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林[1]2003年在《从立场到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及批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缘起 本文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及批评的研究。此研究缘起于对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困境及出路的思考。本文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因其文艺政治工具论及庸俗社会学批评而在当今文艺学界备受冷落，但若就此便极端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观以及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则不啻是一种无知的行为。一方面，本文认为历史的创伤记忆、现实中的无力感以及一种审美独立性的主观幻象这叁个因素导致了当前文艺学界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回避倾向，并从知识分子的绝对立场以及一种学理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正视和理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一种被错误运用的反映论思想是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评方法上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并认为应从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一根本命题出发去重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评武器。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反思，本文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及批评上的探索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的基本内容 本文的内容从总体上分为上下两篇。 本文上篇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艺意识形态性质及功能方面的论述的研究。把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与其功能区分开来乃是基于这一认识，即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虽然本身就意味着它是作为一种功能的存在，但这种固有的功能与文艺因明确地服务于某种(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目的而被要求的那种功能是不一样的。根据这种区分，本文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作为一种固有的功能)和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作为一种被要求的政治功能)进行了分别探讨。在第一章，即“文艺意识形态性质诸论”部分，关注的是文艺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进入考察视野的是卢卡契的总体论、巴赫金的文艺学隶属于意识形态科学论、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离心论”以及伊格尔顿的“生产”论。在第二章，即“文艺意识形态功能诸论”部分，关注的是如何从文艺的艺术特性出发去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进入考察视野的是本雅明的技巧(术)政治论、马尔库塞的审美革命论和萨特“介入”论。通过以上论述，本文力图对文艺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有一个远较以往更为深刻的认识。 本文下篇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及实践的研究。本文认为，当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制约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度把艺术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时，他实际上也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总蓝图。对于这个总蓝图，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原理上去进行理解的，从大的方面讲这本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庸俗马克思主义之机械而粗糙的做法已经败坏了这个基本原理的名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局部到整体的更为细致的批评策略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基本原理的辩证认识。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展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但如果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这样一个近乎完整的意识形态批评思路或许就得以显示出来:文本(内容及其形式，尤其是形式)一(作者)世界观一阶级(层)或集团意识一文化革命。本文就以这样一个思路作为参照，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文艺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及实践上的探索进行研究，从策略上讲，这项研究又将从叁个环节上予以展开(这叁个环节并不截然分开，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在第一章即tt(作者)世界观批评”部分，关注的是主要从文本与作者世界观的联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进入考察视野的将是卢卡契的总体意识批评、萨特的 “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和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批评;在第二章即“阶级(层)或集团意识批评”部分，关注的是主要从文本与阶级(层)或集体意识的联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进入考察视野的将是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小说的“狂欢化”批评、‘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及现代艺术阐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批评;在第叁章即“‘政治无意识’学说”部分，关注的主要是从文本与作为终极视域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上去建构其方法及进行实践的批评，从目前来看，似乎只有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才能进入这个考察的层次。在这个考察中，上述其他批评方法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再审视。通过这叁个环节的批判性考察，本文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沟通韦勒克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总体性(辩证)批 2评方法，并据此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阐释学展示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 最后，本文从伦理激情和知识欲望的有机结合的角度对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及批评进行了总体透视。本文认为，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他们的学术建构的背后，始终都可以透视到一种非常寻常的伦理关怀，这是伦理激情和知识欲望的有机结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本文还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把
孙士聪[2]2007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影响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西方理论话语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西马文论)不仅因其理论本身的魅力而且因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说所独具的亲和力而占有重要地位。考察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既可以是平行研究，也可以是影响研究，本文属于后者，即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考察西马意识形态批评在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影响及效应。西马文论对我国新时期文论产生了深层次影响，然而影响并非单向的，本文在历时性梳理西马文论在我国语境中接受和研究的同时，论证了中国戏曲传统和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资源分别在布莱希特、阿尔都塞、马舍雷等西马理论家理论话语中的存在，强调西马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具体化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受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反过来又给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以启示。本文对作为核心概念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概念史的梳理，指出马克思理论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西马理论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将其由作为虚假意识的阶级向度扩展到心理、语言和日常生活等向度，而这种多元化理解则成为西马文论影响新时期文论的重要支点之一。从新时期文论发展实际以及西马接受和研究状况出发，本文从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乌托邦等叁个论域切入对西马意识形态批评之中国影响和效应的考察。艺术生产论不仅是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域，中西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共同根植于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经典论述之中，并由此确立沟通和对话的基础。本文分别对包括从本雅明到伊格尔顿在内的西马艺术生产论以及中国现代文论视域中的艺术生产论进行了梳理，并立足于新时期语境考察了中西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沟通和对话，阐述了西马艺术生产论之中国影响和效应的动力机制、展开过程以及效应点所在，指出西马艺术生产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淡化了其原本对于艺术与资本、审美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视，转而拓展了新时期文艺本质论问题的理论视野，并成为观察和思考当文化产业以及展开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依据。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论域。本文分别进行了考察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对此的思考和探索，并通过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阐述的理论渊源而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关联域，指出新时期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型以及西马文论研究的深入，意识形态与审美问题自90年代后期起受到了重新审视，本文集中讨论了对于文艺的政治维度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认为反思表明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在认识文艺本质问题上的深化，但应警惕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的陷阱。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无可否认，但不应以其虚妄性、非现实性等负面认识遮蔽了对于其正面价值的发掘。本文考察了作为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之文化和理论根源的西方文化乌托邦传统、审美本身的超越性维度以及近代思想家的理论探索，阐述了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中所内含的人学视野、批判精神和超越性维度，讨论了他们在中国新时期语境中之被遮蔽的根源。本文在考察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正负面因素的基础上以新时期文论关于“人”的思考以及对于审美超越性的认识为中心，讨论了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话中的错位，阐述了在消费意识形态蔓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对于新时期文论建设的影响和启示。
周启超, 张进[3]2015年在《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二)》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情况作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述评,并试图通过六个时段的划分来把握中国学界在译介和研究工作上的不同特点,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发展轨迹。这里发表的是《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一)》的续篇,述评的是1979年至2009年叁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和研究情况。
万潞姣[4]2016年在《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科学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尽管巴赫金是当今国际学界着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历史文化学家及符号学家,但其实他的许多思想都是经过数十年以后才被学界“发现”、“理解”,进而不断被汇入世界学术活动中心,并为西方各文学批评流派所接纳的。甚至,有些批评流派(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争相把巴赫金纳入到自己的学术阵营,他们都试图从其思想中寻找到各自的理论根据。毫无疑问,巴赫金在众多批评领域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问题,如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对话理论等等。然而,意识形态科学理论才是巴赫金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该理论问题在他的整个批评活动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他的那些诸如复调、狂欢、对话等着名文学理论也都统筹在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内部,构成了对该理论的一种具体实践和延伸,同时也展现了其内在的具体性、生动性和丰富性。巴赫金不但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髓,而且还拓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将语言哲学和无意识问题纳入到意识形态理论的体系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理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解读他的叁部特别的着作《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来阐明意识形态科学理论在巴赫金文艺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并希望该研究能对有关文艺本质问题的探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起到推动作用,从而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理论。本文共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首先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巴赫金那叁本有争议文本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述有关巴赫金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状况,并对以往的研究视角进行总体分析。其次,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以往的研究很少,或者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将这叁本重要着作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来探究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科学理论。而笔者要做的正是以这叁本着作为中心来分析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理论,探究他在这方面独特的理论成果。第一章主要从叁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从正面阐述了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精髓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严肃批判了俄国形式主义、庸俗社会学对“意识形态”的错误理解。其次,又分别从无意识和语言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巴赫金对弗洛伊德主义无意识理论的批判与解构,以及对“超语言”哲学的建构,揭示出巴赫金意识形态科学理论的独特性。他真正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语言和无意识,将语言和无意识问题纳入到意识形态科学理论体系中,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第二章主要阐述巴赫金在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视野下所构建的文学理论,探讨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品它的一般意识形态性和独特性。巴赫金拒绝把文学艺术当做一种独立抽象又封闭的实体,他认为文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以诗话语言的特定形式折射了社会经济的存在,同时也折射了其他意识形态,所以应把文学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第叁章主要探讨巴赫金从意识形态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如对话思想、复调理论、狂欢化等具体文学理论。正是在这些具体实践中展现了巴赫金意识形态理论的特殊性和丰富性。结语部分再次明确强调,从抽象到具体、从原理到实践,巴赫金正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具体的过程中,层层深入地越来越触及到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丰富性、具体性和生动性。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和符号意识形态理论独立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和语言的理论,弥补了其在语言领域的空白,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以后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都没有超越他,更没有脱离他的理论框架。
杨逸[5]2016年在《马克思恩格斯艺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艺术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体系化的论述艺术相关理论,但对于艺术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有着较多深刻的思考的。在领导无产阶级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从未忽视,他们对艺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和思考。本文首先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艺术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循着艺术本身所包含的体系和内容,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有关艺术的表述进行了深度探索,并将其分门别类,试图建立起马克思恩格斯艺术思想的一个初步体系和理论架构,厘清马克思恩格斯艺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关涉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思想的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其内容也涉及比较广泛。在青年时期,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由于受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思潮的影响及康德和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熏染,在艺术审美上主要倾向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但随着思想的成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思想也随之成熟,走向革命主义。故此,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思考艺术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色的本质论,在对艺术具有独特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技术的进步和人的语言活动的观点,并提出艺术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艺术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并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正确认识艺术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批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批评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艺术的批判,他们提出了科学的艺术批评标准,即“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艺术批评标准的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是一种异化的艺术状态,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对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摧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艺术进行了辩证的扬弃。艺术生产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艺术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发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后,对艺术生产的社会发生机制和规律进行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关系,艺术生产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特殊的精神生产,它决定于物质生产,并且受到精神生产的影响,而且反过来作用于物质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艺术思想是在与平均主义思想、禁欲主义以及否认个性存在的种种所谓“共产主义”的谬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贯穿于他们的艺术思想的基本论点就是,要发展人的个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艺术将会得到极大发展,并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思想为后世的艺术理论发展提供了指导,并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对唯心主义艺术观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形成了无产阶级自己的艺术观,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艺术进行了大胆的设想,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艺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当前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杨娟[6]2010年在《在探索中前进》文中指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恢复期、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反思期,从而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理论文艺反映论、文艺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等的研究得到了不断的深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当然,任何学科都是在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扬长避短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某些不足,包括对经典文本研究的欠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重视不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体性研究不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精神的忽视。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其目的是为了找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正确途径。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具体说来,在理论方面,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注重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结合；在实践方面,要时刻关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态势。
马静[7]2010年在《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价值意蕴及当代意义》文中提出所谓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作为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构成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理性主义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它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而把握宇宙的整体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去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解决人类生存的各种问题。在技术理性导致的文化危机与价值虚无面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约而同地从技术理性的异化来寻找文化危机的根源。技术理性批判构成20世纪批判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所引发的新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指出,技术所引发的新的统治已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异化劳动,人在这种统治下逐渐丧失反抗力量,成为失去超越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本文首先从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缘起着手,指出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具有一脉相承性,存在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共同组成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论溯源;其次,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逻辑建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其回归审美形而上学的终极视界;最后,对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合理性及其困境展开辩证解读,提出理性蕴含的技术性、公共性、规则性、超越性四个向度,以马克思科技与人文的辩证统一观厘清问题实质,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现实性理论依据。
张永禄[8]2018年在《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现状与反思》文中研究指明在党和政府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推动下,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获得新的进展、涌现新的气象。重读马克思主义原着,一些基本原理和命题的博大精深内涵在新的语境下得到彰显,误读再逐步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日渐兴盛,从一般性译介走向反思和综合;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正发生从"中国化"到"中国的"历史性转型,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期待。当前需要警惕理论脱离实践和学理化不够等问题,增强研究者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刻不容缓。
邱晓林[9]2002年在《从立场到方法——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困境及出路》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似乎正继续其自新时期以来的低谷时期 :高校学生对相关课程普遍冷淡 ,作为一种理论在愈益喧嚣的话语狂欢中声音微弱 ,相关书刊面临信任危机并由此处境艰难……每一个真正富有使命感的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人 ,都不免发出以下的追问 :问题究
周觅[10]2015年在《意识形态、制度与建筑史》文中提出1958年召开的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建筑史学界首次全国性大规模学术会议,其召开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峰的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学术和国家权力明显交织的倾向。本文通过对此次会议参加者及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与隐含问题的分析,揭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下,意识形态与制度建设对建筑学领域的冲击,对历史研究与建筑实践关系的重新界定,对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对象、问题、方法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分叁部分论述：第一章,以此次讨论会的会议组织方式以及所确定的“建筑叁史”编写方式为出发点,探讨在新的学术体制建立过程中,会议组织机制、建筑史学研究人员组织管理机制等问题,进而揭示这一时期学术制度特征及其对建筑历史学科建设的影响。第二幸,用话语分析方法,整体解读本次学术讨论会文件文本。通过对汪之力、梁思成、刘敦桢等会议代表发言内容及相关文献解读,分析1958年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语境中,建筑史观的转变过程。进而探讨在“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官方史学价值取向下,建筑历史研究呈现出的整体特征。第叁章,以提交讨论会的古建筑和民居调查报告为基础,分析五十年代建筑史学研究的二元价值取向,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建筑史研究取向,二是营造学杜影响下的以文献考据和实物考证为核心的古建筑治学理路遗风尚存。意识形态、制度与建筑史问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建筑历史研究领域关注的话题。本文通过以上探讨,最终指出1958年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集中体现出这一时期建筑史研究的如下特点：会议制度与单位制度成为国家权力介入建筑史研究,引导建筑史研究方向的制度保障；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主潮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极大的改变了建筑史研究内容及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1950年代后期的建筑史研究仍呈现出“求真”与“实用”并存的二元价值取向,由此也显示出建筑史学家的个人意志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状态。正因如此,1958年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变迁中占据了关键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从立场到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及批评研究[D]. 邱晓林. 四川大学. 2003
[2].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D]. 孙士聪. 复旦大学. 2007
[3]. 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二)[J]. 周启超, 张进. 华中学术. 2015
[4]. 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科学理论[D]. 万潞姣.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5]. 马克思恩格斯艺术思想研究[D]. 杨逸.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6]. 在探索中前进[D]. 杨娟.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0
[7]. 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价值意蕴及当代意义[D]. 马静. 燕山大学. 2010
[8].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现状与反思[J]. 张永禄.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
[9]. 从立场到方法——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困境及出路[J]. 邱晓林.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2
[10]. 意识形态、制度与建筑史[D]. 周觅. 东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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