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效益统计方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效益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Viewed from calculating effects of educational activity.the paper makes research on computing methods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ducation.Based on introduction of three basic methods concerned in other countries,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proposals on further improvement,and then makes exploration into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concise coefficients of labour in China.Finally,the author calculates the educational contribution rate during periods of 1982—1992 by means of the method improved.
为说明教育在国民经济中发展的作用，需要计算教育的宏观经济效益。反映教育宏观经济效益的指标主要有两个：（1）教育贡献率，它反映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即教育贡献率＝由于教育程度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增加额×100%。（2）教育社会收益率，它直接反映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教育社会收益率＝由于教育程度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劳动者的教育经费。
本文探讨教育贡献率的计算方法。
一、国外计算方法简介
（一）复杂劳动简化法
这是原苏联学者最早提出并使用的方法。原苏联学者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一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取决于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和管理的改善，另一方面则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关。因此对国民收入增长进行因素分析，主要就是把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增长额分配到劳动者人数的增长，劳动者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装备和管理的改善等几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上去。
劳动力人数增加影响国民收入增长额较易计算，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影响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受劳动者教育程度、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和受技术装备、管理改善的影响各自所占的份额，则很难准确计算出来。原苏联学者对此采用的方法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的理论为依据，根据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把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量用一定简化系数折算为复杂程度相同的劳动（或称简单劳动）量，从而计算出由于教育程度提高所引起的复杂劳动增加而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额，并以此来说明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
这种方法可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1.确定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劳动简化系数
劳动简化系数又称劳动复杂程度系数，是指一定数量的某一复杂程度的劳动与相应数量的基准复杂程度劳动（或称简单劳动）的比例。原苏联学者曾使用过三种确定劳动简化系数（以下简称简化系数）的方法：（1）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工资差别确定简化系数。（2）以劳动者受教育时间长短确定简化系数。（3）以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所花教育费用的多少确定简化系数。不言而喻，三种方法都存在缺陷。
2.推算社会平均劳动简化系数
方法是以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重为权数加权计算一定时期社会平均简化系数。
3.推算教育的收益额和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基本程序是：
（1）利用社会平均简化系数将劳动复杂程度不同的社会实有劳动者数量折算为用简单劳动单位计量的社会统一劳动者数量（或称社会劳动力当量）。公式为：
社会劳动力当量＝社会平均简化系数×社会实际劳动者人数
（2）计算社会劳动力当量较社会实有劳动力数量的差额与社会劳动力当量的比例，可称之为复杂劳动增量占总劳动当量的比例。
（3）以此比例作为教育对国民收入所做贡献的比例，计算出教育的收益额，亦即教育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额。公式为：
教育的收益额＝国民收入总额×（社会劳动力当量－社会实际劳动者人数）／社会劳动力当量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把教育的社会成果同教育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比例变化上等同起来。理由是国民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力当量占总劳动力当量的比例，也就是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劳动量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部劳动量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比例。
（4）将不同时期的教育收益额相减计算差额，可得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影响国民收入增加额。再以此差额与同期国民收入增加额相比较计算比例，可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比例，亦即教育贡献率。
原苏联学者使用复杂劳动简化法，最终将教育成效直接落实在国民收入上，用以说明当期教育成效对当期国民收入的影响，其理论基础是正确的。但他们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能力（复杂程度）及劳动创造的价值完全等同起来看待，没有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而且分析时也没有考虑用现值折算的问题，因而计算结果会产生较大误差。另外，他们用来确定简化系数的几种方法都有一定道理，又各有缺陷，没有一种很恰当的方法；分析中使用的方法也存在一定问题（这将在后边讨论）。因此复杂劳动简化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二）投资增量收益计算法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1961年在《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分析。其计量方法实际上是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资本的投入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社会为提高教育水平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及其收益率和收益额，从而确定教育水平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以此来衡量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具体方法为：
1.确定为提高教育水平而增加的教育投资，计算公式为：
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总额＝∑（某级教育的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社会该级学历的就业者人数）
公式中各级教育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应从小学阶段算起，既包括社会支出的教育费用，也包括学生个人或家庭负担的教育费用，以及学生因上学而放弃的工资收入（也称机会成本或间接教育费用）。
而在一段时期内：
为提高教育水平而增加的教育投资＝报告期教育资本积累总额－按基期劳动者人均教育费计算的报告期教育资本积累总额
2.计算社会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
先计算各级教育投资收益率，公式为：
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该级教育毕业生平均收入－前一级教育毕业生平均收入）／该级教育人均教育费用
这种收益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劳动者因教育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工资差别，看作是资本化了的教育费用的利润。舒尔茨将此收益率称为人力资本的收益率。
然后以各级教育费用占社会全部教育费用的比重为权数加权计算社会平均教育投资收益率。
3.推算教育水平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将以上两步骤计算的结果相乘，可得为提高教育水平增加的教育投资获得的收益额。舒尔茨计算出1929—1957年美国此项收益额为495亿美元（2860×17.3%）。它相当于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因人力投资增加而获得的收益额的70%，还相当于美国1957年比1929年增加国民收入的33%，即教育水平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比例（亦即教育贡献率）为33%。
舒尔茨是最早把教育投资收益额与国民收入的增长挂上钩的一位学者。他的方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以工资差别来计算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即把劳动收入与劳动的经济贡献看作一回事，而实际上工资只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这使其计算结果很不准确；把受教育程度当作影响工资收入的唯一因素，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如家庭背景、个人天赋、社会地位、性别和种族等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以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不变的生产函数为前提，又多次运用在理论上并不十分科学的假定，就使分析过于简单。因此其结论的可信程度也就大大降低了。
（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用不同于舒尔茨的方法对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的方法同样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生产三要素理论基础之上的。其特点是按照新经典派集合函数方法，把经济增长中各大要素分解成若干成份，而且不是像舒尔茨那样从分析国民收入的总增加额入手，而是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从而比较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他的分析中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丹尼森用来估算教育作用的基本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教育成效简化系数
丹尼森认为教育年限的增加提高了劳动者个人对生产的贡献能力，即劳动生产率，并且提高了劳动者个人收入。因此他首先确定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简化系数，以此来反映教育程度与劳动者生产能力及工资收入的关系。方法是：根据195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中，25岁以上男性工人按教育年限分为9组的货币收入数字，以受过8年初级教育的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为基准，定为100，分别计算出其他教育年限组工人平均工资收入与基准工资收入之比，即平均工资简化系数。
丹尼森又认为受教育年限不同的劳动者的工资差别除受教育程度影响外，还受个人天赋、家庭背景、工作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他进一步假定，在劳动力 收入差别中只有3/5是由于受教育不同而引起的（3/5开始是个假设，后来得到一些调查统计资料近似结果的支持。此数字可能因时因地而异）。因此他用3/5分别对各级教育程度工人平均工资简化系数进行调整，得出反映教育成效的简化系数。调整公式为：
反映教育成效的简化系数＝基准工资简化系数（100）+（调整前的工资简化系数－基准工资简化系数（100））×3/5
2.计算社会平均教育成效简化系数及其在一定时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
以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重为权数加权计算，可以得到1929年和1957年的社会平均教育成效简化系数。丹尼森还进一步计算出1929—1957年此系数提高了29.6%，即劳工素质提高了29.6%，平均每年提高0.93%。
3.确定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投资计入资本项不同，丹尼森把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质量的标志，将教育程度提高归入劳动力投入量增加的范畴。他根本1929—1957年的资料，计算出劳动投入量在全期总投入量中的比重为73%，资本投入量占27%，因此计算教育水平提高对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的影响为0.93%×73%＝0.68%。再以此结果与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对比，可计算出教育程度提高的影响在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中的比例为0.68/2.93＝23%。
丹尼森经过分析后认为，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2.93%中，有0.59个百分点可归为知识进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的作用。而知识进展和应用作用中又有3/5是教育的作用。因此有0.59%×3/5＝0.354%是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其占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的比例为0.354/2.93＝12%。
总和起来，1929—195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比例即教育贡献率为23%+12%＝35%。
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法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较高评价。他不像舒尔茨那样把教育资本的增加看作是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是把教育水平的提高看作是促进劳动力质量提高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他也不同于舒尔茨把工资高低仅看成教育因素的影响，而是把不同教育水平劳动者工资差别的一部分（3/5）归因于教育的影响。但他的方法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1）以工资为标准计算经济效益，必然也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排斥在外，缩小了教育经济效益；（2）任何社会工资差别与受教育程度及对生产贡献的大小都不可能完全相等，因此以工资作为劳动简化尺度结果不会准确；（3）将知识的进展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来分析，而在列出的20多种影响因素中任何一种发生变动，都可能引起知识进展作用的改变，因此知识进展本身的作用很难估计。再如“资源分配的改善”、“规模的节约”等因素中无不包含知识进展的成份，因此他对知识进展作用的估计可能会大大偏低。由此可见丹尼森的计算结果可信度也是很有限的。
二、我国教育经济效益的计算方法
结合我国实际，把上述三种计算教育经济效益的主要方法进行比较，我们认为“投资增量收益计算法”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是建立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学者都把劳动者工资和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等同起来，而不考虑剩余价值。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资也不是劳动者劳动的全部贡献，还应包括劳动者为社会劳动的部分。
原苏联学者提出的复杂劳动简化法，尽管还有一批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它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的。特别是他们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关于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原理，对计算教育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复杂劳动简化法可以作为讨论我国教育经济效益计量方法的基础。
我们首先讨论复杂劳动简化法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讨论如何确定简化系数的问题。
原苏联学者认为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程度提高而使国民收入的增加额是
报告期国民收入×报告期复杂劳动增量占总劳动当量比重－基期国民收入×基期复杂劳动增量占总劳动当量比重
即
其中，Y表示国民收入，L表示劳动者数量，下标1和0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k表示社会平均简化系数。
这种算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上面计算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中还包括由于劳动技术装备程度提高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因为
这个结果和前面结果完全一致。
确定简化系数是教育经济效益计算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简化系数实质上是把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所创造价值的比例关系量化，这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认为简化系数只能大致确定，不可能精确确定。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不适合采用以“工资差别”和“教育费用多少”来确定简化系数，我们认为以劳动者受教育时间长短确定简化系数较为可行。由于我国劳动者文化素质整体水平不高，所以将小学毕业劳动者的简化系数定为1.0，初中毕业劳动者为1.5（9/6），其余类推（见表1）。未受教育劳动者的系数定为0.5较为合适。
表1 受各级教育简化系数表
为了弥补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和不够精确的缺点，我们用有关调查资料进行修正。有人①]选择1870名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劳动者，测定他们创造的净产值。首先把他们按所在部门的技术复杂程度分类，然后每类再按受教育程度分组，计算各组人均创造的净产值。然而根据技术程度不同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计算各受教育程度组的平均比率，得到小学毕业及以下劳动者简化系数为1.0，初中、高中、大学的简化系数依次为1.2、1.3和2.0。
结合有关资料，比较两种方法确定的简化系数，我们认为按教育年限确定的简化系数比较接近实际，但两种方法都存在简化系数之间差距不合理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对两种简化系数加权平均的方法，分别给“教育年限”和“人均净产值”简化系数以0.7和0.3的权数，加权平均计算结果如下：
表2 加权平均简化系数
下面根据我国1982—1992年的资料计算由于教育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国民收入和教育贡献率。
首先，根据1982年和1992年物质生产部门职工文化程度构成（见表3）计算平均简化系数。
表3 物质生产部门职工文化程度构成 单位：%
资料来源：1986年和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1982年平均简化系数k[,82]＝2.94×0.31%+2.21×0.03%+1.79×8.77%+1.41×25.54%+1.0×35.62%+0.65×29.72%＝1.0749，同理，k[,92]＝1.1494。
其次，计算由于提高教育程度增加的国民收入。
表4 国民收入和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人数资料
最后，计算教育贡献率。
教育贡献率＝804.79/（20223－7968.6）＝6.57%。
这说明1992年和1982年相比，增加的国民收入中6.57%是由于提高教育程度产生的。
注释：
①孟明义：《高等教育经济学》第304-30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