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是怎样影响经常账户不平衡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工具变量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怎样论文,世界大战论文,不平衡论文,变量论文,账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全球持续的经常账户失衡引起了学术界、商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也构成了国际经济冲突与协调的热点问题。一方面，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面临着持续性的经常账户逆差。两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经历着经常账户的逆差状态：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最高时达到6%，而英国最高为5%。另一方面，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却长期保持着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其占GDP的比重最高时分别达到7%、5%和10%。那么，为何一些国家经常账户面临着持续性的逆差，而另一些则持续顺差？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Chinn & Ito（2007）提出的“双赤字”理论认为，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导致一国经常账户的赤字。Du & Wei（2010）在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s，OLG）和两国模型框架下证明，男女比例失衡会使得婚姻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劣势一方（男方及其家长）增加储蓄以提高其在婚姻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促使一国储蓄率上升，进而导致经常账户盈余。Caballero et al.（2008）指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如中国）无法提供充足的金融资产来吸收大量的国内储蓄，因而不得不“出口”储蓄，购买国外的金融资产，进而导致了经常账户盈余。Ju et al.（2011）的理论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会扩大基于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全球失衡。 但是在近期的研究中，人口结构这个著名的，而且可能是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原因却被忽略了。从最新的统计可以发现，①中国、美国等国家的抚养比与经常账户占比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相符；而日本、韩国等国则存在着明显负相关关系，与“生命周期理论”相悖。早期的实证研究也都得出不一致的结论（Chinn & Ito，2007；Kim & Lee，2008；朱超、张林杰，2012；Chinn & Prasad，2003；Du& Wei，2010）。 那么，人口结构是否对一国的经常账户存在显著影响？该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本文首次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构造了人口结构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之前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2005-2012年16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来识别人口结构与经常账户结余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于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详细讨论，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是模型的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总结。 二、文献综述 根据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一国的经常账户结余恒等于该国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当国内储蓄无法被本国的投资完全吸收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多余的储蓄就要寻找出路，流出国外，形成外部储蓄，而其渠道就是经常账户（Obstfeld & Rogoff，199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储蓄率越高，投资率越低，经常账户就越倾向于顺差；而较低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投资率则会导致经常账户逆差。因此，考察人口结构对于经常账户的影响机制，也应该从人口结构对于储蓄与投资两方面的作用入手。 那么人口结构是如何影响储蓄率，进而影响经常账户的呢？首先，在个人最优化决策的微观层面上，“生命周期理论”最先提供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依据。Ando & Modigliani（1963）提出，收入在人的一生中会发生系统性波动，工作年龄期间收入逐渐增加，而退休后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为了满足相对稳定的消费，个人需要通过储蓄来平滑其消费，即通过储蓄将工作时期的收入转移到退休时进行消费。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储蓄率较高，而非劳动年龄人口则会形成负的储蓄率。由此可以推断，从宏观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会拥有较高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形成经常账户顺差；相反，抚养比较高的国家由于储蓄率较低，应该存在经常账户的逆差。 然而，消费与储蓄行为往往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决策单位。或者说，经济行为主体往往不是最优化个人的效用，而是最优化家庭整体的效用。Leland（1968）提出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收入与消费的不确定性会促使人们提高当期的储蓄。Corroll & Samwick（1998）利用美国的家庭微观数据给出了实证上的支持。陈彦斌等（2014）也指出，医疗、养老等大额刚性支出往往无法被当期收入完全支撑，这使得居民要在消费支出发生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消费支出的波动。因此，对于抚养比较高的家庭，一方面未来发生医疗、养老相关的巨额刚性支出的风险更高，这促使子女增加其当期储蓄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更少的子女数量使得每个家庭中所有子女的平均寿命、健康状况和收入情况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传统的“养儿防老”机制被削弱，增强了父母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应用“预防性储蓄”理论来解释全球失衡的文献不在少数。Bernanke（2007）认为中国落后的金融部门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是经常账户巨额顺差的重要原因。Cooper（2008）也指出，持续上升的预期寿命会提高社会老年人口的存量，使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强，是导致经常账户盈余的潜在原因。还有一些研究跳出了家庭的视角，将预防性动机用于解释企业和国家层面的储蓄行为和全球失衡。例如，Sandri（2010）指出，企业在运营时会面临异质性经营风险，导致自有资本遭受损失，但在不完备的金融市场下，企业无法对这一风险进行有效对冲，导致风险偏好的下降；同时在融资约束下，为了抓住未来好的投资机会，公司的日常投资规模不得不小于其储蓄，导致预防性资产不断积累。Mendoza et al.（2009）从金融市场完备程度的视角对国际失衡做出解释，认为在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发展程度的异质性使得不同国家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存在差异：由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无法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其“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强，因此向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购买低风险金融产品，进而导致经常账户顺差；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了经常账户的逆差。再如，Chinn & Prasad（2003）提出贸易条件波动剧烈的国家也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即通过经常账户顺差增加外汇储备，以规避风险。 关于人口结构通过投资这一渠道影响经常账户的研究，学界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Higgins & Williamson（1996）与Copper（2008）均认为抚养比的上升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引起资本边际产出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引起一国的经常账户盈余。Higgins & Williamson（1996）还指出，与“预防性储蓄”相对应，高抚养比社会趋向于“谨慎性投资”——高抚养比往往伴随着更高的风险厌恶度和更低的风险容忍度，使得人们对于投资项目更为挑剔，投资行为也更加保守，因而降低了投资率。 以上理论从不同层面解释了人口结构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在实证检验中，由于数据选取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一方面，较多文献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得出了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结余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的结论（Chinn & Ito，2007；Kim & Lee，2008；朱超和张林杰，2012）。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献不支持这一结论（Chinn & Prasad，2003；Du & Wei，2010），这一现象被称为“生命周期理论之谜”（life-cycle theory puzzle）。 然而，已有的实证研究都未能妥善处理好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包括：（1）遗漏变量：例如，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增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延长工作年限和返聘等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其终生收入，尤其是老年阶段的收入，进而提高一国的储蓄率，并导致经常账户盈余。由于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数据无法获得，③而缺失这一变量将会使得参数估计出现偏误。（2）反向因果：一方面，出口需求的正向冲击增加了就业市场上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高的工资率会提高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促使居民做出暂不生育的决策，导致出生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人口抚养比；④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该国拥有更多的外汇储备用以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这可能会降低老年人口和新生儿的死亡率，进而提高一国的人口抚养比。（3）测量误差：部分学者（朱超和张林杰，2012）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存在严重的测量误差。Chinn & Prasad（2003）采用五年数据取平均值的方法来克服测量误差，但这种方法只能解决测量误差为随机游走的情况，如果导致测量误差的根源是系统性的，那么工具变量的引入就十分必要。 为了克服以上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提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外生冲击，构造了人口结构的工具变量，处理了人口结构影响经常账户中的内生性问题。二战在我们的模型中相当于是一个“自然实验”，基本逻辑如下，战争导致战时出生率下降，而在65年后战争时期出生的婴儿将进入老年阶段，因此较低的战时婴儿生育率在65年后导致较少的老年人口和较低的抚养比；而“战后婴儿潮”导致战后出生率上升，战后较高的出生率在65年后导致较多的老年人口和相对较高的抚养比。由于二战中，有的国家参战了，有的国家没有参战，有的国家参战早，有的国家参战晚，这使得我们的工具变量在截面上和时间上都有变化，这是面板数据工具变量难得的理想状态。工具变量的引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识别人口结构与经常账户结余的因果关系，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 三、二战与人口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达2200万平方千米，共导致军民伤亡至少达7000余万人。二战的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战事之惨烈，创人类历史之最，而这也为我们构建人口结构的工具变量提供了“自然实验”的基础。 二战从两个方面影响65年后参战国的人口结构。一方面，二战会导致战时出生率突然且显著地下降。二战前，⑤世界各国经历了难得的和平与繁荣，很多国家出生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而二战期间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导致了较低的出生率。首先，父母的生育决策会受到未来生活状况预期的影响，而战争的结束很难预测，因此在战时，居民将更倾向于暂时不生育；其次，大批男性士兵背井离乡、远赴战场，也降低了家庭生育的可能性；最后，战争对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需求产生了很强的正向冲击（Acemoglu et al.，2004），女性工作收入的提高使得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变大，这也抑制了战时的出生率。这些都使得二战时出生的婴儿数大大减少。这些“消失的”婴儿在65年后则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和抚养比的突然下降。另一方面，在二战结束的一年之内，很多国家，如英国（1946年）、美国（1946年）、加拿大（1945年）、澳大利亚（1946年），都进入了婴儿出生的高峰期，被称为“战后婴儿潮”，这使得战后出生率迅速回升。之前造成战时生育率下降的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全部发生逆转：其一，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其二，男性从战场返回家庭，提高了家庭生育的可能性；其三，战后男性重返劳动力市场，战争期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也在多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两组群体均比战后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育龄女性更有竞争力，因而降低了后者的期望劳动收入和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促使她们不进入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回归家庭并生育子女，进而提高了出生率（Doepke et al.，2007）。二战结束后，生育率的迅速提高，反映到65年后该国的人口结构上，则表现为老年人口和抚养比的突然上升，因此“战后婴儿潮”进一步强化了二战对65年后该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跨国面板数据，工具变量为一国在某一年是否参加战争的虚拟变量，因此工具变量在时间上和截面上是否具有显著的变动就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不同国家参加二战的起始时间是不同的，德国、意大利等战争发起国和英国、法国等主要参战国于1939年即开始参与二战；希腊和比利时于次年开始参与战争；而美国、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直到1941年才被卷入二战之中。其次，虽然二战的结束时间为1945年，但也有一些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二战之后还存在着持续性的内战，可将其视为二战在局部地区的延续。此外，在二战发生期间或之后，⑥也存在一些具备一定规模的局部战争，如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⑦和第一次印支战争⑧。最后，尽管共计61个国家在1939-1947年间参与了较大规模的战争，仍然有大量国家在此期间处于和平的状态。因此，工具变量在时间上和截面上都有显著的变化。 应当注意的是，人口结构具有周期性与重复性（查瑞传，1996）。二战期间的低婴儿生育率将导致20年后较低的育龄人口和出生率，而这一代较低的婴儿生育率亦会导致其后20年较低的育龄人口和出生率，并如此循环往复。这种效应可能会削弱二战与65年后抚养比的负相关关系。但我们认为二战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是十分外生和剧烈的，战时低出生率和“战后婴儿潮”的接连出现也是之后年份所不具备的，因此二战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结构自身的周期性和重复性所引致的效应。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在统计上对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正式检验需要考察一阶段回归Kleibergen-Paap F统计量，通常来说，如果该统计量大于10，则可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不必担心弱工具变量问题。⑨ 有效的工具变量不仅要求工具变量与内生性解释变量相关，还要求其外生于被解释变量，而二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外生性。首先，二战期间迫使大国参战的主要战役均为突然袭击。例如，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德国1939年突袭波兰，迫使英法参战；1941年德国的“巴巴罗萨”闪电战偷袭（前）苏联，并将其卷入二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也令美军始料未及。同时，二战的结束也较为外生。例如，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骤然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但是原子弹的研发成功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这种外生性使得各国居民无法准确预期战争爆发与结束来调整生育行为，各国政府也无法准确预期战争爆发与结束的时间来提前实施或者结束战时经济与社会政策。此外，合理的工具变量还不能直接影响我们关心的被解释变量，也就是当前的经常账户结余。尽管二战对于参战国的即时影响是巨大的，也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但经过70余年的发展，二战对于世界各国的当前直接影响已经不再显著。不论是作为战胜国的英国与法国，还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无论是曾经被战争摧毁家园的中国和波兰，还是战事远离本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均摆脱了战争的阴影，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Glick & Taylor（2010）利用1870-1997年17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战争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战争对战时的双边贸易有着显著的负效应，但这种效应最晚在战后第十年便已不再显著，且这一结论对于一战前、一战后、一战期间和二战期间的样本均稳健成立。在经常账户结余中，贸易占了大部分比例，因此战争对65年后经常账户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只是通过人口结构来影响经常账户。 二战的确可能通过其它一些渠道影响现在的经常账户结余。首先，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性别结构失衡，并可能进一步影响该国的储蓄率，进而影响经常账户结余；也可能存在一些国家在遭受二战的打击后一蹶不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控制人口性别比、经济发展程度、金融深化程度、海外净资产存量等得到解决，国家固定效应和年固定效应也可以分别控制住各国独具的特性，以及不同年份外生冲击的影响。其次，Che et al.（2015）认为战争导致的敌意会对一国的贸易与投资产生长久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抗日战争期间受到日军侵害更为严重的省份与日本的经贸往来更少。然而，从本质上讲，国与国之间长久的敌意可以被国别固定效应所控制。但本文依然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了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六个国家。而其余二战期间敌对国之间的敌意如今已经微不足道。例如，法德已在欧盟展开了紧密的经济与政治合作，而美日之间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是将合作的领域拓展到各个方面。因此，在排除以上六个国家之后，我们可以认为二战对于各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长期直接影响不再显著。再次，二战之后兴起的技术移民使得人口迁徙对东道国生产率的直接作用和技术溢出效应均明显提高，对母国则相应产生负效应，而技术水平也会对一国的经常账户产生影响，因此遗漏的人口迁移变量会导致人口结构变量参数估计的非一致估计。但本文所引入的工具变量使得这一内生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一方面，二战对当前人口迁移的直接影响很弱，并不构成影响人口的迁移决策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在引入了人均GDP、经济增长率和国别固定效应（包含跨国文化差异）等影响人口跨国迁移的重要变量后，二战对人口迁移的间接影响也得到了控制。⑩最后，在文章引言所描述的内生性问题中，很多是通过出生率，即十五岁以下年龄人口比例，作用于人口结构的，但二战所带来的抚养比变化是通过影响老年人口比重来实现的，因而更为外生。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二战外生于当前的经常账户结余，并只通过人口结构影响当前经常账户结余。 四、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5-2012年1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口结构与经常账户结余的因果关系。其中经常账户结余占GDP的比例、人口抚养比、私人借贷占GDP的比例、预期寿命、人口性别比、人均GDP（万美元）、人均GDP增长率、净海外资产存量占GDP的比例、加权关税、新增注册公司对数、通货膨胀率（inflation）、劳动参与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来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政府财政结余占GDP的比重、社会加总储蓄率和投资率来自于EIU数据库。金融开放程度由Chinn-Ito金融开放指数衡量。(11)WDI数据库将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口，这意味着尽管战争对于出生率的人口流量上的冲击会即时并持续影响人口存量（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但需要经过65年才能反映在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分子），进而显著影响人口结构。由于大部分变量只能更新到2012年，因此战争数据最晚只能取到1947年。同时，二战的开始时间为1939年9月，我们认为战争对战时出生率的影响从次年（1940年）起才开始发挥作用，所以，我们采取的跨国面板数据是从2005年（1940年加上65年）开始的。1940-1947年战争数据来自于COW数据库。(12)该数据库将战争定义为至少引发了1000名参战人员死亡的由政府领导或有政府参与的军事冲突。这样的定义方法使得被统计入内的战争都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一方面确保了战争的规模足够影响到战时出生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战后婴儿潮”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实际有效汇率来自IFS，部分国家缺失的以实际汇率代替。(13)贸易条件波动指标通过对贸易条件进行HP滤波处理的方式计算得到。(14) （二）模型设定 本文依照研究经常账户失衡的最新实证文献（Chinn & Prasad，2003；Du & Wei，2010）来确定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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