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村寨社会的博弈：国家在场与社会式微——以贵州省西江苗寨“挂牌”现象为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江论文,贵州省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苗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92(2012)06－0064－06
“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一直在社会科学的话语空间中占据着显要位置，该理论范式被众多国内外学者用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和过程，其采取的观物方式是“社会中心论”，即主要着眼于“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发育与成长，将“社会”视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对应物。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是当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深深地改变了原本闭塞村庄的社会生态和发展路线，随着外来力量不断增多，国家的强势介入与村庄的自我演化两者之间交合与衍生，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亦呈复杂之势。三十年前还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已经如今大都斑驳不堪甚至完全从村庄隐去，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笔者在一个刚刚进行旅游开发的苗寨内发现了无数新挂上去的名签牌。行走于大街小巷，带有“局”、“办公室”等字眼的名签牌等撞入眼帘，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变成现实，其背后的力量来自何处，又将向何处去，这个小村庄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生存，又发生了哪些变异。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各种因素的交汇，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已引起各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也很多。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路径与模式探析、民族传统的保留与作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特别是旅游快速发展的民族地区农村的研究亦多集中于对策性探讨，对于村庄因外力的介入而发生的种种变异、衍化关注较少。
另一方面，曾经一度“铺天盖地，满目皆是”的口号、标语已尘封入历史，如今此类研究集中于国家行政性标语的历史与变迁以及文化分析等方面。对于旅游开发后民族地区农村重新出现的名签牌、标语等新现象等分析尚付阙如。
本文将借助于一个正处于旅游开发过程中的苗族村寨的大街小巷上出现了国家机构纷纷颁发、悬挂名签牌这一现象，分析新一时期大兴挂牌之风，表明了现代对传统的承认、国家再次吸纳地方社会，同时两者之间产生了互蚀，也暗含着国家重新在场与地方社会式微这一困境。
二、研究地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点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离县城36公里，距离黔东南州州府35公里。西江村现有1288户、5405人，苗族人口占总全村总人口的99.5％。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被誉为“苗族露天博物馆”。
从2008年开始，西江苗寨借助“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召开之机，迎来了旅游事业发展的春天，政府大规模投资，村庄内各种与旅游开发相关的评比活动丰富多彩，各种名签牌也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大街小巷，挂在各种商店、旅店、饭店、住宅等门口或显眼处。
(二)研究方法
“挂牌”是指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在政府部门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人们主动或被动地将政府部门许可的、针对某一特定生活、生产、消费等领域的、表示特定评价的名签牌挂在特定、明显的位置，以显示其特定的地位和档次。
2011年7月笔者一行16人在贵州西江开展社会调查，期间笔者在西江苗寨的大街小巷逐个逐个抄录房屋大门口处的名签牌，共计41种之多。本文将主要借助于西江千户苗寨的名签牌和与此相关的政府官方媒体资料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该地旅游开发后迅速进入眼帘的各种名签牌进行文本分析，借此“走向对于象征系统中隐喻的解读”[1]。
三、新时期名签牌的分类及特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解放区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农村，革命性质的标语、口号呈铺天盖地之势，诵读、背记标语、口号是全民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富有革命激情的宣传方式表明了国家以“符号”形式进入社会和生活日常空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治理方式的改变，标语、口号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思维。然而，近几年随着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名签牌这一“符号”现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笔者在贵州西江苗寨的大街小巷统计的名签牌如下：
(一)名签牌的分类
本文将41种名签牌按卫生、防火、经济开发、治安维护、社会救助等分为五类。
(1)卫生
1.卫生清洁户(村委会)、2.文明卫生户(村委会)、3.整脏治乱示范户(县文明办)、4.食品安全监管星级经营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5.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6.放心粮油(县粮食局)、7.食品卫生等级(县卫生局)、8.贵州省二○○八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西江千户苗寨饮水安全工程(县水利局)、9.食品安全监督(县工商局)
(2)防火
1.家庭防火安全提示牌－创建和谐、确保平安(县人民政府)、2.沼气生态农业推广户(县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3.防火安全户(村乡联查)4.防火一般户(村乡联查)、5.防火歌(镇消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6.护林防火宣传牌(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7.雷山县供电局敬告用电客户(县供电局)、8.消防检查公示牌
(3)治安秩序
1.西江村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站、2.西江村社会治安整治指挥部、3.遵纪守法模范户光荣牌(县人民政府)、4.星级文明户(县人民政府)
(4)经济开发
1.苗族刺绣作坊(景区管理局)、2.农家乐接待户(县旅游局、镇政府)、3.农家乐接待户(县旅游局、景区管理局)、4.中国信合★★★信用户(州农村信用合作社)、5.东引观景亭(县旅游局)、6.雷山县农村一户一技能示范户(县一户一技能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景区管理局)、7.满意商店(县文明办)、8.纯银鉴定中心(县银匠协会)9.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纯银示范基地－纯银示范户(县银匠协会)、10.中国西江千户苗寨纯银示范户(省银匠协会)、11.纯银鉴定中心(省银匠协会)、12.西江苗寨工艺旅游商品制作专业户(省中小企业局)、13.远程教育“一户一技能”党员示范户(县组织部、镇委员会)、14.旅游接待示范户(省中小企业局)、15.满意农家乐(县旅游局、镇政府)
(5)社会救助
1.雷山县西江村农家书屋(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贵州省新闻出版局)、2.12315联络站(县工商局)、3.消费者投诉站(县消费者协会)、4.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扶持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5.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村——二类村(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二)挂牌的特征
(1)挂牌中政府主导
林林总总41种名签牌，其中4种名签牌由村委会挂牌，4种是省、县非官方的银匠协会挂牌。随着2008年旅游开发的深入，苗寨已无法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开发，决策权已经归口县旅游局和景区管理局；2009年4月景区开始由景区管理局统一收取门票，现在主要的消费、休闲场所大都是管理局进行土地征收后重新规划和建设，民俗表演团队和苗族生态博物馆如今都由管理局统一运营；卫生、防火等在管理局的协调下逐步完善和展开，文明卫生户、星级文明户等评定工作也由其主持。各种名签牌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府在景区开发和管理工作中国家作为符号在场，更反映了政府对村寨深度介入及其主导地位。
(2)主体向“被观赏者”的转变
村民世居于此，旅游开发亦是基于苗民对传统的保留，村民应是旅游开发的主体。然而依旧有约半数人没有掌握普通话、不看电视、没有外出过的村寨，含有“文明”、“卫生”等字样的名签牌更多地是“挂给游客、城市人看的”，村民无法明白名签牌里的“文明”、“卫生”到底是何意。所谓“纯银鉴定中心”等很多村民一辈子都没有进去过，因为“那些都是骗你们这些来玩的人”。村寨、村民以及民族传统在旅游开发的年代已经成了“被观赏者”，国家透过众多名签牌传递给游客一个显性的权威和文明的符号。
(3)去革命化和外向化
西江苗寨已经无法找到建国至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的任何标语、口号，那段历史更多是停留在老人的记忆之中。如今“铺天盖地”的名签牌都倾向于贴近外来游客的观赏和消费，更多的着眼于“安全”、“卫生”等现代文明，名签牌中已经没有了“社会动员”式宣传的影子，更乏政治性的口号和目标，名签牌一方面在贴近现代生活和消费，另一方面也与政治、“继续革命”[2]渐行渐远，而与发展渐行渐近，政治整合似乎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走向幕后。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动员的意义的失去，挂牌主要面对的是外来游客而非村庄，向“城市人”传达着安全、文明，并确认着国家在场的意义。
四、挂牌背后的博弈：国家在场与社会式微
“中国社会内部自近代以来逐渐滋长出多种紧张关系，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如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内外有别)、小地方与大社会的紧张、社会与国家的紧张、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信仰与科学的紧张、俗与雅的紧张。中国社会长期被这些广泛存在的紧张关系所困扰。”[3]现在的西江，随着近几年旅游业成为其支柱产业，地方政府已经在行政管理上全面渗入西江。但不可忽略的是，作为一个传统保留相对完整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社会自我整合”模式运行相对全面，此一时期里再次大兴挂牌之风，一方面形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接纳和承认，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社会接受国家的同时对国家的反蚀，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饰、互蚀，国家在场与社会式微陷入两难困境。
(一)国家在场
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演化成历史，除了征税和计划生育这两个领域外，国家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村庄的公共生活中潜隐。
如同一度流行的标语一样，在农村，这些渗透着“真理”的名签牌是一种“话语”，它包含的绝不仅仅是它写出来的含义，它已经超出了“符号”本身的意义和存在。话语不是指具体内容或意指要素，而是“系统形成它们所谈论对象的一种实践，它显示了一种权力，其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实践关系”[4]。那么，名签牌就体现了国家权力在西江这个村寨的存在和实践，但与革命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当下是经济目标下催生的新一轮的国家在场，而当时是全能政治性的国家在场。如今随着西江在贵州省民族旅游中地位不断提升，国家重新复归。
1、国家力量在场
从2008年开始，西江苗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得到了贵州省、雷山县在经济、管理、宣传等方面积极介入，那41种名签牌就是在此情况下出现，也只有将它们置于国家介入和村寨接受的意义上理解才能揭示其内在含义。
第一，如今的西江村于“七一社区”中记载“2006年以前西江千户苗寨由东引、羊排、平寨、南贵四个村组成。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管理，县委、县政府将原来的四个村合并为西江村”[5]，如杜赞奇所言华北地区存在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6]一样，雷山县为了旅游开发，目前的西江镇党委书记由雷山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任，且该书记的前一个职务是县副县长，从而使西江村更进一步置于地方权力之下，完全受到县一级政权控制，如今寨老已经形同虚设，地方榔头与理事会不复存在，村寨治安维护和纠纷解决完全纳入到了景区管理局和村委会的权力范围；而景区为了举办一年一度的“吃新节”，也向村寨内各个门面店铺要求“赞助”。
第二，随着县乡各级行政单位进入以及西江景区管理局成立，村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行政化。卫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苗族村民对传统“不干净”信仰，地方权力机构已经为村民们确立了另一套关于“干净”、“卫生”的现代话语体系，虽然传统文化中“干净”与现代文明中的“干净卫生”有着莫大的差别，随着“卫生清洁户”、“文明卫生户”、“整脏治乱示范户”等标签的出现和一年一度奖励活动的召开，村寨卫生越来越工作化、行政化了。
传统村寨防火体系也随着“贵州政府帮助西江千户苗寨完善现代消防体系”[7]而得到现代管理体制的承认，但更多的是被之取消，“西江千户苗寨内装配了一批消防栓、水枪、机动泵等现代灭火装备，并建立了专职和村民义务消防队”，传统木质房屋里面出现了至少一个灭火器，虽然村民们并不知道是否有“村民义务消防队”存在，但景区管理局组建了“消防队”。县沼气生态推广工作也是作为乡驻村干部的行政任务而下派。家庭防火安全提示牌、护林防火宣传牌、供电局敬告用电客户、防火歌无一不是县乡行政机构所挂。传统的村寨防火也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逐步走向正式化与行政化。同时在“国家救济”对“社会救济”的全面取代的大背景下，村庄扶贫、救济等全部归相关行政部门负责。
第三，国家对传统的接纳。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对西江苗族传统予以了大范围的承认和接纳。近年来县政府帮助西江连续申请了五项不同级别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苗族地区较为流行的苗绣、苗银、鼓藏节等，还制作了一部以西江苗寨为核心的对外宣传片，在州府长途汽车站外的电子显示屏上反复播放；全村设立了六个“苗族刺绣作坊”；雷山县不仅对外大力宣传苗族的传统节日，如吃新节、鼓藏节等，景区管理局还出面组织一年一度的吃新节期间的活动，对十二年一次的鼓藏节更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筹办；2008年雷山县还在西江建立了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西江苗族博物馆”，其中包括介绍苗族的宗教和巫术；在村寨管理上，西江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寨老和鼓藏头等，在对火灾、打架、调戏妇女等的处罚上名义上也同时对犯事者惩罚四个“一百二十”，即：白酒120斤、米120斤、肉120斤、菜120斤。
卫生、防火、经济开发、社会管理、社会救济等五个方面的名签牌的大规模存在表示了国家以显性在场的状态进入村寨，也反映如今村寨社会对其至少是形式上的接纳，这一切都给县、景区等政府力量的介入赋予了积极意义和本土化色彩，地方政府增添一种尊重文化、尊重民族、开放的管理形象，国家力量在披上民族特色后更添其扩张的合法性，村寨社会的传统在一度被政治意识形态否定后重获其生存空间和合法性。
2、村寨对国家力量的反蚀
在国家力量重新大规模进入村寨时，村寨原有的一套社会运行系统即开始与之发生着互动、博弈，传统同时对国家在场进行着自建构和解构，无形中却反蚀了国家的力量及其合法性。
第一，缺乏“西江村”的认同。西江原初即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位置格局，苗民们基于地缘与血缘形成了社会认同，然而如今的西江村的存在是由地方政府一手策划和实施，至今在村民心中并没有形成对“西江村”的社会认同，而还是自我认同为“东引村的”、“羊排的”，而没有说自己是“西江村的”，西江村只是个行政产物，加之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平寨和南贵的地理位置比较利于进行旅游产业经营，而东引和羊排由于地势较高、山路崎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由于经济利益分配不公，苗人解构了政府合并村寨的合法性，不利于社会认同的建构。
第二，虽然村委会和景区管理局迅速地建立了一套卫生、防火、救济等体系，然而这同样也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反蚀效果。由于苗人传统中“不干净”是与巫术禁忌联系在一起的，“不干净的家里一般都娶不到媳妇，寨子里哪家不干净大家都晓得”，加之旅游开发后垃圾增多，新建卫生体系与苗族传统相矛盾；村寨里一户苗民的火灾更是由新防火工作导致，“我们家里的木房本来都自己装有电线的，后来政府又要统一安排装，但是质量很差。去年有一家二楼起火，都烧空了。政府去查，本来还想说是炉灶起的火，但是炉灶在一楼怎么可能二楼起火……现在他们家还有篷布在上面，挂了旗表示反抗”；而救济工作更是由于把部分村民认为并不贫困的鼓藏头的哥哥定为贫困户，而批评是“有关系的才能吃救济”。原来处于发展目的而新建的措施的合法性就这样解构了。
第三，由于政府着眼于经济利益才大规模的介入苗寨，随着鼓藏头、鼓藏节、吃新节、芦笙舞、苗绣等上面所显现的经济意义远大于苗人所希望的精神意义时，部分苗人开始认为“政府只知道赚钱”、“每年那么多游客来，门票100元一张，这么多钱，我们一年不到1000元，钱都叫他们贪去了”，同时如利用自家房子经营客栈的小宋抱怨到“政府收门票都是靠我们这里保留的东西，它们根本跟政府没有关系，我们自己开客栈凭什么还要到他们那里去登记，要交税”，加之随着景区征地不断增多，村民在补偿款和新建住房等问题上对政府的不满激增，苗人不会考虑雷山的区域开发思路和资金投入情况，这之间的断裂恰恰反蚀了政府的权威和意义。
(二)村寨社会的式微
自清末开始我国社会加速转型，在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后，至今仍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然而，随着“总体性社会”[8]部分消解和旅游事业全面开发，西江，甚至雷山，不仅没有迎来地方社会的重新运行，而是社会在再一次政府权力突入后而渐行渐远。苗寨所现的局面是“社会转型极大地扩展了政治空间，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相对缩小了”[9]。
第一，西江在改革开发后迎来了短暂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复苏，寨老重新回到公共生活特别是祭祀、禁忌活动中，然而，地方政府力量随着旅游开发而进入，西江原初各村寨老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鼓藏头在部分村民心中的映像是“那个鼓藏头是政府为了搞旅游才故意宣传的，只有你们外来人才说是苗王”，甚至有几位村民戏称“鼓藏头就相当于班上的文艺委员”，鼓藏头是西江第一家农家乐接待户，被授予“旅游接待示范户”、“满意农家乐”等名签牌；寨老的身影仅仅在每年重大传统节日中重现，寨老议事会制度已然瓦解，现在村里的重大节日和活动，由县乡政府部门组织。传统的权威精英已经逐渐消失或变质，其代表村民所体现的公共空间或地方社会已然成为历史。
第二，普通村民的自我行动空间也在旅游开发之后迅速缩小。从2008年4月开始，景区管理局从“人人都是文化主人，个个参与文化保护。家家成为民俗博物馆，户户都是文化保护场所”[10]的角度出发，设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奖励资金”，但这同时造成了村民不可新建吊脚楼、不可拆毁房屋吊脚楼的事实，在以往看来是自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现在已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美丽的西江夜景下却是每家每户被要求在屋檐下统一安装夜景灯。而随着山下街道的开发，村寨妇女也表示“更情愿待在屋里，没有什么事情一般都不会到街上去”，旅游空间与地方社会逐渐产生分离。
第三，国家力量压抑了社会力量的发展。随着民族旅游得到越来越多富裕地区的人们的青睐，民族传统文化也得到开始成立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雷山县政府帮助西江苗寨连续申请了五项不同级别的“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苗族地区较为流行的苗绣、苗银、鼓藏节等。然而，访谈中绝大部分村民对此并不买账，一方面是西江苗寨现存的苗绣苗银商店几乎全是外地人，甚至大部分是汉族人经营，村民认为“没有钱投资，也不懂卖东西”而只是部分人家收取门面租金，全寨六个挂牌的苗绣制作作坊也由景区管理局具体运作，参与苗绣制作的苗人只能收取手工费；另一方面，村民普遍认为“下面(街道上商店里)的银饰都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带的银饰”，甚至西江人对现在的鼓藏头也不再信仰了，他们知道鼓藏头是因为旅游开发而被政府包装出来的，如今传统文化形式被国家认可，却失去了村民的信仰。
曾经一段时期内国家的强势进入对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使之严重压缩，如今传统社会得到短暂回归后由于旅游事业快速发展，虽然部分传统文化形式依托旅游产业而出现了复兴，但村寨社会仍旧式微，传统生产生活形式、治理办法、地方认同、社会结构、权威体系等都不同程度地变异，国家进入愈深，村寨社会的空间被迫缩小；涉及村寨生存状态的五个方面的名签牌背后所隐喻的合法性还没有完全建构成型，已经开始遭受到了来自村寨社会，也包括经济、政治自身因素的解构。
五、结语：国家与社会－－饰与蚀的困境
西江社会的达纳斯之剑已开启，国家力量继上世纪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再次强势渗入，挂牌表示了其在场状态、政府对地方传统的接纳，也表示着村寨在这些事项上对国家的接纳和合作，但强势符号进入的背后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角逐。形式上，国家呈现着强势的在场之势，国家力量重新充斥着村寨的卫生、防火、经济开发、社会管理、社会救济等生活、运转之中，然而这时国家的强势却是依附于市场经济力量的强势，国家的在场更多的是经济的在场与符号的在场；内在上，村寨社会也开始了对国家的抵制，村民们以弱者惯用的沉默、抱怨、破坏、走形式等“武器”对旅游发展大会、活动评比、夜景灯、村庄卫生、景点开发、民族文化开发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从而解构着国家力量。虽然国家与村寨社会由于传统文化形式的认可、补贴、建设投入、干部管理等黏合剂存在而“共存”，隐喻着国家在场的名签牌等符号形式固然呈铺天盖地之势，却依旧无法掩盖国家与社会之间无形而巨大的紧张局势。
西江民族旅游开发之路犹如一条政府修建的“铁路桥”，桥的一端是“现代化”，一端是“传统”，随着现代有意或无意的入侵，传统在得到现代的部分承认的过程中已然悄悄变质，在国家不断的逼近传统一端的时候，传统的地方社会在短暂的复兴之后被迫消退，随着火车到来，新秩序开始构建，但其方向和结果却难以预料，也得不到传统社会认可。由于政府的强势建构，西江已被国家逼进了角落，渐成一个没有社会的村寨，村民的抱怨、非正式的抵抗等或许是地方社会暗弱存在的隐性证明，然而这一时期国家与传统社会的互动、博弈已迥异于半个多世纪那段历史时期的互动、博弈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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