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剧小品的大众审美效应与哲学倾向_戏剧论文

论戏剧小品的大众审美效应与哲学倾向_戏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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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今天的戏剧舞台上,传统戏剧整本上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使是原汁原味的清唱也曲高和寡。昆曲、京剧等典范剧种纯正雅致的风格、气派正在经受着严重蜕变。而与此相反,8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90年代已成燎原之势的戏剧小品却成为世纪末中国大陆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戏剧现象之一。

笔者认为,戏剧小品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在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地涌现,已经显示出这一样式独有的审美特征。

当今剧坛最令人瞩目的戏剧文化现象之一是戏剧小品的趋世俗化。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症侯,正向人们揭示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心态,那便是在一个渐趋多元的、中心离散的时代,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全线出击的时刻,趋世俗化已成为时尚。

作为世俗神话的戏剧小品,它在创作和演出上的蓬勃兴旺,首先应归结为它所具有的大众审美消费效应。大众审美消费效应,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分析。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艺术的影响是多重而复杂的,既有积极的推动又有消极的阻碍。在今天的社会中,由于审美活动的扩大和审美视野的拓宽,人们的精神文化享受形式已经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它大张旗鼓地创造一种现代化的精神生活方式,创造全新的文化消费态度。而审美活动范围的拓展促使人们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发生变化,包括戏剧小品在内的传统艺术的诸般种类也失去了以往崇高、神圣、唯美的地位,而与消费美学、时装美学、饮食美学等同起并坐,直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众多精神文化享受形式中的一种。

与此相反的是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在弱化。在当今世界五光十色的精神文化环境中,其中大多数东西在现代科技的“美化”下不用花费思考和解释就能轻而易举地被接受,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培养了人们简明、务实、直捷的思维特征,却降低了人们的形象思维能力,现代化审美手段更是以其方便、快捷、简易的操作方式,助长了当代人的审美惰性。戏剧小品正是吻合了现代观赏者的这种审美心态。

较之戏剧的“雅”,戏剧小品更具有“俗”文化气息。它的取材贴近生活,通俗感人。凡人小事社会百态皆可入戏,针砭时弊、褒贬善恶,合时代脉搏,作同步反馈,与寻常百姓“现时性”的情感意愿息息相通。那些素来习以为常,抑或熟视无睹的事物,堂而皇之、有声有色地成为戏剧小品的表现对象。小品在非正规剧场演出,营造了一种世俗化的情景,趋向通俗化的作品俯拾皆是,它唤起了接受者的亲近意识与参与创作意识,剧中主人公与台下的观众处在极为接近的空间中,在平等的状态下体验着某种人生况味。

在艺术形式上,戏剧小品融话剧、戏曲、曲艺、音乐、舞蹈、魔术、杂技甚至时装、体育表演于一体,巨大的综合性赋予其非凡的活力,却又保持着朴实无华、率真亲和的本性,对时间空间的占有和对道具、灯光、音响的要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无拘无束,灵活自由,与传统的演出大相径庭,是彻头彻尾的世俗化和非正规化。由于戏剧小品能在十分精炼的时空中完成审美信息的传达,使观众在还没有产生审美疲惫感和厌倦感时适可而止,因而它在满足了观众求新求异的审美欲望时又适应了人们的短、平、快的艺术需求,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青睐。

第二,戏剧小品的大众审美消费效应还突出地体现在其“娱乐”功能和“游戏”准则上。从8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现在,中国的整个物质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社会生活行为已走上以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为基本价值准则的运行轨道。在这么一个由于商品膨胀、竞争激烈而造成人们普遍的精神压抑,因分工细致、操作日趋精密而逐渐导致人类心智的单向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代人在挨过了一天紧张而沉重的时光后,在精神上势必产生寻“欢”作“乐”、放松解脱的欲望。发了财的就在“夜总会”、“娱乐城”潇洒一回,“游戏”一场,而大多数人则拧开电视机,在包括戏剧小品在内的电视节目中寻求“开心一刻”,从而使工作和生活在形形式式的规范之中的当代人从缜密的逻辑制约和功利性很强的冷静沉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在戏剧小品轻松滑稽和游戏调笑之中发出舒心一笑。正是在这样的招之即来的快乐和安慰中,戏剧小品充分显示出其大众审美消费效应,为疲惫不堪的世俗凡人提供一份份消费指南。

谈到戏剧小品的“娱乐”功能,自然会注意到戏剧小品的喜剧化基调。很明显,近年来戏剧小品是以喜剧小品为龙头和主体的。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城里人)并不比后工业社会的西方人少一份孤独和紧张。80年代价值文化中的英雄主义以及对历史的思辨、对理性的张扬无形中退居到90年代价值域界的边缘,世俗化的、大众化的、平民化的、实用化的东西被更多地关注着。如果说悲剧所关心的是英雄的故事,那么喜剧恰好与普通人和平凡人有着内在的亲缘性,加之喜剧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和通俗性,因此喜剧艺术很容易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兴旺发展。

不过,与以往的喜剧艺术仅仅囿限于政治的、道德上的明辨是非有些不同,90年代的中国人已难以忍受喜剧艺术中单纯的思想道德说教,因为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任何人都有过失败的记录,都有失意和不满的情绪。人们常常无法也无处宣泄这种怨气和情绪而导致精神心理的某种失衡,而戏剧小品却可以成为人们精神放松和情感宣泄的艺术代偿品,它兼容并蓄了众多表演样式,将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与不合理,合情与不合情,合心与不合心的现象变成艺术形象。如赵本山表演的《相亲》,黄宏、宋丹丹合演的《手拉手》等均令人捧腹大笑。于是在笑声中,人们散发出郁积在心的压抑、焦虑、紧张,以获得心理平衡。

著名导演黄佐临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缺乏哲理化,我认为这是我们戏剧创作中最缺乏的一面。”时至今日,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哲理化倾向在当前的戏剧小品创作演出中表演得异常突出,成为其有别于以往短剧和独幕剧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

所谓哲理化的问题,实际上是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问题,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是一切深刻的文艺作品所共有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证。”“莫先于骨”,形象地说明了艺术创作的第一要著是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笔者认为,戏剧小品因其哲理化倾向,观众从笑声中获得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结论,而是一种饱含着情绪色泽的感悟。

为了便于分析,这里拟将小品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幽默型。戏剧小品的幽默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要有可笑性即必须产生喜剧效果,二是要求可笑的内容必须蕴含某种寄寓,让人有所回味,也就是说幽默与哲理同在,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这类小品在近年的小品创作中所占数量最多,它主要通过对现时某种社会现象的讽刺、对人性善恶的揶揄表现出夸张和荒诞,并以此构成笑料,从而引发出幽默。观众在欣赏这类小品时,能达到比心理平衡更为高级的情绪体验,即在笑声中获得精神上和智慧上的优越感。如《张三其人》,那位善良的主人公张三屡遭人误解,他一直陷于尴尬之中,愈是怕人误解,愈被误解,追求目标的进程和所要追求的目标相悖反,观众在领略这出小品由此产生的幽默的同时,也得到一些人生哲理的感悟。又如《手拉手》反映的是一个买劣质鞋后需要找商店退换的顾客与强词夺理的营业员之间发生的一段纠葛,观众在亲眼目睹了人物的窘迫、狼狈和力图摆脱窘境的挣扎反倒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以及由此产生新的窘迫时,在轰然而起的笑声之后,得到一种哲理化的启迪。

2.寓言型。这类小品往往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一个近于荒诞的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来针砭时弊,发挥像杂文那样“投枪”、“匕首”的作用,同时也让观众在假定的艺术世界中宣泄自己对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愤懑之情和不平之气。这类小品寓言色彩都很浓,但又不似古代寓言反映的全是狐狸、乌鸦一类的故事,而是夸张了的现实。如观众熟悉的《大米与红高粱》。某剧团团长把未经艺术训练的粗喊狂叫视为声乐艺术,把一个根本不懂音乐只会狂叫的卖大米的人拉来做声乐演员,而将本剧团声乐演员贬去卖大米。这里既表现了高雅艺术的砭值,也婉讽了曲高和寡。这类寓言小品由于着眼于从哲理的层面深化主题,就显得比仅仅表现一个社会问题的作品更深刻,更能有效地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因而更具有审美的艺术价值。在这里,怪诞成为抵达哲理化的一条途径,这有点近似中国古典艺术写意的风格,求神似,不求逼真。

3.诗剧型。这类小品不像幽默型和寓言型小品那样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抒情戏剧,情节淡化,结构松散,没有高潮。小品着力表现的不是人物间的冲突,而只将日常生活小节上升到诗意和哲理的高度。它通过舞台置景渲染气氛,通过音乐节奏营造情调,从而创造一种诗意的戏剧情境,小品中人物的动作和性格便在这种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展开,生活的真实性、表演的真切性、情感的真诚性和艺术的逼真性达到高度和谐,使小品具有明显的抒情诗基调。

笔者认为,诗剧型小品的创作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歌善于营造意境的琼汁和中国古典戏曲的写意性因素,将戏剧情景的渲染烘托作为摆脱一般水平、跃向更高水准的标志,通过意境的创造,使人物形象在诗化的过程中获得独特的审美情感意志。于是,意境画面以烛照人物的深层心理、呼唤人物内心感觉为脉络,当小品结束时,观众已在总体的意境氛围中对创作者的匠心有了相当的参化与了悟,达到了心灵间的默契。如在全国获奖的小品《雨巷》,弥漫于全剧的是空灵的意境,诗化的语言。它通过了三个互不相识的避雨人微妙的心理感应,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关切和交融。他们恐怕永远不会再见,甚至会忘记彼此的相貌,但这温馨的记忆,这一美好瞬间却会在心头永驻。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美好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窝里斗”。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匆匆而遇,才显得这么淳朴、真挚和友善。谁又能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上卷入过多少人际关系的漩流。观众从中可以引出许多关于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才能保持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审美追求是过程也是超越。我们不可忽视,这几年来在戏剧小品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同时潜伏着下滑的危机。具体表现在:

第一,注重反映社会现实的表层现象,缺少对人性深层的理性思考。八十年代以来,小品创作和演出的兴旺培养出一大批专业和业余作家。创作上的繁荣要求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于是“小品及时捕捉生活,反映现实”成了衡量小品价值的重要尺度,也成为引导小品创作走向的一个理论根据。如果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来看,这一主张的真理性不容置疑,但从审美活动的实践来看,它是片面的。事实上,有不少小品的演出成了“应时性”的同义词。一些小品作家特别是业余作者不是设身处地地去观察生活,而是凭着自己对当前某些社会问题或某一时期社会热点的敏感,及时审时度势,利用戏剧小品短、平、快的天然优势,立刻捕捉一些具体矛盾和事件进行加工和创造。这类小品“现时性”很强,但很难打动观众,使观众产生审美的认同。同时这几年各种纪念、庆典和颁奖晚会演出频繁,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定向小品”,它们借助社会力量由单位或企业投资编排演出来配合某种社会活动、宣传某企业形象等,这类小品中也有精品,但相当一部分是粗糙之作。

艺术的反映对象是人。要求戏剧小品及时“捕捉生活”、“反映现实”,应该把创作的视点集中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深入洞察当代人内心世界的奥妙。前几年有过一个剧本《小雪花》,两颗既孤独又美好的心灵在不期而遇中所撞击出的那种灿烂的火花使观众激动不已,难以忘怀。

第二,注重小品的思想内容,缺乏形式的自觉性。这是小品创作中极有可能导致的又一个极端。近年来,一些小品(尤其是喜剧小品)往往忽略形式对内容的制约作用,忽略观众对作品接受的能动性,更看重小品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对应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前几年小品创作和演出中出现了不少观众认同的小品,如《超生游击队》、《又是秋叶飘落时》,另外像《工会主席的晚餐》、《小保姆与小木匠》等均以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思想内涵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这和人们的审美指向不无关系,当时观众有一种普遍的欣赏习惯,就是陶然于熟悉的艺术体验,满足于已有的审美经验的回味,而这种审美活动的惰性心理正是这些小品产生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影响,必然导致公众文化心态的变化和审美趣味的迁移,他们对一些重复出现的熟悉的题材内容已失去了往日的兴趣,产生了心理上的疲劳和厌倦,而更渴望于寻找陌生而新鲜的生命体验,更乐于接受新异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其审美品位倾向于形式的创新性、观赏性和娱乐性。戏剧小品要继续获得广大观众,作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处于与姊妹艺术激烈竞争中的戏剧小品创作,只有用精品才能赢得观众。而精品需要经过不断完善才能产生,因此无论从创作精品的角度,还是从适应观众的角度,戏剧小品继续进行各种艺术探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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