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唐宋论文,清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1)06-0099-08
晚唐五代宋初，诗歌艺术递变转型的艺术轨迹是由多元曲线交织而成的。此前文学史家对“多著寻常容易言语”[1](卷5《容易格》条，P.32)的浅近诗作以及“务强骨鲠，超出常态”[2](第9册，《江南野史》卷6《陈贶传》，P.5197)的苦吟诗人讨论颇多，而以隐逸作家为创作主体的清丽诗风却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然而，晚唐五代隐逸之士联袂接踵，相望于林泉，他们将人生价值寄托在“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于风骚”[3](卷793《李群玉守宏文馆校书郎敕》，P.3684下)的诗艺探索中，创造出了澄澹精致、清润典雅的清丽诗境，其超越凡俗的探索和努力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假使忽略了清丽诗风的传承与递变，则任何有关唐、宋诗歌艺术转型的讨论都难免会失之偏颇。
所谓“清丽”不仅是指“清词丽句”，它更是一种“野渡波摇月，寒城雨翳钟”[4](卷648《送从兄郜》，P.1636下)式的清雅境界。晚唐诗坛上有部分品性高洁的遁世隐君，将艺术的创造力集中于雕章琢句之中，追求清丽古雅的纯美效果。象方干、李群玉及陆龟蒙等人，都是被韦庄誉为“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的“奇才”。[5](卷7，P.501)他们身处诗坛衰微难济之时，却能潜心于诗艺探索，将孤独寂寞的生命化作清雅脱俗的诗章。而司空图、张乔、王贞白、崔道融、张为等风雅名士亦能接踵其后，为鄙俗浮躁的唐末诗坛留住最后一抹清雅的亮色。
唐懿宗咸通时代，伴随着隐逸之风的盛行，因“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遂不得不“深根宁极而待”[6](卷6上《缮性》，P.555)的方外诗人日渐增多。其中既有方干、李群玉、陆龟蒙等诗坛名流，也有郑巢、陈陶、来鹏、邵谒、赵牧、任蕃、李频、李郢、章碣等落魄才子。他们的身世经历及学识修养各不相同，但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然心境以及聚精会神于诗艺探索的人格品质却颇为近似。虽说并不是每一位隐逸诗人都能创造出超凡脱俗的优美诗境，但晚唐诗坛唯清丽是尚的雅逸风气的确倡兴于此。
在众多崇尚清丽的隐逸诗家中，因唇缺而屡举不第的桐庐方干最负盛名。《唐才子传》本传谓其“隐居镜湖中，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穉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
，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7](第3册，PP.371-376)晚唐作家王赞尝撰《玄英集序》，称方干“擅名于杭越，流声于京洛。夫干之为诗，锓肌涤骨，冰莹霞绚，嘉肴自将，不吮余隽，丽不葩纷，苦不棘癯。当其得志，倐与神会；词若未至，意已独往”。孙郃《玄英先生传》亦云：“先生为诗，高坚峻拔。其秀也，仙蘂于常花；其鸣也，灵龟于众响。咸通、乾符、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宋人王谠在《唐语林》卷四中甚至还提到陆龟蒙假托方干之名与之较胜诗艺之事，曰：“方干诗名著于吴中，陆未许之。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时辈吟赏降仰，陆谓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诗在模范中尔，奇意精识者亦然之。”故事或为虚构，但方干诗名确信无疑。《玄英集》中最受推崇的诗作大都呈现着“清润小巧”[8](卷2，P.493)的特点，如《镜中别业》二首云：“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深。”“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落叶凭风扫，香秔倩水舂。花朝连郭雾，雪夜隔湖钟。”四库馆臣所谓“气格清迥，意度闲远，于晚唐纤靡俚俗之中独能自振，故一时诗家推为职志”[9](卷151《元英集》提要，P.1302中)者，就是指这些作品。
约晚方干11岁的澧州李群玉，“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美。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亲友强之赴举，一上即止”。[7](第3册，PP.390-391)后因宰相裴休、令狐绹荐举，大中八年(854)夏诣阙进诗，授宏文馆校书郎。令狐氏盛称其“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传于众口，芳声籍甚于一时。守道安贫，远绝名利”。[3](卷759《荐处士李群玉状》，P.3495上)郑处约亦称“李群玉放怀丘壑，吟咏情性，孤云无心，浮磬有韵。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于风骚。冥鸿不归，羽翰自逸，雾豹远迹，文彩益奇。信不试而逾精，能久贞而独乐”。[3](卷793《李群玉守宏文馆校书郎敕》，P.3684下)是知李群玉清才旷逸乃出天性，其不乐仕进并非沽名钓誉，矫揉造作。而就在他任校书郎才两年之后，即大中十年(856)七月，便请告南归，重归江湖。其《请告南归留别同馆(中元作)》诗云：“一点灯前独坐身，西风初动帝城砧。不胜庾信乡关思，遂作陶潜归去吟。书阁乍离情黯黯，彤庭回望肃沉沉。应怜一别瀛洲侣，万里单飞云外深。”此人此诗正体现着超越凡俗的逸人本色。
大约与方干同时，豫章来鹏也以清丽之作获誉诗坛。史称其“家徐孺子亭边，林园自乐。师韩柳为文，大中、咸通间才名籍甚。鹏工诗，蓄锐既久，自伤年长，家贫不达，颇亦忿忿，故多寓意讥讪。当路虽赏清丽，不免忤情，每为所忌。如《金钱花》云：‘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坐是凡十上不得第。韦岫尚书独赏其才，延待幕中，携以游蜀；又欲纳为婿，不果。是年力荐，夏课献诗有云‘一夜绿荷风翦破，嫌他秋雨不成珠。’岫以为不祥，果失志。时遭广明庚子之乱，鹏避地游荆襄，艰难险阻，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逆旅，主人贤，收葬之”。[7](第3册，PP.428-429)也许来鹏并非纯粹的隐逸者，但他以“林园自乐”的处士心境同样落寞。其《寒食山馆书情》诗云：“独把一杯山馆中，每经时节恨飘蓬。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蜀魄啼来春寂寞，楚魂吟后月朦胧。分明记得还家梦，徐孺宅前湖水东。”经年奔波却落拓无成，蜀魄楚魂形似飘蓬，月夜湖水中映照着人生无言的凄清和孤苦！
如果说上述几位方外诗家还有着“山阴钓叟无知已，窥镜挦多鬓欲空”的惆怅和无奈，不是“全能忘情者”，[8](卷11，P.573)那么随着战乱割据的形势发展，唐末隐君遁迹世外的态度则更加决绝。据不完全统计，从咸通到唐末的40多年间，告别宦途遁迹林泉的诗人有邵谒、赵牧、章碣、张乔、王贞白、皮日休、崔道融、司空图、王驾、陆龟蒙、曹松、沈彬、唐求、裴谐、孙郃等十余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出世心态虽稍有差异，但诀别名利，在乡野林泉之间度却残生的心态却大体相似。兹以张乔、王贞白、崔道融及司空图等人为例，略事分析。
池州张乔，名列咸通“十哲”，[10](卷70《张乔》，P.1859)或谓其“隐居九华山，有高致，十年不窥园”；“大顺中，京兆府解试，李参军频时主文，试以《月中桂》诗，乔云：‘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遂擅场。”[7](第4册，PP.300-308)黄滔尝云：“咸通季初贡于小宗伯……是时张乔、许彬、林希刘皆咸有诗名，而退飞不已。”[11](《黄御史公集》卷7《答陈磻隐论诗书》)在众多名家中，张乔“诗句清雅，夐无与伦”，[12](卷10《海叙不遇》，P.114)颇有几分超然世外的清雅韵致。如其《经隐岩旧居》云：“夜久村落静，徘徊杨柳津。青山犹有路，明月已无人。梦寐空前事，星霜倦此身。尝期结茅处，来往蹑遗尘。”《雨中宿僧院》云：“千灯有宿因，长老许相亲。夜永楼台雨，更深江海人。劳生无了日，妄念起微尘。不是真如理，何门静此身。”[4](卷638，P.1607中)不管是“梦寐空前事”的心灰意冷，还是“劳生无了日”的辛劳感伤，清冷之中仍有几分闲淡。
王贞白颇有能诗名。《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条称：“昭宗皇帝颇为寒进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程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蠙之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阈者也。”《唐才子传》谓王贞白乃信州永丰人，乾宁二年登第，“后值天王狩于岐，乃退居著书，不复干禄，当时大获芳誉”。“贞白学力精赡，笃志于诗。清润典雅，呼吸间两获科甲，自致于青云之上，文价可知矣”。[7](第4册，PP.334-341)按：所谓“天王狩于岐”，即中尉韩全诲等奉昭宗出幸凤翔之天复元年(901)，贞白于本年弃官归隐永丰。其诗最工者当属《芦苇》，云：“惊蛙跳得过，斗雀袅如无。未织巴篱获，几抬卭竹扶。惹烟轻弱柳，醮水潄清蒲。溉灌情偏重，琴樽赏不孤。穿花思钓叟，吹叶少羌雏。寒色暮天映，秋声远籁俱。朗吟应有趣，潇洒十余株。”[4](卷701，P.1767中)其实，不仅是这一首，在王贞白其他诗作中，其学力精赡、沉静闲雅的艺术修养，以及对清丽诗境的痴迷与坚守，同样得到了具体体现。
荆南崔道融，终生未举进士，自号“东瓯散人”，与司空图为诗友。从广明之乱到昭宗乾宁时期，一直退隐永嘉山斋。图有《寄永嘉崔道融》诗云：“旅寓虽难定，乘闲是胜游。碧云萧寺霁，红树谢村秋。戍鼓和潮暗，船灯照岛幽。诗家多滞此，风景似相留。”[13](卷4，P.165)绎其诗意，道融在寄居永嘉前还曾有过长期漂泊的经历。即便如此，他的诗作中仍然表现着平和清雅的唯美心境。《五代诗话》卷六载：“杨诚斋云：后唐人崔道融咏花：‘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方虚谷云：惜不见全篇。余近见杂钞唐诗册子，此首适全，今载之：‘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诚斋所欣赏者乃是此诗超越凡尘的清虚之境。崔道融擅长绝句，如《病起二首》之一云：“病起春已晚，曳笻伤绿苔。强攀庭树枝，唤作花未开。”又《镜湖雪霁贻方干》云：“天外晓岚和雪望，月中归棹带冰行。相逢半醉吟诗苦，应抵寒猨
树声。”两篇作品，都有一种闲远清雅的神韵。《唐才子传》谓其“工绝句，语意妙甚”，并略举其《铜雀妓》《春闺》《寄人》及《寒食夜》等名篇云：“谁谓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7](第4册，P.6)假使没有超凡脱尘的遁世情怀，恐怕很难展示出如此清雅的艺术境界。
在唐末弃世归隐的仕宦人群中，司空图颇具代表性。他咸通十年(869)登进士第，僖宗朝仕至礼部员外郎。广明元年(880)“巢贼犯京师，天子出幸，图从之不及，乃退还河中”。僖、昭两朝，屡被征召，旋即退归，“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盘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为文，尤事放达”。[14](卷190下《司空图传》，P.5083)他归隐之初，即自号“知非子”，且撰《休休亭记》与《耐辱居士歌》以明心志，所谓“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11](《司空表圣文集》卷2《休休亭记》)的遁世心声在当代文人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避世隐君的司空图还对清丽诗风进行了理论总结。他首先称赞王右丞和韦苏州，说他们的诗作“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为清丽诗的创作树立了楷模。紧接着，他又提出了“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说法，称“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酰，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11](《司空表圣文集》卷2，《与李生论诗书》)所谓“咸酸之辨”，就是要在广泛阅读中细加品味，对各种诗风之间的艺术差异形成敏感而准确的判断。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他第一次将清丽之诗与浅近、苦吟等各种诗风相比较，称：“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德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偏浅矣。”比较之后，更进一步明确了清丽诗风的艺术特点。为了使效法者得到更深一层感悟，司空图还提出了“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创作标准，并略举“深造自得”的诗句加以说明，如“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销”，“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聊”之类。[11](《司空表圣文集》卷2，《与李生论诗书》)无论这些诗句是否具有“韵外之致”，至少它们能自觉体现“趣味澄夐”的审美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司空图关于清丽诗作的种种说法，后来还得到苏轼和严羽的继承和发挥，足见其概括总结还是非常到位的。
客观说来，对清丽诗境的追求古已有之，其作者亦不限于隐逸群体；但在衰乱不堪的晚唐诗坛上，为创造清丽诗境而辛勤耕耘的却多为遁世隐君。至少像方干、李群玉、张乔、王贞白、崔道融及司空图这些当代名家，都能用清润典雅的诗作来表达沉静旷达的出世人格。当然，由于才情与见识的多重制约，晚唐隐君的清丽诗作很少能达到“趣味澄夐”、有“韵外之致”的高超水平，即便像方干那样的方外名家，也时时透露着“风会之有以限之”的不足。[9](卷151《元英集》提要，P.1302中)方干如此，其他诗家更可想而知。
在诗歌艺术由“唐”及“宋”的转型过程中，五代十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该时期有不少避世隐君依然传承着“不与俗接”的纯粹品格，他们无论身居何地，也不管生活境遇如何，都能保持沉澹古朴的心态，陶醉于诗酒之中。部分隐逸者则顺应时势变化的需要，在诗书耕读及聚徒讲学中彰显自身独特的价值，其乐融融。其如陆游所云：“五代之际，天下分裂大乱，贤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泽之间，以不仕为得。”[2](第9册《南唐书》卷4，P.5498)
百余年间名隐大德难以具数，声名稍著的诗人有郑遨、沈彬、孙鲂、左偃、史虚白、南唐陈陶、刘洞、江为、陈贶、廖融、孟贯、伍彬、谭峭、陈曙、谭紫霄、杜光庭、陈抟以及释贯休、齐己、虚中、处默、可朋、昙域等。在他们身上既体现着遁世“贤人”的超逸品格，也透露着隐、仕人格分离与契合的种种机缘，同时更彰显出清丽诗风传承变化的艺术轨迹。
五代隐君久历战乱，出世情怀更加纯粹。譬如，郑遨遁居华阴，“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时以左拾遗、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赐号为逍遥先生”。[15](卷34《郑遨传》，PP.370-371)有《伤时》诗云：“帆力劈开沧海浪，马蹄踏尽乱山青。浮名浮利浓如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赠霍山秦道士》云：“老鹤啼猿伴采芝，有时长叹独移时。翠蛾红粉婵娟剑，杀尽世人人不知。”[16](卷1，P.8)其隐德之纯粹毋庸置疑。陈抟“少时尝举进士不第，遂不乐仕。有大志，隐武当山，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后周“世宗命为谏议大夫，辞不受”。[17](第132册《东都事略》卷118《隐逸传》，P.120上)沈彬于李昪篡吴之后“绝不求进，高安士人多为给其粟帛”。[2](第9册，《南唐书》卷15《沈彬传》，P.5360)闽中处士陈贶“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进，一卧庐山三十年”，[2](第9册，《南唐书.陈贶传》)“岁时伏腊，庆吊人事，都不暂往”，“有季父为桑门每赖其给”。元宗召对，欲“授以官，贶苦辞不受。嗣主见其言语朴野，翔集疏远，不却其志，因赐以粟帛，放还旧居。又十余年而卒”。[2](第9册《江南野史》卷6《陈贶传》，P.5197)南唐处士陈陶“学通天人，自负台铉之器，不肯妄干托。及闻宋子嵩秉政，凡所荐擢，率浮靡
佞，陶自知决不能入，因筑室南都之西山，以吟咏自放”；元宗“欲加召用，会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时江南多妖孽，彗孛昼见，陶察运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绝意于荐绅，专以服食炼气为事”。[2](第9册《钓矶立谈》，P.5028)凡此种种，隐、仕对立和出世人格的纯粹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纯粹隐逸人格日渐成熟的同时，与之相表里的诗歌创作也非常活跃。比较而言，五代十国时期南中国地区隐逸诗人的数量远高于中原，以清丽为美的诗艺追求也更加自觉。当日北方如郑遨等，虽说“为诗皆祛淫靡，迥绝嚣尘”，[10](卷71，P.1899)但艺术取向还是以质朴平淡为主。郑氏有《思山咏》曰：“因卖丹砂下白云，鹿裘惟惹九衢尘。不如将耳入山去，万是千非愁杀人。”又《偶题》云：“似鹤如云一个身，不忧家国不忧贫。拟将枕上日高睡，卖与世间荣贵人。”议论说理超逸高迈，但终归难掩浅近。相对而言，郑遨的《茶诗》似乎还有一点细腻思致：“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罗忧碧粉散，尝见绿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此诗曾为王安石所欣赏，还引发了“茶色以白为贵”，而其“以碧绿言之，何邪”的疑问。[18](卷46，P.313)但不可否认的是，此诗描写虽真切入微，语言和境界仍显质朴，远不及南国隐逸诗作那样清润和精致。
五代十国时期清丽诗境的创造者主要散布于江南各地，其艺术传承与蜕变的内在轨迹大抵体现为以下数端。
首先，身处偏邦，交游受限，隐逸诗家之心胸感受日渐偏狭，而诗境所及亦不能不深受局限。《江南野史》卷七《孙鲂传》所载沈彬与孙鲂较胜诗艺之事，即为显例，其文称：“彬为人口辩，每好较人诗句。时鲂有《夜坐》句美于时辈。建勋因试之，先匿鲂于斋中，候彬至，乃问鲂之为诗何如。彬答曰：‘人言鲂非有《国风》《雅》《颂》之体，实得田舍翁火炉头之作，何足称哉！’鲂闻之大怒，突然而出，乃让彬曰：‘君何诽谤之甚，而比之田舍翁言，无乃太过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炉上作而何？’阖座大笑。”其实，视野狭窄，诗思清贫，才是导致乱世隐君诗如“田舍翁炉上作”的根本原因。客观而论，沈彬作品虽主清丽，却少了几分沉静轻盈的超逸感。《全唐诗》卷七四三录其《秋日》云：“秋含砧杵捣斜阳，笛引西风颢气凉。薜荔惹烟笼蟋蟀，芰荷翻雨泼鸳鸯。当年酒贱何妨醉，今日时难不易狂。肠断旧游从一别，潘安惆怅满头霜。”又《金陵杂题二首》之二云：“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一笛月明何处酒，满城秋色几家砧。时清曾恶桓温盛，山翠长牵谢傅心。今日到来何物在，碧烟和雨锁寒林。”不管前人如何称其“诗格高逸”，[2](第5册《五代史补》卷4《沈彬石椁》条，P.2519)其诗构思之贫苦细碎，色彩之灰暗清冷，都不容否认。
同样的情形在南唐处士左偃那里体现得更为充分。偃隐居金陵，高蹈不仕。李中尝有诗寄之云：“萧条陋巷绿苔侵，何事君心似我心。贫户懒开元爱静，病身才起便思吟。闲留好鸟庭柯密，暗养鸣蛩砌草深。况是清朝重文物，无愁当道少知音。”[4](卷747《寄左偃》，P.1862上)所谓陋巷绿苔、鸣蛩草深，正可与其身居闹市而与世暌隔的凄清诗境相映衬。偃有《寄庐山白上人》诗云：“潦倒门前客，闲眠岁又残。连天数峰雪，终日与谁看。万丈高松古，千寻落水寒。仍闻有新作，懒寄入长安。”虽说所有避世者都必须直面寂寞与孤独，但如此潦倒的沉吟悲叹在方干、张乔及司空图等人的诗作中却极少得见。徐铉尝谓左偃“负磊落之气，畜清丽之才，褐衣韦带，赋诗自释”，[11](《徐公文集》卷20《答左偃处士书》)但就传世作品来看，其境界之清苦偏狭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较之晚唐那些久历科场的遁世文人，五代隐君的学识与功力方面明显逊色；他们虽欲竭力传承清丽诗法，但多数作品不免呈现出构思纤巧、有句无篇的衰替景象。譬如，孙鲂在杨吴时期颇负诗名，其《题金山寺》云：“万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此诗较为清新，而“张处士”云云，盖谓其诗堪追张祜《题润州金山寺》，俱为绝唱。不管诗人如何自信，诗中为人称道者却只有“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一联而已。此外，孙鲂《甘露寺》一诗也稍具声名，云：“寒暄皆有景，孤绝画难形。地拱千寻险，天垂四面青。昼灯笼雁塔，夜磬彻渔汀。更爱僧房外，波光满户庭。”方回简评说：“此诗第四句最好，尾句亦佳，五、六则套话也。”[13](卷47，P.1681)不错，对那些学识才力窘迫不济的乱世诗人来说，向往清丽诗境是一回事，是否具备清雅诗才是另一回事。再如南岳隐士廖凝，曾“思成韵语，一时诗人尽屈其下”。[19](卷29《廖凝传》，P.420)《五代诗话》卷三引《郡阁雅谈》谓其“与李建勋为诗友相善。集中《中秋月》《闻蝉》为绝唱。《中秋月》云：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半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绝微云。众朩排疏影，寒流迭细纹。遥遥望丹桂，心绪正纷纷。’……凝初宰彭泽，有句云：‘风清竹阁留僧宿，雨湿莎庭放吏衙。’解印，有句云：‘五斗徒劳漫折腰，三年两鬓为谁焦。今朝官满重归去，还挈来时旧酒瓢。’江左学诗者竞造其门”。话虽如此说，但孙鲂、廖凝等乱世隐君，其诗才毕竟不及方干、司空图，而被誉为“绝唱”的作品，大多也是名不副实。
相对而言，诗僧齐己似乎更能展示五代隐逸诗人的清逸风采。胡震亨誉其诗风“清润平淡，亦复高远冷峭”，五代之交“以清赡继响，篇什并多而益善”；[20](卷8，P.82)湖南诗人徐东野自信而轻狂，然“每见齐己，必悚然，不敢以众人待之。常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2](第5册《五代史补》卷3《僧齐己》，P.2509)四库馆臣亦称，齐己“五言律诗居全集十分之六，虽颇沿武功一派，而风格独遒。如《剑客》《听琴》《祝融峰》诸篇，犹有大历以还遗意。其绝句中，《庚午年十五夜对月》诗曰：‘海澄空碧正团圆，吟想玄宗此夜寒。玉兔有情应记得，西边不见旧长安。’惓惓故君，尤非他释子所及，宜其与司空图相契矣”。[9](卷151《白莲集》提要，P.1304上)的确，在五代诗人中，齐己诗所展示的清雅境界颇为显著，如其《夏日草堂作》云：“沙泉带草堂，纸帐卷空床。静是真消息，吟非俗肺肠。园林坐清影，梅杏嚼红香。谁住原西寺，钟声送夕阳。”方回评曰：“此齐己自赋草堂中事也。洪觉范取此八句，赋为八诗，以其句句有味故耶。此诗为僧徒所重，其来久矣，实亦清丽。”又《题真州精舍》云：“波心精舍好，那岸是繁华。碍目无高树，当门即远沙。晨斋来海客，夜磬到渔家。石鼎秋涛静，禅回有岳茶。”方回称“第二句‘那岸’二字有深意，五六精神而净洁”。[13](卷47，P.1694)不过，就《白莲》诗整体来看，并不是所有诗作都能像这样诗境清润、句句有味。譬如，该集卷一《寄勉二三子》云：“不见二三子，悠然吴楚间。尽应生白发，几个在青山。暇日还宜爱，余生莫放闲。君闻国风否，千载咏关关。”类似的诗作频繁出现，也难怪苏轼要指责其多“村俗之气”了。[18](卷5，P.28)
应该说，五代隐君寄情山水，醉心诗章，融高逸情态于清雅诗境之中，乃是其人生和艺术的必然；晚唐五代隐逸人格与清丽诗格互为表里、相沿不坠的根本原因盖在于此。沈彬、孙鲂、左偃、廖融、齐己等五代诗人，虽视野偏狭，构思纤巧，诗作水平也很难与方干、张乔、司空图等晚唐诗家相提并论，但他们切磨探索，潜心创作，用清润闲淡的诗作彰显着乱世人生的独特价值。假如没有他们的努力，清丽诗风由唐及宋的传承轨迹必将断裂难续。
宋初隐风较五代更盛，其如汪藻所云：“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闾，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21](第157册《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P.262)乱后隐君放旷自适、和愉优柔的生命态度，时时凝结为超逸脱俗的诗篇，为整体苍白的宋初诗坛增添了许多澄澹清雅的韵味。
当日隐逸诗人中能完美承袭清丽一脉者，首推林逋。逋虽“家贫，衣食不足”，但“恬淡好古，不趋荣利”，[22](卷78，P.685上)其僻居孤山的诗性生活，也着实令后人向往。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人事》二云：“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常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著棋。’”林逋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宋史》卷四五七《林逋传》称其“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梅尧臣撰《林和靖诗集序》，称“其顺物玩情，为之诗则平澹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其趣向博远，寄适于诗尔”。或许正是这种超逸而孤傲的人生境界，才成就了林逋诗作“孤峭澄淡”[23](卷19《林君复集》提要，P.1037)、“澄澹高逸”[9](卷152《和靖诗集》提要，P.1308上)的艺术品格。《林和靖集》中能够突显其孤峭澄澹诗品的创作比比皆是，如《宿洞霄宫》云：“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清丽精致，不减方干、张乔。较之晚唐五代的隐逸诗歌，林逋诗更能体现高雅脱俗的人格，更具有超逸隽永的意蕴。逋自称“梅妻鹤子”，故咏梅之诗多而且工；《瀛奎律髓》卷二○“梅花类”选录九首，足见重视。譬如《梅花》云：“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儿童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方氏曰：“和靖梅花七言律凡八首，前辈以为孤山八梅。胡澹庵尝两和之，成十六首。山谷谓‘水边篱落忽横枝’，此一联胜‘疏影’、‘暗香’一联，欧公疑未然，盖山谷专论格，欧公专取意味精神耳。”[13](卷20，P.785)正是在林逋的笔下，梅被赋予了纯静高洁的人格内涵，具备了独特崭新的文学意义。从此，梅所蕴涵的深层意味逐渐丰富和演化为宋诗精神的代表。
大约与林逋同时，隐居钱塘的潘阆同样以清词丽句抒写着清超雅逸的遁世情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潘阆不与先贤祠》条云：“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原注：俗呼为潘郎。)阆工唐风，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潘阆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其别称潘逍遥，诗集名曰《逍遥集》。虽然潘阆性格中放浪狂怪的特点常流露于笔端，但总体而论，其诗风仍属清丽一脉。太宗时代的王禹偁曾经把他与贾岛、王维等唐代诗人相提并论，称誉有加。《小畜外集》卷一○《潘阆咏潮图赞并序》云：“贾阆仙以夺卷之忤，谪于长沙，李洞铸其像以师之；孟浩然以上书之句，弃于襄阳，王维图其形以观之；故能使穷辱之土弥光，风雅之道不坠。清气未尽，奇人继生，处士潘阆得之矣。……今内翰广平宋公(白)赠诗云：‘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其见许也如是。”文中，王禹偁例举潘阆多条诗句，诸如“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等，称其“寒苦清奇，多此类也”。四库馆臣概括其诗作风格，略谓“阆在宋初，去五代余风未远。其诗如《秋夕旅舍书怀》一篇、《喜雪》一篇，间有五代粗旷之习，而其它风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9](卷152《逍遥集》提要，P.1306上)不论“寒苦清奇”还是“风格孤峭”，都表明潘阆诗作确实传承了晚唐五代以来隐逸诗家的一贯追求。
另外，歙州休宁松萝山人曹汝弼，天禧、祥符间高蹈有声，与林逋、魏野、潘阆等善，诗亦似之。其所著《海宁集》虽已散佚，但从他传世的作品中仍不难看出左偃、齐己乃至林逋的影子。如《中秋月》诗云：“年年相对赏，永夜坐吟床。众望自疑别，孤高非异常。园林分净影，台榭起余光。谁似蟾宫客，得攀仙桂香。”[13](卷22，P.918)再如《赠披云峰岳长老》诗曰：“禅外掩松扃，闲眠度岁阴。雨侵香篆涩，苔长屐痕深。水在铜瓶冷，云归玉磬沉。前山有灵药，时策杖藜寻。”方回谓“此诗亦有唐味”，纪昀则云“然是晚唐”。[13](卷47，P.1701)抛开宋元文人有关“晚唐诗”的种种争议不说，曹汝弼的遁世情怀和作诗态度无疑和林逋、潘阆等江南隐君相类，其诗境在澄澹清逸中又增添了几分时代所赋予的安闲和静谧。
需要强调的是，在创作心态和创作方法上，宋初隐君较之晚唐五代的诗人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单就诗法而论，其往往化用前人旧句，锻炼加工，以成“警句”；后世所谓“夺胎换骨”之法或肇端于此。如《五代诗话》卷三引《紫桃轩杂缀》云：“江为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君复只改二字，为‘疏影’、‘暗香’以咏梅，遂成千古绝调。”而《梦溪笔谈》卷十四则云：“欧阳文忠尝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辀，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无独有偶，潘阆《曹娥庙》诗中“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一联，也是从司空图《浙上》诗之“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两句脱化而来。从江为到林逋，由司空图至潘阆，诗句的摹写与改造均非出于偶然，这些创新对研究宋诗艺术特点的形成轨迹极为重要。
此外，随着隐逸人群生存方式及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清丽诗风的承袭与传播必将超越隐、仕界限，对北宋诗歌的整体艺术转型产生积极影响。譬如，仁宗朝谏议大夫赵湘，所为诗即沿袭清丽一脉。宋祁《南阳集序》谓湘诗“清整有法度，浑焉所得，不琢而美，无丹雘而采”；[21](第24册，P.321)欧阳修尝跋湘集，亦称“其诗清淑粹美之可喜也”。[24](第1086册，P.347)事实上，湘诗之传世者，大多清整浑美，不事雕琢，如《兰汀晚泊》云：“孤舟愁晚泊，葭苇暂相邻。旅雁初栖雨，江花偶向人。强吟还自爱，忽语有谁亲。倚棹烟将暝，秋风起白苹。”《自乐》云：“自乐原西趣，疏林入户清。洗池秋得月，移菊夜栖萤。古意怜琴淡，新题喜病醒。时闻岳僧至，闲讲煮茶经。”这些诗作既不是为敷衍酬答而作，其遣词造句也没有雕刻求奇、造境枯寂的弊病，所有的情景和技巧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自然清新而清丽苍秀的优美境界。方回既列赵湘为“晚唐体”诗人，四库馆臣遂驳曰：其所录诗“皆取其体近江西者，殊不尽湘所长。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观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雕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9](卷152《南阳集》提要，P.1307中)毫无疑问，这样的评论无疑要比方回等人客观公允得多了。
再如常州宜兴人蒋堂，大中祥符五年进士及第，仁宗朝官至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胡宿尝为《蒋公神道碑》，称“公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缀述，尤邃于诗。其间所得，往往清绝”。“及退居林下，神机日旺，虽饮食寝处，未尝忘诗，亦天性然。”[21](第22册，PP.253-254)今检其《春卿遗稿》所存诗，大抵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春卿遗稿》提要所云：“虽兴象不深而平正通达，无雕镂纤琐之习。”譬如《南湖台三首》之一云：“危台竹树间，湖水伴深闲。清浅采香径，方圆明月湾。放鱼随物性，载石作家山。自喜归休早，全胜贺老还。”又《题山亭》云：“山亭深处枕清溪，万目回环尽翠微。梅萼破香知腊近，柳梢含绿认春归。风前列嶂琴三叠，雪后群山玉四围。顾我此来盘礴久，尘劳潇洒顿忘机。”这种充满灵性、平澹邃美的诗作产生于清幽静谧的环境中，情与景会，真趣不绝，在清丽的诗意中又增添了几分闲适雅逸的韵味。
事实上，宋初许多有建树的诗人，其熔铸锻炼的学习和创作历程都是从崇尚清丽开始的。譬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云：“田征君告，字象宜，笃学好文，理致高古。尝学诗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诗评》授之，故诗尤清丽。”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亦云：“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坚。”[25](卷33，P.497)梅尧臣被刘后村誉为宋诗“开山祖师”，连他都有过“喜为清丽”的探索经历，其他一般的诗人大众则可想而知。
结束语：晚唐五代及北宋前期，诗歌艺术潜变发展的内在轨迹是多元而复杂的；以避世隐君为创作主体的清丽诗作，既表达着“浊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的遁世情怀，[17](第292册《说郛》卷113《希夷先生传》，P.364下)更彰显着清润闲雅、澄澹峭丽的艺术风采。从方干、张乔、王贞白、司空图等晚唐诗家到沈彬、孙鲂、左偃、廖融、齐己等五代隐君，再到林逋、潘阆、曹汝弼等宋初诗人，其出世心态或有差异，澄澹精致的审美追求却一脉相承。这些诗家唯清丽是尚的执着坚守，为诗歌创作实现由“唐”及“宋”的艺术转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