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核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分析_国际原子能机构论文

冷战后核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分析_国际原子能机构论文

冷战后核危机频发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战后论文,频发论文,原因论文,核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全球核裁军呈现良好势头。美俄在裁减核武库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全球要求限制核扩散的呼声日趋强烈,众多核门槛国家纷纷宣布放弃核选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联合国主导下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通过。1999年,全世界核弹头的数量已从20世纪80年代高峰时的69400枚降至34419枚。2002年5月,美俄签署《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规定至2012年12月31日前,双方将各自的核弹头削减到1700-2200枚,届时,全世界范围内的核弹头将仅存4000枚左右。①人们从核恐怖的黑暗隧道中似乎看到了尽头,期待已久的“核时代”和平也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冷战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核危机便频频发生,不时地挑战世界和平,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并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安全。本文试图通过对核危机频发原因的分析以及对当前国际社会解决核危机现状的梳理,说明核不扩散问题的应对和解决依然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频频出现的核危机

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正式生效,有效期为25年),以此作为防止核扩散的基石,建立了核不扩散机制,以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迄今,该条约缔约国已经接近190个。②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频频爆发核危机,一些大国的核政策也出现了逆转,国际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在南亚地区,出现印巴核竞赛。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不仅彻底改变了两国长期推行的“模糊型”核政策,加剧了南亚军备竞赛,而且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形成了极大挑战。印度一直都是以核门槛国家的身份而存在的,1998年才公开进行核试验。在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后,印度致力于加速核武器化并部署实战核武器,逐步完善其核武器控制指挥系统,力争尽早形成独具本国特色的核战略。与此同时,印度一直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承认《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在印度核试验的短短半个月后,巴基斯坦即于1998年5月进行了两组6次核试验,其核能力令世人刮目相看。实际上印巴在发展核武器方面一直在互相攀比和竞争。在几番核试验后,两国核军备竞赛终于由暗到明,持续不断。从1998年至今,印巴关系尽管有所转暖,但在核力量建设和导弹技术发展方面的竞争从未停止。

在东亚地区,发生朝鲜核问题与核危机。1994年10月,朝美签订《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美国对朝鲜方面的承诺一直未予完全兑现,朝方不满情绪日益增长。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对朝采取强硬政策。2002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朝鲜时,朝公开宣布:“针对美国可恶的核扼杀威胁,为了维护主权与生存权,我国不仅有权拥有核武器,而且有权拥有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③美国指责朝鲜并未履行1994年双方达成的框架协议,要求其立即停止核开发,并将它列为“邪恶轴心”与“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象,美朝关系急剧恶化。2003年1月,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连续发射了短程导弹和中程导弹。美国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增强其在亚太军事实力,并宣布“华盛顿将会考虑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④;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如果朝放弃发展核武计划,停止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回到核框架协议上来,美可以考虑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朝鲜核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等国家积极从中斡旋,促成了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

在中东,爆发了伊朗核问题。2002年8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伊朗正在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同年9月,伊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其两座秘密核设施的存在。2003年2月,伊朗总统哈塔米宣布伊为发展核电正在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并承认正在建造一座生产低浓铀的铀浓缩设施。⑤伊朗核问题由此正式浮出水面。美国要求对伊朗核计划进行审议,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依托下,采用所谓“触发机制”,即一旦发现伊朗再次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立即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同时,俄罗斯、日本等大国也分别以中止援助、减少双边贸易和推迟合作开发油田等方式表示关注并施加压力,要求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完全透明其核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也通过多项相关决议,要求伊与其合作,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允许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突击检查,终止提炼浓缩铀试验。法、德、英也代表欧盟积极斡旋。2003年12月,伊朗正式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5年后,伊朗核政策趋于强硬。9月,伊新任总统内贾德在联合国抨击少数强权国家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表示要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转让核技术。2006年伊始,伊朗宣布自己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核燃料研究设施的一些封条已被拆除,核燃料研究设施内的研究工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恢复进行。伊朗此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安理会大国的忧虑。5月,英法向安理会提交了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伊立即中止一切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否则将授权国际社会制裁甚至动用武力对付伊朗。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对此意见不一,虽经多次磋商,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除上述核问题和核危机外,一些大国核政策的调整也令人担忧。美国的核政策发生了明显逆转。1999年,美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01年,美正式宣布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加速发展反导系统;2002年,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了新的三位一体核战略,宣称美有可能恢复核试验及研发各种小型核武器,并将在多种条件下可能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报告还将中国和俄罗斯明确列为核打击目标。美国为追求单方面核摧毁力量,不惜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将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被列入美国核打击对象的无核国家会更强烈希望拥有核武器,由此可能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另一方面,有核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不时挥舞核武器进行威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由此增大。人们不禁对冷战后的核形势开始重新评估,一些专家指出,冷战的结束其实并未遏制住核扩散势头,“虽然美俄两大国签署了几个削减核武器的协议,但并未产生实质上的意义,尽管一时间存在几分示范效应。各国在庆贺的同时,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销毁的只是两个核大国众多核弹头的一部分,而毁灭一次与上百次并未有实质性的区别!”⑥

核危机频发的诱因

国际社会与核威胁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特别是1995年4月,联合国大会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与延期大会,决定该条约无限期有效,建立了五年一次的审议制度,同时强调应努力遏制核武器的横向扩散,继续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时至今日,十多年过去了,审议会议如期举行,一些核大国也就全面销毁核武器和减少核战争威胁等问题做出了明确承诺,然而,人类依然无法免除核恐怖,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现存核不扩散机制存在缺陷和弊端。现存的核不扩散机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核心是美苏经多轮核军控谈判而达成的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主的一系列有关核军控和核不扩散协定。它“是所有国际的、国家的、双边的、多边的(核)不扩散法律、政策和协定的总和”,“也是为阻止核扩散而构筑的一个法律、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广泛性国际网络”。⑦但作为核不扩散机制重要基石和核心内容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存在着明显缺陷,已难以应对冷战后核扩散局势面临的新问题。由于该条约性质完全是契约性的,是在成员国自愿基础上对缔约国行为进行规范的国际条约,因此任何成员都有自主加入和退出的权利,非缔约国一般不受条约拘束。也就是说,该条约对非缔约国没有约束力。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非缔约国的身份拒绝承担核不扩散义务。对于那些已加入但仍试图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它们可以先退出该条约,成为核国家后再加入,与该条约成员国一道共同限制其他国家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例如,朝鲜先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再发射导弹。该条约即使对于伊朗这样的缔约国来说,约束力也非常有限。因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所有缔约国不受歧视地拥有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而当一个国家启动核反应堆、宣布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进行核研究时,国际社会无法判断其真实目的。此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应对冷战后核走私问题上也近乎无能为力。“阿卜杜勒·卡迪尔·汗案件”的出现说明,核科学家参与核扩散的破坏性会更大,因为“这种以个人名义铤而走险的核走私,显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进行‘核查’和‘监管’的”⑧。因此,如何在条约规定的范围外有效管理、安置和控制核武器及相关技术人才,防止核技术扩散成为防扩散机制中新的棘手问题。

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缺陷外,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一些西方大国的核不扩散目标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宗旨并非完全一致,在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驰,核不扩散机制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进而导致核危机频频爆发。在选择防扩散战略目标方面,西方大国越来越强调目标国家的政权性质。如美国明确指出像朝鲜、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对美怀有深刻敌意的国家,是其打击的重点。美国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更是从冷战思维出发,将朝鲜、伊朗等国列入其核打击目标,导致这些国家对美所谓的“反扩散”战略极度反感,并为应对布什政府“先发制人”战略纷纷启动核计划,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核危机。在地区核政策方面,西方国家实施双重标准。譬如,美对其盟国日本的核材料积累熟视无睹;对它的传统盟友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秘密活动非但不反对,甚至以受到威胁为由为其辩护。正如美国官员所言,“美国不声不响却心甘情愿地充当了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的合伙人”⑨。而对于那些敌对国家的核扩散行为,美国则一律严厉制止或打击,甚至不惜以莫须有之名发动战争。近来,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印度和伊朗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再次表明了其核政策的双重标准。这一标准既鼓励了对美友好国家、也刺激了与美敌对国家核武器的发展。此外,美国还推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核种族主义隔离”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是“美国既长期坚持核威慑政策,又反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其不友好国家拥有核武器”⑩。其负面效果必然是在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下,一些国家对其自身安全系数表示忧虑,发展核武器、成为核国家的欲望日益强烈,从而加剧了核扩散。归根结底,由于某些西方大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核不扩散机制难以显示其公平与正义,其效用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

其次,区域安全机制的缺失。冷战结束以来的各种核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区域安全机制的缺失。由于各自的特殊历史因素及地缘政治特性,无论是东北亚地区、南亚地区还是中东地区,至今皆未形成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以朝鲜半岛为例,冷战期间,东北亚地区出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安全机制。“一个是以‘朝鲜停战协定’维系的内向型多边安全机制,另外两个是目标相向的外向型安全合作机制,即以‘安全保障条约’和‘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的美国—日本、美国—韩国同盟关系和由‘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做后盾的苏联—中国—朝鲜同盟关系。”(11)随着大国关系调整和冷战的结束,苏(俄)中朝同盟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韩国与苏联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由于朝鲜同美日的不正常关系依然如故,“朝鲜停战机制”转化为和平机制的努力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朝鲜半岛局势以核问题为主要标志,上升为冷战后东北亚安全领域的首要问题。也正由于区域安全机制的缺失,导致“不少地区终年动荡,冲突频仍,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引发相关国家的过敏与猜疑,不少国家坚信只有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12)。

第三,非传统安全因素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敏感地区核危机不断发生。印巴、朝鲜半岛、伊朗在冷战期间,曾是美苏激烈争夺的地带,虽然两极格局已经消失,但冷战思维和国家间敌对情绪仍在这些地区盛行。作为冷战前哨,朝鲜半岛在法理上依然处于一种临时军事停火状态,美国的半岛政策虽一再调整,但依然实行遏制为主、谈判为辅的双重战略,其实质是高度的不信任,目的是推翻朝鲜现政权。在中东地区,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推动巴以和平“路线图计划”,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等,根本目的在于按照其意愿改造整个中东地区,实现对该地区的全面控制。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反美态度最坚决,也由此成为继伊拉克之后中东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反美力量中心,被美视为其实现中东政策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因素,特别是防扩散问题在这些地区也日益严重。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与“先发制人”战略使一些国家明显缺乏安全感,朝鲜、伊朗这些在国际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为防范“先发制人”打击,屡屡撞击核安全底线,甚至启动核计划,发展核武器,以求最大限度的自助,从而造成事实上的核扩散和新一轮核竞赛。

国际社会积极介入核危机解决进程

面对频频爆发的核危机,国际社会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加以处理和应对。在处理核问题和核危机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从军事威慑到外交斡旋:和平解决成为相关国家的首要选择。冷战时期,传统的争端解决模式是军事威慑。例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动用核威慑迫使苏联撤走位于古巴的导弹发射架。冷战后,在和平与发展潮流下,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威胁方式调解国际纠纷,是解决国际争端、争取持久和平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对于核问题引发的争端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由朝核危机引出的“六方会谈”是当今国际形势下处理核问题的一种新探索,它为和平解决核争端提供了宝贵经验。及至目前,尽管各方对“六方会谈”的最终结果持谨慎态度,但其至少开启了争端双方对话的先河,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伊朗核危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积极斡旋,力争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不赞成将伊朗核问题仓促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其次,从双边冲突到多边介入:核大国密切磋商共同干预。1998年5月,在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电话中讨论了印巴间的核紧张局势,并亲自致函巴政府领导人,吁请巴当局在该问题上尽量自我约束,不要进行核试验。印巴核竞赛出现后,克林顿和叶利钦立即就此事进行了电话交谈,表示美俄应共同努力,防止南亚出现核军备竞赛,威胁全球和平与稳定。(13)当年6月4日,五个核大国外长于日内瓦紧急聚会,讨论了南亚局势,发表了联合公报,严厉谴责印巴进行核试验,并要求两国不再进行核试验并放弃核武器化计划,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4)英国还相继召回其驻巴印的最高专员,以表示对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朝核问题出现后,周边大国共同干预,俄罗斯等国均提倡多边解决模式,中国积极进行外交斡旋,作为东道主在北京连续举行了五轮“六方会谈”,促使有关各方达成《共同声明》,缓和了危机,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伊朗核问题出现后,美国明确警告伊不要玩火,并支持法英德三国代表欧盟与其直接谈判。2003年10月,英法德三国外长通过外交努力,使伊朗作出了停止提炼浓缩铀计划的承诺。2006年新年伊始,伊朗核形势发生突变,中美俄英法德六国高级官员聚集伦敦举行闭门会议,共同评估事态发展,并就是否将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进行面对面的紧急磋商。2月,为消除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担忧,俄罗斯在征得欧盟和美国同意后,主动向伊朗提出在俄境内建立铀浓缩联合企业的提议。3月,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声明草案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呼吁伊朗停止一切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4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将伊朗核问题的最新报告提交安理会,认为伊朗并没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5月,安理会就英法提交的主张对伊采取强制行动的议案进行了讨论;五大国则对是否要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处理伊朗核问题再次举行紧急磋商。

核大国的积极介入和共同干预,一方面说明冷战后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面对国际重大问题,特别是核扩散问题,各大国尤其是核大国都争相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各核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在核问题处理过程中,大国保持持续不断的热线交流,从各方面为危机的缓解和解决提供建议和意见,在共同遏制核扩散,防止事态进一步激化,力争使争端各方用外交方式解决危机的大方向上基本一致。

第三,从区域组织到国际组织:多边安全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在国际裁军领域异常活跃,它们积极主张通过多边安全机制和多边对话机制解决核扩散问题,并在解决朝鲜半岛和中东核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冷战后依然严峻的核形势,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4月通过第1540号决议,重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所有国家亟须采取更多有效措施,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需要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手段,应对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决心在今后有效应对在不扩散领域对全球的威胁”(15)。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则通过各种方式给其成员国及应邀非成员国提供谈判和协商的对话平台,促使各国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防止核战争、保证对无核国家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等方面达成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全球核保障和防止核扩散领域惟一的权威机构,为保证核材料和核活动不被用于军事目的,在伊拉克、朝鲜、埃及、巴西,韩国、伊朗等国际关注的核热点地区坚持执行核查任务。目前,该机构正在对签署《核保障监督协定》的145个国家及全球900多个核设施进行保障和监控。欧盟在解决区域性核问题方面也异常活跃。2003年12月,欧盟成员国制订了《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略》。该战略使防扩散成为其重要的对外政策之一。伊朗核问题得以缓解表明,欧盟防扩散战略已产生重大影响力。(16)

最后,从争端调停到制度建设: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列入议程。虽然建立以防扩散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区域安全机制绝非易事,但冷战结束以来,众多地区都已将该机制的建设列入了议事日程。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意识形态互有分歧等因素的存在,该地区国家在推进区域化中培植共同利益,形成像欧盟那样的政治、经济、安全综合性的区域合作组织进程中困难重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持续加强,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突出,东北亚各国都希望保持地区局势的稳定,把接触与交流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实现东北亚战略的手段。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10+3”机制、朝核“六方会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会、北太平洋安全保障三级论坛会议、中美、中日战略对话,已为东北亚国家积累了开展多边合作的经验。与此同时,东北亚各国出于不同的动机都主张加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美国提出,应考虑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开始探讨半岛的未来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俄罗斯先后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多边磋商机制和六国集体安全体制方案;韩国强调以韩美同盟安全合作关系为首要,同时推动建立非同盟性质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协商机制;日本主张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确立与欧安会相似的多边安全机制;朝鲜逐渐对多边安全合作持积极态度,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参加了“六方会谈”。(17)尽管各国对如何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看法尚有一定差距,但已将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列入议程本身就是对国际安全特别是防扩散的一种贡献。

在南亚地区,1985年正式成立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南亚国家加强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内相互合作的一个非政治性集团组织,虽然其宪章明确表示不讨论成员国双边和有争议的问题,但该合作联盟仍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印巴对话与合作,为双方关系的缓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04年1月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第12次首脑会议上,印巴领导人签署了《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并表达了强烈的和平愿望。根据协定,“南盟”成员国将从2006年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5-10年内将目前30%左右的关税逐步降到5%以下,形成一个互利互惠、繁荣兴旺的统一大市场。在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前提下,2004年6月印巴两国首次就核安全和保持战略稳定等问题举行了专家级会谈和副外长级谈判,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结语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促使核不扩散机制得到了一定的巩固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两大核心内容得以维持和延续,但其效力在现实中却不断遭遇挑战。一些核门槛国家也以受他国威胁或自身安全为由以各种形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其结果可能是国际社会出现“第二个核俱乐部”,国际社会几十年的核裁军努力将由此化为泡影,核不扩散机制也将名存实亡,国际防止核扩散的形势因此依然严峻。(1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东和亚洲出现的核扩散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局面暂时得以控制。然而,冷战时期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威慑,不仅使各国安全感普遍下降,而且严重损伤了国际军控领域的信任与合作意识。要真正驱散核扩散妖魔,国际社会还需付出极大的努力。最现实的选择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现有安全机制的作用,加强核查机制和监督机制,对核不扩散机制破坏者实施公正有效的惩戒措施。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区域安全机制和国际军控机制的完善与建设,最终实现机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和非歧视性。惟有如此,才能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支持,达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

注释:

①“美俄核裁军——何处才是终点?”,《解放军报》,2002年5月27日。

②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0页。

③王莉:“重油问题起波澜”,《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9日。

④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4年:全球战争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⑤P.Kerr,"Iran Mining Uranium,Greatly Expanding Nuclear Facilities,"Arms Control Today,March 2003,p.21.

⑥楚树龙:“核武器的错位发展,朝鲜,伊朗核问题缘何突出”,《世界知识》,2003年第12期,第9页。

⑦Oxford Research Group,"Strengthen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1995 and Beyond,"Current Decision Report,No.13,December1993,pp.11-12.

⑧“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困境,对非成员国无约束”,《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9日。

⑨朱明权:《核不扩散:危险与防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⑩转引自沈文辉:“朝核危机的外因探析”,《国际政治》,2005年第1期,第46页。

(11)“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与双边关系”,http://iaps.cass.cn/xueshuwz/showcontent.asp?id=662。

(12)欧阳立平:“国际战略观察:国际核扩散形势严峻”,《人民日报》,2005年5月27日。

(13)“美俄同意防止南亚出现核竞赛”,《联合早报》,1998年5月30日。

(14)“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制止南亚核武竞赛”,《人民日报》1998年6月12日。

(15)“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S/RF3/1540(2004),2004年4月28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sc/sres/04/s1540.htm。

(16)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2005年度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7)“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http://news.163.com/06/0412/09/2EGEUD7M0001121M.html。

(18)潘湘庭、库桂生主编:《国际战略形势分析(1998-1999)》,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278页。

标签:;  ;  ;  ;  ;  ;  ;  ;  ;  ;  ;  

冷战后核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分析_国际原子能机构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