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话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八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纪之交论文,诞辰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十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是马克思主义深入掌握群众，极大地改变世界面貌的世纪。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它掌握了从西方到东方的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变成了改造世界的伟大的物质力量，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在世界的若干地方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
前些时候，境外传来一种“马克思主义破产”论，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向马克思主义提出全面挑战。尽管资产阶级学者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马克思主义已被驳倒，已经破产，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向它挑战。这不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破产”，它屹立着、战斗着、发展着吗？不过，“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的出现显然有一个好处，即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人们能够在回答这个挑战的时候阐述自己对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
历史曲折：是修正主义作祟还是“马克思主义破产”？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宣称，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于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果真如此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真正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觉悟的人民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他们穿越重重迷雾，战胜惊涛骇浪，驶向辉煌未来的光芒四射的灯塔。他们懂得：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连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有进攻和退却，有来潮和退潮。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原因何在？一切尊重历史事实、正视客观现实的人都会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酿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未能及时地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那部分上层建筑，这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领导这个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发端，到戈尔巴乔夫集其大成，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戈尔巴乔夫则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官僚专制”，声称“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是以资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丧失了原先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只有通晓历史发展规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则声称“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悍然修改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允许和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夺取政权，把刀把子送给人家，然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在经济上，戈尔巴乔夫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戈尔巴乔夫则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声称“为了形成自由商品生产者这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需要尽快地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救出来，实行私有化”。私有化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几十年中的劳动积累落入新的资产阶级手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重新产生并趋于激化。
在意识形态上，戈尔巴乔夫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自古而然，概莫能外。因此，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物质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把指引自己走向历史必由之路和人类理想境界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戈尔巴乔夫则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让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纷纷出笼，并且只许错误的东西放，不许马克思主义争，实际上让资产阶级思想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一句话，戈尔巴乔夫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方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言，“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摧毁一切”。从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到戈尔巴乔夫的“摧毁一切”，修正主义经历了滋生萌芽——潜伏浸润——恶性发作的过程，这是苏联乃至东欧发生易帜变色悲剧的根本原因。
实践证明，能否正确地开展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本世纪初，列宁战胜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从而为俄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扫除了障碍。1908年4 月，也就是马克思诞辰九十周年前夕，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曾经预言，当时同修正主义的这场斗争以后“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的出现和肆虐，证实了列宁的预言。但是，本世纪后期的这场斗争，苏联共产党人却在修正主义的进攻面前打了败仗，使资本主义得以复辟。苏联解体后的五年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约50%，物价上涨六千多倍，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平均寿命缩短了六至七岁。这个事实是任何教训人们不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观察“苏东”问题的人所无法掩饰的。
修正主义的作祟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但资本主义的复辟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成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一具政治僵尸，难道不是明证吗？共产党是要领导搞社会主义的，领导搞资本主义自有更合适的人在。为资本主义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修正主义者只能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断言，列宁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尽管贫穷落后，却也是中等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断言这样的国家不能搞社会主义，那就是说，不仅不能超越一般的资本主义，而且不能超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这难道符合马克思主义吗？否。这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归根到底要有一定的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但是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这种生产力的具体水平。指望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来确定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搞社会主义，那就是迂腐到了极点，那就是把自己固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当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德国，资本主义并不很发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就是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应该接着搞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再搞。后来，恩格斯在《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还特地指出：“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当年针对德国情况所作的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中国。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一种社会形态的建立来说，只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有一段名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就是说，经济是基础，但影响历史进程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一速一缓在历史上有时是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计算的。这些因素中，很重要的是革命形势。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但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汇集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说，是革命形势最成熟的地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伟大作用，就在于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地抓住历史机遇，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列宁和俄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七倍半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提供了物质保证。在大战中苏联遭受的损失比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但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却比它们快得多。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八十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 这同苏联解体后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难道不是说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吗？
同样，现代中国虽然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受灾难最深，反抗也最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结合起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极严格的科学态度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并在此基础上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根据我国已有相当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采取一系列的过渡形式，逐步地和平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个社会大变动中，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每年递增18%， 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分之一强。这难道不是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吗？
显然，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都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人深省的是，有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拥有革命的武装力量，但是在战后却迷信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把武装交了出去，革命力量逐渐萎缩，至今还没有出现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势。大好时机白白错过，长使后人扼腕痛惜。如果说“机会主义”，这才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充分说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得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嬗变规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得按照同一个模式，经过每一种社会形态。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超越某个社会形态并不罕见。例如，德国就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美国就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马克思本人曾经提出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个设想在中国已经成为光辉的现实。那种认为不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指责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于生产。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分析过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一方面是组织指挥现代化生产的职能，一方面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学习和运用资本主义管理的前一方面的职能，拒绝和取消它的后一方面的职能。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使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当时公私合营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私营企业。至于有的地方对资方人员的作用发挥不够，那是缺乏经验造成的不足，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完全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一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能超越呢？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话：“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创造者还是人为加封的“救世主”？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抨击“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无产阶级实际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为救世阶级。这些年来，攻讦马克思主义的奇谈怪论可谓多矣，把无产阶级说成是马克思人为加封的“救世主”或“救世阶级”的高论，又一次显露了这些攻讦者的良苦用心和拙劣的编造伎俩。
我们知道，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也就是现代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向往着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在社会本身中发现改造社会的经济条件，更没有能够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因而他们提出的新社会的图景和方案不免沦于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不仅从实际地分析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中找到了解决矛盾的科学出路，而且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完成这个任务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与大工业生产相联系，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严密的组织性、整体性、程序性、进取性，决定了它最有纪律、最有协作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无产阶级在旧社会一无所有，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雇佣劳动者，只有起来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它在新社会是国家的主人，但谋求的并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是建立和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要发展自己，求得自身的解放，不需要以“救世主”自居，凌驾于其他劳动群众之上，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必须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就决定了它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它完全能够承担起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者嘲讽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过。应该知道，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当然是就这个阶级的整体而言，并不是说每个工人身上都具备了这个阶级的优秀品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也不是说它能够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是需要接受教育。但是，总的说来，那些高傲的、自诩“有教养的”人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经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丧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他之所以要在书中加上许多说明，“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因为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当我们在世纪之交来观察中国的理论界的现实状况时，我们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现象吗？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和首创精神，他们建树的丰功伟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在改革开放中，他们默默奉献，在利益调整中承受牺牲而无怨言。有的陷于困境的国有企业，一旦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眼睛盯在市场上，功夫下在管理上，很快就改变面貌。这充分说明，工人阶级不仅善于破坏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借口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车间劳动的“蓝领工人”来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但是，情况的变化帮不了攻讦马克思主义的英雄好汉的忙。其实，马克思当年讲的雇佣劳动，不仅包括简单劳动，也包括复杂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就预见到“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正是在分析这种情况时，马克思指出：“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并没有突破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理论。只要是在现代化生产或服务行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本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要受资本家雇用，被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生产越是现代化，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是越来越缩小，而是越来越壮大。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毋庸置疑的。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由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而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割裂阶级和政党的关系。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形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由本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就好比军队没有司令部，就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在埋葬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斗争中获得成功。马克思在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比较选择的结果。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并不包办一切，而是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制度。共产党领导人民按照民主程序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且要求自己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利。这同所谓“一党专政”、“党天下”难道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吗？
不过，从割裂阶级和政党关系的反面教材中，我们还是应当引出一些有益的教训来。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处理好同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关系，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千万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千万不能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现在，有人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一提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成为妨害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观念上的障碍；有人提出独裁管理的思想，把民主管理、工人主人翁地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称作“理论和实践的误会”；有人公开主张，对工人的管理应是“胡萝卜加大棒”；有人声称工人阶级是“不当利益”的享受者，“属于改革的范围”。在不少国有企业中，不仅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工人完全无权过问，甚至企业出售、合资或破产，也根本不征求工人的意见。工人下岗，不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仅以“国家不能包下来”一推了之。有些人嫌贫爱富，对“大款”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对工人和其他基本群众却冷若冰霜，避之唯恐不远。有些人对私营或外资企业中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不问不闻，一屁股坐在违反《劳动法》的私人企业主或外商一边。凡此种种，难道还不该引起严重关注并切实加以改变吗？从苏联、东欧的剧变看，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殷鉴不远，即在夏后之世。
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空想？
“马克思主义破产”论声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并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实现的。共产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空想，兹事体大，不可不辨别清楚。
这里，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原文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也有类似的表述：“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显然，这是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是同消灭私有制相联系的，是同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相联系的。这样的革命主张，对于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间天堂、视为理想境界的人来说，对于一提阶级斗争就深恶痛绝，企图把阶级斗争从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笔勾销的人来说，对于热衷于自我本位，一听到个人的自由发展，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神经亢奋起来的人来说，当然无法理解，因而便认为无法实现。这是毫不足怪的。
一切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理想是乌托邦，并不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个表述同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其他表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提高，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也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随着阶级在地球上的彻底消灭，随着遵守公共的劳动和生活准则成为人们的自然习惯，国家因为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而自行消亡。
当上述种种完满实现之日，不正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充分体现之时吗？
面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空想”的论调，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列宁在八十年前关于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讲的话：“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他还说：“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引者注）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列宁说得好极了！对于眼界狭隘、鼠目寸光、习惯于冷酷地斤斤计较的庸人来说，明明是科学的共产主义当然要被认为是“空想”了。夏虫不可以语冰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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