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傅立叶论文,新世界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康有为《大同书》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问题,迄今还无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些学者虽然对此作过一些推测,或舍本逐末,或南辕北辙,使人如坠云雾山中。如第一个把《大同书》译成西方文字的汤普森(Laurence G·Thompson)在英文版《大同书》引言部分说:“这本书的确被认为是一部具有首创精神的著作”,同时“无论人家说西方文化给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除了人们看到书中提及马克思和苏格拉底的名字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社会哲学家作品中得到什么。”〔1〕中国学者则说:“康有为曾耳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概念或依靠翻译本西书了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又吸收中国儒家今文经学‘变’的哲学,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2〕东西方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康有为没有从西方思想和文化武库中得到什么,顶极不过“耳食”了一些民主概念而已。他们之所以陷入这些不切实际的误断,是因为没有把《大同书》与有关的西方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当我们把《大同书》与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简称《新世界》)对比研读时,发现康有为与傅立叶的乌托邦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他们所处文化背景与时代不同,也有明显的相异之点。以人类共同追求未来的视角回眸历史,他们堪称自己时代的“真正的文化英雄”。把傅立叶的《新世界》与康有为的《大同书》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康有为受到傅立叶的影响,而且可以感受到他对傅立叶的超越。
一、探寻人类社会的历史轨迹
人道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就是批判旧社会,同情人民的疾苦,自命救苦救难的大师,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因此他们总是热衷于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力图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把握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傅立叶与康有为都想解决人类社会的矛盾和产生的种种弊病,都根据自己的理论和知识,把社会分为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上升序列,其划分的标准都与生产劳动和经济形式相联系。这种历史分期法第一次以工业的发展即经济因素作为说明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代表当时人们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新思路。
傅立叶为了探索社会机体跳动的脉搏,以揭示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走向,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表解,他断言“社会的历程——估计大约八万年之久——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再细分为三十二个时期。”〔3〕他比照社会发展和人体发育一样有四个阶段,可分为童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和一定的生产形式相联系:蒙昧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宗法时期是小规模生产;野蛮时期是中等生产;文明时期是大规模生产。傅立叶认为每个历史时代都各有上升线和下降线,旧社会必然孕育着新社会,他说:“任何社会在它本身即具有孕育下一个社会的能力。当这个社会达到它本身主要特征的高峰时,它也就达到了分娩的阵痛时期。”〔4〕傅立叶已经开始从文明程度与生产水平的结合点上,判断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解构。恩格斯对傅立叶的历史观评价很高,他指出:“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5〕又说:“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6〕傅立叶对历史轨迹探索的科学度甚至超过后起的人类学家摩尔根。
康有为对人类社会轨迹的探索更富于东方色彩,他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演绎出一种新的历史观,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勾画出一条新的历史轨迹,这就是社会发展必须穿过由低级到高级有序不乱递进的历史通道,经过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再到达太平世,既不能后退,也不可跳跃。他不同于傅立叶以文明程度和生产规模来划分社会阶段,而是以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据乱世是尚农之世,升平世是大工大商大农之世,太平世是天下为公大同之世。换言之,据乱世是农业覆盖的封闭乡村,升平世是大工业主宰的机器世界,太平世则一切产业属于公有的一统天下。康有为从所有制的内容判断社会的性质和社会进步的梯形公式,比傅立叶只从生产规模的大小上界定社会的性质更抓住本质的属性,因而把人类认识社会的发展轨迹更推进了一步,其认知度更高一个层次。尽管傅立叶与康有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方法不同,但都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以经济因素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基本标志,这在人类探寻社会轨迹的历史观上是一次突破性的认识,透露出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
在《新世界》中,傅立叶把生产和生产的性质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形态,把人类社会社会发展视为不断的上升序列,他辩证地预言每一个社会在走完它的年富力强的历程之后,便会进入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社会。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文明制度)已进入壮年时期,它具备大规模生产、高度发展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为进入下一时期(即保障制度)创造了条件,而更高级的和谐制度才是最美好的未来社会。康有为同样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不断上升的进化过程,认为据乱世“各国有帝王、君主位号、权力”,帝王权力是专制的,国内等级森严,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的封建专制社会。升平世“各国立法权虽归各国,而全地公法权归公政府上下议院”,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太平世则已经取消国家,“无国,无君主,亦无兵,无兵权”的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
虽然傅立叶和康有为的社会历史观包含有不少辩证的发展观,甚至带有唯物主义成分,但是他们的英雄史观又把他们引入历史唯心论的歧路,所以他们还没有真正探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况且,傅立叶认为社会历史规律是受天意支配的,人类的任务只能是认识上帝已制定好的社会法典,这是西方宗教文化的产物;而康有为历史观既来自公羊三世说,又来自西方进化论,是中西文化的合璧,显然比傅立叶进步。
二、人欲: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
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动力这一理论课题时,傅立叶与康有为都认为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是对人欲的满足。傅立叶自豪地声称:“我所发现的第一种科学是情欲引力论。”〔7〕他自诩这一发现“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8〕同样在康有为看来,有了人欲这股动力,才产生人类文明。
傅氏的情欲引力论认为,尽管人类有了思维,注重道德、义务、法律等理性对人的本能产生制约作用,但是情欲引力仍然是一种持续而顽强的力量。傅立叶强调满足人的情欲会产生动力,并把情欲引力区分为三类:
第一类,直接的即一致的引力。当引力是由某一类劳动所从事的对象本身所产生时,这种引力是直接的。例如,阿基米德研究几何学,林奈研究植物学以及拉瓦锡研究化学时,决不是出于获利的动机,而是出于爱好科学的热情,出自对从事专业本身的热爱,狂热地醉心于解开对象之谜,造福于人类社会,这种引力是与工作趋向一致的,直接的创造性的体验。
第二类,间接的引力。当引力产生于某种劳动作业对象不相干的传导体,产生于不靠获利的诱惑就足以使人热情地克服对象本身带来的反感,这种引力只是间接的引力,例如,饲养可憎的爬虫或有毒植物的生物学家,他们虽然厌恶这些生物,但出自对科学的热爱,使他们克服种种反感,能够满腔热情地去工作。
第三类,不正常的引力。劳动对象与人的情欲完全相矛盾,是一种背道而驰的动力。例如,工人干活只是出于被资本家收买,而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在工作中没有丝毫乐趣。可是在文明制度(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八分之七的工作中占支配地位的就是受这种不正常的背向引力的控制。傅立叶看到工人憎恨在资本家控制下进行劳动,劳动对他们是一种折磨,所以他设计了与这类引力背道而驰的未来的协作制度,企图在满足人的美食欲望基础上,推动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消费者对食品、衣饰、家具、娱乐等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讲究,推动生产达到完善的境界。
全方位的中西文化观比较研究不能回避文化观是怎样产生的,康有为的答案是:文化产生于人性,人性的主要因素是人欲。他说:“人性之自然,食色也。”〔9〕在康有为看来,人欲是先天存在的,称为“天欲”,它赋予人性生命的活力,“无欲则惟其死耳。”〔10〕为了满足人欲,于是有了生产与文化:“夫人类之始,有雌雄牝牡之合,即有父子兄弟之亲;有欲而有争,则有豪长以治之;有冥而合精,则有鬼神以临之。以强凌弱,则茹毛饮血,食肉莫先焉;以智取食,则耕田凿井,农事莫先焉;有制作而后有百工饬八材;有米粟什器而贾商阜通焉。人治而后有士,诵言以教之则最后者也。三人具,则豪长上坐而礼生焉;声音畅,则歌谣起而诗出焉,同时而起者也。”〔11〕人欲产生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类社会;人欲产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谋生方式;人欲产生竞争,为调节竞争就有伦理、道德、法律等意识形态;为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欲望,产生了音乐、美术、诗歌等文化现象。为了实现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必须发展生产。所以人欲成为推动人类生产和文化发展的原始动力。
康有为和傅立叶一样强调人欲的合理性,其目的都在于谴责当时社会对人欲的严重压抑。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列出据乱世有38种苦,控诉了旧世界压制人欲的种种罪状,构想未来大同社会有居处、舟车、饮食、衣服等十大快乐系列,企图调适和理顺人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意欲创造一个合乎人性满足人欲的理想社会。傅立叶列举资本主义商业36种罪恶造成工人不幸与痛苦,违背了人性,构想未来经济与人性达到和谐的新世界。康氏《大同书》与傅氏《新世界》都体现了人道主义与快乐主义原则,这是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者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共同理想。但是傅立叶对人类现在的痛苦与未来、快乐世界的分析没有康有为详尽、深刻、全面。傅立叶探索的视角只局限于欧洲,而康有为的视野已经从亚洲扩展到欧洲、美洲,以至全世界。
三、文明制度:社会的地狱
一切理想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悬想未来构思新社会的立论前提,是对当时社会不合理的批判。傅立叶与康有为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矛盾进行了猛烈抨击。
在《新世界》中,傅立叶把锋利的矛头直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他大声疾呼:“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薮。”〔12〕为什么资本主义是整个社会罪恶的根源呢?傅立叶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垄断制度造成无政府状态与各类社会弊病的结果。他对维护资本主义的哲学极不满意地说:“哲学家竟从来不曾预见到垄断的这种统治地位和构成文明运动第三阶段的这种商业的无政府状态。”〔13〕他无情地揭露垄断资本家采用“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的两种间接垄断所采用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大量攫取,另一个使用诡计。”〔14〕垄断资本家无论采用什么手法,其目的都是不顾一切地掠夺,囤积居奇是掠夺整个社会,囤积的结果造成物价上涨,最后转嫁给消费者。证券投机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掠夺,他们抽走社会资本进行投机交易,造成对社会有益而盈利甚微的企业和中小企业破产,致使大批工人失业。掠夺和投机的聚敛必然带来分配不均,贫富悬殊以及寄生现象的衍生。垄断资本家经济实力膨胀的阴影还笼罩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格局,使国家政权成为他们的歌者,资本主义政府“把自己的宠爱者——证券投机者和囤积居奇者——捧上宝座。”〔15〕这个政府对待工人却采取相反的态度,傅立叶揭露说:“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一种巧妙地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16〕,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研究,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乃命运的对立面,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17〕他还对资本主义的道德风尚、文化没落等进行有力的批判。应该说,对资本主义的抨击是《新世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傅立叶在这部著作中以辛辣风趣的笔触,对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进行痛快淋漓的揭露,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讽刺和批判的火花。恩格斯对此高度评价说:“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18〕,并称赞傅立叶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19〕
在傅立叶发表《新世界》之后60年,康有为走向世界,他不仅研究傅立叶关于协作社会的天才发现,而且从两个视角客观地评价资本主义。一方面,赞美资本主义的文明,比封建主义社会是一大进步;另一方面,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矛盾重重,弊端累累。康氏观察到资本主义私商、私工使“人民受累”,资本主义的商品系“私工之所作,私商之所售”,在流通领域经过千百资本家之手的传递,这些人层层盘剥,“皆分利而非生利者也。”〔20〕结果使货物价格节节加码,人民不胜负担,尤其是资本家大鱼吃小鱼,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大资本家打败小资本家,一家大厂可以并吞千百个小厂,结果“资本家之作厂商场愈大愈远,银行周国土,铁道贯大地,商舶横五洲,电线裹大地,其用工人至为亿为兆而不止,如小国焉。”〔21〕这样的大企业就是傅立叶所说的垄断组织。康有为虽未提到“垄断”二字,但是同样看到它的危害,指出大资本家压迫工人犹如国君统治人民一样,其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22〕康有为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洞悉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平等,初步触摸到贫富悬殊是造成等级差别的根源。他认为欧美各国并立竞争,强征苛税,是对人类天赋平等权利的剥夺,而且各国之间由于大资本家利益冲突而发动战争,“以兵争之故,耗尽民力以事兵费。”〔23〕从而造成“愈文明则战祸愈烈”〔24〕的后果。他进而指出,古代战争,争杀以刀,一人仅杀一人,而今战争用现代武器,“数十万人可一夕而全焚。”〔25〕所以他认定资本主义造成了人类最大的悲剧。
尽管《新世界》与《大同书》都含有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两书前后相续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尖锐而生动的批判,对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地位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傅立叶重点批判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指出它是罪恶的根源。康有为重点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抨击资本主义,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傅立叶全面深刻。如果说《新世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而《大同书》则为人类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勾画出一片彩霞。
四、乌有之乡:法郎吉与极乐世界
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虔诚的理想主义者。人类是有理想的群体,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没有理想的人类就无法自信地生活在世界上。国家的存续,民族的振兴,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是一种坚贞不屈的理想追求,人类历史上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往往都是一种新的思潮或一批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引发和奋斗的结果。傅立叶和康有为都用彩笔勾画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他们的智慧思索无不折射出这种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品格。
傅立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和谐制度,法郎吉〔26〕是和谐社会的基层组织,许多法郎吉构成和谐制度的总和。每个法郎吉占地一平方法里,固定人数为1620人。这些法郎吉成员居住在叫做“法郎斯特尔”的大厦里,这种大厦功能齐全,设备完善,除了供他们居住外,还有厨房、餐厅、工厂、学校、旅社、交际厅、教堂、交易所、评判会、歌剧团、秩序望楼、自鸣钟、电报局和信鸽等都将被安置在大厦里。大厦里的各栋房屋内部建有长廊街,各栋房屋中间设有柱廊,工人、农民们可以通过用细沙铺着的地下走道,从“法郎斯特尔”大厦到达田间种植或去工厂做工,完备的法郎吉内,在距农活不太远的地点,还建有农民自己的夏季别墅。法郎吉的资金通过入股形式筹集,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生产居第二位,商业全部由政府控制,商业活动只限在法郎吉之间进行,不允许任何个人单独地为私利从事商业。法郎吉成员按情欲和对某种活动的兴趣而自由结合成谢利叶小组,各谢利叶按照家务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和教育劳动等方面分类,经常展开竞争和竞赛,充分发挥情欲引力作用进行管理。在法郎吉内参加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非强制性的快乐体验。法郎吉每个成员按其资本、劳动、才能进行分配,劳动占六分之三、资本占六分之二,才能占六分之一。傅立叶所设计的法郎吉是取消私人经营而保留私有制的集体合作组织。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接受了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大同书》中评论过“傅氏之论生计,欲以十里养千人为大井田”〔27〕的预设,但是康有为并不完全同意傅立叶的法郎吉,认为法郎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是行不通的,他分析道:“其意仁甚,然亦不可行也。盖许人民买卖私产,既各有私产,则贫富不齐,终无由均。若如荷兰之治爪哇,在地头主,领地于国而下税于民,则为重税如诸侯天子矣,盖非太平之道。”〔28〕应该承认,康有为构想未来社会大同极乐世界比傅立叶更富激进色彩。在经济上主张取消私有财产,提出“大同之世,铁路、电线、汽船、邮政皆归于一,皆属于公。”〔29〕农业、工业、商业和银行一切归公政府,全球设立总银行归于公政府,各地分度设支部银行归各度的小政府。总银行下属各地方自治局也有分银行,各工厂、农场皆设小银行。凡全球商店、铁道、汽船、电线、邮政、飞船等财产皆归于总银行,总银行分配给各度各地各场的小银行一定资金,以提供农业、工业、商业等各种生产经费,同时支付人本院、育婴院、怀幼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医疾院、养老院、恤贫院、养病院、化人院的各种费用。大同之世的工人、农民、商人实行按劳分配,“自农夫、渔、牧、矿工、各视其材之高下,阅历之浅深,以为工价之厚薄,略分十级。”〔30〕大同之世的生产是计划经济,商部根据全球所需的物品什器之总数,按擅长于生产此类物品地区,分配到各地公政府之商部,商部按需要决定生产数额交给工部,工部下达到各度政府下的工曹,工曹安排各工厂生产物品的数额,各工厂的产品再通过商部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康有为描述出一幅公有制下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运行图。
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傅立叶认为国家机构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设计的和谐社会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组合,这种组合就是叫做法郎吉的协作社的总和,法郎吉以协商原则为基本管理办法。为了在劳动中进行协商,法郎吉每天举行聚会,其最高权力机关是评判会。被委托来领导法郎吉日常事务和关怀公共福利的机构,叫做管理处即负责管理责任的股东委员会。管理处由下列人员参加,即每个劳动小组的首脑、值得尊敬者和家长、具有每股一票权的主要股东、法郎吉的男女显要人物等。评判会不需要拟定什么章程与法律,因为一切都是靠情欲引力来调节运作。在财务方面,法郎吉有一个受托专门从事簿记的小组负责,每个人都可以检查帐目。傅立叶所描述的是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国家、没有军队、没有法律、没有战争的和谐制度下的未来社会。
康有为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极乐世界。它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无军队、无战争,人人民主,一切平等。在未来的太平世里,无阶级压制之苦,人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人皆为平民,人人可以读书,人人参加选举,人人皆可发扬蹈厉,奋志青云,而扫尽一切等级,以达人类平等。在未来太平世里,打破国界,世界合为一体,各国改为州郡,而州郡统于全地公政府,由公民选举议员及行政官以统辖。各地设小政府,以度为界,每度之疆树石刻字以界定。公政府名义上虽有总统,其实并无权力,不过接受各度政府的委托,管理会计、奖励之事。各部长、各度长、各曹长均由各度公民选举产生,选举无竞争喧哗之闹剧,更无互攻刺杀之丑闻。公政府诸长虽有责任而实权极小,事权实在公众手中。破国界后无军队、无战争则全世界人皆平等,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康有为展望人类社会前景说:“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31〕
如何实现美好的理想呢?傅立叶及其门徒博德,1832年把法国塞纳——瓦兹省的一片土地作为移民区,组织协作社式的法郎吉,征集到31万8千法郎的基金,成立一个协作社的试验农场,参加人数只有150多人,很快于1833年秋宣告失败。傅立叶把希望寄托于富人入股,以促使法郎吉试验成功,但是终其一生,并没有一个富人上门入股捐输巨款,说明他的企盼完全是一种空想。
康有为把实现大同世界寄托于人道主义的道德说教,而最重要的方法是破除九界,即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康氏认为“九界既去则人之诸苦尽除矣,只有乐而已。”〔32〕在这个极乐世界里,人们“超然飞度,摩天戾渊,浩然自在,悠然至乐,太平大同,长生永觉。”〔33〕但康氏把实现极乐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圣哲、帝王、神仙与佛祖身上,这同样是一种神秘而美丽的幻想。所以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34〕
傅立叶构想的未来社会仍然保留私有制,康有为描述的大同世界已经消灭了私有制,这是《新世界》与《大同书》的根本区别。康有为的构想更详尽更合理更美好,更符合人道原则与快乐精神,也更带有空想色彩。
傅立叶与康有为虽然同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族,但思想内容不完全相同,这是由于思想渊源不同的回应。傅氏生活在18世纪欧洲,从小接受《圣经》的熏陶,可能还受到英国莫尔的《乌托邦》与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启沃。康有为生活在19世纪中国,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后来探寻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尤其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百年一觉》〔35〕,日本明治时代哲学家井上圆了《星界想游记》〔36〕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在西方与东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傅立叶与康有为都结出了同样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硕果,在不同国家留下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傅立叶从西方文化背景出发,用欧洲人的视野,站在法国人立场上,观察资本主义,构思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从东方文化背景出发,用中国人的视野,站在全人类立场上,评论东方和西方,梦想着美好世界的未来。康氏的《大同书》是古代东方大同思想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对全人类未来命运进行全方位的预设。康氏比傅氏晚出近一个世纪,活动的空间比傅氏大得多,因而康氏的视野更为开阔,所吸收的空想社会主义内容更为丰富,他设计的是全人类的未来福祉,全世界的大同社会蓝图。所以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学者日益承认《大同书》是康有为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世界》属于全人类,《大同书》也属于全人类。
注释:
〔1〕Ta T .nng Shn: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Translatcd from the Chince with introduction and by L.G.Thompson,London,1958,p55。
〔2〕汤志钧:《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137页。
〔3〕〔4〕傅立叶:《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傅立叶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卷,第31页,第4页。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的版,第3卷,第412页。
〔6〕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4页。
〔7〕〔8〕傅立叶:《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傅立叶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卷,第11页,第12页。
〔9〕〔10〕〔11〕康有为:《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1988版,第12页,第15页,第12页。
〔12〕〔13〕〔14〕〔15〕〔16〕傅立叶:《论商业》,《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155页,第157页,第115页,第21页,第114页。
〔17〕傅立叶:《经济的新世界或符合本性的协作的行为方式》,《傅立叶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卷,第103页。
〔18〕〔19〕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11页。
〔20〕〔21〕〔22〕〔23〕〔24〕〔25〕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50页、第236页,第236页,第35页,第68页,第68页。
〔26〕法郎吉是傅立叶袭用希腊文Phalanx(方阵)这个概念,用它表示协作制度下有组织的生产与消费的协作社,方阵原意是希腊重型步兵严整的战斗阵形。
〔27〕〔28〕〔29〕〔30〕〔31〕〔32〕〔33〕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5页,第235页,第263页,第244页,第71页,第294页,第52页。
〔3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35〕〔美〕贝拉米(1850—1898)著《百年一觉》,由李提摩太译为《回头看纪略》,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在《万国公报》连载, 1894年由广学会出版单行本,改名为《百年一觉》,康有为读后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对学生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影子。”〔36〕〔日〕井上圆了(1858—1919)著《星界想游记》,这是一本于1886年到1896年间,引起康有为注意的科幻小说,特收入他编辑的《日本书目志》卷十四《小说门》之中,今编入《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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