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运动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历的巨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渐进的自发过程，而是在来自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从而也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于1896年，结束于1937年的赴日留学运动，是一场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无功和甲午战争的惨败后赴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勃兴，深刻地反映了处于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向日本学习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愿望；这一运动的发展，又切实地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救亡图存旗帜下追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愿望促使了留日运动的勃兴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世界进入中国，中国又被迫走向世界的双向运动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正是变革与现代化相联出现。近代中国疮痍满目，有识之士放眼世界后，奋发向上的变革意识油然而生，成为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病根看得越清楚，要求仿照外国进行变革的愿望也越强烈。于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就成为一切变革者的共同方向。从林则徐放眼看世界，中国人就逐步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但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思路始终未能突破物质与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思维定势，所有的变革举措也都没有超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范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人们省悟到仅仅“师夷技”而不图政治上的革新改良，不足以救亡图存。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于是，从1896年开始，中国青年纷纷东渡扶桑留学，掀起了“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②
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场爱国运动无不与这一主旋律联系在一起。反帝反封建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必要前提和主要内容，推进现代化则是中国走出危局，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探寻赴日留学运动勃兴的根由，我们可以发现，救亡图存旗帜下探索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强大动力和直接目标。
20世纪初，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民族危亡的严峻关头，留学救亡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他们非常焦虑地指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③这虽对留学的作用不无夸大之处，但人们将留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时人也纷纷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留学生身上，他们指出，“当今之所谓老大之国，欲一线之生机而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④事实上，许多留学生确实是怀着“忧国之将危亡，思有以挽救补救之策”⑤的抱负，告别故乡，远涉重洋的。
留学生分赴各国，日本则是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北自北京，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舱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⑥构成了一幅世界留学史上罕见的“留学热”的奇观。中国学生之所以将日本作为留学最热门国度，除了路近费省、语言相近易通等诸多便利因素外，日本向西方学习，推进全方位的现代化卓有成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许多人将仿效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推进现代化的一条捷径。1903年第7号《大陆》杂志的言论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这些人的心声：“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欧美如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以学习日本之为便。”吴玉章赴日留学时写的一首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无策，强忍抛妻别子情。”⑦表达了20世纪初多数留日学生的共同心愿。留学救亡构成了留日运动勃兴的政治社会基础，这一基础，是赴日留学运动经久不衰的最重要动力，也明显地反映了留日学生想效法日本，变革政教，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愿望。
赴日留学生运动的勃兴，也是对逐步形成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大批掌握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技术以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人材的必然反映。由此而言，留日运动反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要求。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发展的趋势，并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逐渐改变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开始起着推动社会经济前进的作用。社会经济的这种新变化必然要求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需要大量熟悉业务的技术、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当时，部分有识之士已逐渐明确地提出要“使一切无智识之辈，日进文明”，⑧以投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张謇还特别针对当时实业人才缺乏而主张多派留学生，建议无论官费、自费留学生，都须“将农工商各业认定一门”，并“限以学年，以观其成”，如果学无成效者，官费则“勒令赔缴”，自费须“从严议罚”，“务使学实业者居其大半，庶异日回国，人人皆克自立，……以效用公家昌明社会。”⑨即便是当时的清朝官吏，在经受了洋务运动无功和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后，也希望加快造就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人才，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们也竭力鼓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1903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清政府寄厚望于留日学生，无奈后来留日学生却成了反清革命的生力军。历史的结局和原来的政治预想并不一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清政府已隐约看到了专门人才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并想通过派人赴日留学的办法来顺应社会的变化。可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大批现代人才，已成了当时中国上上下下的一种普遍看法。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日益扩大，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担负着社会前进的职责。他们宣称，“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安危系之，……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⑩他们要求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并渴望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为此，迫切需要一批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代言人，为他们在政治上呐喊。这种人产生的直接途径便是派人出洋留学。从当时赴日学生的情况来看，开始时也确有不少学生是怀着学习现代科技，掌握一技之长，顺应中国工业化的需要而赴日的，只是后来才陆续改学其他学科的。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除了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外，文化观念的现代化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赴日留学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教育运动，它的勃兴与发展也有其追求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或者说是追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背景的。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在长期高度专制的社会中得到了强化，并大量保存下来。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之所以历尽艰辛，蹒跚前进达百年之久，旧思想意识的障碍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推进中国现代化，必须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中西文化由此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而每一次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都不能不使“天朝大国”的人们惊恐和沉思。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尽管封建顽固派仍然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但部分先进的或开明的中国人却迅速的惊醒，勇敢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积极主张，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提出，都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敢于迎接西方文化的进取精神，从而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但是，这一系列主张的提出，也恰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它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11)结果，这场运动随着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而失败了。这更进一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有效地抵御西方。西方文化优越这一不可忽视的现实，无情、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从而也促进了本世纪初第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浪潮。一部分富有敏锐政治眼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对中国的文明提出怀疑和诘难。他们在分析中国积弱不振、受外人欺凌的原因时宣称：正是由于中国背着创造文明的包袱，“常不愿复受他来之文明”，“遂致与世隔绝，不求进步，终于沉沦”(12)他们公开诘问：“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13)就在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怀疑和不满中，当时社会出现了“以‘旧学’为不适用，而竞唾弃者，改背相望”(14)的情景。既然中国文化已不适用，那么，西洋文明也就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倾心向往的救国“良药”。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当时“见晓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途，曰欧化也、欧化也。”(15)对西洋文化顶礼膜拜，成为时尚。要取西方文化，最好的途径就是出国留学了。日本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可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传统的转换后，日本不但打败了原先曾是它老师的中国，而且还打败了老牌的沙俄帝国。中国人猛然觉悟，日本维新之有成，在其善于学取西洋的文化，学习日本、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自然成了热血青年的强烈愿望。
赴日留学运动勃兴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我们仅从上述留日运动的政治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及文化背景的分析中就不难看出，这一运动明显带有追求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倾向。这一倾向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走向，从而也使留日运动在中国近代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里高潮迭起，并从多个方面有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留日运动的发展进程和留日学生对现代知识的追求
20世纪初，救亡图存，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中国青年的普遍要求，而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实施的留学政策，也适应了中国青年寻求救国真理的愿望，加快了留学运动的发展。
1896年，清政府驻日公使裕庚把13名中国学生带到日本留学，这是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的开端。为对中国施加文化影响，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以国家的名义，邀请中国派遣留日学生，得到中国维新派的积极响应。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号召青年赴日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的留学生一下增至70多人，拉开了大规模赴日留学运动的序幕。20世纪初叶，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印度、波兰、土耳其瞬息衰亡，而日本勃兴崛起。中国的知识分子眼看到中日两国国情相似，而现代化的选择却使双方的差距不断拉大，日本已大大领先于中国。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浮槎东渡，形成了留日学生运动。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据统计：1901年底，有280名；1902年9月，有614名；1903年11月，有1242名；1904年11月，有8000名。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派出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留日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1905年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有种种限制和歧视，引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慨，不少人愤然回国，有的国内学生也因此取消留日计划。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必须具有中学以上学历并学过日语才准许留学，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留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同时，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还聘请日本教师来华任教，因此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另外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也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于是便先后出现了留学美国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武昌起义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留日学生，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1912年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1000多人。1914年，因“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与一批国民党人流亡日本，从事反袁活动，又有不少青年追随孙中山，赴日留学，人数又有回升，出现了中国留日运动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可是1915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侵华“二十一条”，激起中国人民义愤，留日人数再度下降。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中国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权益的愿望遭到拒绝。中国学生的排日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受这一运动的影响，留日的中国学生纷纷归国。1919年留日学生数较二、三年前减少了八至九成。(16)
1906年后留日学生数几次波动和减少的趋势，引起了日本有关人士的忧虑，于是，他们呼吁日本人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冷漠无援的态度，并设立统筹留日学生事务的日华学会。1918年中国留日学生问题还首次被提到日本国会上，成为40届国会及后几届国会辩论的议题之一。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等议员反复呼吁：“希望日本能改变对留日学生的待遇”，“只有为中国人利益而教育，才真正有利于东洋和平”；“民间的努力，固属必要，政府亦当有相当设施，使该等学生安心留学于我国。”(17)于是，从1918年始，日本政府就在文部省的预算内，拨出7-8万日元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经费，并决定给予留日学生以学费补助，只是由于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认为这些补助包藏了日本文化侵略的祸心，日本的补助计划才始终没有实现。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规模也没能扩大。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进一步激起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中国教育部虽谕示留日学生：“此际宜顾虑学生之身分，自尊自重，安心向学，”但留日学生返国之势已不可遏止，以至于许多日本学校留学生部的教室和宿舍皆空无一人。1932年后，在经受了日本两次侵华事变的教训后，中国人加强了对日本的注意，“先学好日语，读通日文书，才好谈论中国问题，”成了中国青年学生的新呼声，与此相一致，中国留日学生数又节节上升，1935年前后，留日学生数已达8000人左右，形成了中国留日运动史的第三次高潮。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头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奋起反击，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抗战。中国驻日大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处关闭，留日学生全体归回，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宏大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遂告一段落。
留日运动波浪式发展的进程清楚地告诉我们，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强烈使命感，使留日学生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置自己个人的前途于度外。留日运动紧紧与国内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对留日学生所学专业的分析，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变革社会、振兴中华、推进现代化的刻意追求。
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20世纪初以后中国留日学生涉及的专业却十分广泛，如陆军，海军、警察、法政、师范、工业、商业、蚕业、土木、铁路、测绘，制药、物理、化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其中主要学科有以下几个：(1)法政科。当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中国欲富强，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所谓“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效法日本。”于是法政科成了留学生攻读的最热门学科。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2)师范科。教育是培养人才、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础。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上奏说，在兴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教习少”难于“经费巨”，因为教育经费可以在国内筹措，而教员只有派留学生到国外培养，他们认为：“教习尤以日本为最善”。1903年，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奏定《学务纲要》，责成各省“速派人到国外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科若干人，学完全师范若干人。”(18)这些毕业生归国后，大都派到省、府、县开办师范学堂或普通学堂，建立了日本式的近代教育体系。(3)军事科。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有一支强大军队。留日学生深深明白这一道理。因此，尽管清政府严格控制，但留日学生还是想方设法进入军事院校。20世纪初，留学军事程度分为振武学堂、联队实习、士官学校、陆军大学4级，这4级留学生中后来出了不少著名军事将领，如蒋介石、吴禄贞、张昭曾、蓝天蔚和杨缵序等。(4)科技科。科技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对于现代科技基础较差的中国来说，要取得科技上的独立自主，必须派遣科技留学生。工学博士胡栋朝撰文说：“然非用中国工程师，则虽名自办，而将来必无自办之实权，非先派学生出洋游学，则虽欲聘中国工程师，而将来断无中国工程师的应用。”(19)自1903年，清政府相继颁行了《奖励公司章程》、《商务简明章程》、《重订矿务暂行章程》和《重订铁路简明章程》等文件，鼓励人们发展实业。这更激发了中国青年从外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热情。江西一次就有10名学生赴日本学工科、农科、商科，广东潮汕铁路总办有30名学生赴日本学铁道工程学。山东先后有40名学生赴日本学工科、商科和农科。
留日学生对所学学科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以及这些学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正确把握，留日学生在日本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能，使中国有了一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生力军。留日学生在日本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亲身感受，更激起了他们加速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爱国情怀。
三、留日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留日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20年代舒新城先生说过：“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其是军事，外交、教育为甚；现在执军队之军人，十之七八强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其他如外交则完全为留学生所主持，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全国重要事业无不有留学生在其中。”今天看来，这番话仍不可不谓入木三分，直截了当地点明了留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晚清兴起至抗战结束的赴日留学运动始终是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中国近代社会的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留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发挥历史主观能动因素的象征，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经受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亲身体验了现代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从而促使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革，并自觉地投身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拼搏，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具体而言，留日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推动了中国价值观念和社会的变革。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相辅相成，社会变革是对现代化的具体保证，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必备条件，而观念变革又是社会变革的先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开创社会变革的理论，实现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转换。
留日青年从清政府统治下的腐朽、落后、闭塞的中国来到日本，一切都感到新鲜，周围的许多事情促使他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激发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首先觉悟的成分”(20)和思想启蒙者。一位湖南青年到日本后在写家信中讲：“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再到东京，则更为其旺盛的雄姿所感动，心中“怦怦不能自持”。他万没料到当年曾向日本传授了大量文化的中国，现在灾难深重，即将亡国，远远落在了这个日本“学生”之后，“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21)几乎所有的留日生到日本后都会有突出的两点感受，一是对比一下独立自主的日本和世界发展大势，痛感中国的民族危亡；二是眼观日本的飞速发展，愤恨清廷的一蹶不振。于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变革中国社会的心愿油然而生，认为要救亡图存就应“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也在此。”他们在一开始虽未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变革和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但现代意识越到后来越深入广泛，变革的构思也随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世纪初，清朝的发式服饰是封建落后的象征，留日学生首先断发易服，很快影响到国内，开创了新生活的风气。随后他们创办了大量报刊杂志，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严厉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政治制度，力图从精神上解除封建主义的束缚，对沉睡未醒的中国民众无疑起了呼风唤雨、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正是在中国落后的沉痛呼号和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宣传，以及留日学生不同派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思想交锋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三民主义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就是后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留日学生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大多是经由留日学生从日本逐步介绍到中国来的。无怪乎冯自由要说留日学生的宣传工作“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22)
第二，投身革命实践，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近代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将国家政权从中外反动派转到人民手中，是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追求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它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留日学生在国外接受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眼看祖国处于列强侵略之下，他们心中“感沧忧愤”，不甘心祖国的沉沦，便萌发出“殖系浚智以为挽救之计”，(23)并逐步投身反帝爱国斗争走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留日学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一革命的洪流，通过组织团体，创办报刊、发动起义等形式，逐步把革命推向高潮。1902年冬，由留学生叶澜、汪荣宝、张继、蒋百里、冯自由等发起创立了“青年会”，这是留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在激荡的1903年，留日学生先后掀起了抗法运动和拒俄运动。他们的反帝爱国行动，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恐惧，日本政府多方施加干涉。清政府也视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举动为“造反”。清、日两国反动政府共同镇压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促使留日学生认识上发生了飞跃，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反对封建政府的统治。于是，留日学生从单纯爱国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当然，留日学生按其对待清王朝的态度，可分为立宪与革命两派，但是爱国救国、变革中国政治制度、推进中国现代化则是他们的共同愿望。正是这一共同的愿望，才使他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20世纪初革命的声势日涨，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投身革命也成了大多数留日学生的思想行动取向。
由于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日本东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海外基地。孙中山追溯道：“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革命思想由“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24)综观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团体大多由留日学生组织或担任领导，著名的革命刊物亦大多为留日学生所创办，他们回国时即把革命火种带到全国各地。“当时出入于秘密机关者几乎全是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之制服甚至被称为革命服”。(25)留日学生为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基础。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同盟会首批加盟者有400多人，绝大部分是留日学生。1905-1906年间，中国同盟会共发展了963人，在东京入盟的有863人。正如人们熟知的，同盟会的领导骨干大多是留日学生，武昌起义后，各省起而响应的。也主要是留日学生，其中不少人是陆军留日学生。留日学生当时在初创的共和国中更处于重要地位。参加南京代表会议的代表多数是留日学生。会议决定了共和政体，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经过这次会议的提名，选出首届临时政府成员，不少留日学生入阁，如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司法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次长居正；教育次长景秋月；实业次长马君武；交通次长于佑任；教育次长范源廉等。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留日学生出身的各级官员努力构建中国现代政治的框架，为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立了历史的功绩。
辛亥革命以后的历次革命运动中，留日学生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作用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留日学生的杰出代表，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从此，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新路。
第三，引进现代知识，构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桥梁。
中国文化在近代以后，表现出对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越来越大的阻力。因此，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中国的留日学生，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同留英、留法、留俄等各国的留学生一起辛勤译著，大量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基本上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文化的科学门类。其中的日本著作被译为中文的占全部译作的60%还强，而且其他原本译作，也主要是通过留日学生从日本版翻译的，这说明我国留日学生移植西方文化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出版界由此进入了“翻译时代”，中国的出版业也由此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26)
留日学生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换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清末后，由于各届政府提倡和鼓励师范教育，留日学生中习师范者甚多，他们归国后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和转换中国的教育思想，在各地掀起了“兴教育，办学堂”的热潮，建立了日本式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批革命与建设人才。其中成绩卓著者为数不少，著名者如：蒋维乔、王天纵、黄炎培、杨昌济、范源廉、蒋方震等等。
中国留学生在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中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留日学生秋瑾在1904年于东京创办了《白话报》，使用通畅易懂、生动泼辣的语言，宣传革命思想。白话文运动，引起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改革。有些翻译家开始使用现代汉语译作，他们以译笔生动传神，深受人们的欢迎。郭沫若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27)这一说法，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但留日学生确实与中国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8)留学生构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东方封建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交融发展，从而提高了中华文化的科学水平，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繁荣。
第四，注重科技发展，弥补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科技力量的不足。
科技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尽管20世纪后中国留日学生注重学习社会科学和投身于社会变革，专心致志攻读科学技术者的比例很小，以至于中国的留日运动中产生了大批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很少产生著名的科学家。但是，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之一。留日学生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也有特别注重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许多留日学生认识到空洞的理论救不了中国，科学技术是推进现代化的最重要动力，于是开始热衷于研读科学技术类专业。对日本书籍的翻译也转向以自然科学书籍为主。据统计，从清末至1937年，从日文书翻译过来的自然科学的中译本有540种之多。(29)许多留学生回国后致力于创办中国新兴的工业部门，并涌现了一些创办实业卓有成就的，如留日学生范旭东，开创了我国化学工业部门。吴鼎昌归国后则成了中日合办的本溪湖铁矿局总办。禹之漠归国后在湘潭创办毛巾厂，并附设工艺传习所，后来被推为湖南商会会长和教育会长。像这类事业有成的人，检索中国有关的实业人物传还可以举出很多。他们都为中国生产的机械化、经济的现代化建立了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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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来，派遣留学生理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尽快学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文化，以高、尖、新的科学技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国近代的历届政府之所以鼓励青年留学于一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培养能为其统治服务的人才，因此，他们只要求留学生能够运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给其统治披上现代化的外衣，而不思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和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现代化可以促使中国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又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社会变革是现代化的必要保证，现代化的广度又决定着社会变革的深度。中国要走上真正现代化的征程，必须进行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留日学生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才走上了追求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经济发达的现代化新路，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
②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81页。
④参见《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发行。
⑤《创造文明之国民论》，载《译书汇编》第2年第12卷，1903年3月13日。
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7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⑦吴玉章：《辛亥革命》第31页。
⑧《珠江镜报》发行告白。
⑨朱有
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册，下，第26-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⑩《商兴为富强立本说》，载《商务报》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
(11)《孙中山选集》，第759页。
(12)《创造文明之国民论》，载《译书汇编》，第2年，第12卷，1903年3月13日。
(13)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81页。
(14)《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载《东方杂志》第一卷，第4期。
(15)《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7卷。
(16)《留东外史补》，上海世界书局，1926年版。
(1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95-99页。
(1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79页。
(19)参见《东方杂志》第3卷，第4期，第94页。
(2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3页。
(21)《游学译编》第4期。
(22)《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编，第283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0年版。
(23)《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序文。
(24)《孙中山选集》第175页。
(25)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第83页。
(26)王春南：《清末留日高潮与出版近代化》，载《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27)《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28)参见贾植芳：《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载《山西师大学报》第18卷，第4期，1991年。
(29)参见实藤惠秀《中译日文书录》，东京，国际文化振兴会，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