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新阶段论文,路径论文,目标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5)05-0082-10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产业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依托丰富廉价的低端要素所形成的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抓住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重要战略机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逐步全面和深度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大规模资源要素投入，以及对环境资源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式利用等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伴随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往的发展模式和路径遇到了巨大挑战，亟待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变。正如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1]：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增长更集约、创新驱动更明显等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新阶段。 面临全球经济形势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风险增大、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复杂环境。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等新形势，也对我国开放型经济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带来了巨大挑战。2012年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出现了以外贸从超高速迅速跌入中低速为主要特征的增长“乏力”现象。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是什么？应当采取怎样的战略？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探讨。 二、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升级 新一轮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在“开放型经济大国”的基础之上，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迈进，逐步改变我国开放型经济“大而不强”的现实困境。而这一总目标升级大体又可具体分解为四个具体目标的升级。 (一)由大到强：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总目标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转型，而且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下，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张幼文，2015[2])，突出表现为在开放型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在位规模优势，比如经济体量的在位规模优势、货物进出口额的在位规模优势、外资利用额的在位规模优势以及外汇储备额的在位规模优势等等。然而，体量之大并非等同于筋骨之强，客观而论，目前我国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所取得的主要在位优势仍在于“规模”，分工地位不高、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够优化、质量结构不高、市场结构不合理、依托品牌和技术等核心要素构建的新型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等等，在另一层面说明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大而不强”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状况。当然，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上述发展情况也符合我国的特定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受制于要素禀赋等现实约束，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依托初级要素等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融入全球生产和分工体系，因而必然具有“低端嵌入”的显著特征。 这一发展模式和路径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通过将我国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并带动了开放型经济各种量性指标的快速增长。而量性增长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以跟随模仿为主要发展战略，加速形成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并以此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应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初的人口红利、土地市场优势逐渐消失。从所处现实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这是因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传统的主要依托规模扩张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从而为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必要性要求；另一方面，多年来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所取得的各种在位规模优势，也为转型发展奠定了必要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实条件。总之，实现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由大而强的转变，从主要依托数量规模扩张式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向主要依托质量效益提升型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型，是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总体目标和升级方向。 (二)由粗放到精致：实现开放效益的提升 长期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备受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效益不高，例如，理论和实践部门既存在着所谓“中国对外贸易只赚数字不赚钱”的质疑，也存在着所谓利用外资“以市场换技术失败论”等争论。当然，从附加值等角度来衡量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效益，直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融入全球生产和分工体系的方式有关，而究其本质，则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有关。如前所述，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前提下，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只能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因而，无论是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还是从产品内分工方面看，我们主要是专业化于传统的低端产业或者产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和阶段。这种嵌入方式和发展路径所带来的一个看似必然的结果就是效益不高，因为“高端”往往被与高技术含量、高增值空间、高发展潜能等联系起来；而“低端”则往往被与低技术含量、低增加值空间和发展潜能有限等联系起来。这种直观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高端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附加值，低端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低附加值(金碚，2013[3])。 从本质上看，高端往往能够产生高附加值的根本原因在于，或者说根本前提仍然取决于企业所掌握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在市场中并不面临充分的竞争从而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即某一个企业拥有的技术水平其他企业没有，或者其他企业拥有类似水平的生产技术条件，但该企业的生产技术仍有与众不同之处，那么便能产生高附加值。如果企业所掌握的技术水平在市场中面临着充分竞争，即便是处于高端领域，也难以产生高附加值。反过来，即便是在所谓的低端领域，虽然并不是所谓的什么高科技产业和产品，但“人无我有或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创造出高附加值来。上述逻辑并不难理解，而且在实践中的生动事例也比比皆是。例如，相比于太阳能光伏产品这种高科技而言，手表、女式包、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应该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产品，但生产太阳能光伏产品的很多企业未必都能创造高附加值，而处于所谓低端产业领域的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则可以创造高附加值；而同样成本和做工下女式包，我国生产的在国际市场上只能卖几百元，但法国、意大利生产的在国际市场却能卖到上万元。日本发展机械表和瑞士手表的竞争结局也能说明问题。因此，综合来看，我国开放型经济效益不高确实与“低端嵌入”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和更根本的是与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有关。因此，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亟待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效益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从以往的粗放式发展向精致化方向发展，这一点无论是继续发展所谓传统产业和低端产品，抑或是从传统产业和低端产品向新兴产业转变或者向产品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都是如此。总而言之，唯有改变以往依赖低端要素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传统思维观念，唯有改变一哄而上、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向精致化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型，才能实现我国开放型经济效益提升的根本目标。 (三)由窄到宽：实现开放领域全面的扩大 总体而言，中国前一轮开放主要侧重于制造业领域，具有“单兵突进”的特点，而服务业领域开放则相对不足。换言之，开放型经济使得中国制造业以“开阔地式推进”而获得了长足发展，也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实践表明，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优势明显不足，中国服务贸易连年逆差且逆差有不断扩大之势就是明证。当然，即便是在制造业领域，截至目前，出于各种战略考虑，也并非意味着开放了所有行业领域。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实现开放由窄到宽的发展变化，是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向和途径之一。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也是迎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趋势的现实需要。 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看，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说高端制造业发展，有赖于生产者服务的引领和支撑；而与此同时，服务经济本身也会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而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乃至主导部分(刘志彪，2015[4])。当然，与封闭条件不同的是，在开放条件下无论是制造业的发展包括高端化发展，还是服务业的发展，都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突破本国资源条件限制，借助“外力”加快推进。尤其是在当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通过扩大开放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不仅可以实现某些产业领域的“从无到有”甚至不断升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作用机制和渠道，共同促进本国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升级。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制造业领域开放来说，还是对于服务业领域开放来说都是如此。这是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的必然选择和现实需求。而另一方面，目前经济全球化所呈现的另一重要趋势就是，高端制造业领域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拓展，以及服务价值链的全球拓展。尤其是后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日益受到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并将之纳入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谈判中的重点内容而力图大力推动。因此，进一步扩大包括高端制造业在内的开放领域，尤其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是当前开放型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态势的现实需要。 (四)由被整合到整合：实现分工地位的提升 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在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的本质，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表现形式和必然结果。因此，前一轮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融入的方式是“被主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资源配置利用的方式是“被整合”(安礼伟、张二震，2015[5])。尤为重要的是，与以往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个突出特征表现为，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会按照其要素密集度特征差异，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所依托的主要是优势要素，即拥有什么样的要素和什么层次的要素，决定了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分工地位的高低不同不仅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所形成的竞争能力不同，参与分工和获取利益分配的机会不同，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对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主导能力不同。更确切地说，高端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往往更具主导能力，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实际也就是高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低端要素以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的过程。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去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主要依托的是普通劳动、土地等低端要素优势，而在诸如品牌、技术、信息、知识、标准、国际营销网络等高端生产要素方面严重不足。这种现实的要素优势分布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过去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扮演着“被整合者”的必然性。 面临当前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继续依托低端生产要素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仅难以为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更面临着“浮萍经济”和被开除“链籍”的风险。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由之前的低端要素驱动向高端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驱动转变，不仅是增创我国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实现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也是借此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需要。应该说，30多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已经为实现上述转变奠定了现实基础，比如前文所述的已经取得的各种在位规模优势，而除此之外，人力资本的日益丰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国内市场环境的逐步优化、制度质量日趋完善、产业门类配套齐全、本土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高等，对于实现开放型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新常态”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就是提升集聚全球要素进行创新的能力，以及提升本土企业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从而努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从“被整合者”向“整合者”转变，由单纯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向建立自己的区域及全球价值链转变，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总之，由“被整合者”向“整合者”转变，是“新常态”下我国开放型经济新的战略目标。 (五)由被动到主动：实现话语权地位的提升 客观而论，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全球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状况和格局。而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各参与国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而博弈的结果往往又取决于各博弈方话语权的大小，而各博弈方话语权的大小则取决于参与国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的大小。因此，这种“丛林法则”必然导致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少数具有主导能力和具有霸主地位的国家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从而使得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呈现出“非中性”的典型特征。在二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组织所确立的全球经济和贸易等规则，涵盖了经济、贸易和金融三大领域。尽管这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性，甚至在贸易优惠条件、维持货币稳定和项目投资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系列优惠安排，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总体而言，现行的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是在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因而可以说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是其继续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托。也正因如此，针对现有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批评，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批评络绎不绝，这也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何强烈要求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发展开放型经济，从游戏规则角度看，实际上就等于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和主导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尤其是加入WTO，表明中国愿意接受并积极遵守WTO为国际贸易所制定的为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规则。这是对现有规则的一种被动接受和参与(王新奎，2015[6])。当然，这一选择是在中国综合国力不强、经济基础薄弱、对国际市场影响力有限条件下，作为“国际经济”意义上“小国”的现实选择和必然逻辑。换言之，前一轮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在逐步适应外部环境中谋求发展的利益，而不是去改变世界。然而，30多年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惊人”成就，已经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国际市场上“微不足道”的参与者，转变为在国际市场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开放型经济大国。因此，今非昔比的各种变化要求中国不可能继续扮演着国际核心政策和规则制定的旁观者和被动参与者，而应是规则的主动制定者。这不仅是中国自身获得更多话语权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需要，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加中性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需要。积极推进国际经济秩序更新，参与构建合理有效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无疑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 三、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目标升级的路径 明晰增长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升级后，选择的发展路径是关键。概括说来，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依托传统优势到培育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 在前一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我们主要依托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优惠的政策等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今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要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就必须改变过去传统发展的老路，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而所谓“新”优势是相对于“旧”优势而言的，而具体的培育路径无非有两条：一是跳出过去“旧”优势的发展路径，重构新的竞争优势；二是依然遵循过去“旧”优势的发展路径，但需要为“旧”优势注入“新”的动力机制和来源。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其实质就是从主要依托成本和价格的竞争模式，向依托技术和品牌的竞争模式转变，即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沿着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向两端攀升，而从产业发展层面的“微笑曲线”角度来看，就是要从主要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向依托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要素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发展转变。客观而论，与美国以及北欧的一些工业较强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而言还比较落后，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整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由于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不足，我国大多数行业和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核心品牌。因此，要实现产业价值增值环节的跃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需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乃至标准的制定和引领能力，要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培育出品牌，制定出标准，从而实现产品和产业国际竞争能力“质的提升”。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即维持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同样是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处阶段重要的路径选择之一。通常来说，成本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要素价格，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应当看到，低成本竞争优势是市场竞争中永恒的主题，换言之，即便是在高技术产品和产业领域，也不能完全排除成本竞争的存在和重要性。而且从长远角度看，技术进步的实质也就是要将昨天的奢侈品变成今天的高端产品，将今天的高端产品变成明天的大众消费品，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无非是成本因素。特别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及其劳动力层次多样性的事实特征，决定了未来仍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的必然性(裴长洪等，2015[7])。因此，今后继续发挥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路径，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必然选择。只不过，过去我们发展开放型经济所依托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源于低廉的要素价格，而今后则需要为“旧”优势注入“新”的动力机制和来源，即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打造新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 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和大量引进外资等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型经济引致战略下，中国演变为世界工厂，制造业成为中国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形势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下，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渡阶段后，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面临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要素成本上升和自然资源制约瓶颈约束加大等困难，此外，中国也迫切需要通过非制造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拓展中国的产业链，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服务业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通过融入全球服务业生产体系推动和实现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将会成为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引擎。应该说，开放条件下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将是衡量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中国未来开放型经济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今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要在继续做大做强制造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努力在服务经济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过去的单一路径向“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同时发展的两条路径转变，也是据此实现开放由“窄”变“宽”的必由之路。 上述发展路径的转变，其实就是要在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的大趋势下，快速全面地融入全球服务链而实现服务经济大发展。为此，除了发展传统形式的服务贸易外，一是要抓住全球服务业通过FDI形式进行跨国转移的重要机遇，提升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以此推动服务业发展乃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二是要抓住当前全球服务外包蓬勃发展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外包。其实，无论是通过发展服务贸易的方式，还是通过利用服务业FDI而承接服务业链的国际梯度转移，抑或是利用国际服务外包的重要战略机遇，通过承接服务业和服务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服务外包，都是融入服务业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内容和路径。借鉴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大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扩大服务业开放中推动我国服务业在规模上的扩张和质量上的提升，不失是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三)从简单“引进来”到集聚全球先进创新要素 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爆炸式增长的“出口贸易”与其所具有的典型“外资嵌入型”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资本等要素跨国流动的实质就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具体而言，是利用自身的优势要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势要素相结合，在特定的技术水平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由于生产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不仅存在着数量上的最优配比问题，其实在质量和层次上同样也存在着“门当户对”关系(华民，2006[8])。比如，高精尖技术产品的生产通常要求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结合，如果与低素质的普通劳动力相结合，就会造成优质资源配比上的浪费，甚至会影响产品的生产。具体到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利用外资层面而言，两种现实因素影响着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质量和层次水平不高。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实要素禀赋结构状况，或者说自身的优势要素状况，决定了所能吸引到的外资质量和层次状况，特别是我们的优势要素主要表现在大量的价廉普通劳动者方面；二是基于开放风险的控制而实行的渐进式开放路径，即以制造业开放为主而在服务业领域开放则相对不足。上述两种因素决定了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业，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的“边际产业”，形成了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结构比较单一的情形，且呈现以低端加工和组装为主，而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和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较低等特征。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内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普遍存在着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失败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需要实施全面的创新驱动战略，因此，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发挥其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必然要求改变之前的简单“引进来”，或者说要改变以往的低端利用外资的发展路径，向高水平“引进来”，即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层次的高端利用外资发展路径转变。而所谓的高水平“引进来”或者说高端利用外资，其实就是要确立全要素理念，因为利用外资绝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流动问题，而是涉及技术、知识、信息、管理、人力资本等一揽子生产要素流动问题。因此高水平“引进来”，不仅仅是指将高端产业或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生产环节和阶段等向我国转移，更为重要的是依托资金流动而带动其他一系列高端生产要素的流动，尤其是“外智”等创新生产要素向国内集聚，充分发挥外资嵌入式的创新驱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概言之，提升集聚全球先进尤其是创新要素的能力，实现开放型经济由大变强、由粗放变精致等目标升级的重要途径。 (四)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在全球价值链尤其是要素跨国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有“引进来”，还应包括“走出去”，即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整合当地优势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从上述双向流动角度看，主要以“引进来”为主，而“走出去”则相对不足。当然，这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因为从微观角度看，“走出去”的主要是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企业并没有经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练”，也缺乏具有国际经营能力的企业家，更缺乏的是参与全球市场合作与竞争的企业家精神，加之我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外汇等金融支持条件也相对不足等等，一系列现实约束条件必然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相对较弱，还难以在全球市场上搏击风浪。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本土企业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不断得到历练和成长，不仅逐步积累了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经验和能力，同时也越来越具有全球经营的意识和理念，加之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开放型经济本质上一定是既包括“引进来”又包括“走出去”的双向循环系统，只有“引进来”为主或只有“走出去”为主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即便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一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比如，在前一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中国以“引进来”为主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被整合”“被锁定”“被导向”等问题。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或者说由“被整合者”变为“整合者”，不仅仅是要提升集聚全球先进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的能力，还要有走出去就地整合东道国(地区)优势要素的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走出去”作为布局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已经成为掌控全球价值链进而决定自身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发展途径。因此，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尤其是亟待向由大变强、由被整合到整合等目标升级过程中，在注重高水平“引进来”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整合全球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为我所用”，无疑是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五)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从接受全球经济规则中获得了很多好处，这不仅表现在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首次超过美国而一跃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迄今唯一的发展中第一贸易大国，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的位置，等等。这种变化标志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开放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全球贸易的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均做出了积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竞争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之，当前中国不仅已紧密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而且在全球经济中也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接受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而获得发展机遇并取得一系列骄人成绩的“光环”之下，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非中性特征，而这种非中性特征不仅使得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呈现非公平性特征，且越来越对中国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形成了重要约束。比如，当全球经济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时，特别是全球经济规则逐渐向国内经济渗透，即要求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与国际规则协调、融合乃至无缝对接，就会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经验、议题设置能力等限制而出现开放利益受到潜在威胁的情形。 目前，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如果参与不够或者说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中发挥的作用不够，那么在未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中国有可能会面临着第二次“入世”的规则接受问题(仇朝兵，2014[9]；盛斌等，2015[10])。因此，伴随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和分工地位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方面拥有与所处实际分工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需要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情况做出全面总结、梳理和研究，以便在不断发展和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谈判中，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其制定之中去，提升话语权和话语能力，影响乃至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走向，使其向着更加中性化方向发展。这是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是为经济全球化能够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和健康的方向发展，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的需要。这是实现我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实现话语权地位提升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四、新阶段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 在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需要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重点是实施“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两大开放战略。其中，自贸区又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贸协定(FT-Agreement)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内实现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而狭义是指一国在自己领土上划出一块地方，单边自主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所形成的自由贸易区，有时也称为自由贸易园区，其实质是“境内关外”。为区分之便，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后者称为“自由贸易区”战略。 (一)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开放战略 在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开放型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以及需要有新目标和新路径的背景下，实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谋发展，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有利于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在特殊背景和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这一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深刻和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实施“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本质上就是要实现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即所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显然，政策沟通是中国进一步密切与周边乃至全球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保障；设施联通是促进中国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更为有效交流的物理基础保障，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要想富，基础设施要带路”(Duranton et al.，2014[11])；而进一步实现贸易畅通，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对于构建自由贸易网络体系，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和提升发展层次和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资金融通则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货币稳定体系、信用体系以及投融资体系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合作的深化还能够为开展其他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重要支撑；而民心相通则为中国在更高层次上的开放构筑起坚实的社会根基，因为更高层次的开放需要获得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内全球各国的文化认同。 总之，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角度看，着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对于遵循有效的发展路径进而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目标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当前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整体经济低速增长，我国的市场拓展空间和潜力明显受到制约，国内很多产业已经出现富裕产能，而这些产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恰好是急需发展的产业。加快“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不仅能够创造庞大的出口需求，从而成为破解当前需求不足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有助于与国外进行产能合作，为国内产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腾出空间，增强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仅能够扩大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从而不断推进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和利用外部优势要素，布局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此外，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从而面临的资源能源制约形势日益严峻条件下，加快“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对于破解国内经济长远发展的能源资源供给瓶颈，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总之，着力实施“一带一路”的开放战略，无论是对于培育新优势、还是“走出去”、集聚优势要素、扩大开放领域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努力谋划“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等实现由大变强等目标，其实就是在更高层次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为此，一方面不仅要迎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另一方面，还需要迎合乃至主导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相对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全球生产、贸易与投资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经贸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正在形成。当前由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主要是因为传统多边贸易体制仍着眼于以降低贸易投资壁垒、扩大“市场准入”等为主要目标，这种“边界开放措施”已经不能满足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全球贸易与投资治理的需要，而建立以“边界内开放措施”为主、旨在通过各国国内政策和规则的协调与融合，建立适应现代世界贸易与投资发展特点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全球经济新规则，势在必行。这正是为什么在多哈回合受阻以及多边贸易体制受挫情况下，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兴起的重要原因。2013年以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都在加速推进(东艳，2014[12])。 由此可见，全球经济新规则正在形成之中，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挑战主要是来自于，如果中国未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中发挥应有作用，那么未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仍然要被动接受“现有规则”，面临着第二次入世的挑战；机遇则表现为，在全球经济规则的大变化大调整中，只要中国能够正确把握机会，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影响乃至力图主导着新规则的制定和形成，对全球经济新规则朝着中性化方向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更能为中国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正确有利的规则环境。着力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积极参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新规则的谈判，就是要在谈判中“练兵”，就是要在新规则实施前进行熟悉、了解、影响甚至是主导，而不是被动地等着新规则形成之后再去适应。不容否认，中国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并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近年来也表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伴随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谈判的完成，中国的自由贸易区(FTA)实践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新突破。但是总体而言，由于起步较晚、经验不足，中国参与的区域组织要么一体化程度不高，要么经济规模较小，如何将已有的区域合作推向更高层次的“升级版”，或选择更为广泛的区域合作伙伴，参照当前全球经济规则“高标准”的趋势和思路，积极参与、影响乃至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迈入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总之，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不仅能够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深化合作中培育新优势、利用新资源、扩大开放领域等，更有助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从而实现分工地位和话语权的提升。 (三)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 实际上，无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升级，还是探索有效的发展路径，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也是主动适应和应对国际经济新规则挑战的必要战略。因此，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还应该包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尤其是进入发展新阶段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更确切地说，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传统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释放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选择。换言之，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从以往的政策性开放型转变为体制下开放，从而为新的目标升级和具体的发展路径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而所谓体制下开放，就是要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如此，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能够有效消除商品和要素跨国跨境流动的各种障碍，从而在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能够与全球经济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开放型经济大发展，为实现新目标之路的畅通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正确研判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的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使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导向层面做出的重大尝试和努力。 然而，从以往的释放“人口红利”向释放“制度红利”转变，或者说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看，在实践层面，我们仍然处于并必须进行体制开放的“探索”阶段。虽然从外资外贸等规模上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但是从产业角度看，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不仅包括某些高端制造业，更包括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需要形成完整市场经济运作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必然方向。与此相应，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和提升开放层次，还需要完成与之相配套的各种改革，需要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寻求改革的动力，探寻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需要构建与全球经济规则相对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进行体制开放“探索”的最佳战略选择就是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因为既然是一种体制性开放的探索，那么就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所以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可以有效地将某些特定的“境内关外”区域作为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成功则可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层次高水平开放经验，失败则可以将风险控制在特定范围内，不至于有损大局。总之，以“自由贸易实验区”为抓手，积极推动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通过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各项制度安排、实验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从而适时向全国推广，可以更为有效地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和创造新局面。标签：开放型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全球价值链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企业转型升级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高端服务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