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常态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5)06-04-05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进入低增长、高失业率、金融市场高风险的新常态。我国的新常态则是从2014年开始，表现为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由于人均GDP相比发达国家仍然较低、产业升级潜力巨大，仍有十年到十五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要使潜在增长变成现实，政府应该要用好政策，适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各种配套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支持。 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先提出了我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的概念，而最早提出新常态的是美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年初，华尔街的金融家提出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会进入新常态。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跟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有何不同？我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如何把握机遇、克服挑战？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分析长期经济增长所需的结构转型和升级？这些正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发达国家新常态与中国新常态的区别 新常态是2009年提出的，当时的判断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跟其他发达国家会进入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金融市场上的投资风险非常高，平均回报率非常低。2009年至今差不多六年，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上述情况。其中，美国的恢复状况较好。但是直到2013年、201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是2.2%、2.4%，低于长期平均的3%，2015年一季度只有0.2%。失业率目前已经降到5.5%，与危机前差不多，但是从劳动参与率来看，目前该值比正常情况下低3个百分点，若把减少的部分当成失业，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接近10%，为高失业率。 欧洲的情形更是与新常态描述的一样。欧洲在2009年时负增长，2010年正增长，马上又是负增长，2013年增长率是-0.4%。希腊、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20%，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超过50%。法国等北欧国家，失业率普遍超过10%，也处于历史高位。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就陷入了迷失的20年，经济增长一直非常疲软。安倍上台后提出三支箭，想让日本经济回到正常状况。2013年经济增速是1.5%，2014年年末，经济增速只有1.2%、失业率超过5%，而日本长期的失业率只有1%—2%。日本也出现新常态所描述的低增长、高失业率。 在低增长、高失业时，投资风险会加大。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后，政府的财政税收增长变慢；失业率高时，由于发达国家一般有比较好的失业救济等保障体系，政府的开支会增长很多。所以财政赤字会相当高，而且积累迅速，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大大增加。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刺激经济，也为了降低政府借新还旧及还款成本，发达国家会采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维持在零或者略高一点的水平。货币非常宽松，等于经济中的流动性偏多，并且这些资金的成本非常低。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不佳，大量的资金就会转向股票市场等投机性场所。此时，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大涨大跌，风险非常高，实际上平均回报率非常低，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我认为这种新常态在发达国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经济要恢复正常，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是结构性改革从2008年谈起到现在，却仍然无法推行。原因是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有降低工资水平、减少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如此对经济肯定有益。比如工资福利下降，成本负担就低了，经济就有竞争力。金融机构如果能去杠杆，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将有所提高。政府减少赤字，当经济受到内外部冲击时，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干预，平稳经济增长的能力就强。 问题是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时会有痛苦。因为是收缩性的，减少工资、福利，消费需求就减少了。金融机构去杠杆，投资和消费会减少，需求也会减少。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于政府减少开支，那也会减少需求。需求减少，经济增长规范了，失业率会增加。但是现在失业率都在历史高位上，任何政府推行结构性改革，增加失业，一定会遭到反对，就很难推行下去。没有结构性改革，经济就不能够恢复生机。这就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局。 以前大部分危机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生的。危机国或地区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后者会同时开出三个“药方”。一是结构性改革。二是建议该国家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产品竞争力。三是提供援助贷款，帮其度过短期难关。但是现在这三把斧头无法使用，因为危机最严重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在欧元区里，没有自己的货币，无法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增加出口竞争力、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欧元整体贬值是否可行？本次金融危机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产生。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出口基本上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其出口是相互竞争的。所以欧元区如果想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增加出口，美国也会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与之对冲，产生竞争性。反之，若美国想通过贬值给自己创造结构性改革空间，欧元也会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对冲，日元也会进行贬值。这种方式就是2008年在发达国家实际出现的情况。最早开始，美国提出四大宽松政策。欧元区马上去收购危机国家的债券，欧元区危机一直走不出去，就无限制地收购发生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券。美国实施了两轮宽松政策，日元也相对美元和欧元货币实施贬值，实际上发生了竞争性贬值。此时，实际上大家相对没有变化，谁都没有办法用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 虽然长期来看，结构性改革长期对经济是有利的，但短期无法推行下去。这种状况在发达国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长期化以后，失业率维持相当高的水平，政府财政赤字就相当高。政府为了降低还本付息的负担，就会一直维持很低的利率。流动性增多，投机性非常强。除了在国内进行投机，也会流动到国际市场，提高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大量流进那些资本账户没有管制、经济发展较好的新兴市场。大量资金流入，还会迫使该国货币升值，使经济变差。进而造成资金大进大出，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带来影响。 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份提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消费结构改变了；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口贸易增加主要靠的是廉价劳动力，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劳动力基本上吸纳完毕，工资水平增长得非常快；三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此外还有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等。这些情形是我们出现新常态的原因，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进入到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就会从超高速进入到中高速阶段。 二、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潜力 中高速到底是多高？要判断我们在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到底有多高，首先要判断我们的潜力有多大。怎样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内涵是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这主要靠两点，一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二是不断涌现比现有产业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这种机制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经济不断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就要技术产业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行业附加价值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这个投入大、风险高。现在世界上新的技术，新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发明的，但是其平均增长率只有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是将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比自己发明风险低多了。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优势，增速就会加快。 现在的问题是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已经36年，9.7%的经济增速，长期的高增速未曾有过。我们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多高？学界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其他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较快速发展的国家，通常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从7%降到5%，或者更低。中国已经用了36年了，这种状况之下，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应在7%以下。 我认为要判断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曾经用了多少此种潜力，是要看现在产业跟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如果差距大，那后发优势的潜力就大；如果差距小，后发优势的潜力就小。那么怎样来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人均GDP的水平，其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这个国家平均技术跟产业的水平。按照最新统计，2008年，按照购买力计算，我们人均GDP水平是当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中国台湾1975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日本是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韩国是1977年开始20年7.6%的增长。这种人均GDP的差距水平所代表的后发优势，让这些东亚经济体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这个后发优势，他们已经实现了，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有可能的。 另外，即使经过了36年高速增长，但是我们刚开始高速增长的时候，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1979年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所以这个差距到2008年也不过是美国的21%。我觉得从2008年开始，我们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里强调的是潜力，只代表可能，不是说20年8%的增长会实现。潜力是从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供给方面来看的。分析经济增长不仅要分析长期供给面，还要分析短期需求面。一般是“三驾马车”的分析，即出口、投资和消费。投资会联系到长期供给增长，但是在分析短期增长时，要从需求面来看。从这“三驾马车”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好，对我们出口就会产生压力。发达国家的这种新常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增长“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不是这一两年不好，可能长期出口增速都将放缓。我们要维持经济增长的话，必须更多地靠投资和消费。我觉得即使国际经济不好，只要努力，在现实当中依然可以超过7%。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有利条件仍然很多。 首先，我们现在的产业是在中低端，甚至低端，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是可以产业升级。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产业都在前沿，下一个新的产业还没找到，我们新的产业并不难找。第二，产业要发展，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完善的空间还很多，比如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等。改善环境也需要投资。现在城市化水平大概占总人口55%，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是85%，城市化每年在推进，公共基础设施也要相应增加很多。目前经济回报率高，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有很多，这是我们与发达国家间最大的差别。 有好的投资机会，同样需要资金来进行。中国政府积累的公共负债现在只有40%多一点。日本24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1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中国地方政府平台的问题不是总量太多，而是借短债来进行长期投资。要解决期限不配套的问题，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以地方政府长期建设的资金来做，现在财政部已经着手进行落实了。 货币政策的空间也非常大，现在准备金率达到18.5%，这在全世界均为较高。即使2014年以来三次降息，一年期贷款利率仍有5.6%，而且还可以上浮。发达国家利率普遍是在0跟1%之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低于5%，或者更低。在此状况下，即使经济有下行压力，可以用的政策手段很多。只要把这些政策手段都用下来，就可以用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在8%的潜力之下，可以维持7%左右的增长，政策利用得好，应该会在7%之右，而不是7%之左。 三、必须克服经济增长中的几个误区 投资创造就业，消费就会增长，但前提是必须把这些条件很好地加以利用。国内现在存在一些误区，必须加以克服。第一个误区，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压力问题，环境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增长太快。要有质量的增长，就要把增长速度降下来。高速增长跟增长质量并不直接相关。以中印为例，1979年我国人均GDP按照当年计价是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2014年，我们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在过去36年，我们平均每年的增长是9.7%，印度是5.7%。从各种指标来看，印度的雾霾指标比我们重，增长的质量比我们还差。不能说我们的环境压力跟发展没关系，关键是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是以制造业为主，低收入阶段是以农业为主，高收入阶段是服务业为主。一般在农业为主阶段，青山绿水；在制造业为主阶段，环境压力都很大；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环境又好了。只有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进入到服务业阶段，能源使用密度低了，排放密度低了，加上彼时比较有钱，环境压力就会减轻，所以这与我们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并不是必然相关的。此外如果多采用清洁能源，环境问题可以得到改善，但是没有办法消除，因为只要在制造业阶段，就必然能源使用率高，排放率高。 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改善环境质量，用意虽好，但是实际很难实现。除非像APEC时期，把工厂都关掉。如果是365天的APEC，就要恢复到1979年的水平，这并非人们所愿。现在如果想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在制造业阶段拖延的时间越长，反而会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我们应该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尽量快速地发展。也要加强环境执法，更多运用清洁能源。这样发展速度快了，人民收入水平高了，就可更多地往服务业阶段转移，环境就会变好，到高收入阶段，可以用来治理环境的手段也多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也是如此。 第二个误区，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现有产能过剩，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发展模式不对。我们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后变成产能过剩，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非常重要，但它是发展的目的。要以消费拉动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鼓励消费的结果会怎样？开始的时候可能用积蓄，积蓄用完了，就开始借债，借债要有利息。收入没提高，没积蓄，从个人来讲就会破产，从国家来讲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主要就是消费过度造成。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长，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依靠的都是投资。中国应该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变成消费增长，这是似是而非。 当然投资也应该是有效投资，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继续在过剩产业里面投资，那只会产生更多的过剩。但是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其实是没有进行产业结构分析。实际上有很多新的产业可以不断升级。如果投资于产业升级，或者投资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或者环境治理，这些投资就不会产能过剩。这样我们经济发展的环境将更好，竞争力就更强。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不应该采用积极的财政对策，应该让市场自己调节。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还做了很仔细的研究，认为2008年以后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其投资回报率比产业投资回报率低。得出结论，既然政府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低，政府就不应该做投资。这个观点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跟一般产业的投资不同。一般产业的投资一两年就能出产品，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建设的时候没有产品出来，既然没有产出，投资回报率就低。二是回收的周期也不一样。一般产业的投资十年就折旧完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有30年、40年折旧。折旧短的每年的回报率要高，才能抵消折扣率。如果回报的周期长，每年的回报率就可以低，因为是平均分摊的。所以要是比较回收期限，短期相对于长期回收的，每一年的回报率要高。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很多存在外部性、社会性收益，而不只是项目直接可以得到的收益。即使把这些外部性都算进去，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依旧比民营经济产业的投资回报低，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不要做基础设施？如果它比民营经济其他投资产业回报率要低，民营经济就不愿意做。如果民营经济不愿意做，政府再不做，那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经济定将难以发展。 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如果经济很红火，再做基础设施，经济过热了。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的时机最好，可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还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让经济发展得更好。 四、长期经济增长所必须的结构转型与升级 目前在经济增长疲软的状况之下，尤其有些产业存在产能过剩，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会低。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缓周期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增长，给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境。经济稳定增长了，是不是能够把8%的增长潜力更好地发挥，不仅取决于政府的短期缓周期措施，还取决于产业能否不断升级。因为只有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才会不断地提高。下面从新经济结构学的角度把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来分析应如何升级。 这五大类产业有不同的机会，需要民营经济把握机会，也需要政府帮助民营企业抓住机会。第一类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称为追赶型产业。比如发达国家现有的汽车产业、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业，附加价值、技术水平都比我们高。这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最好的机会。抓住机会可以用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并购国外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国内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同一个产业里，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发达国家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疲软，这些产业市场状况非常不好，正好是把它买过来的时候，这样技术水平马上得以提高。实际上国内经济也有这么做的，最有名的就是吉利汽车购买沃尔沃。要到国外去并购，需要的资金相当多，政府要帮企业处理好金融安排问题。走出去还有签证、投资等问题，都要政府去做。第二种，并购的前提是有人愿意把他的企业卖给你，如果没有这个机会，还可以到拥有这些产业的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因为为了技术就要研发，如果靠国内的技术去研发，差距会非常大。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当地的政府、技术人员也很欢迎。国内华为、中信等企业做得不错。第三种是招商引资。在追赶型的企业里面，招商引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招商除引入生产，也可将技术、管理都带过来，从而提高工人、工程师的水平。但是必须要有工业园区，帮其培养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地方政府不协助，企业做此事的积极性很低。 第二类产业，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或跟发达国家还在这个产业里面生产的企业差距已经非常小。比如说家电产业，白色家电是最明显的，我们的产品基本上是最先进的。已经属于领先的产业，要自主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如果不进行产品升级的话，后面的国家很容易赶超。自主研发包括研究和开发。基础研究出来以后，企业再根据这些基础知识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基础知识属于公共知识，企业做这方面的积极性非常低，所以在基础研究上面，需要政府投入。发达国家政府有国家科学基金、国防部各种基金，都是在支持跟它有优势产品所需的科研研究。发达国家这么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这么做，才可在我们领先型的产业里面继续保持领先。 第三类，称为退出型。这个产业其实在我们国内应该退出的。一种是我们已经失掉比较有优势的产业，一种是我们在国内有富裕生产能力的产业。让中国变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这些产业，现在剩余劳动力匮乏，然后工资不断在提高。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类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个产业能做的一种是做品牌研发渠道管理，能做这样的企业相对较少，绝大多数加工企业的选择就是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当然要企业愿意去，相当程度要靠政府的帮助。另一种是我们还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在建筑业。现在降到新常态7%的增速，原来的产能按照10%来设计，会有一些富裕产能出现。这些产能都非常先进，是近几年刚投资的，在国内是富裕产能，在国际上却非常稀缺。一带一路就是以基础设施为抓手的。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现在有一种新的产业，它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研发周期特别短，比如互联网，像移动通信、手机。这种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研发周期非常短的新产业，我们确实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它是硬件的话，我们还有产业能力强的优势。只要有创意，在国内很快就可以生产出来。另外也有国外一些科技人员，研发出了新产品，但是国外硬件能力非常差，不容易生产。我们除了国内这些高科技人员，也可以到国外把新产品概念研发招商引资到国内生产。我们有很大的国际市场，这方面我们可以与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最后是战略性产业。这类产业资本投入非常高，而且周期非常长。为了国防安全需要，我们也必须发展这类产业，像大飞机、超级计算机。这些产业必须政府补贴。过去我们是用压低资金价格的方式暗补，现在资金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对这些产业的补贴，必须由暗补变成中央政府的明补。各地政府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环境，把这些产业吸引到当地来，还可以做一些配套措施。这五种不同产业类型在目前的新常态下处处是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些投资都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率水平、竞争力和发展的质量。 总的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常态，会从超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这不是一两年，应该是十年、十五年。发达国家经济在缓慢增长，我们有产业升级的机会，有好的投资机会，有好的投资资源。我们劳动生产率水平会提高，交易成本会下降。这是有效的投资，投资与消费都会增长，所以我相信只要认识清楚，保持在7%以上的增速完全可能。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到2020年，“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人民币还会升值。到2020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达到12615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会是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进而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另外是中国台湾和韩国。我们不是一个小的经济体，目前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5%，我们现在人口比重占世界19%，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番还多，所以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注：本文是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高端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来。标签：经济转型升级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经济新常态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转型升级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失业率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