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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调节的两难选择
经济运行，应维持在适度增长区间。如果经济增长超过了上限，通货膨胀就必将发生；反之，经济增长达不到下限，失业范围则必定扩大，失业率也跟着上升。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监测指标。就是说，经济波动是否处于良好状态，仅仅凭借经济增长率是难以鉴别的，这时可借助通货膨胀率或失业率，从旁予以具体辩析和反映。
高增长伴随以高通胀，这是当今一种世界性现象。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抑制高通胀将要压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的压低必将迫使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压低失业率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人为地抬高又导致通胀率的上升。于是在西方国家政策调节便处于两难的选择：是着力抑制通货膨胀，还是缓解失业呢？
我国在前些年经济剧烈震荡的过程中，宏观决策也经常面临两难选择。例如，1990年春夏之交，通货膨胀经过一年多的治理后已有所缓解，但失业（包括临时待业和下岗者）率却急剧上升。那时城市有近1／4的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的状态。是继续治理通货膨胀，还是着手缓解失业，就是当时宏观决策的中心课题。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途径：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可抑制失业现象的发生呢？这取决于经济政策的选择。如果宏观调节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就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起码可防止周期性失业范围的扩大。
结合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和失业周期性地出现，主要是扩张与紧缩两种政策交替使用的结果。我们主张，对经济运行实行适度调节，这样既有助于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又为实行“双抑制”提供了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已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为经济运行由不良循环到良性循环的转变提供了重要锲机。应当指出，“软着陆”不但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失业。所以，我们既要坚持抑制通货膨胀，又主张同时控制失业。这两个方面应当并重，而不可偏废的。
适度增长：“双抑制”的统一
通货膨胀和失业皆起因于速度与效益间关系的失调。前者是经济增长率过高，即脱离经济效益提高的可能的情形下出现，后者则是在经济增长率过低，即不能适应经济效益提高的要求的情形下产生。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就会更加全面和深入。这对于改善目前宏观调控，克服其危害甚大的盲目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通常把通货膨胀归罪于货币发行和供给，再把失业归咎于技术进步。这样看问题不求实，没有道理。这一见解只涉及经济运行的某些表面现象，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深层次原因不在这里，而是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的失调。因此，妥善协调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既是抑制通货膨胀，又是抑制失业的根本途径。
如果不是从根本上调节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而是采取治标的办法，那么无论抑制通货膨胀还是抑制失业，都是难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纵使有关当局有意约束货币供给，以控制正在节节拔高的通货膨胀，但经济运行的内在压力，到头来仍会迫使它去增加货币发行，所以在宏观调控中一再改变货币供给意图的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非少见。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下，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应积极予以提倡和支持，何况人为的制约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扩张政策和紧缩政策的交替使用，在某些西方国家称之为“反周期”政策。但是，倘若经济波动表现为良性循环，那么，无论通货膨胀率还是失业率都将处于最低水平，起码是不会上升的。通货膨胀或失业的恶化，是经济急剧震荡的过程中出现的，而经济运行的剧烈震荡，恰恰就是“反周期”政策的产物。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把抑制通货膨胀和抑制失业，二者看成是截然对立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皆产生于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失调，既然如此，那就为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又为抑制失业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反周期”政策具有历史局限性。它的不成功实践表明，单一地抑制通货膨胀，必然给失业率的上升埋下祸根；而单一地抑制失业则给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敞开大门。前些年，我国经济运行忽而大上、忽而大下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基于此，我们必须为调节经济运行另辟蹊径。这就是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实行双抑制。尽管其间有时会产生一些摩擦，但是只要协调得当，双抑制是可获得成功的。
第三，有人说，可用通货膨胀代替失业。这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一个口头禅。但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反周期”政策的一种翻版。通货膨胀不但无助于根治失业，而且事后还会加重失业。而在滞胀同时发生之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失业就直接结成伴侣，是谁也代替不了谁的。
总之，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实行双抑制，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的。
究竟怎样实行双抑制？这就是对经济运行实行适度调节。在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时，实行适度调节就是将经济增长率限定在，以经济效益水平为转移的适度区间。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抑制失业，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同时达到的。
倘若经济运行出现非良性循环，适度调节的办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但，这有两种不同的情形：
在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的形势时，实行适度调节就是把偏高的经济增长率逐步压低下来。如此坚持一定的时期，当经济增长率降到适度增长区间之后，通胀率也会降低到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又由于经济实力的及时恢复和日益增强，有所上升的失业率便可走向稳定。
在面临严重失业的形势时，实行适度调节就是将偏低的经济增长率逐步提高起来，就业率也会有所上升。尽管失业状况尚未有明显改变，但这可防止通货膨胀率的突然上升。如此坚持一定的时期，当经济增长率上升到适度增长区间之后，失业率也会降低到社会可以承受的水平。同样地，由于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增强，有所上升的通胀率就可渐趋稳定。
西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
“双抑制”政策的选择，涉及如何理解“菲利普斯曲线”。这条曲线是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的，后来为西方新古典综合派所推崇，并被该学派作为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理论工具。由新古典综合派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
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所要表述的理论见解，有下列三点：
（1）基本观点是，价格水平的变化， 是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差额为转移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物价水平上升，也就是产生了通货膨胀。差额越大，通货膨胀率就越高。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物价水平下降，即是说不存在通货膨胀，反而出现了通货收缩。负差额越大，通货紧缩率就越高。
西方经济学认为，当需求总量等于供给总量，可实现充分就业。不过西方学者所说的充分就业，是以不理会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为前提的。
在我们看来，以总供求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产生，与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并非相悖。菲利普斯曲线的缺陷是，对通货膨胀或失业的解释，仅仅停留在供求关系上。把这一理论见解用来分析中国实际，还需要再深入一个层次。就是说，通货膨胀或失业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速度和效益的失调所致。前者是因为速度过高，超过了经济效益上升的实际可能，后者则是由于速度过于缓慢，难以容纳由资产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赋予的可能性。
（2）其政策主张是，在经济呈现过度繁荣状态之时， 应采取收缩性经济政策，如减少政府财政开支或降低货币供给量，以便抑制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状态之时，则应采取扩展性经济政策，如增加政府开支或扩大货币供给量，以便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政策执行的结果将是：前者在通货膨胀消失之时，有可能产生失业；后者在失业消失之时，则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单从政策选择及其结果来看，这一见解和推理并无不妥之处。西方世界的经济实践早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它的政策主张会导致扩张与紧缩两种政策的交替使用，以及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轮番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皆为经济运行的病态现象，对社会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既然医治一种疾病的药方会使另一种疾病恶化，那就可以认为它是不可取的。
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运行应实行适度调节。适度调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具有兼治的功能，因而它可避免两种政策交替使用的缺陷。
（3）其理论结论是，通胀率和失业不会同时产生。 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西方世界维持近20年之久，而当通胀和失业真的同时出现时，它就陷于面临破产的困境。
在我国，关于菲利普斯曲线，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人根据这条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替换”关系，可以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失业。理论界对此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众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在批评旨在鼓吹通货膨胀的“替换”论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至少在长期中表达通货膨胀‘替换作用’的那条‘菲利普斯曲线’是不存在的。”不能认为，这是一种求实的态度。
上文分析表明，菲利普斯曲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譬如参照它对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关系的描述，可为实行适度调节提供必要的数量根据。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重要的不是急于否定菲利普斯曲线，而是要防止扩张政策抬头，以及它与紧缩政策的交替使用。这样才抓住了全部问题的根本。“替换论”的要害，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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