多方的讨论，力求对历史的事件和历史的思索之间的联系做总体的把握。90年代关于“学术史”、“人文精神”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话题的讨论在不同层面上延续、发展着文化反思的问题构成，体现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世俗关怀”。面对着现实和商品化潮流造成的困境，非历史化、反总体的倾向却在增长，这种倾向又与当代西方文化界盛行的反历史、反总体潮流有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似乎要不断地强调历史化的必要性，从而正面回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日益变化的现实问题。历史不容遗忘。我们尤其不能回避的，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80年代开始反思的60-70年代的文革史，并由此追溯到20世纪以来，甚至上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无论这段历史是多么痛苦，我们依然要以世俗的关怀和当代期望视野，在历史的阐释中把握我们个人的、民族的，想象和现实的主体。而我们的这种对主体的历史与总体的把握，又必须遵循一种清晰而明确的思路——在现实存在的各领域的相互关系或多元决定之中，物质生产方式始终占有不可抹煞的优先位置，它与我们的想象的、情感的领域——文化领域之间的日趋复杂也日趋紧密的关系，乃是当代文化批评的首要问题。
“独语”的批评时代
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越来越成为批评家个人的事情。这与知识分子或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地位息息相关，文学研究的声音不仅不能进入喧嚣的社会大潮，甚至对文学创作本身也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无中心和各行其是使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蔚然成风，人们失去了交流和倾听的耐心，浮躁和无根的情绪仍在蔓延，在貌似自由、独立和成竹在胸的假象背后，无所适从的焦虑仍是时代的流行病。就文学研究和批评自身来说，不要说某些问题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在我看来，两个人的对话或交流是否存有可能都大可怀疑。在许多场合，共同关心话题的普遍丧失，甚至出于同一批评家的研究矛盾迭出、朝三暮四的现象已不鲜见。当代文学批评深受本土大环境和西方话语的左右，趋新逐潮的时尚并未得到遏止。
当然，这并非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全部，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悲观。社会巨变的潮流或许会改变批评家的心态，无法进入社会的文化背景却有可能使我们真实地了解自己和文学批评究竟在什么样的范畴内有所作为。人文学科不是实用的学科，文学自然也不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它是人类精神和智慧的一部分，它所有的成果无非在证明人类思想精神领域有无限的创造、发展和延续的可能性。因此，任何策略性的、姿态性的考虑都应排除在批评家的视野之外，因为它是无利可图的职业。
我们正在走向独语的时代。独语首先是话语的独立性，它是不受指使和左右的、具有鲜明个性意识的批评家自己的语言。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内，它将日益深入学科本身，批评家在纯粹的学术层面获得自我确认，它的符号系统的专业化使任何实用功利的考虑难以切入其间，与民粹主义的参与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是当代文学批评免于非学术干扰并获得自身规定性的保证。
独语并非是面向书斋的士大夫的玩赏之物。面对转型时代的文学或文化现象，它具有独立的社会文化批判职能，它不只是当代文学或文化现象的阐释者，更是具有独立识辨力的批判者。身置边缘并非是多余的局外人，它的介入意识将使社会的基本价值得以守护。
独语不是“霸权”话语，它是“众声喧哗”的一个音部。在独语时代，批评家平静、自信和强大的内心使他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同时，亦有可能耐心并兴致盎然地去倾听其它声音，使每一种独立的话语都获得自身的价值和应有的回应，这是多种声音交响共存的前提，独立的话语不是“独霸”的话语。在这样的时代，任何“霸权”的建立都是幻觉式的，而多种独立的话语形式恰恰是“霸权”话语的除幻剂。
一种平静的、平等的、平实而独立的、相互尊重的批评将会形成，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作为一种趋向的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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