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梁平民间老年绘画艺术研究_梁平论文

重庆梁平民间老年画艺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画论文,重庆论文,民间论文,艺术论文,梁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568(2005)04—0054—09

中图分类号:J209.9

文献标识码:A

年画是我国民间最为盛行的一种艺术样式,过年家家贴年画反映了我国民间的习俗。被国外盛誉为“东方古老之花”的中国年画历经了千古岁月,绵延至今,是我国民间民俗的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份我国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年画”一词正式出现,是在清代的道光29年(1849年)李光庭所著的《乡言解颐》,其云:“(春节)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开头)也。”① 作为“年文化”的年画,不同的地区,因习俗等的差异,年画的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自然也存在着差异。

重庆梁平县(原属四川川东的万县地区)老年画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年画一样体现了民间吉祥文化的特征,她以其自身的地域特色,显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四川绵竹、夹江两地的年画并称为西南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年画以及生产地。梁平,史称梁山。据《梁平县志》记载,西魏元钦二年始建于梁山县,历史悠久,1953年才将梁山县改称为梁平县。但梁平老年画究竟发生于何时,目前尚无可信的史料印证。就唯一可查的是,《高梁耆英记》这部文献资料。这是一部专门荟萃梁山(梁平)清代时期的梁平文人的感想、诗歌、记事、题记等的集子,由梁山梦蜨氏、张孔修编辑于民国25年,梁山劝学所刊印。其中有的诗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靠的参考史料。《高梁耆英记》中收录有清代诗人蓝选青(约活动于清初)的《梁山竹枝词》,其云:“闲披屏市诸先生,官绿榜黄色色新。更有驰名京省处,钩金水甲土门神。”② 从诗人的年代上看,梁平老年画大约产生于清康熙时期,这仅仅是一个下限。诗句中印证了梁平老年画在清代已经盛行于京城与省会大城市,足见梁平老年画流传甚远。不仅如此,我们还从《高梁耆英记》收录的诗句中,可以明确地看到清代时期梁平老年画在民间盛行的情景。如孙太陶的《梁山竹枝词》云:“新贴门神与彩钱,干支嵌入选青联。邀同相好人三两,去拜邻家跑跑年。”③ “竹枝词”源于巴渝地区,最先就名为“巴渝辞”,记录了巴渝地区的风俗人情,各地山川、名胜,以至方言、俚语等,是流传于渝东一带的民歌。巴人善歌舞,每逢佳节喜庆,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击鼓踏歌,联唱竹枝。公元822年,刘禹锡来到三峡,这期间,刘禹锡汲取了巴人竹枝歌舞的精华,创作了《竹枝词九首并序》、《竹枝词二首》。由此竹枝词在中唐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诗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高梁耆英记》这里的“梁山竹枝词”的描述,就是对梁平(梁山)盛行年画这一习俗的一种客观事实的描述,同时透露了梁平老年画以“门神”为主要内容的特征。的确如此,我们从文献与实物对照,梁平老年画大多是门神题材。

一、主要年画刷房沿革与图像的传播

上面《竹枝词》中的“屏市”指的是梁平县的屏锦铺。屏锦铺(现为屏锦镇)是梁平老年画的主要发源地,后来屏锦的刷房又开设到了袁坝驿(现为袁驿镇)。屏锦铺在清乾隆年间年画业成立了行会,会名为“梅葛会”。梅葛二仙是民间染织业的颜料祖师,便以梅葛二仙之姓成立染织帮会。④ 刷房的坊主和工匠都可自由加入。并还由染纸、刷房老板集资捐修“梅葛庙”,每年农历6月16日举行办会,祭祀梅葛二仙以及商讨和履行帮会一切事务性的工作。据梁平徐典隆老人(1911—1979年)的口述历史记载:梁山红纸刷房,始于清代乾隆时期的龙家刷房。即龙家刷房是梁平老年画的源头。乾隆末年,徐典隆的太祖父徐梅仙幼年学刷红纸于李家凤祥字号,而李家凤祥字号又是向龙家刷房习的艺。徐梅仙成艺后,自开“和盛发”字号。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刷红纸门神。后来徐家又发展了由徐典隆的叔父开办的“徐·德和泰”、“徐德和”刷房。从屏锦铺清乾隆开始至民国,在这200多年的跨度里又扩展了大约三十多家刷房字号,诸如桓太正、恒仪号、正兴号、信立号、王恒茂、锟发号、信义恒、德和泰、冯兴祥、德钦恒、正兴隆、张正顺、复兴恒等,均集中在梁平的屏锦半截子街和袁驿镇一带,两处刷房人员数百人之众。

要论规模与影响,清嘉庆元年(1796年)徐韩臣(1756年—?)创办的“信立号”才真正具有较大的规模并从此有了深远的影响。仅徐韩臣的“信立号”一家雇工匠就有三十余人之多。著名刷房“信立号”到徐丰隆(1879年—1943年)、徐誉隆(1873年—1946年)堂兄弟时,于1921年成立信立号的分号,即“丰记”和“誉记”。“信立号·誉记”在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均开设分庄,其年画面向西南地区、长江流域以及湖南、陕西等地区外销,十分盛行,然而“誉记”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因走水路时装运年画驳船触礁翻船,从此便走向衰微。而“信立号·丰记”则要幸运一些,徐丰隆的大儿子徐弼,二十年代从南京艺专毕业后回梁平在中学任教,受过学院艺术教育的他利用假期参与家族的年画制作,这对梁平老年画的生产与发展无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在宜昌有年画销售业务。抗战开始后,日寇飞机对梁平狂轰滥炸,也没能中断梁平老年画的生产。另外,清朝末年“德和泰号”亦兴盛蓬发。“德和泰号”作坊主徐梦堂(约1874年—1924年)常年在上海销售年画,其六个儿子都分别设立刷房,规模较大。“德钦恒号”的坊主徐云昌有一个堂弟名徐云山(1854年—?),自幼父母双亡,拜了当时川东一位较有名气的画师雪六子为师,同时又向民间艺人学习木雕技艺,加上天资聪颖,颇富想象力,十五、六岁就能独立刻版印制,从而深得作坊主的重用。他超出古老的神荼、郁垒等门神题材,创作了《钟馗嫁妹》、《麒麟送子》、《盗令出关》等民俗题材的年画,颇有几分“浪漫主义”的意味。他这一新颖的艺术想象力与艺术创造手法,吸引了其他刷房商号,争先仿效摹刻,影响深远。其中《盗令出关》现收入《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

梁平老年画在旺盛的季节里平均年生产量大约在数百万幅左右,绝大部分在国内川、陕、鄂、豫、滇、黔、湘等省销售,也有少数年画销往香港以及东南亚。更有甚者,如“徐·德和泰”号制作的《八美图》年画等,还曾远渡重洋,被法国迷恋东方文化的爱好者所收购并珍藏。解放后,梁平老年画因种种原因基本停止制作。

二、梁平老年画主要内容

就目前,如果我们把《梁山竹枝词》作为唯一的文献来看待的话,孙太陶和蓝选青的梁山竹枝词均提到的是“门神”年画。梁平流传下来的年画图像,也显示了与文献与图像相吻合的“门神”为主要表现内容。在相互印证的材料中,使我们认定梁平老年画主要以门神为主,并辅以其他为数不多的内容。

在中国民间民俗中,早在秦汉时期就将“神荼”、“郁垒”、“成庆”等驱邪除鬼的神灵图像贴于门上,以驱邪除鬼,祈愿平安。也就是说年画最早起源于门神画。东汉时期应劭所著《风俗通义》祀典中引《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妄搰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⑤ 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⑥ 这是“神荼”、“郁垒”二神作用的解释,说明这是最早的门神。又据南朝梁代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右神荼,左郁垒,俗谓之门神。”⑦ 表明了门神由一右一左的神荼、郁垒的约定俗成的最早构成方式。唐代增加了“秦叔宝”、“尉迟敬德”以及“钟馗”等等左右门神,都是按照这种传统路径构成的形式组合的。梁平老年画的门神也不例外地来源于中国民间传统,也是按照古老的“门神”年画轨迹发展的。尽管有其他的样式,但仍然始终作为门神这一意义上使用的,而用于非门神的内容与形式相对较少,固守传统的形式的路径依赖,大概是梁平老年画的特征。

目前流传下来的梁平老年画多数是《将》、《帅》、《将帅》、《立斧》、《立刀》、《正扬鞭》、《马儿门神》、《马儿锏》、《歪像》、《帅帽》、《加官》、《帅旗门神》、《歪拔剑》、《秦琼》、《尉迟恭》等样式的门神年画。就这些名称来看,显然是把传统的门神“神荼”、“郁垒”等加以变异了和直取唐代的门神形式。当然,如果仅仅于此,那么梁平老年画就没有它自身独特之处了,也就不可能成为西南地区三大年画了。一个有趣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梁平门神年画在传统的基础上加进了一些造型小的人物,其中有的明显的是把“五子登科”、“麒麟送子”以及寓意“连生贵子”等内容融进传统的门神中,把镇邪驱鬼的镇宅之神与民俗中普众的“得子”、“登科”等愿望融为一体。门神不仅仅是镇宅之神,同时也是保佑宅主后继有人、吉祥富贵。正所谓“天上麒麟儿,地上状元郎”。“麒麟送子”是中国古老的民间祥瑞寓意。西汉《礼记·礼运》云:“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为“四灵”之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麟,牡麒也。”⑧ 后统称麒麟为民间祥瑞之兽。五代前秦《拾遗记》记载:“夫子(孔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虽是伪说,却是“麒麟送子”的本意。后有“麟子”、“麒麟儿”等颂词吉语,表示麒麟会送来成才之子。“麒麟送子”、“天仙(骑麟)送子”便由此演化产生,成为民间最喜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元顺帝懽帖睦尔时期的大臣元脱脱等主修的《宋史·窦仪传》中记载:五代时期的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一个叫窦禹钧的人,年过而立尚无子。一日梦见祖父对他讲,必须修德从天命。从此,窦禹钧勤俭节约,用积蓄为家乡兴办义学,大行善事。此后,他果然接连喜得5个儿子。窦禹钧秉承家学,教子有方,儿子们也勤勉苦读,相继在科举中取得佳绩,在朝为官。“五子登科”的典故由此而来。民间中常把“麒麟送子”、“五子登科”绘于图像等,以期望后代能通过读书而进仕途。寓意为“连生贵子”的图像,可能源于佛教中“化生童子”异变而来的童子形象,将孩童形象处理为,一孩童手持莲花荷叶,另一孩童手捧红枣花生等,以此体现民众多子多福的普遍愿望。

梁平老年画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本不相干的内容题材架构、并叠在一起,延伸不同的内容共存于一个时空,使其共时中形成一种新的、内涵丰富的并超越以往的门神年画镇邪驱鬼单一的内容。空间的意义产生了“存在”的多变性,时间的意义发生了“延缓”的变化,极大地构成了年画内容与形式上的张力,实属梁平老年画的一绝。这一特色也显现了梁平老年画图式的与众不同和内涵特征。

梁平老年画这一“新”的变化,出现至少是在“信立号”的创始时期。从现有流传的图像来看可以印证,有几张表明有“信立号”题旁的老年画就反映了这种“新”的题材容量,当然“信立号”这仅仅也是个下限。因此,梁平老年画融合题材的创新或许还要早一些,只是需要我们发现更早的年画来印证。我们还有理由推测与相信,为什么梁平老年画在“信立号”的刷房创建时,规模与影响才真正地逐一展开并实现,就是年画的内容有了更新。既有镇宅之内容的神,又有祈求贵子与富贵等内容的儿童形象融为一体的年画。丰富的内涵与形式的变异,自然更易受到民间的接受与喜爱,也因此,发行量如此巨大、影响也更大。

三、梁平老年画艺术风格特征与影响

作为木版制作技术,梁平老年画的制作技术来源于民间传统的制作技术。唐末五代,我国的雕版技术就已经非常发达,木版印刷的出现,也导致了木版年画在唐末五代出现。宋以降制作技术非常普及。南宋刻印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是现存我国最早的木版年画,一般叫它《四美图》,画的是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四大美人。明清之际,年画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在民间异常普及。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河南的朱仙镇、河北的武强、山东的潍县、四川的绵竹等,都是民间年画主要出产地,足见木版年画是我国民间传统的手工工艺。作为运用传统木版雕刻技术的梁平老年画出现在清代,同样也是传统工艺的技术。我国各地年画,由于地域的差异,在艺术上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与特征,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然,作为民间喜爱的年画,在较发达的地区,流传较广,故此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

作为门神年画用常见的夸张手法,缩短身长的比例为四个头长,使其造型敦实粗壮,给人以孔武有力之感。在门神中没有一个有颈部的,民间工匠的造型口诀是“英雄无颈、美女无肩”,这是我国门神年画都具备的共同特征。而梁平老年画的门神,除了体现这一共同创作的原则外,还与其他地区的门神年画有着不同的形式。如《将帅图》、《立刀顿斧图》、《门神·麒麟送子图》、《门神·五子登科图》等年画作品,造型上除了具备共性外,我们看到的是温厚慈善,动态与表情都有一定的节度,并不张扬。也就是说,即或是竖眉瞪目《尉迟恭》,也不是凶神恶煞的那一类,倒似乎有些文气。动态有些内敛的造型,与温文尔雅的面部表情十分相称。在《将帅图》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他们的脸上有一点微笑的表情,将本该属于镇宅之神,变为了“谦谦君子”。当然,作为门神,威武的姿态与形象自然要保留的,不然起不到镇邪的作用,因此,门神的面像,无一例外都配有飘动或垂直的胡须,一身“戎装”与手持斧或宝剑,仍保持有镇邪驱鬼的威慑力。像这样既温厚又不失威慑力的造型与神态的处理,在其他地区的同类年画中实属罕见。这具有“儒雅的门神”形式造像的原因,在于梁平老年画的内容上的融新与综合和儒家文化的沁染。门神显然是在唐代“秦叔宝”与“尉迟恭”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门神形象,服饰具有明代朝服的特征,加上“令旗”,脚蹬战靴,这基本是门神的样式。“门神”在配以“麒麟送子”、“五子登科”以及“化生童子”演化而来的“贵子”等,门神的表情自然也就有了新的变化。“新”的门神就不仅仅只是镇鬼驱邪的作用了,他还增添了保护人们多子多孙、子孙成才的作用以及读书进仕等愿望。民间艺人不可能不考虑这一融合之后,原来震慑鬼怪的门神表情是否还适合,故此,在威武的表情中融进了文雅形态、微笑的表情等。这一特点成为了梁平老年画图像艺术的风格特征。

造型上梁平老年画还有粗细两种不同的特点,即粗版与细版两类。比如《立斧》、《四郎探母》、《立斧·五子登科》等即是粗版。粗版制作程序较少,也就是说套版的次数少,线版(墨板)与色版的相套也并不十分严格,有时一幅画中无意之中漏出一些空白, 倒也增添了一些趣味与生动性。略类似于国画中的空白之妙趣。另外线版的线条也不是属于精细的一类,线条也是时断时续,但却又十分连贯,它规范了色彩占用空间的灵活性。所以,图像给人的视觉感受是灵动的,从而去掉了“板”味儿。用色方面除了红色外并不鲜艳,多用间色为主,以至于有用复色的地方,使其画面温和协调。色版最多四个,一般都用三色套版,简洁明了,其色彩思路仍然是中国民间色彩的搭配意识,以套红色喜色为主,以及善于用对比色协调画面。复色的概念是中国色彩学没有的,它源于西方的色彩意识,这可能是受到西画的影响。因为徐弼二十年代毕业于南京艺专,受到过西画的专业训练,后回梁平后参加过版画的设计与制作。但梁平老年画受西画的影响,仅限于此。⑨ 总之,这样的粗版,颇像中国画的写意性的意味。

而精细的一类细版,就有点像中国画中的工笔感觉了,实属精雕细刻之作。比如《将》、《帅》、《立斧·麒麟送子》等图即是细版。细版制作技术复杂套版程序较多,而且非常严格,线版与色版的雕刻精致,套版严格。线条颇似铁线描或高古游丝描的一类,匀称流畅。严格地规范了用色的占有空间。色彩以正色为主,兼配以间色,暖色类喜用桃红或朱红、桔黄为主,冷色类常用鲜蓝(民间说粉篮),配以绿色、紫色等间色,中性色用槐黄等。色彩观念乃是民间的传统路径,多采用对比色,耀眼刺激,鲜亮夺目。所谓“红配绿,嫩笃笃,红配黄,喜洋洋”,是这一民间的色彩观念为主导的审美意识。为了达到色彩的统一,通常以暖色(主要是红色)为主,其用色面积最大最整,而对冷色(主要是蓝色)作为分割处理,即小面积的多次分散地复现,减弱了冷色与暖色视觉平均的对抗与冲突,等量的对比被化解,不但给人有色彩“丰富”之感,从而也构成视觉上的和谐统一。版与版的相套十分吻合,丝丝入扣,一般不会出现像粗版那样的空白,显得十分精致又稳重。最有趣的是,也是梁平老年画的特征之一,就是完成了所有的套版之后,局部地方还用手绘进行装饰纹的勾填,增加了画面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尤其是,在人物的脸部面颊上抹上两道用白酒调和的红色,用酒的目的使其颜色自然化开,以达到晕染的自然效果。抹红这一做法的真正目的尚不清楚,似乎受戏剧人物化妆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使人物增添了不少的意趣与视觉观赏性,也许民间艺人就是认为这样好看吧。细致严整的套版与线刻,和手抹处理活泼的腮红,恰好形成对比。无论怎样,可谓别开生面。总之,细版是严谨有法度又不致使呆板。

不论是粗版还是细版,人物的形像都比较饱满,具有梁平老年画造像特征的高古贵态、庄重慈颜。门神的动态造型有一定的规范形式,动态变化不大。譬如侧面的造型一般是采取四分之三的角度,头微微上扬,目光朝斜上方直视,有的呈弓步形站立,有的是双腿略微分开站立。有的手举宝剑,有的捧吉祥物。正面直立的造型一般变化在手上,身躯与头部基本没有动态,完全依赖于手臂的动作暗示出人物造型上的变化范式,构成了静中藏动的稳重结构。

图像所显示的色彩、线条、造型、情绪、寓意等诸构成要素,都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似的手法与意义。此处的浪漫主义并非是西方的浪漫主义的同构,而是中国民间本土的浪漫主义手法,概念相同但内涵不一样。中国民间广泛地运用红色,体现了古老的吉祥寓意,这是中国民间民众的浪漫情怀。而且中国民间(不仅仅是民间,而是整个中国古代的意识)对颜色的使用,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依四方和中央分配颜色。东方为青、南方为赤、西方为白、北方为黑、中央为黄,故古代以青、赤、黄、白、黑为五色,也称为正色,其他色彩为间色。梁平老年画的用色观念也来源于传统的这一色彩观念,以正色为主,辅以间色。使用“正色”有意含镇五方之鬼邪的隐喻,青(蓝色)、赤(红)、黄色为梁平老年画的主色,黄色当然要有所忌讳,因而改变了黄色的色相,成为桔黄色或淡黄色(藤黄)。间色主要是紫色和绿色。所以这里的浪漫主义似的色彩对比,充满了中国民间气息的色彩意识。造型的夸张与灵活性,以及民间的“三庭五眼”的比例关系,均是中国民间的浪漫主义理想意识与观念。

在梁平老年画的传播过程中,对著名的湖南回隆“滩头年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滩头年画”的题材、用色以及手绘等形式无不受到梁平老年画的影响。如《立刀》、《帅》、《扬鞭》等题材均来自梁平老年画的相同题材,用色也以红、蓝、黄正色为主,以及其结构形式也来自梁平老年画的影响。

四、制作技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梁平老年画的不同工艺生产出不同的品种,大致分为水货、托货、清章、花笺四大类。梁平老年画的工艺经历了由简单至复杂逐步完善的过程,分工明确,从画稿、制版、刻版、调色、套印、人物开相等均有专人负责。简单的程序有5至6道版,较复杂的版发展到12至13道版,有一整套完整的制作工艺程序。这些制作程序。是十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制、刻版:首先制作木版。梁平老年画选择本地的优质梨木,将梨木晾干后加工成画幅大小的木板,用土灶蒸上五小时,以保持木板不变形。如宽度不够的梨木板,需两块木板拼成一块,便在两块之间缝中打竹签加牛胶固定,然后将木板上下两面刨光、打磨光滑待用。然后将完成的创作线描画稿,用糯米饭捣碾成糨糊状粘贴在刨平打磨平光滑的梨木板上,刻出轮廓线版,线版用挖底深刻的方法,削除线纹两边多余的板,凸刻出人物造型的线条,要求刻下的线条粗细均匀、清晰、遒劲、连贯,并具有力度与弹性。根据线版,再刻制各种所需要的色版,各版要保持造型上的一致,准确无误,并尽量保持原稿风貌与韵味。

2.颜料:梁平老年画所用色材质有植物和矿物质颜料,这与中国所有民间绘画的颜料是一致的。只是梁平艺人称植物颜料为软色,称矿物质颜料为硬色。又将冷色称为阴色,热色称为阳色。软色具有很高透明度,清润纯净,如果加粉有浅淡柔和的视觉效果。硬色具有一定覆盖力,因此色泽厚重沉稳,有较强的穿透力的视觉效果。在正色系统中的红色有,煮红(苏木子)、朱红、粉红。正色的蓝,为粉蓝(接近古蓝)、佛青(接近群青)等。正色的黄,为桔色(黄丹)、槐黄(槐花子)等。正色黑,为烟子黑,另有间色品绿、紫色等。所选原料均属上乘,其色泽鲜艳沉稳,久不褪色。所有研制打磨的颜料需加热后使用。调色媒介有胶、矾水、白泥等,所有媒介在使用时,都需先用热水稀释,并过滤去渣,在冬季得先用暗火煨化才能使用。总之选料与工艺上十分考究。

3.纸张:梁平老年画的纸是在“二元纸”的基础上研制的。“二元纸”为本地百里槽出产的白夹竹而加工的手工纸。在使用前,先将“二元纸”蒸二小时左右,使其褪去脆裂性和缩水性,照二元纸大小,做成木箱,装满胶、矾水。把二元纸放在箱上,轻轻地拖一遍,使二元纸沾满胶、矾水。将观音土(即一种白色的粘土)碾磨、调浆沉淀晾干成细粉末,加用牛皮边脚料熬制的牛皮胶水调和均匀,平涂于“二元纸”表层并烘干。纸色洁白、纸质结实,有较强的吃色力,又可防止颜色过于渗透,光洁耐用。纸的大小为,宽52厘米,长120厘米。

4.印制与手绘:梁平老年画的印制同传统的版画印制大抵相同,先印制线版,即定形。再套暖色版,暖色版面积大,再套冷色版,也就是说先印制色彩面积大的版。套色水印完成后,有的地方需要用手绘,最后才算完成作品。手绘主要在头部以及服饰中花纹装饰。手绘在头部就是“开脸”,多为师傅进行。所谓“开脸”就是将人物印刷完成后,手绘是先晕染出面部颜色,然后使用特制硬笔手绘眉毛、胡须,线条均匀细劲有力,并在眉毛、眼睛以及颧骨下端,略施浅淡的黑色以突出五官的精气神(并非像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体现人物的体积、结构,实际上是对梁平老年画的一种误解),眼睛下有时使用淡绿,这种开脸的方法展现人物的神态与情致,为其他地域年画不常见。当然这属于“细版”一类的“开脸”方式,“粗版”一般不用手绘。梁平老年画最有特色处还有,在脸颊上涂以腮红,呈椭圆条状。有的用手抹,有的用毛笔侧锋,蘸红颜料描绘,再用酒晕染边缘,使其有自然晕染的效果。

梁平老年画以其自身的风格特征与艺术表现形式,是我国民间不可多得的民间艺术文化遗产。“民俗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即使用现代技术令其‘修旧如旧’,其历史文化价值也不如原来,因此必须把抢救保护放在首位,开发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特别是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把它‘活化’,使之扎根在群众手中,培养传人,代代相传。”⑩ 我们研究民间艺术的文化遗产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梁平老年画的技术制作工艺如制版、印刷、颜料的研制,以及纸张的研制等技术,都属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前人的创造,也是前人内心情感的智慧表达。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梁平老年画的表现形式,体验前人的创造力及其情感与生活,通过梁平民间文化的基因,了解民族文化的基因。因此,要彻底保护梁平老年画,应该结合民艺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致地理学等,以诸方面的学科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20世纪80年初期,笔者曾参与梁平老年画的学习与开发,但那时还没有现代的保护意识,更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因而,人们保护意识较为淡漠,有些非常珍贵的绝版散失,实为可惜。如今,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梁平老年画也在各界人士以及当地政府的关注和领导下积极收集、整理,同时进行了抢救、保护等措施,并上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们希望并相信真正能够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说,既要保护文物,更要保护文化,别给后人留下一堆遗产空壳。

注释:

① [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② [清]蓝选青:《梁山竹枝词》,张孔修编辑《高梁耆英记》,梁山,劝学所刊印,民国25年版,第36页。

③ [清]孙太陶:《梁山竹枝词》,张孔修编辑《高梁耆英记》,梁山,劝学所刊印,民国25年版,第23页。

④ 民间以梅福、葛洪为染房之祖。梅福是西汉学者,王莽专政时弃家求仙。葛洪是晋朝著名道家,著有《抱朴子》,精于炼丹术,好神仙养身之法。传说由梅仙师种植了蓝草,葛仙师用蓝草作为染料,故梅葛二仙成为民间染织之祖。

⑤ [汉]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⑥ [普]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⑦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⑨ 有的研究梁平年画的人,误认为梁平年画在造型上受到西方绘画影响,比如说有明暗、体积等意识。那是站在现代人的艺术视觉来看待与评判传统的民间艺术,其结论必然有问题。

⑩ 叶春生:《民俗文化的空间转换》,《光明日报》,第五版《文化周刊》,200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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