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三十年代南京高校教授的选聘及其特点——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大学论文,金陵论文,南京论文,二三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8）12－0132－06
二三十年代的南京地区高校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教授队伍，这是两校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教师学历和专长，严格标准、认真选聘人才的结果，也体现了两校的办学理念。本文试就中大、金大两校教授的选聘及其特点进行探讨。
一
民国成立以来，政府对大学教育逐渐重视，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有关大学教育的法令，其中涉及到高校教师晋升、薪俸、抚恤及大学教授、助教授、讲师等设立与延聘的问题，如1912年10月的《大学令》，1917年9月的《修正大学令》，1924年2月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等，但关于教师聘任资格的规定一直未有严格的法令。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有关高校教师聘任的内容有：（1）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2）聘任大学教员时，被聘者的学历文凭、著作及研究成果、工作经历等成为必须验证的内容。较之民初的有关法令，这一规定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了大学教师的评聘机制，堪称是“民初以来出现的第一个有关国立大学教师聘任时应具资格的较为完备和详细的说明。”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涉及高校教师任职资格方面的政策同时出台，如6月15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关于大学教员资格，该条例同时规定：助教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并“于国学上有研究者”；讲师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助教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并“于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必须是“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并“于国学上有特殊贡献者”；教授必须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② 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各学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同时，对各级教员的任职资格也作了规定。③其内容与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几乎一致。
从理论上说，政府有关政策是高校进行教师选聘的法律依据。考察二三十年代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选聘，基本上以上述有关政策为指导原则，但又不囿于法规，而体现了自身的特征。
二
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大学人事制度上有较充分的自由，大学校长作为本校教师制度的制定者、教师管理的领导者，也是聘用教师的决定者。负责选聘教授是大学校长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大前身两江师范的李瑞清校长、南高师江谦校长虽均为旧学者，其主持新式学校校政并非十分熟悉，但从他们的实际工作来看，都把优质师资的选聘放在首位。李瑞清还亲赴日本考察教育，并聘请该国精通西学之教师来校执教。④ 郭秉文执长南高师、东南大学时期，延师有道，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促成了中国科学社迁址南高。当时学人以受聘东大为荣，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⑤ 张乃燕、朱家骅执长中大期间，亦以建设优良师资为己任，即使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大校政不稳、风潮迭起时，这一工作也未停止过。1932年9月罗家伦主持中大校政后，在校务方面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与努力之一即聘用人才，且视之为大学校长治校的“首要之举”，自谓“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⑥ 罗氏一方面极力挽留原有良好师资，另外随时延纳各科专门人才，以推动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的进步，海外留学的博士一时纷纷引进。陈裕光执掌金大校政25年里，以“事业留人”，努力建立一支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⑦
校长主持教授引聘工作，并不意味着校长任人唯亲，而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公开考核。考察两校的教授招聘，我们发现，一般情况下，院（系）长（主任）由校长直接聘任，院长、系主任推荐该系教员，并与校长商同延请，即院（系）主任（甚至一般的教师）都可向学校推荐教员，而校长一般均能采纳，体现了双方“商同”的性质，如1928年黄侃到中大任教，即经中文系主任汪东之邀而成行。1931年3月11日，中大教育学院孟宪承院长推荐萧孝嵘担任该院心理学系副教授，13日，朱家骅校长即致信萧氏，正式发出聘书。⑧ 这说明在教员的聘用上，校长对院系意见的重视。这一多层次的延聘人才机制，可有效地保证南京高校师资的来源及质量。
对高校来说，解聘教授尤其是不胜任的教授与聘用优秀的教授同样重要，这有利于促进教师队伍的流动，也可保持师资队伍的活力。在这一方面，南京两校的做法是严格、认真的。如1931年2月，中大教员卢颂恩因在课堂遭到体育科学生高尚志的“公然侮辱”与谩骂而“不愿该生再来上课”，并要求该生改选他种学程，否则“不能到校授课”。事后卢请假离校。假满后卢仍未回校上课。虽经朱家骅本人、教务处一再催促而卢“竟置之不理”。朱家骅遂于3月16日下达解聘卢颂恩的决定。⑨ 美籍教授赛珍珠受聘在金大上课，因教学内容常常离题而引起学生的不满，反映到陈裕光校长那里，陈遂将赛氏调离。⑩
正因为南京高校悉心罗致各方人才，重视教师队伍的质量，经过几年的建设，二三十年代南京高校以中大、金大为中心，集中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学术领域的带头人，其人才之盛在国内高校中所见不多。抗战时期，教育部曾实行“部聘教授”制，即在全国范围内于每一学科遴选出一位最杰出的教授由教育部委聘，当时全国45个学科选出的45位学者中，中大占12席，为总数的27％，居全国榜首。12位教授及所在学科是：胡焕庸（地理）、艾伟（教育心理）、孙本文（社会学）、梁希（林学）、蔡翘（生理）、楼光来（外文）、胡小石（中文）、柳诒徵（历史）、常道直（教育）、高济宇（化学）、戴修瓒（法律）、徐悲鸿（艺术），中大人才之盛可见一斑。与中大相比，金大虽规模不大，然其师资队伍之出色成为该校的招牌，其中不乏一些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三
综观二三十年代南京高校教授的选聘，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重视学历与专长，聘用标准严格。按照教育部《大学教员资格条例》，高校讲师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校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副教授必须是“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教授必须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依此规定，中央大学之前身第四中山大学于1927年6月开办之时，全校无一名正教授，包括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哲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九个学院院长，曾在国内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一职的知名学者如中文系的黄侃、胡小石、王晓湘、王瀣、汪辟疆等，曾在国外大学担任过教职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吴有训以及哈佛大学博士竺可桢、法国国家科学院博士严济慈、芝加哥大学毕业的闻一多等人，当时均被聘为副教授，因为自该条例颁布之时算起，他们尚无“完满二年以上”的副教授资格。直到1930年，吴梅、黄侃、胡小石等七人仍是副教授，可见，中大当时聘任教员之严格。
2.大力引进留学归国人员。在建设一支优良师资队伍过程中，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硕士是南京高校延聘的重点。1927年，中大前身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9个学院的首任院长均由留学欧美的名学者担任，如自然科学院院长胡刚复，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社会科学院院长戴修骏，法国巴黎大学政治经济法律科博士；文学院院长楼光来，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院院长汤用彤，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教育学院院长郑宗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农学院院长蔡无忌，法国格里农国立农业学校、法国阿尔福国立兽医学校毕业；工学院院长周仁，美国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科硕士；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美国雅礼大学医学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商学院院长程振基，美国葛拉斯科大学毕业。(11) 10月20日第四中山大学的师资统计情况表明，全校8个学院教员102人（医学院人员不详，未计入内）中，绝大部分有国外学习的经历。以自然科学院胡刚复、王星拱、熊庆来、杜作梁、何鲁、段调元、钱琢如、张从之、熊正理、吴有训、魏时珍、王季梁、徐善祥、曾昭抡、张江树、倪则埙、竺可桢、孙佩章、潘菽、何运暄、蔡堡、陈席山、张景钺、曾省、王守成、徐渊摩、秦仁昌等27名教员为例。除1人情况不详，3人未曾留学（其中曾省于1928年赴法里昂大学留学），其余23人是在国外取得博、硕士学位（少数为学士）的留学归国人员。(12)
1932年9月罗家伦长校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大仅理学院就引入了10余位海外归国人才，其中有：孙光远（1900—1979），著名数学家。192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学习，192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33年受聘中央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胡坤陞（1901～1959），著名数学家。192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学习，1932获博士学位。1933年受聘中央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次年起任数学系系主任。曾远荣，著名数学家、芝加哥大学博士，1933年任中大数学系教授。袁翰青（1905—1994），著名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1929年赴美留学，1932年获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1933年底回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此外，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留法博士王益崖，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等，也同期进入中大理学院。
金陵大学自1928年9月经大学院批准立案后，为加快师资队伍建设，同年即延请了多位在海外归来的名学者担任教职。代表性的有：魏学仁（芝加哥大学博士）为教务主任兼物理系教授，周振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为经济学教授，侯蔼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为政治学教授，刘乃敬（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为教育兼心理教授，王均（芝加哥大学学士）为宗教学教授，邓叔群（康乃尔大学硕士）为森林学教授，朱谢文秋（威斯利大学体育科毕业）为女生体育教员，均系教育界知名之士。(13) 其后，金大聘请的知名教授中有陈纳逊（美国宾州法尼亚大学硕士，我国动物学先驱之一）任动物系教授、主任。柯象峰（法国里昂大学社会学博士，金大社会学系创立者）任社会学系教授、主任，后任学校教务长。李小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金大图书馆学系筹建者）、著名农学家沈宗瀚（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等。此外，还有刘国钧、胡小石、徐养秋、余光烺、李方训、杨简初、孙文郁、王绶、陈嵘、胡昌炽、戴安邦、王绳祖等名家云集。(14) 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在海外取得博硕士学位。
笔者根据1933年上半年两校教职员调查统计所知，中大100名专任教授（不含外国籍教师4人），出国留学经历的有86人，占总人数86％。金大59名专任教授中（不含外国籍教授13人），出国留学经历的有44人，占总人数74.5％。两校合计，留学外国人员总数130人，比例达81.8％。(15) 如果加上外籍教授，则在外国学习经历者比例更高。由此可见留学生群体成为南京高校教授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同期国内高校的情况如何？据教育部统计，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7100人中，毕业于国外专门以上学校人员的比例为39.8％，(16) 这一比例还不及两校平均数的一半，南京两校教授中留学人员比例之高由此显见。
3.注重有学术成就及影响“土派”学者的任用。中大、金大在教师聘任上重视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海派”），而对未曾出国但具学问、才识者非但不排斥，相反也十分重视延用。尤其是对于国学研究来说，“旧学”功底深厚人士即“土派”可能更见特长。而中大、金大两校文史两科中，在国学研究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学者充任教职者为数不少，即其证明。中大中文系在1928年春时已有教授7人，讲师1人，助教4人。其时“王瀣、黄侃、吴梅、王易、胡光炜、汪辟疆、汪东诸人一时并集”，(17) 均为学术成就高、有影响的学者。其中不少人未曾放洋，如吴梅，著名词曲学家，1917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请到北大教授戏曲。1922年即在南高师任教，教授词曲。其后1927年再到中大任教。王瀣，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1915年起历任南高师、第四中大、中大教席，长达20余年。汪辟疆，专经学、文学、目录学，于诗学研究精深。1919年撰《光宣诗坛点将录》，名噪一时。自1927年应聘于第四中山大学起，在南京任教前后达38年之久。胡光炜（小石），一生治学颇广，涉及古文字学、经学、金石、书画等领域，尤其在古文字学、书学、中国文学史、楚辞学的研究中，甚有建树、影响广远。20年代后即先后在金大、中大任教。国学大师、南方史学的开山之祖柳诒徵，(18) 其历任两江师范学堂、南高师、东大、中大教职，学识、人品深得历任校长、众多同事与学生的高度评价。他在学校的地位一直“很高”。(19) 陈中凡，近代著名文史学家，1917年北大哲学系毕业，次年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教员。1921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6年任金大国文系教授，其后除短暂在上海等地任教外，大部分时间在金大等校任教授。
4.延请高水平外籍教员充实师资队伍。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中，外籍教师较多地充任教职是较为普遍现象，这既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各类新式学校面临师资来源不足问题的体现，也是大学发展学术、提高学校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因为，一方面，外国教员具有本国教师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新学科方面，由外国教师任教，自比本国教师拥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另外，外国教师到中国高校任职，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学术视野和学术信息，对中国高等学校师生而言，确实起到了拓展视野、活跃思想的积极作用。中大、金大较早地聘请了高水平的外籍教授来校执教。30年代初，中大向“国际联盟”（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组织）申请到若干外籍教授来校授课的名额，为时两年（1931—1933），全部费用由国际联盟提供。其中有瑞士地质学家巴勒加、奥地利人费师孟、德国人劳美尔到中大任教授，巴勒加在中大地质系开设的“沉积学”、“大地构造学”，费师孟在地理系讲授的“地貌学”，劳美尔开设的“地图学”，均为当时国内高校首次开设的课程。(20) 另外，在体育、音乐、外语等学科方面，也有许多外籍教授任课，如德国人葛梁汉于1931年受聘担任中大体育科副教授，奥地利人阿洛亚·斯特拉士博士于1932年1月受聘为中大音乐学教授，聘期三年。(21)
金大因其教会学校之性质，所聘外籍教员数量上较中大更多，自创办之初即有许多外国教员充任教职，而外国文学系的师资主要由美国教师构成，其系主任一职更是由美籍教授担任，先后有白芳德（Brady）、章文新（F.P.Jones）、方卫廉（W.P.Fenn）等，其中，方卫廉主持系务十余年。此外，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M.S.Bate）、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S.Smythe）、植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史德蔚（A.N.Steward）、农艺系教授林查理（C.H.Riggs）、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等均是在金大任职时间较长的著名外籍教授。据1936年2月6日统计，金大所聘外籍教授有18人。(22)
外籍教员在中大、金大两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学生指导等方面的工作中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5.与学术机构“联姻”，拓宽师资聘任的渠道。近代学术机构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以实现人才与资源的共享，使大学与研究机构相得益彰，既促进大学教育的发展，亦推动学术研究的展开。而南京历来是全国文化教育中心地位之影响力及1927年成为国民政府首都之特殊的政治与地缘条件使得南京高校与学术机构的联系非常紧密，从中也使得聘任师资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其中，以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等全国性的学术机构与南京高校互动更为明显。
如中国科学社于1918年8月由美迁入国内，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南高师设临时办事机构。近代一批科学家、学者因此相继在南京云集，并受聘在南高师、东南大学等校担任教职，或在南京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据1918年统计，在南京各高等学校任教的科学社社员有30余人，其中在南高师的有：郭秉文（校长）、邹秉文、王琎、胡先彇、周仁等16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许先甲（校长）、李协、杨孝述等4人；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过探先（校长）、钱崇澍、陈嵘等8人；金陵大学：钱天鹤、凌道扬等2人。(23) 与此同时，任鸿隽、竺可桢、胡刚复、杨铨、秉志等科学社骨干成员也受聘在南高师任教。(24) 1920年，南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后，这些科学社的骨干大部分被聘为东大教授，由此构成了东大理科、农科、工科师资队伍的主要力量。先后在东大理科任教的有胡刚复、竺可桢、叶企孙、熊庆来、何鲁等28人、工科有茅以升等14人、农学院有邹秉文、秉志、胡先彇等42人，(25) 这些人员在南高、东大建立起现代自然科学学科、研究机构，推动专业建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竺可桢倡设地学系，建立气象观测的基地，积极培养地学、气象人才，邹秉文主持农科，开展农业教育及建立试验基地，均为以后中央大学地学、农学两科的发展确立了良好的基础。1927年后，科学社的不少成员继续在中大、金大任教，成为两校重要的师资来源。对于南京高校与科学社的合作，有学者论述道：“由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使得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获得大批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特别是众多的留美归国学生。这些身兼二职的教授们，通过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教，既可以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又可以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而相得益彰。可以说，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东南大学与中国科学社的“联姻”，是一个成功的范例”。(26)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机关，其中不少研究机构设于南京，也形成了与南京高校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一批科学工作者因此来南京参与研究院的工作，同时在两校担任教学等方面的工作，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两校中有不少教授参与研究院的发起、组织工作，主持有关研究所的日常工作，他们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总体来说，二三十年代南京中大、金大两校重视教授聘任工作，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推进学校事业的发展，进而确立了在当时国内高校中的重要地位，也使两校学生终身受益。正如1932年入金大的程千帆先生所说：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27)
注释：
① 参见邓小林：“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10期
②(16)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63页、第3页。
③ 《第二次教育年鉴》，第514页
④ 吴振汉主编：《国立中央大学简史》，台北国立中央大学，1998年印，第3页。
⑤ 王运来：《江苏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⑥ 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第74—75页。
⑦ 张宪文主编：《民国南京学术人物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⑧ 《中大教育学院教职员任免及有关文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全宗号648，案卷号1829（以下凡引二档材料，均以648／1829之方式标注，不另说明）。
⑨ 事见《中大教育学院教职员任免及有关文件》，二档，648／1829。
⑩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钟叔河主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11) 《中央大学各学院教职员一览》，《国立中央大学章则一览》，二档，648／822。
(12) 据《江苏大学及前身四中大校务会议等事项》统计，二档，648／738。
(13) 《金陵大学概况》，二档，649／66。
(14)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3页。
(15) 《中央大学各学院教职员调查表》，二档，648／1271；《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2年度），1933年6月金大印。
(17) 《修改各学院名称编制事宜》，二档，648／754。
(18) 为筹办三江师范学堂，柳氏曾于1902年随缪荃荪等赴日本考察学务，为时二个月，见孙永如：《柳诒徵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9) 1919年考入南高师的张其昀之回忆，见王永太：《风鸣华冈——张其昀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0)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21) 《中大聘任德籍教员》，二档，648／1842；《中大聘任奥籍教员》，二档，648／1840。
(22) 《有关外籍人员来金大任职任教及加入中国籍的文书》，二档，649／161。
(23) 冒荣：《科学的播火者——中国科学社述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24) 其中，任鸿隽、杨铨回国后一开始主要精力在为科学社筹集经费，杨铨于1919年夏到南高师担任商科主任、经济系教授。任鸿隽则于1923年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事见《任鸿隽自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6页。
(25) 据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6页有关名单统计而得。
(26) 吴民祥：“抗争与选择——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载张斌贤、王晨主编：《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27) 程千帆：《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