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身份的惶惑——论鲁迅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身份论文,惶惑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过程中重要的文化选择时期，也是这个民族在急剧变化时代，在世界格局中寻求身份地位的惶惑时期。鲁迅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心态。他笔下的狂人、阿Q、七斤、孔乙己、 陈士成们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民族文化身份失落时的惶惑和恐惧；在这些形象身上，也反映了鲁迅对民族生存境况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思考。我以为，这是鲁迅思考当时社会问题的极为重要的切入点。
（一）
鲁迅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地表现了国人在身份定位上的矛盾与冲突：七斤们在皇帝臣民的位置上摇摆不定，祥林嫂在阳间和阴间的道德关系中束手无策，孔乙己、陈士成们在被社会的体制拒绝之后的必然的死亡，以及阿Q们在茫无头绪地寻求出路， 假洋鬼子们从革命的对象而变为革命的力量……，鲁迅几乎把这个时期各个阶层的身份需求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这样的身份冲突在阿Q身上表现得相当的充分细致，阿Q的出场，首先面临的就是身份的定位问题，这是作者在他的时代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种身份危机状态：小说第一章，作者整整用了这一章的篇幅考察论证阿Q的身份，甚至考察这个民族的身份系统。 传统的身份系统在现代社会的瓦解，使得阿Q失去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依据。阿Q在“传”中的历史地位首先成了问题：“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空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阿Q固然入不了传， 而历史名份中的传也不足以支撑阿Q的存在了；同样，阿Q也入不了赵太爷的本家，甚至连姓名和籍贯也丧失了，中国泛宗族的身份系统对阿Q也失去了意义。阿Q生存的失据及其对失据的忧虑，实在是中国人在这个时期里的真实感受。
阿Q属于什么身份，长期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结论往往莫衷一是。实际上，鲁迅所表现的，恰是阿Q ——这个民族在近代社会丧失了身份依据的状态，不管他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样的焦虑感一直或隐或现地贯穿于这部作品之中。
尽管阿Q及其“族群”有过悠久、复杂而值得骄傲的身份关系， 但是，在现实竞争中，历史的身份似乎已经不能支撑他们的生存，也失去了现实的意义。“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 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他只能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论证自己的存在意义。这样的情景，有如遗老们对固有身份的恋恋不舍，以及用幻想中的虚荣抚慰破落的现实。
阿Q一直努力地寻找身份的落脚点， 几乎到了不论什么行状都可以衍化为自身存在的优越条件。此时，阿Q 头上的癞疮疤可以成为“你还不配”的一种高尚光荣的癞头疮，成为支持他存在的优越的证据。它使人想起了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学说纷纷扬扬的状况：国粹、国性、国学、孔教、灵学、拳经、节烈……，这些民族特有的国粹正是人们在茫然失措中迫不及待寻找的精神支撑点；同时，西方的各种主义学说也被借来支撑自身的存在，各种标准似乎都失去了权威，各种立场都可以因为需要而变换。在皇权崩溃前后，这似乎是一个身份权力真空的时期，生存的失落感弥漫于社会之中，造成了社会精神的普遍的惶惑和恐惧。
为了寻求身份，鲁迅对人们所依据的立场和标准极为敏感。他十分生动地表现了阿Q在立场选择上的特征。阿Q的立场可以根据需要而变化：他可以站在未庄人的立场上鄙薄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也可以站在城里人立场上看不起乡下人不会“叉麻酱”；他可以在挨打时把自己置换为老子和虫豸，在精神的胜利中暂时安慰失据的忧虑，也可以在欺侮弱小时成为十分得意的胜利者。身份立场的游移，是否意味着民众在现实生存立场选择上的游移不定。
革命，使阿Q燃起了重塑身份的希望， 当他将自己确立于革命党的位置上时，便感觉到自身的另一种意义：“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这是革命党的身份所蕴含的权力。象阿Q 这样一无所有的人，以革命而改变身份的欲望和可能是很大的。他向往和热衷革命，欲以革命而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以革命来奠定自己的权力身份。当他革命的权力被剥夺——洋先生不准他革命，革命的圈子将他排斥出去时，他才感到了真正的悲哀。确立身份的机会和权力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也丧失了，他在现实和历史中变得一无所有，他最终的命运，被一个画得不圆的圈——一种在这个文化定势中所形成的力量给圈定了，这就是鲁迅看到的中国民众的命运结果。
阿Q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位置，或者说，阿Q的身份就在于无法落实的虚无之中。过去的成规至少在精神上瓦解了，现实的和未来的成规尚未形成，人们生存于虚无之中，人的行为成为无所依托的没有“意义”的存在方式，这恰恰是中国人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状态和心理感受。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或种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价值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融化于民族的生存行为之中，它可以有所变化，但要从根本上变革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形式，而对固有的身份关系的认同仍然延续下来，主宰着国民的心理，这是鲁迅看到的国民性中极为悲哀的情状。的确，当闰土恭敬地对他叫出一声老爷的时候，他被震撼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这套无法摆脱的身份法则固定下来。他们之间隔着的一层可悲的厚障高壁，很难逾越。在这篇作品里，鲁迅表现出对那种纯正自然，不曾被玷污的人的关系的向往，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怀念这样美好的关系。然而，无拘无束的少年的美好关系被扭曲了，生活在这个法则圈子里的人，谁也无法摆脱它的束缚。这样的身份法则甚至渗透到阴间的秩序中，成为扼杀阳间生灵的利刃。祥林嫂就是被这柄看不见的利刃所扼杀。
在当时的中国，更多的小知识分子，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陈士成们，却在生存失据的状态下沦落，走完了悲剧的人生。
鲁迅十分巧妙地以“辫子”象征历史的和现实的身份标志。辫子的盘起或放下，隐含了复杂的身份关系。《风波》的矛盾纠葛，主要是围绕着辫子——皇帝的臣民的身份而展开的。尽管皇权形式已经崩溃，但它所蕴含的威慑力量仍然使得七斤们诚惶诚恐，在身份选择上无所适从。这是鲁迅对自己和对民族的身份处境的极为深刻的体验。鲁迅敏锐地把握了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社会文化心态，其中，国民在生存信念上的茫然失措，以及在信念重建中各种文化思潮交错冲突的样态，他体会尤深。他感觉到了这个民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精神危机，以及寻求精神依据的迫切需求。鲁迅的思想情绪也在这个时期波动着，他迫切地为自己，也为这个民族寻找出路。
是的，固有的制度曾经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并最终排斥了他的进入。他因为家庭的变故和经济原因与科举分道扬飙，尽管在到南京求学前还参加了考试，但那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告别，他对这一套制度深深地失望和厌恶了。这个身份系统既然拒绝了他，未能给他以恰当的身份定位，他也就拒绝了这一套系统，成为这一文化系统的反叛者。他从这一系统中走出来，深知它的弊端和弱点，知道它所能提供给这个民族的资源的有限性；同时，这一系统所产生的功能，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他有责任把陷入其中的人们拉出来，使他们觉醒，摆脱旧有的关系，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寻找到新的位置。
在这样的需求中，鲁迅曾经相当自信地把自己设定在启蒙者的位置上，试图寻找中国人的位置，以安置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民族。他们需要“新民”，需要在立国立人中重建新的价值，可是，正如这个时期的启蒙者所面临的问题一样：民众是否愿意接受他们的定位，民众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新”的身份界定，在这个棘手的问题面前，他们常常处于尴尬和悲哀的境地。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民众所理解，一厢情愿的热情和牺牲常常被消解在庸众的麻木与无知之中。
的确，在热情消退以后，——辛亥革命以后和“五四”过去后的几年里，鲁迅自己也陷入了身份模糊的孤独和茫然之中。拯救自己和拯救民族同样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
如果说，孔乙己、阿Q 们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后生存依据失落的惶惑，那么在吕纬甫、魏连殳、涓生等人身上所显示的却是“五四”热潮过后，一代人在现实依据和精神依据失落中的茫然和苦闷。
这是一代被“五四”熏陶过的知识者，他们大体接受过“五四”时代的思想，对旧文化有过反省和批判，可是，在激情消逝以后，他们仍然需要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精神的落脚点。他们却无法找到，社会仍然以它固有的方式运作，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生存的立足之地，更没有给他们建立起精神的避难所，他们仍然是一群无所依托的精神漂泊者。
在《伤逝》中，鲁迅十分细致地描绘了自己以及一代人在当时的无所依托的精神历程。对于涓生和子君来说，外来的压力曾经是促成他们结合的强大的力量，他们还能在共同的抵抗中找到精神的位置，“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崛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但是，在外力消失以后，那种多少带着浪漫色彩的激情也随之消退，没有了一致抗击的目标，便连生活的希望也模糊了。子君只能在阿随和油鸡中得到一些寄托，而涓生却逐渐地看出来，“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涓生道出了自己的焦虑所在：这无所依托的灵魂，“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鲁迅所感觉到的，已不仅是具体的人生位置，而是生命与灵魂在这广阔无边的宇宙中的位置。
这时候，鲁迅把寻求中茫然的情绪，直接地倾诉于他的《野草》世界里。一部《野草》，几乎就是一部精神位置的寻求史。如何在“无物之阵”中定位，是鲁迅探寻的焦点。这是一个虚无的时空：没有爱情，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他设想过作为战士，作为过客，鬼魂等角色，“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希望》）
鲁迅思想艺术的魅力就在这里，他是那么精妙地把现实人生、心灵的磨难和生命意义衔接在一起，升华为一种意味无穷的艺术境界。
（三）
的确，狂人、阿Q、 七斤们正是处身于一个生存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民族生存依据的丧失。短短的几十年，这个大国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遭到致命的冲击，政治的、军事的乃至文化精神的依据在列强的炮火声中土崩瓦解，中国从世界“中心”的地位滑向了边缘，人们仿佛失去了生存的支柱，在一片现实的和想象的威胁中惶惑恐惧、焦躁不安。中国人长期延续下来的用以确定身份的价值系统发生了动摇，人在这一系统中所获得的位置的合理性受到了怀疑，它在现代社会支撑中国人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考验。
生存的焦虑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情绪和主要心态，没落的恐惧和在恐惧中寻求出路的要求，也在这个时期显得十分突出。鲁迅对社会、对民族所遭受的威胁力量是如此敏感，仿佛是这个时代的晴雨表，对来自各个方面的伤害保持天然的警惕。
这一时期，深深困忧着鲁迅的，是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中国人长期依据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这样的精神还能不能支撑这个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它为什么会在现代的社会文化竞争中丧失了生命力？这种来自现实处境的问题意识表明了鲁迅的思想精神与当时社会心态的密切联系。我以为，鲁迅思想意义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鲁迅深深地体验了当时社会和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的焦虑，这种涌动于社会层面的思想情绪也为鲁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精神资源。鲁迅的基本思想以及思考范围与当时的一些觉醒者的思想范围大体相同。鲁迅在当时及以后所论述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国民性问题等等，在当时的确成为讨论的热点。这毫不奇怪，在民族所面临的共同危机中，由救亡图存的直接利益促成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必然的。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把思想和情感的根柢扎在了与个人、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土壤里。他的思想永远紧贴着遭受苦难的土地，也是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孕育了鲁迅的思想精神。
在此基础上，鲁迅把思考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处，以敏锐的眼光考察中国文化的状况，甚至在许多方面瓦解了这种文化构成的前提，使得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价值尺度失去了“神圣”的意义，民族、国家及其民众的生存方式也受到了质疑和拷问，这就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开拓了视野。这是鲁迅思想意义的第二个层面。
鲁迅思想精神的发展与这种生存的需求、与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紧密地联系着。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完成了从器物到精神的选择。他选择过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情有独钟，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这个选择的过程表明鲁迅一直在寻求着个人的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破恶声论》中，他叙说过这种寻求精神依托的心理：“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鲁迅对精神信念的重视和渴求，是远胜于一般人的。
在这样的文化危机中，以什么标准，选择什么样的目标重塑个人和民族的身份，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个时期出现各种关于民族出路的理论和思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长期依据的生存价值是什么？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以象征性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是他找到的中国人的生存依据，竟是如此血淋淋的充满恐怖。他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身份：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把它设定为这个文化群体中的基本关系。这一关于中国社会的生存基础和身份关系的象征性的描述，从根本上揭露了中国社会文化落后的原因，以及在现代文化竞争中失败的原因。
鲁迅敏锐地抓住了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化内容的荒谬性和由这些内容形成的文化结构及其功能的不可靠性。鲁迅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他一直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因素进行仔细的考察，从形下的生存方式到形上的精神信念，这些因素产生的动因和条件受到了严肃的质疑；同时，他也严格地审视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关系，并清醒地看到，这种文化内部的法则长期束缚和扭曲了人性，生存于其中的成员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样的身份标准进行社会的定位。在漫长的历史中，因为有了这一层虚伪而强大的网络，中国社会的罪恶才得以滋生其间。这种文化的最终功能就是以堂皇而隐蔽的手段残酷地吞噬中国人。
吃人的文化能保住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么，如果不能，中国人又将依据什么来生存呢？在鲁迅看来，觉醒的人，应该是“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这也就是他所概括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传统的道德价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崩溃，在一段时间里，他激烈地批判和瓦解自己和国人一直依据的道德准则。对中国人的生存依据的批判，鲁迅是以对家庭化的伦理道德关系进行清算开始的。
他把批判的目标首先对准了具体的家庭关系，认为中国家族，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中国旧理想的家庭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地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鲁迅看来，“真的人情”是家庭道德的核心，是人在家庭关系中获得真正定位的基础，而虚伪的道德却扼杀了真正的家庭关系，从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的虚伪关系就可以看到社会关系的虚伪。
这种被赋予了强权的道德力量施之于中国妇女，则表现出了极端的残酷性。中国妇女在历史中的定位是扭曲的。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十分精到地考察和瓦解了中国道德构成的根本。这是一篇极能体现鲁迅思想方法的文章。他从中国女子所受到的“节烈”规定入手，一层层地剥开节烈的构成因素及其对中国女子的残害。他首先提出，节烈是否如旧道德所标榜的那样重要，甚至达到安邦治国的程度：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把节烈作为一种权力规定，其构成的前提是否成立，赋予节烈的道德内涵是否成立？节烈无非是要求女子在丈夫死后或遭受污辱时守节或自裁，这种极其残酷的道德已经长期戕害了中国妇女，其道德规则在今天还有多大的价值？在中国，正是有了黑暗的道德，才有“不节烈”的女子，又何以要求受到残害的中国女子去对这种残酷的道德负责；鲁迅进一步追问，是什么人提出节烈的规则，是谁赋予了他制定这种规则的权力和资格？“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鲁迅已经敏锐地触及到中国文化机制构成的秩序问题。中国道德文化产生的动因和条件是什么，它是否就是那么神圣不可动摇？中国人在这样的网络中的定位是不是可靠的？
在对中国文化具体考察的基础上，鲁迅给了中国人以这样的身份描述：“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他把这个社会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注：《坟·灯下漫谈》）他认为，中国人的奴性和“奴隶”身份就是由这种道德文化造成的。
这是一个残酷的结论。他严厉审视他们的命运，对中国人的奴性尤为痛恨，认为不能再用这样的价值支持中国人的命运。
然而，鲁迅悲哀地意识到：在国民中已经形成了对奴隶身份认同和渴望的心理，这是奴性文化强化的结果，也是这样的心理成了奴性文化滋生的土壤。这样的心理就是要求有人“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的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注：《坟·灯下漫谈》）这就是文化劣根形成和发展的恶性循环的过程。
鲁迅的矛盾和焦虑也正在这里，要彻底地变革，感觉难以做到，而不改变它，这个民族则要处于劣势，甚至会被挤出世界。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一方面，鲁迅在批判瓦解着使这个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鲁迅自觉地把一个民族放到了现代世界的文化格局中进行定位，从世界文化的范围确立民族文化的身份系统。的确，寻求民族的文化身份，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若隐若现的需求，梁启超等人曾经看到，现代社会的竞争不是“本群”内部的竞争，主要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注：见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民族的发展，应该说是世纪之交的国人在思想视野上的一大进步。在此基础上，鲁迅也设想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他提出过关于立国、立人的构想，并试图以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信念支持民族的存在。他的一生，也为这些理想的实现而努力，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突出了重建民族精神信念的意义。
来稿日期：199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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