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形成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13至1917年，作为南开学校学生的周恩来，开始予国事以密切关注，并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有较缜密的思考。笔者在通读此间周恩来的52篇作文手稿和有关材料之后，深切感到，此时，他的社会改造观念尚未形成固定的模式，也更谈不上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追求，但他改变专制落后的中国的爱国、救国之心十分强烈，渴求民主的意念十分强烈。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共和政制的拥护及对不合共和体制要求的国民心理、社会现象的严厉抨击上。
在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之间，周恩来明确选择了后者。他认为民主共和政体是一种民主的政体，而孟德斯鸠所讲的“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足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按周恩来的理解：“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而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仅为治人”，不能使“人民治人之权”达于普及，“不若民主共和之为愈”。他并曾断言：“民主共和之潮流益涌，人民咸思效法，终恐不免有同化之一日耳。”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共和制作为“民主”的理想政治，视之为“人民应渡之时期”。（注：周恩来：《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7页。）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不合共和制要求的国民心理着力批评，尖锐指出：“吾国自改建共和以来，国民之心理，脑中仍复影成昔日夜郎自大，及苟且自卑之习惯。见官吏而胆怯，视人民而自严。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举凡种种，无不蹈之践之。外人之讥吾国民无共和程度，良不诬也。”（注：周恩来：《爱国必先合群论》，《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17页。）不难看出，周恩来确有一颗改变专制落后、追求民主共和的热诚之心，但他并未形成系统的旧式的民主共和观念。从今天的理论角度看，周恩来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认识甚至也是比较肤浅的。
但现实往往是更有说服力的教员。如果说周恩来的上述认识主要是从一般理论上所获致的话，那么“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现实情况则告诉他另外一种道理：共和政体在中国行不通。南开学校时期，正值甫建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破灭期。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失望心态在青年周恩来的心迹、文字中都有充分的流露与表达。他对当时中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注：周恩来：《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182页。）的评断，他“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注：周恩来：《送蓬仙兄返里有感》，《敬业》第4期，1916年4月出版。）的誓言，他关于“国诚危矣”，愿“吾党青年”“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的振臂疾呼，表明周恩来对国势危难及挽救之方的明确看法。这时，虽然他在主观上确实较多地强调了青年学生在挽救中国中的作用，还未能深刻理解改造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之所在，但他已较多懂得，中国所以形成这种危局，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懂得“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的道理，没有“直捣黄龙，剪除旧类”，“使帝制罪魁尽诛，余党悉斥”，而是“敷衍姑息”。（注：《中国现时之危机》，《校风》第45期，1916年11月8日出版。）由此可知，周恩来已初步感触到，变革中国社会，改良的道路难以行通！
旅日时期是周恩来思想变革中的重要阶段。国内学术界较普遍地认为，周恩来从此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具体是指，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学习研究，而且开始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和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有论者认为，此时他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还不甚理解，只是“有了明显的倾向和浓厚的兴趣”。（注：刘健清等：《周恩来留日时期的思想变化》，《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依笔者所见，从周恩来旅日时期的日记看，他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模式上，曾发生过一次重要转折，即坚决否定了头脑中一度牢固存在的走德意志或日本式“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想法。他曾认为，中国政权被“武人”（实指军阀）把持，“很不容易从他们的手里去替他管理政事”，如果不“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则难以“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倒。”由于有这一想法，“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认为“非学德意志不可”。与此同时，周恩来虽然明确知道军国主义是“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的，但为了扫除中国的“武人政治”，他尚未能找出可以改造中国的更好的方式和“主义”。（注：《旅日日记》（1918年2月19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6-337页。）可以断定，此时的周恩来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尚知之不多，至少，他还没有把“俄式”革命与中国联系起来。
促使周恩来抛弃用军国主义改造中国的念头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在于，他认识到军国主义奉行“扩张领土”、“有强权无公理”，是侵略之源，他国之害，不合于“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注：《旅日日记》（1918年2月19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36-337页。）；另一方面是日本1918年春夏的“米骚动”事件，使他从日本社会结构的内层看到了内含的社会冲突与不平，从而破灭了对日本式“富国强兵”、军国主义的迷幻。正如他事后所描绘的，仿佛听到了茫茫黑夜中痛苦挣扎的“岛民”正奋力疾呼：“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注：《雨后岚山》，（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4页。）可以说，军国主义用镇压劳苦大众的斑斑血迹，擦亮了青年周恩来的眼睛，使他不可能再设想把号称“富国强兵”实则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军国主义作为可以考虑的追求目标。
其后，当周恩来通过《露西亚研究》等日文报章杂志较具体地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后，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感受中，已能紧紧抓住这场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实质及其致胜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了。以他之见，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旨，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他认布尔什维克为“激烈的社会主义派”，因为其主张“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才能“一天比一天大”（注：《旅日日记》，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354-356页。）。这些，可能是周恩来第一次较明确地表述“俄式”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从认知的角度说，周恩来对十月革命所体现的“俄式”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恩来此时就已确立了按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刷新中国”的目标，“二十年华识真理”（注：《旅日日记》，1918年10月20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02页。）和“一线阳光穿云出”（注：《雨中岚山—日本京都》（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3页。）的诗句，也难以看成是他欢迎十月革命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时的喜悦心境”的写照。此时，他对俄式革命主要地还局限于客观了解的层面，还远远没有把这种革命方式与中国的社会改造连结起来，更谈不上在中国实行苏俄式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其社会改造观念与旅日时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开始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寻求改造中国的可行方式和理想的社会制度方案。虽然他思想上尚未形成改造社会的整体模式，但一些基本观念却在积极思考和形成之中。这突出表现在关于中国社会必须实行“根本改造”、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开展“农工组织之运动”等思想方面。这种主张的提出，表明周恩来开始接受工农群众是改造社会的主力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开始与改良主义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同时，在社会制度形态上，他对强烈追求的“新社会”的内涵，也开始去除昔日的朦胧而赋予较实际的客观内容。此时，他把“平民政治”置于“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的首位，继之为“平等”、“自由”、“解放”等（注：《新旧战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55号，1919年9月14日。），并尖锐指出：“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这种“共同生活”（注：《死人的享福》，《觉悟》创刊号，《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75页。）是十分不合理的！可见，周恩来已开始把站在广大平民的立场上、追求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目标。此时，他所追求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方向的。但对于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去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什么制度形态的社会？周恩来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结论。这个问题是他到达欧洲以后才找到了最终的明确答案。
旅欧期间，他经历了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亲身考察和总结；了解了欧洲的劳动运动，对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都有诸多深入观察和分析；对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对外政策与策略，都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联系中国实际，通过反复推求、比较，终于对改造中国社会应取的革命方式和中国应选择的社会制度形态，作出了明确、具体的回答。具体言之，就是：中国应行苏俄式的革命！中国应行社会主义的制度！
周恩来明白说过：赴欧的“主要意旨”，在“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注：《来欧的主旨——致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这表明他把寻求改造中国之方置于主要地位。而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则是周恩来对社会问题认识升华的基本点。
有两个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认识到：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劳苦大众所以“衣食不敷”甚而至于“冻饿至死而后已”，皆源于“社会组织之不平”，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耳！”（注：《来欧的主旨——致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5页。）俄、法、德之革命均因此而发。“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注：《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天津《益世报》1921年7月29日。）。其二，是阶级观点的树立，使周恩来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观察有了新的力度。不仅看到了欧洲的经济恐慌、人民困苦是由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祸乱之策源地”所造成，而且看到帝国主义的真正危机，在于其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宗主国与附属国及殖民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将削弱以至埋葬帝国主义制度，因而断定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虚弱的，是可以被战胜的。
以上认识，对于周恩来最终形成“俄式”革命观点至关重要。此前，1921年春，当谈到中国革命宜采取激烈的“俄式”还是采取“稳进”的方式时，他曾认为：“俄式”革命的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中国“积弊既深”，如果不“效法俄式革命”，则“不易收改革之效”，但考虑到“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注：《来欧的主旨——陈式周》（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4页。）一方面认为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不行俄式革命不能收到成效，另一方面又担心实行俄式革命会招致列强干涉，反于中国有害，因而又倾向采取“稳进”方式。这种矛盾态度，既是出于对国家和革命利益的考虑，同时也表明，对于能否抗衡帝国主义的强力，缺乏充分的理念信心。当懂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足以致帝国主义于死命的道理并坚信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之后，当革命信念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他对采取“俄式”革命就无所顾虑了。
旅欧时期，当青年周恩来在思想上确定了按十月革命方式改造中国，并宣告“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注：《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致李锡锦、郑季清》（1922年3月），《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页。），“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注：《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1922年3月），《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0-41。），就集中表明他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
二
当青年周恩来确定以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可行方案时，他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内涵是如何理解的呢？
周恩来所以把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救时良方”，其根本依据在于，他认定中国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加以顺势的变更”，而其他“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出版。）。他说：“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注：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1922年12月1日出版。）依据历史唯物论的这一基本原理，他曾著文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在现今世界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周恩来说：“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生产渐趋于集中”，“乃在它的自由竞争，互相侵略”；不在其大规模生产，乃在于“生产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不在于它把工人聚集到工场中来，“乃在它以少数工资换得多时间的剩余劳动”。这种资本主义旧制度“已束缚现在生产力的发达了，在自然趋势上，终久必归崩溃”，“我们决不能明知其为害于世，复使他在中国得苟延残喘起来”。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如果“欲求保存这个产业革命后的优点而消灭其毒，则除变更经济制度外实无他道”。（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
周恩来认为，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发达中国的实业，在现今时代，再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能使中国或变为外国资本主义“舶来品的销售场”，或把中国的资源、设施“间接、直接都归到外人手里”，造成中国“困苦颠连，以至历劫难复”。而在未根本变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行不通，因为，眼下“国家最高的统治权”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有产阶级不倒，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侵略政策”，便不会消失，自私的资本家更不会容许“一切产业收归国有”。至于流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更不可能是中国的出路。他尖锐指出：“自命为提倡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灭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在经济制度上的“相同之点”，是“都主张产业自治”，但要想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连产业发达的英国“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的中国！
综合上述，周恩来得出结论：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苏俄式的社会变革，即开展以改变国家政权为中心任务的社会革命。为此，“在革命未成功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二十年代初，青年周恩来即明确指出：对单纯的罢工罢市，军阀“可以军队来压迫”，因此，“真要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注：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出版。）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非同凡响的。周恩来认为，当劳动阶级革命成功，实现了政权由“生产阶级”掌握之后，发展生产力、发达实业之计划，才能得以顺利进行，“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
可见，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摒弃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周恩来变革中国社会的根本出发点，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类能“脱去物质上的束缚”，使人类能“发展自如”，这是青年周恩来选择社会主义作为理想社会制度的主导思想和根本目的。
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发达实业？青年周恩来形成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只要对共产主义有利”，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完全可以采用“通权达变”（注：周恩来：《西俄大旱之惨状》，天津《益世报》，1921年10月15日。）的办法，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和一种方式。他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即是这一思想的有力证明。当苏俄将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并允许农民在完税后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时，曾被国内外的“左派”普遍批评为“回到资本主义，毁灭苏维埃政权”，并以之作为“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了”的佐证。周恩来则专门著文指出，这种看法实在“太背事理”。他针对新经济政策中最受人非难的“重建私人开小工商业”一事指出：私人间小工商业的恢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是不容留”，“但在共产革命过渡期中，遇了相当的情形，有了却不足为惧”。因为这种办法“的确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周恩来认为，应根据“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和共产革命的可能性来断定新经济政策”，应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去评价其价值，而不能仅以“废除私有制一义”来进行反证。从这样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不仅不是倒退，反而应“更信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注：周恩来：《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少年》第6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之赞同列宁的主张，其着眼点在于，所进行的事业必须是“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当列宁1921年10月主动向英法美等国发出照会同其调整关系，当列宁1922年1月派苏俄代表应邀参加协约国国际经济会议，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当苏俄利用西方世界内部矛盾开展外交攻势时，周恩来对此都表示赞同和钦佩。他认为，列宁的策略灵活、可取，凡事“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都勇于进行，为此而“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这种“无孔不钻”的策略十分“可爱”，值得效法。（注：周恩来：《西欧的“赤”况》，1923年4月15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2期。）
如果说，青年周恩来所宣称的，“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是其基本思想和原则的高度概括，那么，上述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思想，则是周恩来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前提下，“因时制宜”思想的具体表述。可见，在青年周恩来身上已开始树立起这样一种思想，即不是单纯局限于字面上的一般原则，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坚持主要目标和灵活运用策略相结合，去对待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诸种矛盾。可以断定，这一观念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思考和吸收。
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青年周恩来当时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包括：实行共产革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坚定信仰；应切实实行以人民为国家主人的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不能搞“首领专制”。
周恩来在考察了欧洲和俄国的革命运动之后坚信，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的领导不可或缺。他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共产党的作用在于成为“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来率领劳动群众。”（注：周恩来：《论工会运动》，《少年》第6号。）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关键即在于，“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作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他进而指出：只有在劳动阶级的“忠党”——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运动才能成功，“这不独俄国为然，各国的劳动阶级中也无不皆然。”与此同时，周恩来强调，这个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注：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应除掉工人利益而无其他利益”，应与无产阶级和工会始终保持“极密切而永不相欺”（注：周恩来：《论工会运动》，《少年》第6号。）的关系，而不能有须臾脱离。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这种信仰，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对待而不是如教徒那样陷于迷信。他当时曾这样明确表述：“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凡有所‘信’，都不应超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他说：改革社会需要革命的精神和热烈的情感，而“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久而愈坚”，必须把培植革命精神、革命情感与相信科学、趋重实际统一起来。据此他明确宣告：“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非议。”（注：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号。）周恩来所明确的把马克思学说视为共产党人科学指导体系的观点，所明确的以实践作为评判理论思想是非标准的观点，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非常值得称道和予以高度评价的。
青年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涵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针对要求“绝对自由”和反对任何“强权”的主张，周恩来指出：“自由”和“强权”是阶级的、历史的概念。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会给无产阶级以“反抗旧制度”的自由。反之，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在过渡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也不能不对反对者有所“限制”。但他认为，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决不能是“首领专制”，相反，其政治上的领导者，不仅应以人民意志为意志，而且要受广大人民和党员群众的制约与监督。他说：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是：国家政治上的领导者“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而不能个人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政权；作为权力机关的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变更作为执行机关的“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而劳动人民又有权撤换“劳动会议代表”。在党内，党员对领袖有权“时时监督其行动”；在红军中则有“劳兵会议”作为维护士兵自身权利的组织。（注：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号。）周恩来的这一阐述，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对议行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的苏维埃式政治体制的内在关系给以深刻揭示，所得出的结论是：作为政治领导者个人必须服从政治领导的集体；政治领导集体必须服从于人民权力机关；人民权力机关是由“劳动会议代表”组成的，劳动群众有权撤换“劳动会议代表”。总之，归根到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上的真正主人应是广大劳动人民，“首领”是服务于人民的。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所在！
三
从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其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没有经历一个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阶段。这并非偶然。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的周恩来，对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深为向往；另一方面，当他开始考虑中国社会的改造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已告破产，现实社会仍是专制黑暗。对此，他深有体验。这种思想底蕴既淡化了旧式民主主义在周恩来思想转变中的地位，又强化了传统的“大同世界”的合理内涵在导向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中的作用，从而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发展过程。
“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注：周恩来：《中国现时之危机》，《校风》第45期。）的优良传统观念的教育和影响，使青年周恩来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自救图强的炽热爱国情怀。对所向往的“大同世界”的内涵，周恩来也有认真的思考和明确的解释。他指出：“大同世界”，其“大道所在”，在于“不背乎正理”，“皆能发以正义”。何为“正理”、“正义”？他认为，“黄龙痛饮，武穆忠怀；文天祥、史可法国仇未复，饮恨九泉”，“路德以宗教之黑暗，创为新派；苏格拉底以愚民混沌，揭以哲学”，此在在为“正理”、“正义”之举。只有正义兴，正理行，人类社会才能共趋“大同之世”（注：飞飞：《我之人格观》，《敬业》第5期，1916年10月出版。）。这种关于“大同世界”的认识和理念，虽未能给周恩来提供理想社会的具体方案，但却能成为他追寻美好社会的内在思想动因。
南开学校时期，周恩来确曾对民主主义的共和制度有过好感和好评，甚至曾经断言：共和制度“终恐不免有同化之一日耳”（注：周恩来：《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86页。），但目睹旧式民主共和体制在中国甫建即灭的严酷现实，周恩来更多的是亲身体察到共和制的破灭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苦难，使他从感情到理智都难以把民主共和制度视为“大同”的理想目标。查阅《中国现时之危机》、《我之人格观》等众多著述，就会深深体验到周恩来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失望心态深重到何等程度。他写道：“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主可以无议院，政治可以揽独权”，“民意可造也，私法可定也”，“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注：飞飞：《我之人格观》，《敬业》第5期。）“武人政治之害，一至此乎！”现实告诉青年周恩来的是：“危险之期，苦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注：《中国现时之危机》，《校风》第45期。）
从理论的角度考察，周恩来并未曾形成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对民主主义的制度内涵、形态特征及其阶级实质，在中学生的周恩来思想上也不很明确。当他刚刚开始从理论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有所涉猎的时候，这种制度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已在周恩来的脑海中留下了它行不通，不能制胜武人政治，不能造福国家的深深印记。社会现实对“民主主义”局限性和弊端的充分暴露，使他在寻求中国趋于“大同世界”的具体方案时，从未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理想目标看待，这正是青年周恩来与“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等）之不同思想底蕴所在！实际考察起来，南开学校时期，周恩来的思想尚处于多种思潮的混合、交叉阶段，而民主主义未曾真正成为他的唯一信念，更未能使他趋之若鹜。有的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也如同陈独秀等人一样，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是忽略了时代对周恩来的思想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忽略了他在思想、理论上并未形成“民主主义”的阶段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形成明确的“民主主义”的思想阶段，并不构成周恩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对一个刻意追求源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正义”、“正理”（五四运动时期又增加了“平民政治”、“平等”、“自由”、“解放”等内容）为内涵的美好“大同世界”的爱国青年来说，当民主主义已失却光彩，社会主义的原则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力推进澎湃于思想界的情势下，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方向的“正义”、“正理”、“平民政治”、“自由”、“平等”、“解放”等等原则被确定为他的追求目标，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研究周恩来的思想发展，不能忽视这一特点，简单地套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到共产主义者”的公式，是不恰当、不科学的。
周恩来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是建立在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坚实，是周恩来社会主义观形成的又一特点。
置身欧洲的客观环境和旅欧党团组织把“学共产主义”作为“内部训练”的“最要之事”（注：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1号》，《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502页。）的严格要求，为周恩来提供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远较国内同志为优越的主客观条件。当时旅欧党团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以“努力研究共产主义和实际问题”及“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训练部通告第1号》。）为两大指导原则。他们不仅研究“共产主义的学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研究“共产主义的方略”（统一战线、劳动运动、政治斗争、军事行动、经济政策等），还研究“共产主义的制度”（主要是苏俄的国家制度、现行法律、工厂设施、农村组织、教育制度等）。在系统的理论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密切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势和革命实践，进行深入的专题讨论，如：研讨“共产主义革命将怎样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怎样建设革命武力以打倒封建军阀”等等。（注：《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第1号。）其学习中使用的基本教材有法文、德文、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列宁的生平、著作介绍，还有反映苏俄革命和建设情况的书籍，法共《人道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文章亦是其教材来源之一。此外，旅欧党团组织还自编中文的《共产主义教程》，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观点分作若干专题，分别加以系统阐述。这种既系统学习理论又密切联系实际加以深刻理解和掌握的学习方法，是卓有成效的。
受到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构成了周恩来杰出素质的重要方面。这与同期活动于中国本土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状况明显不同。当时国内的某些共产主义者由于诸多条件制约，“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注：刘少奇：《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所以能表现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与其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密切相关。
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是通过对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地考察、具体对照和比较分析之后作出的最终选择，这种选择，建立在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之上。
1920年冬至1924年夏的旅欧经历，为他对欧洲和世界情势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时的欧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之后，呈现百孔千疮、混乱不堪的局面，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尤其是根本体制上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阅读周恩来所写的《旅欧通信》及在《少年》、《赤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性看法包括了以下一系列基本观点。
周恩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祸乱之策源地”，这种制度“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间的“混战”便“永不会消失”（注：《德法问题与革命》，《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下），1923年4月6日。）；资本主义制度“现已算入到他的崩溃期了”，“近四年的世界破烂情形，便是他的实证”（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蕴含着不可调和的劳资矛盾和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而“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殖民地与附属国的革命联合，则能使如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将不崇朝而消灭”（注：《英帝国会议之内幕（一）》，天津《益世报》，1921年9月6日。）。
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又正值世界革命运动高涨和苏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振兴的时期，周恩来通过具体的考察、了解和思考，得出了如下重要结论。
周恩来认为，无论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澳（洲），劳动大众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之间，“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注：《劳动世界之新变动》，天津《益世报》，1922年3月29日。）；在“资本制度已不能再与生产力适合，崩坏之期本已很近”的情势下，俄国的革命在“促成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崩坏、全世界革命的实现”方面，成了“领路者”和“世界革命的起首”（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少年》第5号。）；俄国的苏维埃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和政治制度方面，已开始显露出自己的生命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必将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应加入到这个世界革命的大联合中来。周恩来坚信世界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最终会在世界革命中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根本改造。他明确宣告：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暂时的国际封锁，或是国际干涉或许不能逃免，但是他们的联合是资本家，我们的联合乃是无产者，所以全世界的共产革命乃是最后一着，不管中国是前列，是后列，我们必须预备着，从事着，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注：《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号。）
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上述深刻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坚定信念，他曾经说过“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号。），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切情感和革命精神所以能“愈久而愈坚”的思想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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