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
中国发展战略
第二辑 工业化、技术进步与国企演进
主持人语： 本专栏从不同视角讨论和探索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第二辑的主题为“工业化、技术进步与国企演进”，主要探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与国有企业制度演进。董志凯研究员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自力更生方针下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其分析了毛泽东关于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辩证思维，并分析了举国体制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科技进步战略有重要启发意义；王曙光和徐余江的文章提出了“两类工业赶超”的分析理路，对新中国七十年的工业赶超和技术进步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阐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框架；李钢和王树森的文章则以招商局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为例，刻画了国有企业制度演进的路径，对我国国有企业未来的制度创新与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2012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53号) , 指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始终明确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鼓励群众体育消费，降低体育消费门槛，并提出具体指标。2016年国务院下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路线，倡导全民健身科学化，推进健康中国2030做出明确部署。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
——新中国科技发展回顾(1949～197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董志凯
摘 要：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发展工业化，注重并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终于在贫穷落后的背景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科技发展 自力更生 引进消化 吸收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化。产业发展和工业化成功的基本经验既遵循了大国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共性，又尊重了后发国家独特的赶超背景。有效结合二者，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特点是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引进吸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工业体系的完整体系或产业链。
表8列示了经过GDP平减指数调整与增加经济周期变量后研发投入的断点诊断分析结果。笔者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在供给侧改革当年(2013年)就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调整效果，断点跳跃(Lwald)系数显著为正的0.366，且达到了最高峰值，2014年跳跃系数仅为0.148。而相对地，供给侧改革前(2012年)企业研发投入断点回归中却有一个显著地向下跳跃的断点，跳跃系数显著地为负的0.113。这表明在排除经济周期性与通货膨胀等因素后，供给侧改革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是存在一个递减的趋势。因此，整体而言，上述断点检验结果佐证了供给侧改革结构性调整的结构性效果，而且政策执行效果在2013年底体现出实质性调整效果。
在我国的历史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不是对立的(1)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余智的《中美贸易战思考华为事件要避免民族情绪与自力更生思维》(2018年FT中文网，2018年12月7日)一文认为：思考此事应避免民族情绪，回到法律层面进行分析判断，并避免陷入自力更生思维模式，坚持对外开放与合作发展，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合作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这些论述反映了对自力更生字面上的理解与历史实践之间存在差异。 ，而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本文仅就此做一些历史回顾与分析。
一、自力更生方针来自处理内外经济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有一个共同愿望：使国家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林则徐和魏源大胆地否定了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提倡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此后，废科举，兴学校，留学国外，中国努力学习西方。“科学”和“民主”成为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科教救国”行不通。这才有了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宗旨的民主革命。
自力更生方针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割据形成的根据地。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个著名的论断：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家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600、765页。
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作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1188页。
情况表明，自力更生方针从提出就是与处理中外关系、争取外援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不要外援，而是在争取外援时，将基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在工业化建设中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得到进一步发展。
1949年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科学技术视为革命者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重要工具，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对中国技术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指导意义。
今年的国际胶合板市场竞争激烈，我国胶合板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提高了进口门槛，使得不符合美国甲醛释放量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受到限制，加上美国对实木复合地板的反倾销税率达到13.74%，对我国的实木复合地板出口影响很大。我国的胶合板出口逐渐走出了低迷的被动形势，通过全方位努力寻找出口市场，取得较好的业绩，今年前3季度累计，胶合板的出口量仍完成860.6万m3，比上年同期增长7.98%，出口金额达到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17%。出口金额涨幅超过了数量涨幅。
科技落后是中国工业化的重大障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国内资源严重不足，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即便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1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的印信颁给郭沫若院长。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科学院建立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学家陆续回到祖国。到195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已发展为840多个，科学技术人员增加到40多万人。(6) 于达维：《钱学森及50年前“国家”的科学家们》，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6期。
二、工业化必须引进科学技术
1959年6月，苏联以苏俄、美国、英国等国家正在商谈禁止核试验问题以及美苏即将举行领导人会谈为由，向中国提出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随后，苏联对中国的一些援建项目开始延缓。先是“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直到最后单方撕毁合同、全部撤走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的1390名苏联专家，同时废除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及343个专家合同和补充书、257个科技合作项目(1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王泰平等，1998)。随后，苏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撤回包括军事专家在内的所有苏联专家，终止了核技术领域的各项协定与合同。
1978年，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再一次强调了这个方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由此，自力更生仍是与学习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紧密结合的。
一次性完成是所有项目的特点，因此成本控制在项目中间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中间控制和动态控制。对于输变电工程来讲，在工程进入到施工阶段时，第一应该对施工组织设计的具体施工内容进行了解以及掌握，从而保证是公共成本计划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另外，还应该制定出系统完善的成本控制方案，保证施工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偏差可以进行及时的补救和整改，最终实现对项目整体成本的控制。
秦铁崖暗暗吃惊：张万邦？那可是有名的力神，江湖有云：“不识大金刚，不知武道刚。”他走的是刚猛一路，跟我差不多，很显然，他在力道上要胜过我，要想胜他，决不能用蛮力，只能以巧制胜。
1955年，我国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还特别指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56年4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技术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从巩固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牵头，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一《纲要》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并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党和国家领导班子的人才结构进行了思考，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它的成分是会改变的，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样就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了。(7) 刘亚东：《重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科技和创新的论述》，载于《科技日报》2006年1月8日。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去，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
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要实现如此宏伟的蓝图，只有借助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就技术经济而言，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重复研究别人早已研究成功并获得应用的技术，那样会造成经济、技术、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使自己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只有引进技术才有可能缩短时间建立自身的研究开发循环系统，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吸收消化引进技术，变外来的技术为自有的技术，积极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在自力更生方针下，引进需要消化吸收
引进的技术通常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物化形态的技术，如先进的设备、熟练的劳动力，以及专家、教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另一种是非物化形态的技术，如专利、商标和外形设计等产权技术，以及图纸、设计方案、技术说明书、技术示范和具体指导等专有技术。
1978年以前，我国有三次成规模地引进：第一次主要从苏联、东欧国家引进，第二、第三次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这三次都是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将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结合进行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有各自的经验教训。
汪处长谷老板就说了自己是什么什么的干活。谷老板一看廖主任和可蔓都昂了头看着天花板不说，就替他俩说了是什么什么的干活。
(一)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引进
我国大规模工业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起步的。其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156项工程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技术时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从苏联、东欧引进的数百个成套设备和数千套技术资料，是对设备、资金、人才、设计等物化和非物化形态技术的全面引进。在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期间，经济建设资金来源中，国外借款36.35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7%，其余都是国内积累起来的。(8) 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在遭受全球主要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通过等价交换的对外贸易方式，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其中成套设备供应是引进技术的主要形式；同时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引进技术。到1959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冶炼、选矿、石油、机车制造和发电站等建设工程的设计资料；制造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等的工艺图纸；生产优质钢材、真空仪器等工业产品的工艺资料。东欧国家提供的主要是工业各部门和卫生、林业、农业等方面的技术资料。(9)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通过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专利，学习和吸取发达国家许多有益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填补了中国科技空白，缩短了科研周期，增强了工业设计能力，完善了生产工艺等。为密切配合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研究与试验，研制了品种众多、规格特殊、技术条件严格的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大型设备等，如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高速照相机、氨分子钟、3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等。设计建造了像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大型水电站和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成套设备，而且带动核电、航空、航天等相关领域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这在中国史无前例。在解决资金和人才问题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11) 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载于《中国投资》2008年第1期。 这个比例说明，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1952年8月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草案中，明确提出资金积累的四个主要来源：(1)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2)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商税；(3)在增加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农业税收入；(4)适当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此外，国家还通过发行公债增加建设资金，从1954～1957年共发行4次，实际发行额27.5亿元；同时，在城乡大力吸收储蓄存款，以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1952年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约为19亿元，到1957年底达到38亿元。(12) 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载于《中国投资》2008年第1期。 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接受友好国家的援助。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一五”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都给予了具体帮助。
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定，金额为12亿旧卢布(折合3亿美元)，年利率1%，10年内偿还。随后在1951～1955年，又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0次贷款协定，年利率为2%，偿还期2～10年。中国从1950～1955年向苏联贷款总额为56.6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3.7亿元)。到1964年，比协定规定提前一年偿清全部贷款本息，共付利息5.8亿多旧卢布(折合人民币55.5亿元)。(13) 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载于《中国投资》2008年第1期。 这些贷款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的费用等，中国在1954～1959年用大量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偿还(14) 周道炯主编：《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页。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20世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中国于1956年制订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也得到了苏联的合作与帮助。议定了一批两国共同进行研究的和苏联帮助进行研究的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在掌握尖端科学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如中苏1953年的《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和1959年的《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这两份协定帮助中国获得了苏联首批海军技术，奠定了中国制造驱逐舰、核潜艇等现代军舰的基础(刘爱国，2019)。(15) 刘爱国：《大国造船简史：惊涛骇浪四十年》，中国海事服务网，www.cnss.com.cn，2019年1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大国，如果不独立自主地建设和发展工业，建设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以至国民经济体系，将来必将受制于他人，而且也无法发展。因此始终坚持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在以外援为辅的方针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努力争取和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在缺乏资金、技术，西方封锁，没有经验等各种不利条件下，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导致156项重点工程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至1960年底，“一五”时期的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加上此后签订协议的项目，苏联毁约影响了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运作，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投产，扰乱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苏联的这一行为给中国的核技术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中国在吸收苏联此前援助成果的基础上，走上了独立研发核武器的道路，并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我国能够攻克建设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成功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离不开我国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效。首先，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投资能力：自主的工程设计能力大大提高，我国初步掌握了现代化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并在大批引进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迅速组织起相关队伍和机构；到1958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能做到绝大多数建设项目靠自己设计。同时，我国机械设备和钢材的自给程度大为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我国已经能够自行制造一系列设备，虽然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有40%还靠进口，但已经改变了过去基本上依靠进口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中国许多工业品已经开始出口，大批生产经营和经济管理人才成长起来。
在确定线段图是最简单、形象的表征方式后，教师再追问一句：画表格和画线段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然后将两幅图叠在一起（如下图），学生发现两者都清晰地表示出了每段的数量和对应的单价，由此学生初步感知了分段计费问题的几何模型。
1965年从西方国家引进、签订合同的成套设备项目有50项，即一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设备，第二套全循环法尿素设备，钢丝轮胎设备，氰化钠设备，电热法磷酸设备，预水解硫酸盐法制人造纤维浆粕设备(技术资料和关键设备)，棉纺厂，加氢异构裂解联合装置，羰基合成装置，聚异丁烯装置，微球型硅酸铝催化剂制造装置，新型矿场地球物理测井仪，特殊钢厂(技术资料和关键设备)，大口径无缝钢管扩管车间，合金钢挤压机成套设备，1200毫米20辊冷轧带钢机成套设备，硅半导体材料厂，光栅刻划专利，宝石加工厂，玻璃电极厂，弹性元件制造厂，金属膜应变仪电阻片厂，滤光片厂，微型电机厂，聚酯薄膜连续化生产工厂，热弹性胶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专利及设备，精密金属材料厂，精密轴承生产线，机床数字程序控制技术和设备，车轮生产线设备，高级磨料和磨具制造技术专利及关键设备，重型汽车技术资料及关键设备，液压元件制造厂，分配式高压油泵厂，拖拉机液压升降装置技术资料和部分精密量具，高速柴油机制造技术和关键设备，大功率内燃机液力传动装置制造技术和关键设备，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功率多腔速调管制造技术和设备，金属陶瓷管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光电管及光电池厂，硅半导体器件厂，大功率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玻璃布表面处理成套设备，玻璃棉制品成套设备，石棉选矿设备，聚酯树脂车间，连续磨光玻璃成套设备，第二套顶吹氧气转炉，合成纤维设备。
浅谈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朱梦阳（2.51）
(二)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运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1961年初，中共中央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开始改善，毛泽东考虑扩大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引进。他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17)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页。 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18) 《毛泽东1964年1月7日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日本)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要利用他们(日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6页。 他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而当时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寻找出路，双方互有需求。
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是一项新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由方毅(外办兼计委)、李强(外贸部)、张有萱(科委)、叶林(经委)、柴树藩(计委)组成，方毅为组长，柴树藩为副组长。(20) 《国家计委关于从西欧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工作的进展和工作部署》(1963年8月12日)，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从1962年开始，我国成规模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1962年6月25日，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和化工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报告，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生产维尼龙和合成氨先进成套设备。在报告提出的15项成套设备中，有10项是为了解决吃、穿、用问题所必需的，其余项目同发展中国机械、石油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21)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问题》，1964年9月23日，载于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368页。
这次引进成套设备的方针对50年代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做法有所改变。1963年修改编制的《1963—1972年十年科技发展规划》中，本着“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提出：“集中力量解决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打基础就是要迅速提高工业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要迅速提高基础科学中的许多有关学科的水平。”(22) 《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中国政府先后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达13127万美元。这15项成套设备是：(1)日本供应的五项，分别是年产11000吨第一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年产18000吨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每小时产乙炔1100立方米的干式乙炔设备、气动与电动量仪工厂成套设备；(2)荷兰供应的年产16万吨的尿素工厂；(3)英国供应的三项，分别是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年产5000吨的聚丙烯成套设备、年产28000吨的高压聚乙烯成套设备；(4)法国供应的两项，分别是年产7500吨的丁醇、辛醇成套设备及磁带地震仪勘探设备；(5)意大利供应的三项，分别是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转口阿尔巴尼亚)、年产5万吨合成氨所需要的重油气化装置、年处理10万吨原料油的铂重整联合装置；(6)联邦德国供应的年产36000吨乙烯、22000丙烯石油裂解及烃烯分离装置设备。(23) 对外贸易部办公厅：《关于我已向六个资本主义国家订妥15项成套设备和技术》，载于《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这15项成套设备包含了当时世界上在石油化学工业方面主要的新技术成就，有助于加速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自力更生发展，以利于逐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按照合同规定，上述已经订妥的15项成套设备于1964～1966年交齐，1965～1967年底陆续建成和投入生产。
1964年还洽谈了12个成套设备项目，即丙烯腈设备，聚丙烯腈纤维厂，硝酸磷肥设备，五千米深井钻机，第一套顶吹氧气转炉，大型电炉，铜矿井下采矿设备，电解铝厂，锗半导体器件厂，精密线绕电阻及电位器制造设备，实心电阻、实心电位器制造设备和加气混凝土设备。这12个项目在1964年底、1965年初签订合同。
因此，尽管在1960年初苏联突然终止援助时，我国有些措手不及，许多引进建设项目“下马”，遭受了很大损失，包括156项工程在内的许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一直拖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完工投产，但由于在引进的同时努力学习消化、吸收新技术，培养了一定程度的自身设计、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从1963年6月中国同日本签订第一个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开始，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共80余项。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引进和消化吸收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填补了我国在汽车、拖拉机、石油设备、化肥、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等领域的技术空白，提升了兵器、机床、铁路机车、桥梁、电工器材、无线电器件、合成橡胶、制药、纺织等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工程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10) 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载于《中国投资》2008年第1期。
通过20世纪60年代成套设备和技术专利的引进，我们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特别是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等，都有益于60年代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乃至后来的对外开放。后来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的很多骨干人才，不少是参与60年代初期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人员，如上文提到的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组长方毅、副组长柴树藩，成为70年代初期大规模组织引进成套设备的重要成员参与了重大成套设备引进的谈判。
(三)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引进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方面，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突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国内开始纠正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中国扩大引进创造了条件。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圈阅批准(24)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转引自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8月6日，国家计委又正式提出进口1.7米轧机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批准的同时，要求采取一个大规模的一体化引进方案。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被称为“43方案”。这是继“156项”、60年代引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僵化封闭的突破。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武钢在1.7米轧机投产后的1984年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的1979年增长1.66倍，(25) 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引进的先进技术还在国内同行业中推广移植，推动国内轧钢、炼钢技术进一步发展。在“四三方案”的带动下，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北京、上海和山东石油化工厂，辽阳、天津石油化纤厂，四川长寿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唐山陡河电厂，天津大港电厂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石油化工、电力大型项目。这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156项目工程以来对外引进的又一次新开拓。邓小平、陈云还指导进行了补偿贸易和国际期货市场交易等对外贸易探索，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面开放进行了准备。
9.1.3斑潜蝇 是20世纪90年代初转入我国的多食性害虫，一年发生7～8代，以各种虫态在温室内越冬。成虫有趋黄性，雌成虫刺伤叶片，将卵产入其中，幼虫蛀食叶时形成曲折隧道，影响光合作用，降低产量。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基础上，国家计委提出：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20世纪末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这个大规模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就是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分别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等地访问。1978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等人的汇报。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由谷牧组织研究出几条引进措施，到国务院务虚会上讨论(26) 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载于《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1978年7月6日～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60多位部委负责人参加并做汇报，对外引进是重要议程之一。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介绍了引进的安排，提出了500亿美元的规模。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这一方案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自此，中国多次派出代表团出国考察。其中，考察的重点之一就是美国的石油技术。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联合派出了10名代表在美国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访问，集中考察了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阿拉斯加州等地的47家石油公司，尤其对钻井平台、地震测量设备与船舶、测井系统、井下装置等设备兴趣浓厚。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全球性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陷入了恐慌，美国公开宣布要使用一切办法来应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目光转向此时开始出口石油的中国，而中国同时也需要美国的石油技术和设备。由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掣肘和既有双边关系的限制，中美双方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尽管如此，这种合作还是起到了改善和提升中美关系的作用。1978年，中美围绕石油展开的贸易和技术合作走上快车道，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27) 邓峥云：《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
1978年，对外引进的规模大幅度增长。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28) 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辑要(1978～2001年)》，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这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12月5日，化工部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报告，年内同国外签订了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有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除此之外，1978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基地、贵州铝厂、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五纳厂、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彩色电视项目。以上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29)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610页。 。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30) 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三次大规模对外经济引进》，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
四、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
“引进—消化—自主创新—再引进—再消化—再自主创新”，已然形成中国工业科研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逻辑环。
然而在关系到国防尖端技术上，苏联的援助并不可靠。1960年6月，二机部部长刘鼎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两种导弹七个项目，一个大口径炮厂、三个配套的扩建项目的设计与设备供应期限问题。苏方采取了既不拒绝又不积极援助的态度。设计要在1961～1963年才能完成，设备要在1965～1968年才能供应，把建设时间拖到八年之久。虽经反复谈判，苏方始终坚持原来意见不变。这次谈判后不久，7月苏联政府就照会中国政府，撤离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8月16日，苏联外贸部通知中国，停止对中国签合同，并对核子仪器、微波设备零件、电子管等已达成协议的商品提出撤销供应。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与东欧各国合作的技术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使已经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在多方面遭遇重大灾难的背景下，对于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探索，中国是放弃还是继续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面临新的抉择。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32)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科技人员再次发扬领导革命战争时的大无畏精神，绝不苟同苏方提出的与苏联共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要求，绝不以牺牲主权的代价妥协。重温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说过的：“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33)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12页。 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干部及科技工人千方百计继续研发和探索先进科学技术。
正是由于我国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了消化吸收，才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底气。
五、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的要领与途径
(一)毛泽东关于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洞见先进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中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34)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联结，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只有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赶上”的目标。毛泽东还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叫作技术革命。
毛泽东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5)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载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964年初，国家科委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针对科学规划问题做出以下指示：(1)十年科学规划既然搞了，就一定要认真执行，所需经费不多，可以保证。(2)这一仗是要打的，生产关系的仗打了以后，还要打生产力这一仗，不打科学仗，生产力就上不去。(3)理论研究要专门搞，摆上一批人，不要催他马上拿成果，好好搞点研究工作。战争向来有两手，一手防，一手攻。讲数量我们赶不上人家，因此，要考虑一点办法，从防的方面想办法，可以胜过别人，可以超过他们。(4)要培养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又红又专。留学生不要都派往国外，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经验值得学习。(36) 转引自《韩光在国家计委党组扩大会议上谈十年科学规划问题》，1964年1月21日。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再次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37)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载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一步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38)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自此，毛泽东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二)引进、消化、吸收的途径多样
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途径大体有三种。第一是通过书本学习，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第二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人。第三就是通过实践学习，大量派遣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学生到苏联学习、考察。50年代的留苏学生出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苏联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期回国后能够尽快投身到祖国的经济建设中，具有强烈的报国信念。留学生回国之后，很快就填补了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一些空白，承担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些成为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和产业的带头人和组织者。1980～2005年，中国科学院增选的院士中有100名留苏学生，从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到2005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109名留苏科技生。(39) 李超：《新中国建设人才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成长为两院院士的留苏学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引进西方技术的重要途径是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1949年，专门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来管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当时许多在美国的留学生，回国受阻，中国政府出面调停，几经波折，才最终回到国内。据不完全统计，1949～1955年，由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有1216人，整个五六十年代，约有2500名海外学子和专家学者陆续回国。学习西方的另一重要途径是购买先进设备和技术。1958年，外贸部和一机部耗费巨资，从西欧引进大批精密机床和大型发电设备。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装备集中采购事件。为了这次引进，国家共出售储备黄金300万两，换取外汇1.05亿美元，其中的2066万美元作为专款向西欧订购先进机床等精密设备，包括在西德订购重大设备51台、瑞士订购重大设备105台。这批设备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母机”，为后来加工万吨以上的水压机立柱、高压反应筒、万吨以上的远洋巨轮主轴、万匹马力柴油机缸体、3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等立下汗马功劳。与此同时，国家还动用专项黄金，从西方国家购买制造许可证和柴油机图纸(40) 刘爱国：《大国造船简史：惊涛骇浪四十年》，中国海事服务网，www.cnss.com.cn，2019年1月30日。 。20世纪60年代起即成规模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和引进新技术。
聘请外国专家来华工作也是引进的重要途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多次与苏联磋商，希望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1948年，援助中共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双方就苏联专家来华工作进行了反复磋商，于1950年3月27日，签订了《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之协定》。此后，苏联专家大规模、全方位、成系统地来到中国，遍布经济、技术、科研、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苏联专家的作用，1953年2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讲到：“……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一切我们用到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41)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苏联向中国派出了万名以上的顾问和专家。
美国最新研究表明，吃对了全麦面包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利，全麦面包含有大量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纤维等。如果连续吃两个月的全麦面包，不但能降低血压，还会使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30%。同时，全麦面包富含粗纤维，有利于增加肠蠕动，对便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此外，食用全麦面包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对减肥也有一定的好处。
在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封锁的恶劣环境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来自苏联的技术和设备援助十分珍惜。尽管所有的技术和设备都是通过贸易形式交换取得的，中国却一直称之为“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苏联的帮助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31) 周家鼎：《周恩来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载于《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三)消化吸收的基础在于大众教育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者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主导因素。毛泽东说：“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4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其中包含了人的素质提高、受教育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难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学校实行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众教育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中学入学率为24%，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43) 吴忠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人民网，2006年3月3日。 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明显走在了前列。中国这一时期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其不仅仅普遍提升了整个民族文化素质，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发展、为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于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四)通过举国体制消化吸收攻关创新
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率先进行高技术开发，拥有高技术攻关能力，并初步建立了高技术产业的国家。1951年，我国即注视新兴产业，发展了航空工业。1955年，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在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确定了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核技术、喷气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57项重点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为我国最急需的科技领域，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
如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有效组织全国大协作，毛泽东专门批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罗瑞卿兼任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主任，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指挥机构，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从此，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毛泽东又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300万吨级的氢弹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而且与国外相比，事故少，成功率高，耗资也最少。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入轨。
1965年，成立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誓言。不到十年，研究设计院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并铸造了我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工作为21世纪的民用核能奠定了基础。
要加强聋生的社会独立性必须坚持在教学、思想引导工作中的特殊化和日常管理工作中的非特殊化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学、思想引导工作中可以也应当根据他们的特殊性开展工作，提升他们的技能和思想认知水平；而在日常生活、学习要求方面应当将他们与健听生一视同仁，以相同的标准要求他们，不搞特殊化，教师、辅导员要逐步放手，让他们独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此促使他们逐渐摆脱心理依赖，增强其沟通能力、社会融入能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家长的关爱与引导。
1949年以后的30年中，我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全部建设投资的6.3%。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拥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198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估算已达到740多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44) 王宏：《风险投资：我国急需发展的特种金融业》，载于《金融改革》1994年第3期。 由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世界科技发展加速的趋势做出的具有远见的决策，主管机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高科技攻关人员的勤奋拼搏，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全国已经有38万个工业交通企业，国民经济各部门共拥有44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见表1)。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充分发挥这个基础的作用”。(45) 《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页。
表1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及其贡献率 单位： %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战略机遇期。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后发国家经济起步有重要帮助；但是，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就必须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竞争背后是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背后必然有科技“保护”。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毛泽东将科技研发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定不移，绝不放弃自主攻关，突破高科技的“瓶颈”。这种自力自强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该区域主要分布在流域的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海拔相对较高，虽然降水量较大，但降雨时空分布极为不均，且由于地势的原因，土壤蓄水能力差、地表水资源利用率低、农田水利设施落后，是流域内最容易受旱的地区，也是农业干旱脆弱性最严重的地区。经过对所搜集资料的综合分析，该区域可分为东北沂蒙山丘区、豫西山丘区和淮南山丘区等3个二级区。
六、教训与启示
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界限越来越模糊。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知识的追求成为人类的主要需求，知识转化为财富的速度空前加速，科技革命作为产业革命先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总结我国的历史，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广泛的科技创新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要汲取我国历史上将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结合，建立完整经济体系的丰富经验，也有需要汲取的教训。
20世纪曾经有一种观念天真地以为，中国只要发展好经济，一切东西都可以买来。直到20世纪末，惨痛的经历清楚表明：许多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修昔底德陷阱”还在威胁着后发国家。我们才恢复研制自己的大飞机、研制很多买不到的装备；即使是民用技术同样不能完全依靠别人。因此，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的奋斗目标：在科技革命方面第一步到2035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二步到21世纪中叶要建成世界科技强国。这个任务相当紧迫。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和许多企业对于知识产权重视不足。
将采集的叶片保存于湿润的封口袋中带回实验室，一部分直接称量叶片鲜质量，然后在 75 ℃烘箱中烘48 h，称量，计算每个叶片含水量；另一部分用超纯水洗净并自然晾干，于80 ℃下烘干48 h至恒重，而后在过量O2中完全燃烧并收集CO2，然后用气体质谱仪Delta Plus测定试样中的δ13C含量，测量精度小于 0.1‰（Craig，1957）。计算公式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结和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知识产权制度。短短2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但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需要得到普遍认同并切实贯彻落实。
历史表明，世界科学中心每80～120年就会发生一次转移。第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之前是文艺复兴，第二次科学和产业革命之前是启蒙运动，第三次是资本全球化。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是新科技革命的思想准备。人类需求的新变化会驱动新的科技革命。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的需求可以总结成三个方面：战胜饥荒、战胜瘟疫、战胜战争。今天的人类，正在转变为：想掌控幸福、掌控生命、超越自我。生命是人生体验的总和，在新的时代里面思想和体验逐渐可以独立存在。(46) 张杰：《新科技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今日科学网，www.scitoday.cn，2019年5月13日。 这对我们学习、创新的目标与路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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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4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19)16-0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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