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冷战后东盟与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新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亚太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在亚太安全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中，东盟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是东盟的亚太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一、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和亚太安全格局的特点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基本战略态势主要表现为：
第一，欧亚大陆是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的重点。亚太安全战略仍是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美国将继续保持对亚太地区的全面介入与接触，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决定该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促成一个稳定、安全、繁荣、和平的亚太社会，保证美国成为其中积极的参与国和受益者。因此，美国最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确保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受挑战。
第三，维持亚太安全的基本战略措施是均势战略，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主要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海外驻军和同盟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以美日政治、经济、安全同盟为主体、以美国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的双边关系为基础，把亚太经合组织议题扩展到安全领域，使之机制化，以类似“扇形辐射”结构把亚太地区各国包容在内，充当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核心”和扮演地区力量“平衡者”角色，最终达到约束日本、制约中国、拉拢和牵制东盟、排斥俄罗斯的目的，从而确保在亚太地区绝对不会出现最终可能向美国的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并培育牢固的和基础更为广泛的能够在战略上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因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更恰当地说是一种“优势战略”。
第四，强调美国所面临的直接威胁是具体事件威胁，表现为对地区安全造成影响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例如朝鲜半岛局势、印巴核军备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毒品走私等。为此，美国一面重视同区域内国家的合作，一面又赋予自己更大的“单独行动”的权力和实施“新干涉主义”的自由。
为了因应美国的战略调整，亚太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相应进行了新一轮安全战略部署。总的来说是既避免一味追随美国的优势战略，努力限制美国“单独行动”的空间，又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战略冲突，从而普遍倾向于构建稳定的合作关系。日本推出“经济侧重亚太，政治倚美入亚”的双轨战略，力图构筑以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双重机制，（注：林仲涵：“1996-1997年东盟形势报告”，《国际形势分析报告1996-1997》，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1997年版。）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多国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的亚太战略方针是确保一个长期和平、稳定、安全的亚太安全环境，在专注国内经济发展和推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促进安全领域的广泛对话与合作。俄罗斯也十分注重加强与中国、韩国、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并努力进入亚太经合组织和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为实现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和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目前，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是以美日同盟为重心，中、俄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结构，中美、中日、美日、美俄既有合作又互为竞争对手，一方面共同利益的领域、层面在扩大，另一方面不确定因素可能增多。同时，亚太地区各国受到某一国家或由某几个国家结成的针对性极强的“安全威胁”，或者说是出现“共同的敌人”的可能性在一段时间内不大。正是在这种态势下，加强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特别是得到中小国家的欢迎。
二、东盟的“灵活合作”安全战略
（一）东盟面临的安全战略选择
1、参与建立和维持均势。冷战时期的亚太地区处于美苏两极均势对抗的格局之中，维持均势是这一时期各主要成员安全战略最明显的特征。但是均势战略有内在的缺陷，因为：均势的基础是实力，其核心的行为准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构建均势最基本的手段是针对“假想敌”结成联盟；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最主要手段是大国间的战争。（注：〔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因此，缺乏实力后盾的中小国家无论是在形成均势的过程中（即战争中）还是在均势维持的阶段，都必须作出政治自主的牺牲换取大国的安全庇护，因而极有可能成为大国均势战略的牺牲品。即使象东盟这样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仍然面临着被大国分而治之的危险和必须经常调整战略并付出高昂决策成本的压力。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倾向于形成一种以美、中、日、俄和东盟为力量中心的多极结构。但是东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极”，没有足够力量推动亚太均势的建立。东盟的实力、特别是其利益卷入程度也决定了东盟没有足够资格扮演均势的“平衡者”角色。相反，按照结盟政策倒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结盟体系的一分子，从而不仅会大大降低自身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将加剧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严重破坏亚太地区建设性的合作气氛。不仅如此，亚太地区的不确定因素，例如中国的崛起，必将突破原有力量平衡。这当然不会是东盟期望的结果。所以，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表明，均势战略不太适合东盟，至少不应该成为东盟的首选安全战略。
2、建立集体安全体制。集体安全“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共同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393页。）集体安全所要保护的某种秩序“必须是在某一时刻存在着的现状。”（注：〔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同时，在集体安全有效运行的众多前提条件中，要求体系内所有有关国家忠于利他的“国际主义”，并在政治利益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投入保卫他国的冲突甚至战争，在现实的国际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显然，亚太安全格局易变的特性和该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差异，使得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制格外艰难。集体安全作为一种臻于完善的安全诉求，对于东盟而言可望而不可及。
虽然均势战略和集体安全战略都不可能成为东盟亚太安全战略的首选，但是其中的某些成分可以被采用，例如对大国间的矛盾既制约又利用、防止某一个国家安全支配亚太局势、充分发挥已有国际机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公认的行为准则等）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协调，从而有利于发展出以国际合作特别是东盟与地区内大国（首先是美国）合作为核心，以推动亚太安全机制建设为方向，以灵活的多边与双边关系为形式的“灵活合作”战略。
（二）东盟的“灵活合作”战略
在东南亚地区谋求与大国合作，推动区域国际机制建设，争取建立一定程度上的与大国的力量平衡，并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和主动性，是东盟“灵活合作”战略的主旨。“灵活合作”战略的主体部分是在亚太建立“合作安全”框架，实现东盟对亚太安全机制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为了有效实施“灵活合作”战略，需要采取平衡大国关系的外交策略作为补充。总的说来，东盟的“灵活合作”战略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充分开展以多边合作机制为框架的外交合作，尤其是主动加强与大国的合作，通过强化区域国际机制的作用积极谋求在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东盟利用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最主要的是“三会机制”和“四论坛机制”。（注：参见李奕鹏：“试析东盟的‘平衡大国’外交战略”，《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5期。）
“三会机制”是东盟开展国际合作所倚重的核心机制。“三会”是指由东盟创立的每年一次、相继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注：东盟外长会议后续会议由其在70年代为了与“对话伙伴”讨论经济合作问题而举行的会议演变而来。当时的对话伙伴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共同体等与东盟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冷战结束后，东盟扩大了其“对话伙伴”国家。中国与俄罗斯于1996年成为正式对话伙伴后，亚太地区所有大国都已经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东盟外长后续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东盟通过外长会议来加强与地区外的国家进行多方面对话。会议讨论的内容涉及地区安全、世界经济形势、经济和政治合作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东盟外长后续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已经从过去的援助问题改变为可以讨论地区形势、地区安全和平等合作等诸多问题。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成立是东盟主动外交最突出的表现，目前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唯一成型的多边安全合作会议，现有包括美、日、中、俄等大国在内的20多个成员国。东盟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信任措施，使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与防务问题上进行合作；开展预防性外交，防止冲突的发生和冲突的升级；探讨解决冲突的方式，最终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多国合作机制。（注：“ARF首次主席声明”，新华社曼谷1994年7月26日电。）目前，东盟国家正努力推动论坛向预防性外交阶段发展。
东盟一直都在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相互交织的四大论坛，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亚欧会议(ASEM)和东盟地区论坛的发展，它们也是东盟谋求亚太安全主导作用的重要机制。四大论坛囊括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四大洲的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国家，使东盟不仅在区域内，还有可能在区域外加强与有关的大国合作，为“灵活合作”战略提供了更大的运用空间。东盟通过四大论坛进行多边合作的希望达到的目的是：(1)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使其发展方向和进程对东盟有利，但由于APEC规模的扩大，美国越来越牢固地掌握了对它的主导权，促使东盟对东盟和东亚自身的合作兴趣日益强烈故而努力推动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建立，以抵消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合组织对东盟经济利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2)加强与欧盟的政治沟通和经贸合作，倡导召开了亚欧领导人会议，一方面弱化美欧对东盟的政治经济压力，推动EAEC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东亚、北美与西欧三大区域之间的关系朝着更为紧密、互利的方向发展；(3)东盟地区论坛从安全角度对政治经济合作进行补充，使东盟在亚太地区发挥全面的作用。
2、选择不同国家在不同领域进行合作，尽可能地同时保持与所有大国和其它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适当的时候充当大国关系的平衡者角色。
东盟推行“灵活合作”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是不排除与任何国家进行合作的可能，防止任何大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处于不受限制的支配地位，对于任何可以导致一国在该领域坐大并可能威胁东盟国家安全的失衡倾向，东盟都积极通过“灵活合作”引进其它大国的力量进行制约，以此保证自己安全利益不受侵害。目前，东盟把美、中、日作为其“灵活合作”战略的重点，推行借重美国，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外交策略；同时积极引入欧盟、俄罗斯和印度，建立复合的多边合作关系，以期使多种力量相互制衡，争取最大限度的合作效益。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东盟一方面在人权、价值观、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借重中国的政治影响，积极与中国合作，共同抵制西方国家对其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又主动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防范和制衡中国，东盟不仅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驻军，还积极引进美国的盟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平衡。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问题上又有着共同利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实现安全合作的基础。
在经济领域，东盟主导亚太经合组织的希望落空后，转而争取同中国、日本和欧盟进行新的经济合作。1993年东盟正式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虽然有利用中、日、韩的资金技术促进东盟经济发展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在于对美国企图主导和控制APEC进行反控制，并借重中国和日本以加强东盟的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由东盟倡导的亚欧会议明确地将美国排除在外，也显示了东盟加强亚欧合作，适当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意图。
3、建立和主导灵活的复合安全安排。（注：参见张晴：“灵活的合作主义与亚太安全——解决冷战后亚太安全问题途径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1期。）包括建立与中、美、日、俄之间的双边安全安排，加强双边安全对话与协调；参与东北亚次地区安全安排，例如参与协调朝鲜半岛紧张关系；主导东南亚次地区安全安排；全面参与和力争主导全区域的安全安排。这三个层次的安全安排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突出对话与协调。
4、加强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团结合作，加速东盟的机制化，提升东盟的实力地位和决策能力，更有效地实施“灵活合作”战略。为此，东盟进一步协调内部关系，增强成员国的东南亚意识，强化东盟的政治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以实现“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团结在一把伞下的构想。”（注：“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巴达维讲话”，法新社吉隆坡1997年7月21日电。）虽然东盟各成员国在某些问题上相互之间的看法不同，但东盟的整体利益得到了所有成员的尊重，东盟的原则、规则基本上得到了成员的遵守，这表明东盟的机制化程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三、东盟与美国合作程度的提升
与冷战时期东盟与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关系相比，冷战后东盟大幅度地提升了它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平等程度。除了固有的原因外，“灵活合作”战略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两极体制的瓦解客观上打破了东盟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夹缝中无所作为的状况，释放了东盟的活力，为东盟获得自主行动能力和争取更为显著的国际地位创造了时机。冷战结束的尘埃尚未落实，东盟就不失时机地宣布“东盟国家之间讨论安全合作问题，以及东盟同东南亚以外的国家探讨安全问题都不再是一个禁忌。”（注：〔新加坡〕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由此进入了安全这个亚太事务中的核心领域。东盟由一个不能自主的行为体转变为一个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行为体和以主体身份进入亚太安全领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东盟已经作为一个单独代表出现在美国进行战略对话与沟通的名单上，东盟与美国的关系也由没有合作转而开始了合作。这种变化是东盟与美国合作程度提升的客观基础。
第二，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意义对美国而言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首先，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必须在战略要地有可依赖的盟友，又能不受阻碍地进入和通过世界上有战略意义的航线，这些美国在东南亚都能得到。其次，冷战事实上仍在亚洲继续，美国担心中国挑战自己在亚太的优势地位，更害怕亚洲会出现敌对国家联盟，这促使美国绝不会把“东南亚的核心”（注：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第346页。）——东盟推到对手的怀抱中。再次，对美国来说东南亚还是经济重要性不断增长的地区。因此，美国不会采取破坏与东盟伙伴关系的政策，至少当这发生后美国会竭尽全力加以补救。
第三，东盟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有益而且有效的政治伙伴。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在发起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问题上，在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以及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中，美国都需要而且得到了东盟的支持与配合。在维护亚太安全问题上更不例外。东盟的“灵活合作”战略不仅不以挑战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首要地位为前提，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并行不悖。只要美国不一意孤行并保持温和态度（即不任意以强硬方式“行霸”），东盟的“灵活合作”战略将帮助美国保持首要地位同时节约美国为此付出的成本。
第四，东盟对美国的依赖决定了东盟必须千方百计地维持（如果不是加强的话）美国在东南亚和整个亚太的利益存在，同时以尽可能平等的方式分享这些利益。“灵活合作”战略的一项基本意图就是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加强东盟与美国的利益渗透，与其他大国的合作都围绕着这条主线，所以，只要“灵活合作”有所实施，客观上就会加深东盟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平等程度。
四、东盟与美国合作的不确定因素与前景
首先，如果美国的均势战略和“新干涉主义”不断膨胀，将严重地制约东盟“灵活合作”战略的实施和发展。当前美国仍保持着亚太均势“平衡者”的姿态，并不排斥区域内在一定领域内由东盟作为合作的推动者，包括允许东盟在安全事务中发挥大国关系的润滑剂作用，因此四大国间关系保持着较大的协调空间，“灵活合作”战略得以奏效，东盟在解决安全问题上的作用有望逐步增大。但是，不容东盟乐观的是，“就东亚和亚太的安全而言，今天起支柱作用的还远不是东盟地区论坛或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更不是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安全论坛，而依然是立足于单边或双边基础之上的传统势力均势，区域内各种力量的战略均衡目前仍然是东亚和亚太安全的主导机制。”（注：朱锋：“区域主义与东亚安全”，《当代亚太》，1998年第4期。）因此不能排除美国的政策会转向依靠同盟力量，遏制甚至打击另一方面的可能，那时，东盟将陷入两难处境，即要么加入美国阵营，充当二流伙伴，放弃“灵活合作”战略，要么为了保持亚太的力量平衡与美国翻脸，尽管事实上东盟作出后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亚太地区面临的大多数安全问题，例如领土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建立区域新秩序等，都非常棘手。“灵活合作”战略指出了合作的必要，设计了合作的途径，美国在实施其亚太安全战略过程中也不得不兼顾合作的呼声和借助东盟。但是，东盟的安排能否实现稳定有效的合作还要看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怎样找出双赢的解决方式是对东盟的重大挑战，也是对东盟与美国的合作关系的重要考验。
第三，考虑到“灵活合作”战略以东盟同美国的合作为主线，而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明显的力量优势，其他大国对此又十分敏感，因此东盟如何巧妙地保持自己与其他大国之间，特别是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合作的“弹性”，将成为影响“灵活合作”战略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而自然会影响东盟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换言之，东盟必须牢牢把握与美国合作的分寸，使“灵活合作”战略在后果上有别于美国的均势战略。
第四，东盟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缺乏有力的回应措施，其维护区域内经济安全和保障经济合作成果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质疑，也使东盟应付危机能力的缺陷暴露无遗。东盟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的无所作为，使人们很容易意识到，在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时，东南亚地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外界的领导，这将对东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第五，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对大国的依赖性增强，削弱了东盟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和战略重要性。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条件缓助和收购企业加重了东南亚地区对自己的经济依赖。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东盟内部的安全保障体系也受到了影响。估计东盟在今后数年内将以成员国恢复经济为主要任务，偏向于以大量精力保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这会减弱东盟实施“灵活合作”战略的力度，但是如果东盟藉此深化调整和改革，在经济一体化和机制化方向上取得重大进步，则实现“灵活合作”战略目标仍有良好前景。
第六，东盟在其30年的发展中始终没有解决一些问题，它们可能成为东盟继续推动亚太区域内国际合作的不利因素。这些问题主要是：(1)东盟合作大多是说的多、做的少，满足于签订一些合作文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行动迟缓，甚至停步不前。这方面，尤以经济合作表现得最为明显。（注：参见郭平、方芸：“回应挑战：走向21世纪的东盟”，《东南亚》，1999年第2期。）(2)东盟决策的“亚洲方式”虽然能照顾到各个成员国利益的方方面面，但也造成东盟在决策中缺乏应有的果断，即使最终形成了决策，也难以避免各国对决策的解释不同和执行决策时的步调不一。(3)东盟扩大为“大东盟”后，面临着组织规模扩大与组织效能可能下降的矛盾。
总之，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不能没有东盟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主观上，东盟希望“灵活合作”战略不仅有利于它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和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且有利于整个亚太安全格局的良性发展。客观上，东盟与美国的合作程度得到了明显提升，一种灵活的合作关系正在它们之间形成。这不能不说是“灵活合作”战略的一项主要成果。当然，“灵活合作”究竟能走多远，还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有些变化较为稳定，有些仍很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