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二十年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分化的水平和速度是经济发展和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中国农业分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过程，总体趋势是传统种植业份额下降，农村工商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使单一性农业成为结构性农业，部分低附加值的农业成为高附加值农业。农业内部分化速度愈快，这种结构转换的速度也就愈快。中国农村乡镇企业正是农业内部分化的产物。
乡镇企业来源于农业内部的分化，即来源于农业分化所引起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但乡镇企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却远远不限于农业分化本身。
1.制度资源的重新配置，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
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的制度结构中进行的，它可能有效或无效。如果给定一个不可改变的制度结构，并同时先验地认定只有某一部门的发展才是唯一无可的，那么，制度的初始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决定性的，并且是长期的。反之，给定的制度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制度资源的分配不存在任何部门歧视，那么，制度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决定性的，而且会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继续重新配置。肯定制度的初始配置和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及其效率的影响，实际是肯定了制度是一种资源。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制度资源的初始配置，淡化部门歧视乡村集体和个人可以进入过去由国有部门垄断的行业和企业。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既引导了原有的制度资源的重新配置，又迫使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不得不作适应性的调整。乡镇企业赖以增长的制度资源就是由此获得的。
2.有效需求的持续扩张，为乡镇企业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供给短缺是旧体制下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投资消费品供给短缺是结构性的，即短缺与闲置同时并存，国家计划信息无法使资源配置缺口通过数量调整而趋于均衡，从而在总体上表现为边际投资效率的下降。消费品供给短缺，既是总量性的，又是结构性的，以总量短缺为主。在需求价格非弹性的条件下，消费品短缺的数量信号也无法使消费品供求缺口通过数量调整而趋于均衡，从而在总体上表现为经济增长弹性不足。这两种缺口和由之表现出的资源配置体系的僵化，在制度资源重新配置之后，立刻成为乡镇企业的增长动力。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体制改革改革开始后难免受制于旧制的“后遗症”，远不足以通过自身的经济增长来弥合上述供求缺口。这些无法弥合的缺口，正是乡镇企业得以扩展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体制性亏损、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导致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就是说，体制改革后的有效需求扩张，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均匀的。
3.低成本进入，相对增大了乡镇企业的利润空间。
进入市场的初始成本高低，是决定企业能否进入市场和影响企业利润水平的重要因素。乡镇企业进入成本低的原因在于低劳动力成本、大部分集体资产转化为承包人的可支配资产、普遍的卖方市场降低了企业的初始交易费用和技术创新成本。乡镇企业的劳动力，是直接来自农业内部分化和生产效率提高所释放出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劳动收益率相对较低，意味着劳动力职业转移的机会成本低，这是导致乡镇企业劳动力成本低的决定性因素。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另一因素是自我教育、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这些计入国有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项目，在乡镇企业几乎不存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中，一部分是由原社办、队办企业转化而来，其初始投资属于集体财产，承包人不必为之付费，并将其转化为企业可支配资产，甚至没有明确的所有者主体索取财产回报。这意味着承包人可以无偿使用集体资产，大大降低了企业不变成本的比重和单位产品中不变成本的含量。
4.国有企业投资和公共部门投资的“溢出效应”，为乡镇企业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
投资具有乘数作用，但乘数作用不可能仅限于行业和部门内部，其很大部分会通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转入其他行业和部门。所有制歧视被经济体制改革和价值观转变所淡化之后，国有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设备需求，原材料和辅配材料需求、消费需求，有很大一部分通过竞争性市场转化为乡镇企业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尤其是从事辅配件生产和消费性的低值易耗物品生产的乡镇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此类生产的社会化转移，获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公共投资也存在类似情形，往往建一条高速公路，建一个新机场或大型水利、电力工程，可以摧生并养育一批为之配套的乡镇企业。这种投资乘数效应的溢出在市场竞争体系中是自然的，不是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对乡镇企业的恩惠。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性合作关系是由市场供求体系内生的，而不是外在给定的。
5.地方保护下的成本转移，相对扩大了乡镇企业的获利空间。
有效的市场制度必须是能使行为主体的个别成本内化，而不致于转化为社会成本的制度。个别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或社会成本大于个别成本，就产生了负的外部性。乡镇企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现象之一是企业的个别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尤为典型的就是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可以姑且不去讨论应该先污染再治理，还是应该边污染边治理，就成本水平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和企业经济增长对公共环境产权的损害，从而对公众利益的损害而言，在制度上不能解决成本内化，甚至刺激企业将成本转移当作理性行为，无论如何，这是制度失效的明显表证，是对市场规则的公然否定。当然，重要的不是简单地指责企业的转移成本行为，而是为什么社会成本大于个别成本的现象在各地区如此普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有行政体制所强化了的地区保护主义和环境产权的共享性。“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受到普遍肯定，而且在事实上也很难挑剔的行政准则。但是，恰恰在这一公认的准则中潜含了地区保护主义的基因。为官一任，起码应该为地方造福；但在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存在差异，地区成本与国家成本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造福一方”可能是以牺牲另一方，甚至损害社会为代价的。
过去20年乡镇企业的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我们很难想像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如果不包括乡镇企业的贡献将是怎样一种状况。但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保证乡镇企业低成本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在大多数行业已不复存在，现在仍能保证乡镇企业继续增长的某些因素也将逐步消失，市场制度将更多地强制每一个行为主体为自己的行为付费。所以乡镇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将面临一系列更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