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教案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案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后，在西方列强的保护下，基督教重新传入中国。此后不断引发民教冲突，层见迭出的教案给中国带来严重危害。和其它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严复对教案给予了密切的关注。1890年山东教案，1897年山东教案，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及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严复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翻译《支那教案论》并附加按语，撰写《论南昌教案》及《续论教案》《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等长文。此外，在其译著按语，信函及演讲中，也多处论及教案。与同时代人相比，严复的观点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拟就严复的教案观作一初步探索。
一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基督教进入中国，并逐渐渗透到内地，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无论是中国百姓，还是官僚绅士，对基督教的理解都极为有限。如官僚张力臣认为，“天主”二字，“流传实自东土”；〔（1）〕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陈炽也认为“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系墨翟之转音，其教完全来自墨子或“释氏绪余。”〔（2）〕这种牵强附会的中西比附，与其说是知识的缺乏，不如说是天朝上国文化心态的显露。严复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对中西学的看法与国内传统知识分子正好相反。留学英国时，他就反驳过张力臣的观点，“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3）〕留学英伦为严复观察了解西方社会提供了的条件，他对基督教的了解认识比国内人士要准确深刻的多。他不仅对基督教的背景常识了如指掌，而且对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有所探讨。
1.对基督教社会影响的考察。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人士大多宣传西政西学与西教无关，严复则认识到基督教对西方伦理治化、学术教育具有重大影响，在他的论著中，严复多处对中世纪基督教会阻碍言论自由学术进步，迫害异端，以及宗教迷信狂热导致各教派之间的冲突，直至引发战争，产生严重的社会灾难等消极影响进行揭露批判。与此同时，他对新教对西方伦理教化的积极影响极为赞赏，并就有关方面同中国进行了对比。如在培养民众道德观念方面，严复认为基督教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方法是对教民“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上自王侯将相，下至贫民百姓，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4）〕这样提高了教徒们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相互信任感也与基督教有关。“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5）〕以此为基础，社会群体就能做到上下一心，“赴公战如私仇”。反观中国，则没有类似西方的一神教使民众普遍受到道德教育。孝道为中国之“真教”，其影响如何呢？“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教之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6）〕由此可见，严复认为中国的孝道不仅未能象基督教那样起到积极维世之效，反而滋生了负面效果。又如对待怨仇的态度，“西之教，曰爱仇，曰宥人之罪，祈天宥我。”〔（7）〕教徒们接受了这样的训戒，在现实生活中重改过宥罪，息事宁人。而在中国，“衅之既生，衔恨次于骨髓，迁怒及其亲戚，寻仇延乎子孙，”〔（8）〕缺乏豁达恺悌之风。就禁止一般人为恶的效果而言，东西方也有明显差异。“西国之言神谴也，不存于形体而受以灵魂，夫天道浩渺难言，形体或列征而不信，灵魂则以无尽而莫逃。”〔（9）〕由此对教徒的行为能起到约束作用。中国古代自宋元以降，对天誓盟即无作用，“又中国之言天罚也，也就其身与子孙而征之。〔（10）〕又往往得不到验证，所以对人的行为起不到约束作用。
由上述可知，严复在考察基督教的社会影响时，对基督教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影响的差异已有明确认识，这一认识在国内居领先地位，他是“了解基督教传统与18、19世纪欧洲基督教异端思想之间的冲突的首批中国人之一。”〔（11）〕经过深入研究分析，严复还认识到新教之中包含着平等，自由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发现说明严复对基督教的观察认识已有了相当的深度，这是当时其它维新人士难以企及的。至于他就宗教对伦理治化的影响所作的中西对比，在近代乃系首创，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2.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态度
通过对基督教社会影响的考察，严复意识到“不愧屋漏，诚其意而毋自欺”这些在中国属“大人之学”的德行，西方妇孺就能做到，不仅证明“其说之无邪”，而且足以令中国士大夫汗颜。严复一向服膺的斯宾塞又说过：“宗教可扶民性之偏”，这些都影响了严复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态度，严复至少在理论上如何对待基督教明显与众不同。一般士大夫担心“以夷变夏”，反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而严复则希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民众实施道德教育，对基督教将可能在中国发挥积极影响持乐观态度，“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12）〕严复的主观愿望乃是基于理论上的推论，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严复深知宗教神权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当时外来教会势力并不是单纯的宗教，而是一股有武力作后盾的侵略势力，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驾驭来华传教士。所以，他主张有条件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其一，传教活动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监督和政府的管辖。他以各国驱逐耶稣会为例说明，反对放任宗教自由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准则。对当时教会势力干涉词讼，袒护教徒，为所欲为等不法行径给予了揭露与抨击。〔（13）〕其二，传教要遵循信仰自由的原则。“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14）〕他认为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最不幸者为传教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15）〕可见严复反对强行推行西方宗教。其三，传教活动不能带有文化征服的性质。包括一些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礼俗而又傲慢自在，“见吾人行事，辄以甚浅甚下之意求之，不审端由，便思补救”，〔（16）〕有文化征服的意向和消灭中国文化的企图。严复极力反对这种倾向，这对维护民族尊严，保护传统文化都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严复与其它知识分子没有区别。
二
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引起冲突，令严复大失所望。与考虑引鉴基督教的积极因素相比，严复对教案更为关注。
1.对教案原因的分析
直接和间接卷入教案的有教士教民，乡绅乡民，列强与清政府。严复对上述各种社会力量在引发教案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都有分析。
严复认为，传教士“处置失当”是引发教案的主要原因。〔（17）〕他在论著中重要揭示了在华天主教耶稣会的不法活动，如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广收党徒，扩张势力；要挟官绅、侵犯主权等。更有甚者，直接与地方官发生冲突，如1906年南昌教案。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激化民教矛盾，引发教案。
传教士之所以敢于胡作非为，主要是有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及武力给教会提供保护。其中又以法国最为典型，严复揭露说，法国政府与耶稣会在我国有特殊关系，“至今在本国则逐亡，主政教分立之说；在支那则袒之，以教会为侦探政俗、攫取利益之机关，”〔（18）〕相互利用，严复认为这是不断发生教案的根本原因。他在《法意·按语》中指出：“吾国由来不争宗教，……何至于今而教案日繁，缙绅弗道？盖彼之所以行之者，条约也，条约得以兵力也。”〔（19）〕可谓一针见血。
就中国民众方面而言，严复认为国人种界之见太明，中国多神教习俗与西方一神教存在冲突，又不通外情，对教会仪式及其慈善活动不了解，加以流言积习，往往“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余，群情汹汹，驯至大乱。”〔（20）〕乡绅的特权与威望因教会势力的恶性膨胀而受到损害，“故强宗大户，其于讼狱，向也可以欺人，今也且不得直”，〔（21）〕这使他们走入反教行列。严复认为乡绅与乡民“一主群策，一主群力，二者于教案犹一阴一阳，而后构精化生也。”〔（22）〕
严复认为清政府面对教案没有一以贯之的对策，“有事之时，为决裂，为和平，实无往而非失败。”〔（23）〕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所谓“决裂”政策表现为放任排外，滥及无辜、授人口实；“和平”政策表现为党外媚教，导致民众积怨难平，一旦宿愤迸发，小案变成大案，如义和团运动即是如此。严复还指出，以庚子之役为界，“列省官吏前之痛绝深恶教士者，今皆奉之为神师，倚之为护符，一切兴作更张，惟教士之言是听。”〔（24）〕地方官吏这种一边倒的态度成为引发教案的新的隐患。
综上所述，严复从宏观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教案发生的原因，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把传教过程中教士“处置失当”、“助以兵戎，坚以盟约”作为引发教案的根本原因，这一正确的结论表明了严复反侵略的态度及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不过，严复在这一点上仅限于揭露抨击法国政府与天主教耶稣会，实际上信奉新教的国家也同法国差不多，如英国在华外交官也惯用炮舰政策解决教案问题。他批评民众“种界之见太明”是不妥当的。如前所述，教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教会的侵略特征，而不是中国人天生乐于排外。另外多神崇拜习俗与西方一神教确实存在冲突，但这种文化差异在民教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不宜夸大。显而易见，近代以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引起类似的教案。
2.对教案严重后果的认识
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近代教案基本上都以清政府的屈辱妥协而结案。严复看到每一起教案都是“小民逞血气于前，而国家偿金币割土地于后”，对此深感痛心。他对教案给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带来的严重危害，都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六七十年代以来，教案不断，其中1897年山东教案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影响最大。德国人借口山东教案强占了胶州湾，俄英效尤，占领旅顺，威海，“中国北方从此无门户矣”。义和团排外，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最后“所索赔兵饷为数九百兆，为期三十九年。举国呻吟，若膺重负。”〔（25）〕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清政府软弱可欺，常借教案进行敲诈勒索，以致中国外交异常困难。法国最重传教，教案成为中国最难与之交涉的问题。严复在《论近日外交之困难》一文中举例说，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法人贪得无厌，多方要索，“而我即刻意磋磨，其心犹以为未慊。”〔（26）〕严复为此忧心忡忡。
英国宓克研究过教案，写过《在华传教士》一书。严复对宓克颇有好感，对他的一些论断也深信不疑。严复引述宓克的话说：“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齑粉矣。”〔（27）〕“灭中国而致斩绝根株者，必此教也。”〔（28）〕显然严复对基督教会的潜在威胁与破坏作用极为担心，只要有教会势力继续存在，还将不断引发教案。鉴于教案给我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严复警告说，中国欲求自存，必须找到根绝教案的方法；不然，无数赔款将竭尽地方财富，百姓怨气长钟，万一再出现山东教案、义和团之类的事，中国局势将无法控制。
三
面对教会的侵略行径以及层见迭出的教案，中国各阶层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应变方略。下层民众受害最深，直接暴动反教；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提出尊孔教的建议；庚子以后知识界出现文明排外论，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严复对这些方法表示反对，主张教育救国。
1.反对暴动排外。
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严复翻译《支那教案论》的动机是“希望利用外国人自己的话为中国文人学士的反洋教活动提供一个有力的新式武器库”，说严复“无疑持有与本国文人学士同样的敌意”。〔（24）〕这一看法有悖严复真实意图。从严复为该书写的提要及按语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严复不仅反对民众暴动反教，而且对那些坚持夷夏大防等陈腐观念，在民众中游说煽动的绅士也提出了批评。严复认为，民众暴动反教属非理智行为，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节外生枝，贻人口实，给国家带来灾祸。他指责义和团愚愤妄戾，方法野蛮，“其贻祸国家至矣。”〔（30）〕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他认为暴动民众不加分辩，祸及法文学堂教习及英国人，“而残虐且施于妇孺，此诚尤为可言，而大犯万国所不韪。”〔（31）〕严复对民众暴动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然而，由于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间的隔阂，彼此立场不同，严复对下层民众不乏士大夫们共有的偏见，他对义和团的批评即有过激之词。民众利益受到教会侵害，积怨难平，另一方面，有些传教士及外国在华人员的行为极为凶残，如1870年天津教案中，法国驻天津领事为袒护教士，悍然开枪杀人；1906年法国天主教士王安之竟亲自谋害地方官。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发暴动惩凶是顺理成章的事，偏面要求下层民众采用文明手段是不合理的。
在批评民众暴动反教时，严复表面上显得非常冷静，内心实则十分矛盾。他既批评义和团暴力排外贻祸国家，又不得不肯定义和团的勇武精神及其激励民气的作用。他说：“庚子北方之乱，虽所以战者非，而其临阵向敌之气，发扬蹈厉之风，较之甲午、乙末之际，诚有进焉。”〔（32）〕其私下言论与公开发表的观点之间差异甚大，更为清晰地折射出其矛盾心态。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期间，刚毅主张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李秉衡北上勤王，兵败自杀；许景澄反对围攻使馆，以致忤逆西太后被杀。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发出如下评论：“韩佗胄之死，金人谥以忠谬，吾于刚李诸罪魁亦然，宁为李秉衡流涕，不为许景澄道屈也。”〔（33）〕这与他对义和团的公开批评正好相反。这一差异实质上是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这种典型的矛盾曾困扰过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严复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2.反对宗教孔学。
康有为提出尊孔教，旨在以孔子为教主，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作为国人的宗教信仰，以达到抵制外来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目的。康氏这一主张得到及弟子及部分知识分子的附和，严复是极少数反对这一主张者之一。
针对康有为的建议，严复不无讥讽地指出，康氏用意“大抵与耶稣、谟罕默德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34）〕严复认为保教之道，”以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而当时士大夫言行不一，墨守陈规，盲目自大，空谈保教，根本不符合保教之道；就孔教性质而言，孔教不设鬼神，专言人事，“故中国儒术其不得与道，释、回、景并称为教甚明”；〔（35）〕再者，孔教因时而异，代有革迁，“保教而进，又非所保之本教。”严复对孔教的态度是不必保而自保。
严复对康有为尊孔教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尤其是指出孔教不是宗教，击中了要害。梁启超评论说“不意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36）〕对严复所论极为推崇。梁启超初追随乃师高谈保教，后则受到严复的影响，改变了看法，1902的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与康有为分道扬镳。
3.反对“文明排外”论与民族主义
“文明排外”论或曰“文明人之排外”，“用文明手段排外”，是中国知识界吸取暴力排外的惨痛教训后提出来的，以示同“野蛮排外”相区别。这一主张从理论上肯定排外的正义性神圣性，将意大利统一，美利坚独立视为排外成功的范例。究其内涵，“内则修其政治，自整其武备，自固其民志，时时存独立不羁之意。而对于外，则礼貌有加，仪节不失，虽深仇夙怨之国，亦往来应酬，无以异于姻娅。”〔（37）〕一言以蔽之，“不可有排外之形迹，但当有排外之精神。”由此可见，“文明排外”虽名为排外，实则表现为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
与“文明排外”论一样，二十世纪初，直接鼓吹民族主义的呼声亦不绝于耳。民族主义者指出，二十世纪是“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故今日欲抵挡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38）〕否则，中国将被这股民族帝国主义潮流所淘汰。严复对当时舆论作了准确的判断：“自庚子以还，时论时以排外为有一无二之宗旨，”〔（39）〕“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曰排满”。〔（40）〕他将“文明排外”与暴力排外作了一番比较，认为“文明排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且有明显的闭关自守的倾向。〔（41）〕严复强调排外要以实力作后盾，如以中国之实力排外，结果只能是自侮自伐。〔（42）〕再者，排外要取得成功，“其事必资于知彼，而吾之操权柄者又不能也。”〔（43）〕严复没有认识到文明排外”的本质就是民族主义，他对民族主义本身也没有好感。严复从当时的国情出发，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排外，只要以“排外”相号召，都会给帝国主义列强提供干涉的借口，于己不利。这一看法是很明智的。
严复认为中国是宗法社会，民族主义系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与盲目排外无异。能否倡导民族主义关键在于“民品”如何。〔（44）〕中国民智低下，倡导民族主义不仅不能救国，反而会强化中国传统社会中固有的宗法观念，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45）〕严复的这些论断来源于甄克思的《社会通论》一书。严复敏锐地认识到，在民族主义思潮中，“排满”论是主流，其实质是大汉族主义思想，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将斗争矛盾主要对准满族而不是帝国主义，严复对此表示惊讶，极力反对。在如何对待满族的问题上，严复无疑比鼓吹“排满”的革命者要高明的多。但严复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也有不少错误。
章太炎曾撰写《〈社会通论〉商兑》一文，反驳严复的观点。章氏认为甄克思没有认真研究东方各国历史，以偏概全，把局部地区的现象夸大为普遍规律。而严复又以甄克思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及历史，视中国为宗法社会，把民族主义当作宗法社会的固有观念，因而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46）〕。章太炎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从世界范围内看，“排外”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各民族间因彼此利益，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判然有别。中国人民在切身利益遭到侵犯时，奋起抗争，捍卫自己的权益，此乃天经地义，而不能归结于性喜排外。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排外传统显著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是以文化道德为认同符号的，“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近代以降，由于军事上接连惨败，又受到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消失。面对大小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人的种族血统意识急剧增强，下层民众尤其如此。这种种族意识外化为暴力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典型的如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知识界进行了反思，号召“文明排外”，民族主义思潮勃兴。这时的民族主义已超越了狭隘的种族意识，它所关注的目标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主要表现为对国家领土主权等方面的认同，这已是较为成熟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严复显然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此时已增添了新的内容，将民族主义作了静态的理解。基于这种认识，又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盲目排外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还表明，其力量源泉主要是民族主义，所以，严复认为民族主义不足以遂强吾种是悲观的论调。
4.标本兼治，根绝教案。
严复既然反对暴力排外，宗教孔学“文明排外”以及民族主义，那么，他所设计的教案对策又如何呢？严复主张应了解在华各教会的底细，区别对待，再“遣使谋诸各国”，〔（47）〕展开外交努力。严复认为，暴动民众不分彼此，祸及无辜；清政府对教会感到恐惧，教案发生后，总是害怕教会调兵报仇，在谈判中受其讹诈，都是不谙外情所致。针对这种现状，严复撰文详细介绍了引发教案最多的天主教耶稣会的背景，指出耶稣会同各国政府及教皇都有矛盾，且受到新教的排斥与攻击。随着意大利统一和普法战争结束，耶稣会失去了法国这把保护伞，已是强弩之末。〔（48）〕严复寄希望清政府在了解对方底细后，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国际上反天主教耶稣会力量的支持。这一建议可行性甚微。因为其它帝国主义势力与耶稣会在对华立场上是一致的。毋庸讳言，严复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其实，在国弱民穷，主权沦丧之时，再好的方法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当时腐朽的清政府已处于覆亡前夜，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统治乃是当务之急，哪里顾得上考虑利用外交手段对付教会呢？庚子以后，教案比以前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传教士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动改善了一点对中国人民的态度，而非清政府起了什么作用。
在严复看来，要解决教案问题，必须标本兼治。应付已发生的教案只是治标，彻底消弥教案才是治本。要根绝教案，“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49）〕他还呼吁社会各界“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所以普及”。〔（50）〕指望教士主动不往内地传教，只能是一厢情愿，严复把根绝教案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之上。这与严复一贯鼓吹的教育救国论是一致的。严复认为教育国民是国家的天职，民众所受教育越多，则越不容易为邪说谣言所煽惑，参与反教排外活动。就教育宗旨而言，“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51）〕这里，“文明”是“排外”的相对物，消除排外心态，与外人和睦相处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一观点不妨看作是严复对“文明”内涵的部分诠释。总而言之，严复倡导的教育救国论者在通过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收自然排外之效。这与他竭力反对的“文明排外”论及民族主义思潮并无本质冲突。
教育救国论本身无可厚非，却不能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毋庸置疑，只要在不平等条约和武力保护下的传教活动不停止，即使普及教育，仍会发生教案。在中国普及教育并非短期内所能秦效，教育要产生社会效应也需要较长的周期。由此可见，以教育作为根绝教案的方略是不合适的。严复意识到教士不往内地和教育普及二者“皆今不可必之事”，〔（52）〕末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教案对策，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综观全文，基于认识上的差异，严复认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从理论上说有助于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对民众暴力反教，宗教孔学，“文明排外”论及民族主义大加反对，每持犯众之论。从他的主观动机来看，不是有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为救亡运动献计献策。分析比较严复与别人之间的分歧是必要的，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严复与别人的共同点，不管严复与别人的分歧有多大，不论严复独树一帜的观点、建议正确与否，其爱国主义热情与别人并无二致，值得肯定。
注释：
（1）（3）《郭嵩焘日记》（三），第44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陈炽《教民》，见《庸书·外篇》卷下。
（4）（5）（6）《原强修订稿》，王试主编《严复集》，第30、31页，中华书局1986版
（7）（8）（12）（39）（41）《法意·接语》，《严复集》第1003、1014、993、1005页
（9）（10）（19）《法意·按语》，第170、43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1）（29）柯恩语，转引自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第3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14）（15）（27）（49）（52）《政治讲义》，《严复集》第1298、1293、1294页。
（16）（35）《支那教案论·接语》，《严复集》第851、852、850页。
（17）《支那教案论提要》，《严复集》第54页。
（18）（25）（47）（48）《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生教之历史》，《严复集》第197、191、199页。
（20）（26）《广益丛报》第117，108期。
（21）（23）（31）（50）《论南昌教案》，《严复集》第189、190页。
（22）宓克著《支那教案论》，严复译，第13页，南洋公学译书院刊本。
（24）（28）（33）《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539、540页。
（30）《主客评议》，《严复集》第119页。
（32）《原富·接语》，《严复集》第908—909页。
（34）《有如三保》，《严复集》第82页。
（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7）《论排外不宜有形迹》，《东方杂志》第3年第12期。
（38）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10页。
（40）（45）《社会通诠·接语》，《严复集》第926页。
（42）（51）《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558，567页。
（43）（44）《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集》第148页。
（46）《章太炎全集》（四），第322—3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