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程及规律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律性论文,新时期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不断解放思想的20年。研究解放思想的历程及其规律性，对于增强解放思想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提高解放思想的科学水平，实现十五大“高举旗帜，推进伟业”的宏图大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解放思想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思想认识的逻辑过程是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3页，1995年版）新时期解放思想作为主体精神状态、思想认识所发生变革和转换的过程，是我们坚持和发展实践标准，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是主体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解放，从破除外层思想障碍到摈弃深层的思想束缚，按其内在逻辑发生“内化”的过程。这一“思想进程”是和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全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相统一的。它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从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迷雾中解放出来。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酝酿于我们党针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肆意颠倒和歪曲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在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甚嚣尘上，甚至被奉为圭臬，而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却受到批判、嘲弄。如谁坚持发展生产力谁就是“唯生产力论”，谁要搞活经济使人民富裕谁就是“搞资本主义”，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奇谈怪论，不一而足。若我们不能奋力摆脱林彪、“四人帮”散布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束缚，思想的天空就无法迎纳真理的光辉。区分不清真与假、善与恶，最终将葬送马克思主义，窒息社会主义。因此，“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119页）但这个任务的完成并非朝夕之功。
其次是从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与实践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藩篱中解放出来。随着对林彪、“四人帮”批判的深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以及如何区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可是，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严重阻挠，加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确实有着相当广泛的习惯势力基础，刚刚萌发的思想解放运动举步维艰。
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于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随之，我们党及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和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着力进行全面拨乱反正，花费大量精力，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引导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迷惘中解脱出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11页），则是这一时期解放思想的伟大成果。
再次是从僵化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误区中解放出来。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深化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选择与实践创新过程之中。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构建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经过我们的改造起初曾起过特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诸种弊端愈益暴露且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坚持实践标准，指出各国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不应把“计划”和“市场”等同于基本制度，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系列论断，指引我们逐步摆脱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冲出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以矫健的步伐，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这个时期，思想解放的幅度与力度伴随着全面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以十二大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为发端，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最终成果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五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牢固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进一步阐明了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等等。
回眸历史，正如邓小平所讲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141页）
二、解放思想是破立统一的过程
邓小平给解放思想所下的科学定义是：“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上书，279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同上书，364页）所谓“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可谓是“破”；所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无疑是“立”。可见，解放思想既不是单纯的破，也不是单纯的立，而是既破又立、破立统一的过程。
在人们思想的主导方面还被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左右的情形下，在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下，解放思想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破”。它要求人们必须澄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划清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基本界限，破除主观偏见及习惯势力的枷锁。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批评“两个凡是”，否定“文革”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一个“破”字。当然这个阶段也在“立”，如重新确立实践权威，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等等。
当社会急剧变革，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人们思想从僵化状态“裂变”出来，呈现异常活跃而又良莠混杂时，邓小平则更多地强调解放思想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反“左”又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不要随意上纲，人人过关。这一阶段解放思想的特点，是“破”“立”结合，全面把握。
当人们的思想基本得到解放或主导方面已经得到解放，并且步入正确轨道时，邓小平则是更多地鼓励我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抓住机遇，迎着风险上，主张对待那些思想还不解放或不甚解放的人们，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争论，允许看，用事实来说话。这个阶段解放思想的特点无疑是以“立”为主，而且已不仅是政治、政策领域的“立”，解放思想愈益具有认识论的普遍意义和实践创造的张力。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并写进了党章，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是更高、更深、更大的“立”。高举旗帜同解放思想是高度统一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同上书，333～334页）“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同上书，121页）20年来解放思想的历程，正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既讲“破”又讲“立”，应“破”即破，应“立”即立，“破”“立”统一的过程。所以，我们反对有意无意地将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在破立问题上截然分开，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强调解放思想就是“破”或实事求是就是“立”。事实上，解放思想的“破”与“立”所坚持的原则即实事求是，一切依主体实践活动的需要和思想态势变化为转移；而实事求是的“破”与“立”，又是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去伪存真为前提的。二者都是建立在实践标准的同一基础上的。
三、解放思想是上下互动的过程
解放思想作为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进而促进对客观世界改造的自觉活动，是群众和领袖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邓小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落实中的整体性、全局性的高度，反复强调从中央到基层、从领导到群众都要解放思想，并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领袖与群众上下互动的过程。
一方面，解放思想的“初级阶段”的内容及其实现总是由群众萌发与自发、初创与试验、反映与提出的。1979年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村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自发订立了把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的时候，农民又纷纷创办了乡镇企业，由此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0年来解放思想的一个个伟大创举一再表明，人民群众始终站在解放思想运动的最前列，是推动思想解放进程的主体和根本动力。
群众的思想解放具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现实针对性。群众的解放思想总是针对社会现实生活中某些具体的事件、问题发起的，不是凭空产生的。二是朴素自发性。群众的解放思想是群众思想的自我解放，是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心声与愿望的自然流露。三是功利目的性。群众的解放思想总是与追求和实现切身利益紧密相联的。
另一方面，群众的思想解放又总是由领袖支持与推动、引导与领导、总结与升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我们的党及领袖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体察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意愿和要求，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大力支持；正是我们的党及领袖正确判断是非曲直，为思想解放运动端正航向；正是我们的党及领袖善于将群众思想解放的创举与典型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才使思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凯歌行进。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的发起、伸展和深化，离不开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顶住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逆流，更显示出我们的党及领袖的郑重、成熟与胆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1997年江泽民"5.29"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更是高屋建瓴地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群众的新要求、新创造和新经验进行了提炼概括，提出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的进程。
四、解放思想是义利统一的过程
这里的“利”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利”，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全局利益，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合法正当的个人利益；解放思想归根结底源于主体的利益需求，解放思想的过程也就是主体追求和获得利益的过程，正是利益驱动着主体不断解放思想。这里的“义”是指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和取向。社会主义的“利”决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利”。解放思想作为主体追求和获得利益的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大问题认识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既取决于认识判断即对真理的追求，又取决于价值判断即对利益的需求。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一般来说，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进步还是落后，是趋于解放，还是趋于保守，终究是由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关系决定的：当主体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时，主体就不会愿意接受新措施、新办法，不愿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而宁愿墨守成规，囿于传统；与此相反，当新措施和新办法能够给主体带来物质利益时，他就会乐于接受，乐于改弦易辙，解放思想。
我们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党倡导解放思想的实质和目的，正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和义利观，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身的利益，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团结起来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共同奋斗。我们之所以在解放思想进程中毅然决然地坚持实践标准，以“三个有利于”为坐标，也正是这个标准或坐标的内涵即坚持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即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正因为我们党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是一致的，是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基础的，所以才成为我们党自我解放的强大动力。
但是，问题在于现实的主体是个体、集体、社会总体所组成的有机系统，其利益问题包括利益组成、利益关系、利益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是异常繁杂难理的。利全局的不一定利局部，利集体的不一定利个体，利长远的不一定利眼前，利彼群体不一定利此群体；任何一项改革举措，均不可能顾全所有人所有方面始终受益。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利益问题，坚持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辩证统一。在制订政策措施时，利局部害全局的事情，绝不能做；利全局损局部的事情，一定要把局部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利益的调整尽量要兼顾，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照顾到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不如此，不利于调动局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在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协调甚至发生冲突时，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如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而最终将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在主体解放思想问题上，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好利益的杠杆作用，同时还必须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只有将利益驱动和“义”的思想引导作为解放思想的“双翼”而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比如，我们当前正在实行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下岗的措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这一重要举措，一部分职工下岗，他们的眼前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坚决地贯彻落实这一举措，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有利于搞活搞好整个国有企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职工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实施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利益，把他们的眼前利益影响减少至最低限度。同时我们还应该做好思想引导工作，使广大职工树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型择业观和就业观，破除和转变把作业岗位分成高低贵贱的旧观念，增强对深化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正确对待利益得失，理解、拥护、支持这一改革，从而实现解放思想上的义利的高度统一。对待人们一时思想“不解放”问题，要从“利”与“义”两方面了解其成因何在，分清是思想倾向问题抑或认识问题及利益问题，而后辨症施治，加以解决。对待认识问题和利益引起的思想问题，切忌动辄斥之“僵化”、“封闭”、“狭隘”、“
落后”，随意上纲上线。
应当指出，上述“四个统一”是解放思想历程与其规律性在不同侧面的体现，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视角来看，解放思想“四个统一”的过程，又是思想方式变革与生产方式变革相统一的过程，是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即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过程，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同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过程，是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同步迈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过程。解放思想无止境，探讨解放思想的历程，掌握解放思想的规律，把解放思想推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境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