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导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
一
新时期的中国文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思想上的启蒙主义，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成为中国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两面文化旗帜。从“伤痕文学”到后来的“寻根文学”，从谢晋的电影《芙蓉镇》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都把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以及对人文理想的追求作为自己的艺术主题。而后的现代主义运动，无论是以北岛等人为中坚的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派，陈凯歌等人的“第五代电影”，或是高行健的探索话剧，谭盾、瞿小松等人的前卫音乐，则是把中国文化纳入了20世纪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采用了更加风格化的方式，试图更加形而上地重新解释世界和人生。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而消费主义观念却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谁也没有预料到，曾经被当做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在中国风靡一时，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引发了大陆的武侠小说热，为精英作家所鄙视的琼瑶小说令无数少男少女如痴如醉，中国主流文化开始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或是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文化，也无论是现实主义或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中国文化舞台的中央。中国的文化主流突然离开了自“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金钱、资本。创造、风格、艺术被策划、工艺、操作所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
在这个大众文化时代，那些五彩缤纷但却昙花一现的文化“快餐”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艺术电影，那些情节雷同、制作粗糙的港台电视剧霸占着电视播出的黄金时间，被文化人视为电影的堕落的《唐伯虎点秋香》高居票房榜首。艺术家们不得不借助于种种商业包装来推销自己，于是就有了号称当代《金瓶梅》的《废都》，有了“布老虎”等形形色色的丛书。曾几何时，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王朔式的调侃下变得竟是如此的虚弱、甚至虚伪，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不再是50、60年代的黄继光、邱少云，不是70年代的“反潮流”代表，也不是80年代那些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先驱和艺术先锋，而是香港的所谓“四大天王”，是东方丽人巩俐、喜剧天才葛优，是好莱坞明星道格拉斯、黛米·摩尔，是一代足球天骄马拉多纳。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是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因而，我们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日臻完美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一种消遣性的“原始魔术”，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出快乐原则的狂欢节。这些大众文化的文本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当作济世救民、普渡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艺术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这些文本是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是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它华丽丰富，但又一无所有。在这里，只有现象没有本质，只有偶然没有必然，一切都朝生夕亡、转瞬即逝，没有历史意识和美学个性。就象《渴望》、《京都纪事》等电视剧一样，艺术最终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艺术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也割断了与现实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本文。——于是，当难以数计的老百姓正沉浸在大众文化为他们所编织的白日梦幻之中怡然自得时，被认为是文化“看守者”（GATEKEEPER）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有的人把大众文化当作当代社会民主化的硕果，是社会稳定、文化平等、话语霸权解体的历史进步；而另一些批评家则将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的式微，是资本对文化、传统、信仰、价值观念的挑战，是财富对人类精神的专制。有的人甚至把大众文化看成是人类精神上的鸦片、可卡因。
二
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因为它对当代社会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力，也因为它对文化主流和美学传统的背离和挑战，一开始就受到了人文知识分子、文化管理机构和教育家的关注。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本世纪以来由于新闻、出版、电影、电视、广播和录音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讨论、批评一直沸沸扬扬。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世纪中期，以马尔库斯、阿尔都塞、阿道尔诺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群体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最早、也最系统地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就是那些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电影、广告等等。作为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融合，它们通过对闲暇时间的控制，控制着大众的思想和心理。对此，他们曾作了多方面的批评：
一、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的批评。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已经与商品经济融为一体，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从生产到接受都纳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从而以一种商品的属性替代了文化的、美学的和批判的属性，所以哈贝马斯指出，这是一种“艺术的蜕化”[①a]。阿道尔诺在分析流行音乐时对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也作了深入的批判。他认为，商业化使得艺术成为受市场引导和受消费者引导的文化，创作者首先关心的是上座率和经济效益，而不是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而文化产品的价值也依赖于它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的艺术价值[②a]。这种商品拜物教的后果所导致的就是经济规律对审美规律的替代及践踏。
二、对大众文化的工业化生产的批评。阿道尔诺将大众文化生产看作一种“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文化工业按照规定的程序、标准，大规模地批量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如电影拷贝、相片、图片、唱片、录音带等等。它通过包装和摹仿某种标本，推销大量的复制品、仿制品，从而剥夺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摹仿最终成为绝对的”，“个性化的努力最终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①b]。文化生产的这种标准化和模式化不仅扼杀了艺术的创造力，而且也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由和想象。大众文化往往结构简单、节奏重复、周而复始，并且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反映方式和反映效果。这种机械过程逐渐瓦解了接受者的判断力和想象力，使人们的主体性蜕化到一种儿童的幼稚状态，任人摆布，这种文化消费的一体化使得社会中每一个体都变成了消极和被动的、没有个性的消费者，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制品”，从而丧失了对文本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三、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批评。马尔库斯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肯定的文化”，“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维护一个普遍强制的、永远更为美好和有价值的、必须无条件肯定的世界：这是一个根本不同于日常生存竞争的实际世界的世界，但可由每一个追寻自我的个人从‘内心’而无需改造现实状态加以实现的世界。”[②b]这种文化既是提供一种辩护，粉饰现实，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引导人们与现实和平共处，同时它也提供一种幻想，使人们的欲望在白日梦中得到满足，消解人们的反叛情绪。后来，马尔库斯在他的《单面人》中再次明确提出，大众文化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一种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面文化。因此，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培植和支持了一种奴隶意识，一种与现实相妥协的顺从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巩固既成秩序的“社会水泥”。它一方面具有一种虚假的解放和幸福的允诺，另一方面维护着专制和独裁的合理性。阿尔都塞则明确指出大众文化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政治本质[③b]。他们的这一观点后来对西方国家的左翼社会文化批评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西方最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学派是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学派。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则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美学价值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生产是依赖于为了获得商业利润而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的。它必须将一种受文化霸权支配的批量的标准化产品提供给消费者。创作者蜕化为一个生产集装流水线上的工人，他只是生产程序，而不是艺术的创造者，当然也不可能是审美理想的表达者。“大众文化产品中找不到任何天才的艺术特征，所有流行的媒介文化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标准化、复制、保守主义、虚饰和受操纵”[④b]。
二、认为大众文化危害和阻碍了高雅艺术的发展。一方面，大众文化借助于文化工业的市场优势，占领了文化的主要市场，使高雅文化的生存受到威胁和排挤，许多作者由于受到金钱的诱惑，放弃了艺术创作而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制作工匠。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通过对高雅文化的改写、简化和包装——如大量文学名著被缩写、改写成模式化的好莱坞电影或家庭肥皂剧，贝多芬交响乐的丰富性被电子演奏的程式化所替代——而消解了艺术的独创性和想象力，使得所有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媚俗的迎合的平庸文化。
三、批评大众文化对接受者的消极影响。由于大众文化是由商人所使用的经营策略和生产技术所控制，因而它的接受者只是被动的消费者，只能在买与不买之间做出选择，因而最终它的接受者在情感方式、认知方式和审美能力等方面都会受到明显的消极影响。如大众文化对暴力、性的渲染会强化人的犯罪动机和欲望；大众媒介哗众取宠地提取素材的特性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正确判断；大众文化模式化的结构方式会使接受者审美能力退化。有人甚至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堕落的、庸俗的文化，它逃避现实的深度，也把审美的快感简化为一种生理的快感”[⑤b]。
四、批评大众文化对于社会和文明的负面作用。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批评大众文化降低了社会整体的趣味水平和文明质量，不仅没有能够带来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进步，反而造成了美学的退化和人们鉴赏能力的下降。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社会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因而也消解了社会的进步力量和发展动力，从而可能导致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对社会的控制[①c]。
除了社会—文化批评家以外，许多教育学家也对大众文化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提出了批评。1960年，英国全国教师联合会召开了一个关于“大众文化与人的责任”的特别会议，呼吁控制和使用大众媒介的人们，包括青少年的家长共同支持教师们的努力，清除大众媒介和文化带给人们的消极影响。许多教育家认为，大众文化，特别是电视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着严重的威胁，主要表现为：
一、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影响到青少年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大众文化由于商业性和娱乐性的需要往往对罪恶、暴力、两性关系、社会矛盾及其解决方式、人类的历史和前景进行种种或者夸张或者掩饰或者虚假的表现，而青少年对此常常缺乏鉴别和判断能力，很可能把世界的影像当作了世界本身，把现实的虚构当作了现实的真实。当他们面对社会和处理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反应，如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把两性关系片面地理解为性关系等。
二、表现方式的模式化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大众文化大多是用一种程序化的方式来构造文本，以一种直接的感官刺激来剥夺接受者的反思性，因而接受者只能在文本规定的程序中来理解文本，被动地被文本所征服，与大家共享同一种反映、同一种情感，个性、独创精神、想象力和青春活力都会被那些表面上千变万化但实际上却是千篇一律的大众传奇所淹没。
三、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可能降低青少年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能力。当流行音乐取代了古典音乐，街头杂志取代了文学名著，现代摇滚取代了芭蕾舞，肥皂剧取代了莎士比亚戏剧以后，青少年将不再能区分雅与俗，不再具备对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的理解，不再能从审美活动中得到一种使真善美融为一体的高峰体验，而只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消遣的娱乐方式。这会导致青少年的道德水准和审美趣味的退化[②c]。
在美国50—60年代的大众文化讨论中，一些人甚至提出，美国社会正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威胁，外部是当时的苏联，而内部则是大众文化。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现状都忧心忡忡[③c]。面对这些尖锐的批评，也有一些人为大众文化辩护，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并不是高雅文化或者文化传统的反面，而只是一种补充，它具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功能和标准[④c]。有的人甚至明确提出要“保卫大众文化”，反对只把高级文化看作文化而把流行文化看作是一种对文化的挑战和威胁。他们认为：首先，流行文化反映和表达了多数人的审美需要和其精神、心理的需要，因而它并不只是商品，而且也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其次，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来选择他们所喜爱和需要的文化，因而精英阶层对文化的判断不能强加给大众，并非只有文化专家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判断。文化的民主要求一种文化的多元主义来维护大众文化的合理性。我们不能认为只有文化才是重要的，而使用文化的人却无足轻重。文化是由人选择的，文化不能脱离大众而存在。因此，如果大众的文化选择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价值和趣味标准，那么无论他们所选择的是高级文化或是通俗文化，都是无可厚非的。任何对文化趣味的评价都要尊重公众的趣味，大众与文化人的趣味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即便说文化品味是不等值的，但文化趣味却是等值的，高雅和通俗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充分的价值判断。
总之，正是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使得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批评成为当代文化批评的前沿和战场，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大众文化研究的新的学术领域，许多大学的文化课题、大众传播课题和艺术批评课题都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而这些，作为一种文化氛围，对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但是，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然而，随着近年来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也开始受到批评界的关注。一些人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化打破依附于政治的传统格局、建立相对独立的崭新的文化机制的广阔道路。它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对统一性的批判、对“精英”理想的批判和对经典的批判，“造成了80年末以后中国审美文化的独特景观”[①d]。但更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则面对大众文化的现实，站在一种美学和文明的立场，认为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各种荒诞不经、鄙俗不堪的“伪文化”正粉墨登场，向无遮无挡的大众的心灵倾倒着大量的文化垃圾，文化已经堕落为世界的廉价的遮羞布，并为这个世界的霸权提供辩护和为现实的冷酷大声喝彩。“它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起码的批判尺度，丧失了鼓舞人们为寻求一个更本真、和谐、自由的世界而努力的超越性力量”，“现代社会商品的中心地位和人的边缘化剥夺了世界的全部诗性”，“所有创造性行为此刻全淹没在大众文化的浑水一潭之中”[②d]。有的人则认为大众文化的蔓延，正在使商业追求压倒人文关怀，技术原则摧毁美学原则。“走向消费的当代审美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人文品格的丧失不仅仅是政治信念的丧失，而是整个价值世界的迷乱和精神支柱的崩溃，是人本身的崩溃。丧失了人文精神，审美文化剩下的只能是媚俗。”[③d]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批判立场，使得一些人文批评家意识到“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精神正在被物化”，“当商业主义正在大面积地吞食中国文坛，导致一些文人变形、一部分文学作品变质、精神性的追求对于一些文人学士来说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情况下，我认为探讨‘人文精神的衰落和重建’这个问题是适时的，必要的。”[④d]
总之，无论是接受大众文化，为它的存在辩护，或是拒绝它、反对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我们当代文化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大众文化泥沙俱下、扑面而来，冲击着传统，向我们过去所坚信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向我们的教育、艺术乃至整个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经受住这种冲击，能否回答这种挑战，就不仅是一个批评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现实的问题。
三
应该看到，大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当然不仅仅是文化商人赚取利润的手段，它同时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大众文化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创造着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而这个对象化的世界，又以其“在场”的逼真性使人们仿佛面对的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文化一遍又一遍地用那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世俗神话，为观者安排了一个本文中的虚幻的主体位置，含蓄地、有时甚至是赤裸裸地宣泄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冲动，从而使他们将幻想当做现实来体验，将主观的“善”当做客观的“真”来理解。大众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在它的后面掩藏着的也许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它不需要我们殚思竭虑，不会让我们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我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英雄终于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之中，人们共享着一种被文化本文制造出来的欢乐。所以，大众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就不仅是一种声画的视听快感，而且也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心理抚慰。它使饱尝忧患和匮乏的人间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以及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
尽管大众文化这种抚慰功能、娱乐功能对于人们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发挥着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进程，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文化在功能上转化为一种文化娱乐之后，娱乐便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体，同时也代替了生存的实体，从而成为生存中的现实欲望的虚假满足。大众文化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这正是大众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危机。的确，大众文化由于它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由于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式来换取大众的青睐，从而将产品卖给接受者同时又把接受者卖给利润，由于它与既成权力关系的相互依存，因而它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和美学理想的追求，对于保持一种批判的、超越的、具有活力的人类进步意识的努力必然会带来一种负面性的影响。而如果我们对这种影响缺乏认识或者无动于衷，那么我们也许将付出历史的代价。
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首先在于它的“非现实主义”本质往往会误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真实性”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是大众文化所不屑一顾的，它所关心的是文化对于大众的刺激性、吸引力与迎合性。大众文化尽管十分逼真地复制现实（为了达到这种逼真的效果，往往不惜代价），但正是这种形象的复制将现实抽调了，使现实非真实化了。我们看见的只有关于世界的影像，而没有世界本身。所以，大众文化一方面将种种复杂的现实矛盾简化为一个个二元对立的戏剧性冲突，将生存的丰富性简化为一个个喜怒哀乐的情节化的故事，将多元的权力关系简化为一次次爱情的游戏，将无情的历史真实简化为赏罚分明的道德寓言，从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缺席”和对这一“缺席”的无意识。人们当然会担心：当人们习惯了用一种被编码的简化的方式去看待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否还有以一种正确的判断去处理和解决实际的现实困境的能力。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往往以性、暴力和权力的交换作为调用人们消费欲望的诱饵，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吞食这些诱饵的同时，他们也吞食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歪曲。于是人们往往可能夸大性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夸大在现实中面临暴力威胁的可能性和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也夸大了对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变化和因果联系的依赖。这种夸大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使人们在突然遭遇现实的挑战时作出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恰当的反应。当文化离开了现实主义精神以后，人们借助于文化来认识、把握、改造现实的努力无疑会误入歧途。对这一点，我们是否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表现为它的梦幻性特征往往会强化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大众文化用一种虚构的“现实”，调和了人们心理内部“超我”／“道德原则”和“本我”／“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对立，融合了时间进程与空间距离的分离，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实现本能欲望和社会认同的白日梦。就象一位文化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工业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陶醉和禁欲的痛苦”，它把日常生活叙述得象天堂一样，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象私奔出走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先的出发点。这种梦幻的享受，助长了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于是大众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安全的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入，逃避对于必然性的束缚的实践和改造。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来说，这种娱乐消遣所允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①e]。“通俗艺术都起着明确的意识形态作用：使绝大多数人安于现状，在人群中怡然自得，关闭上使他们有可能瞥见真实的人类世界的窗户——与此同时排除那些意识到自身的异化感的可能性以及那些消除异化的手段。”[①f]所以，大众文化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商女犹唱后庭花”的对于历史使命的弃权，而这种弃权的代价也许是文本的欢乐所无法弥补的。
第三，大众文化的复制性对于审美理想的发展也有着负面影响。大众文化所受到的最激烈的批评往往来自于它的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千篇一律的“复制性”。的确，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于精神的复制，它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言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人们的艺术感觉、审美能力日益粗糙、退化，情感世界也会越来越枯竭，失去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热爱，失去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也失去创造世界的鲜活的情感动力。人在生存中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能力，而成为文化媒介的奴隶，成为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中一个脸谱化的“人们”。因而，我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
此外，大众文化娱乐本位的动机对健康人格的建立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人的需要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系统，正如马斯洛所假设的那样，人的需要可以看作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的“低级”的需要，包括人的生存、繁衍以及与创伤恐惧相联系的归属需要，而食、色和拥有权力是其中最主要的动机。二是成长需要，也被看作“高级”需要，它包括人的尊重、爱、理解、认知、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相互依赖，低级需要是高级需要的基础，高级需要则是低级需要的升华[②f]。而大众文化则往往通过对暴力、性关系和场面的展示，对俄狄浦斯情结等无意识原型的重写，刺激人的生命本能，发泄那些根深蒂固的施虐和受虐欲望，实现那些被压抑的性幻想，以满足人们的基本视觉／心理需求。但是这种满足事实上却始终是应对性的、消极的、被动的，它在导致心理宣泄的同时，也消除着人的激情和创造性，甚至会使人玩物丧志、心灵堕落。因此，这种满足的愉快是短暂的、贫乏的、非生产性的。相反，人的高级需要的满足则是积极的、主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因而这种满足所带来的愉快是丰富的、恒久的、生产性的。如果说，低级需要的满足趋向于造就一种消费型、享乐型的人格，那么高级需要的满足则趋向于造就一种建设性的成长型的人格。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娱乐本位的立场潜伏着一种人格建设的危机。
我们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不仅是历史的参与者，更重要的在于他不是一个历史的盲从者而是有意识的反思者、批判者，他不仅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应该为合理性的存在作出预言。因而他有责任和义务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批评机制——这种机制一直是文化进步的现实条件——和超越理想，这种理想则是文化发展的远景参照，从而为大众文化提供一种人文主义——而不是商品拜物教——的终极价值。大众文化的批评机制不是要试图阻止大众文化的发展或者否定大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一种监督，一种超越的理想，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尽管这种机制与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但只要我们的良知犹存，理想不灭，只要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信念未泯，只要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在金钱的狂潮中转向或者沉默，我们的文化批判和我们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就一定会得到收获。至少可以使我们的文明在付出最小代价的时候就能使许多人意识到如何纠正我们的偏差和失误。因而，我们试图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寻找一种批评的尺度。
这种批评尺度，首先应该是一种人文价值的尺度。这种尺度将要去评判大众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灵魂，以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远景来观照现实，以一种精神的自由来支配物欲的获取。
大众文化批评的尺度也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尺度。这种尺度将衡量大众文化在编织那些情节化的故事，在提供那些令人眩晕的视听效果时，是否能够达成对存在于历史的特定时空中的现实关系的某种理解、某种再现，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实际遭遇到的生存环境和困境，并树立他们面对现实和改造现实的信心，以一种历史主人的姿态去创造历史。
大众文化批评的尺度还应该是一种美学的尺度。这种尺度将判断大众文化的创造是否以一种开放的品格吸收文明的遗产，重视艺术实验和前卫文化的探索成果，在艺术形式上、审美体验方式上，有所更新和有所前进。
当然，这种尺度不是要将对高雅文化、精英艺术的要求强加给大众文化。而是希望大众文化要具有一种精英意识和高雅追求，使人文主义理想贯注在生动、感性的声画元素中，使大众文化的逻辑得到美学理想的引导，从而产生一种与文化工业的商业本质的“间离性”，以这种“间离”来提升接受者的文明水准审美能力。
所以，我们提倡一种具有精英意识的大众文化，反对以媚俗为荣的大众文化；我们鼓励一种具有高雅品味的大众文化，反对以庸俗自许的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我们希望的是一种以人文理想为终极价值的大众文化，而反对的则是一种以商业利润最高标准的大众文化。
这种理想虽然合理但却可能并不现实，但是我们认为既然是合理的，那么它终将成为现实。
1996年第2期
注释：
①a 哈贝马斯：《什么是今日的危机？》，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1976年版，第326页。
②a 参见阿道尔诺：《论流行音乐》，《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1941年。
①b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纽约1972年版，第131、156页。
②b 马尔库斯：《否定》，波士顿1969年版，第95页。
③b 参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④b 甘斯（H.J.Gans）：《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纽约1974年版，第87页。
⑤b 同上书。
①c 参见斯通利（J.Storey）：《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引》，美国雅典1993年版。
②c 参见弗尔贝格（G.E.Foreberg）：《影像世界中的批评性思维》，纽约1993年版。
③c 同注①c。
④c 参见豪尔等（S.Hall&P.Whannel）：《流行艺术》，伦敦1964年版。
①d 参见王德胜：《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批判性》，《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②d 参见毛峰：《活着进入21世纪》，《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③d 参见陶东风等：《从碎片走向建设》，《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④d 陈骏涛：《文坛新分野：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①e 参见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①f 瓦斯克斯（S.Vasquez）：《艺术和社会》，纽约和伦敦1973年版，第253页。
②f 参见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