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结束后，日本一直有一股保守力量试图通过修改进步的历史教科书或批准反动的教科书，来试图掩盖对外侵略的历史。1982年，日本将历史教科书中对亚洲的“侵略”改为“进出”，由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而演变成外交问题。2001年及2005年，日本文部省先后两次批准了由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美化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这更加遭到战争受害国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愈演愈烈。那么，战后初期对战前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处理的，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制度及其问题如何？本文拟对此加以综合考察。
一、战后初期对战前历史教科书的认识与处理
二战结束后，在反法西斯盟国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方针下，日本文部省于1945年9月20日下令删除“强调国防军备的教材、战意昂扬的教材、妨碍国际亲善的教材、伴随着战争结束而明显脱离现实情况的教材等”（注：文部省『终战ニ伴フ教科用図书取扱方ニ关スル件』、1945年9月20日。战後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编集委会『战後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卷)、三一书房、1982年、259页。）。各学校根据该指令将战前教科书中的上述有关内容用墨汁涂黑，即“涂改的教科书”。但是，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中，尤其修身、历史、地理教科书中充斥着军国主义、皇国主义的内容和思想，单靠涂改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于是，1945年12月，盟军总部(GHQ)下令停止了修身、日本历史、地理三门课程，并要求立即收回上述三门课程的教科书和教师使用的参考书。直到1946年10月12日盟军总部才允许重新教授日本历史，但条件是只能使用盟军总部承认的教科书。
盟军总部下令停止日本历史课，是基于对战前日本历史教育的深刻认识。《关于停止开设修身、日本历史、地理课之件》开头即指出：“日本政府将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的观念编入某种教科书，为了将要课之于学生的观念植入学生头脑而利用了教育，鉴于此下发该指令。”（注：连合国总司令部『修身、日本历史及ビ地理停止ニ关スル件』、1945年12月31日。前揭『战後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卷)、43页。）1946年3月的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书中，更明确地揭示了战前日本历史教育的问题之所在：“历史和地理通常是为使学生认识自己所处的时空位置而开设的课程。即历史和地理是要发展学生对历史的展望、对周边自然环境的认知、进而对其身处环境与其他世界之关系的认识，给他们以客观的基础。日本在讲授这两个科目上，强调与此不同的观点，即有意识地把有记载的历史和神话混同起来，把地理看作是防卫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自我中心。在日本典型的教学科目中，历史课与地理课作为客观学科受到很大的轻视，但在政治的、军国主义的说教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教科书的相继修订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演变进行的。从最近一次于1939年修订的教科书看，其内容带有严重的危害性。”（注：寺崎昌男编『战後教育改革构想Ⅰ期1米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日本図书センタ一、2000年、16—17页。）该报告书同时建议重新编写教科书，并且要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观来编写，应把客观历史与神话区分开，与外国神话同样，把日本神话作为文学予以保存。
日本教育一线的教师对上述认识抱有同感。1946年5月，文部省公布的一份对各地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调查显示，所有答卷均认为国史教科书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认为需要进行如下修改：必须抛弃日本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主义的观点，建立基于正确史实的国史；改变皇国历史使命的思维，营造制定新国史的氛围；要将神话与历史分离，将神话作为美丽的传承写成儿童读物；神武以前的记述一时难以确认为史实因此不需要编入，等等。（注：文部省教科书调课『从来の国民学校国史教科书につぃて——国民学校教员の经验及び意见の调查』、1946年5月。宫原诚一他编『资料日本现代教育史1』(1945—1950)、三省堂、1974年、228页。）
日本政府的公开文件中也阐述了战前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1946年10月公布的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针中规定：“省略神话传说，更科学记述。例如不再记述高天原、天孙降临等，而是通过贝冢、古坟等证据实证性地记述‘上古生活’，这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贯彻始终”，“不仅站在日本的立场，而且站在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注：文部省『新国史教科书につぃて』、1946年10月19日。前揭『资料 日本现代教育史1』(1945—1950)、337页。）同年11月9日的文部省《国史教学的指导要点》的通知中也明确指示：神话、传说没有必要与历史事实混同，不写入教科书；对日本民族的由来不做神秘的解释，其产生及发展经过尚未成定论，因此不要妄断；对日本国家的起源要进行学术的、客观史实地叙述。（注：文部省『新国史教科书につぃて』、1946年10月19日。前揭『资料 日本现代教育史1』(1945—1950)，第340页。）
战后初期美国为首的占领当局、日本政府、日本教育一线教师对战前历史教育的认识和处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认识当今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战后日本将战前的教科书国定制改为审定教科书制度，并删除了有关军国主义、皇国主义以及神话传说的内容。而且，新审定出版的教科书中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例如，文部省1947年出版的师范学校用《日本历史》便记述道：“中国的抗战以日本军在南京的残虐行为契机而激化。”和歌森太郎等编的《高校日本史》(实业之日本社)中记述：“‘南京暴行事件’等日本军队的掠夺与暴行，留下了世界性的恶名。”但是，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教育改革是在美国主导、民间教育人士支持下实施的，日本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被动的、保守的。因此，当占领结束以后，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又趋于保守，导致了后来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生。
二、战后以来的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
(一)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其背景是日本政府认为当时的“爱国心”教育不足。时任首相的吉田茂在1952年9月1日的自由党议员总会和同年11月26日的第15届国会上的施政演说中，均强调培养重新武装之精神基础的爱国心的重要性，并称要培养爱国心，就必须强化“万国之冠的历史、美丽的国土等地理、历史教育”，必须向学生们讲述日本的国体和日本民族的优秀性。（注：船山谦次『战後日本道德教育史论』(上)、青木店、1981年，137页。）1953年10月，时任自由党政调会长的池田勇人与美国副国务卿罗伯逊会谈达成的共识中提到：“在日本创造日本国民增强对防卫的责任感气氛最为重要。日本政府所承担的首要责任，是通过教育及宣传，在日本创造使爱国心和自发的自卫精神成长的空气。”（注：神田修他编『史料 日本の教育』、学阳书房、1978年、73页。）同年，文部大臣大达茂雄对和平教育提出非难，指责当时的教科书中过于强调和平教育，是一种“偏向教育”。
1955年，日本民主党印发了宣传册《令人担忧的教科书问题》，攻击当时的小学六年级用教科书《光明的社会》过多地记述了侵略的历史：“该教科书的后半部分中，大部分是日本的‘大陆侵略史’”，“该教科书尽写着(日本是)东洋鬼子，做出了无休止的暴虐，欺负中国人民”，“这样果真能成为日本的教科书吗”。（注：部落问题研究所编『「自由主义史观」の本质：虚像の日本历史』、部落问题研究所、1997年、156—157页。）于是，文部省在1955年审定教科书时，禁止使用“侵略”一词。1995年曾任国民教育文化综合研究所所长的日高六郎证言：“当时(1955年)我执笔写了中学三年级的社会科教科书，……我把日军在‘满洲’事变中采取的行动写为‘侵略’。文部省审定官员对此提出批评，要求改写为‘进出’或‘进攻’。结果，我们的教科书被判不合格，不能出版。”（注：日高六郎编『日本と中国——若者たちの历史认识』、梨の木舍、1995年、2页。）
文部省要求删改侵略历史事实的审定，遭到日本进步学者的强烈反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时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将其执笔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提交文部省审定，但在1952、1955、1957、1963、1964年的文部省教科书审定中均判不合格。1965年6月，家永三郎向法院提起诉讼，告文部省对其教科书的审定违宪违法，要求国家赔偿损失。1967年6月提起第二次诉讼，要求取消审定处分。1970年7月，家永三郎在第二次诉讼中全部胜诉(东京地方法院杉本判决)。此后的70年代，政府对教科书的审定在某种程度有所放宽，到70年代后期，终于逐渐出现了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科书。
(二)第二次教科书事件
第二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背景之一仍然是日本政界攻击“爱国心教育”不足。1980年7月23日，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现在的教科书(回避了爱国一词)问题很大”（注：『朝日新闻』1980年7月22日夕刊。）。同年10月15日，自民党议员三冢博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对教科书提出非难：中学学习指导要领中要求“指导、记述爱国心”，但即将使用的中学社会科教科书中却没有爱国心的记述。“爱国”是“国家存立的基础”，同时“是对祖国的自发的热爱之情，国家的存在是靠国民对国家的爱来支撑的”。并强烈要求政府委员回答，对于这样的教科书“(文部省)是怎么审定的”。（注：藤野尚行『教育基本法制と教科问题』(增补版)、法律文化社，1985年、120页。）在国会议员的发难下，自民党于同年10月在其教育问题联络协议会内新设“教科书小委员会”（注：该小委员会委员长为众议院议员三冢博，成员由参众两院议员共44人组成，其中包括坂田道太、海部俊树等原文部大臣，还有时任自民党文教部会会长的森喜朗。），要对“现行教科书中没有‘爱国’、‘保卫国家’等记述的问题进行根本探讨。
与此同时，日本财界也开始批评当时的教科书。早在1980年8月初，日本贸易会及全日本广告联盟便指责《公民》教科书中有关综合商社及广告的记述有偏见。（注：社会科教科书执笔恳谈会编『教科书问题とは何か』、未来社、1984年、359页。）同年11月，经团联的宣传机构——日本经济宣传中心在《经济教育Ⅰ》和《经济教育Ⅱ》上发表文章，批评社会科教科书中过于丑化现代大企业的形象。（注：社会科教科书执笔恳谈会编『教科书问题とは何か』、未来社、1984年，第362—363页。）1981年5月15日，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大槻文平在日经联第34次例会上发言，指责教科书中尊重个人、偏重权利的教育理念使利己主义扩散，并游说“国家的意义与重要性”，要求学校教育培养“保卫国家的气概”和“爱国心”。（注：藤野尚行『教育基本法制と教科书问题』(增补版)、115页。）
在上述政界、财界非难教科书的背景下，文部省在1981年审定新设置的中学课程——《现代社会》教科书时，要求大幅度修改批判现代大企业、批判现行国家政策的记述。此外，文部省于1982年6月25日公布的教科书审定结果中，明确表示禁止使用“侵略”一词，历史教科书中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华北”，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进而在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称“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的损失也很大，于是日军群情激昂，杀害了众多的中国军人及平民”。（注：日高六郎编『日本と中国——若者たちの历史认识』、12页。）
日本政府以“审定”为名对教科书内容的干涉，不但遭到国内进步力量的反对，而且遭到中国、韩国、朝鲜、印尼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1982年11月24日，日本文部大臣发表“关于历史教科书的谈话”，表示将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追加新的规定：“在处理与亚洲邻国的近现代的历史事件时，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观点出发给予必要的考虑”（注：社会科教科书执笔恳谈会编『教科书问题とは何か』、378页。），即所谓的“近邻诸国条款”。1983年6月30日，文部省公布了1982年下半年审定的社会科教科书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关中国、韩国关系的记述中，对“侵略”、“三一独立运动”、“创氏改名”、“抓劳工”等记述，文部省没有附加审定意见。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教科书中关于侵略亚洲的事实的记述大幅度改善。
(三)第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
第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发生于2001年，却发端于1996年的教科书审定。日本文部省1996年6月公布的审定结果显示，七家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均有“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于是，日本政界保守势力便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发起了攻击，自民党内成立了“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注：1996年6月4日成立，会长为前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其前身是“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日本前途与历史问题年轻议员思考会”，强烈要求文部省删除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于是，自民党内设立了“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1998年2月4日)，以处理历史教科书中的“从军慰安妇”记述问题。各地方议会也与中央保守政治势力相呼应，从1996年12月至1999年6月，冈山县议会、鹿儿岛县吹上町议会、茨城县议会、甲府市议会、香川县议会、大阪府议会、宫崎县议会等均采纳了要求删除“从军慰安妇”记述的建议。
与此同时，日本的右翼文人也对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的记述提出非难。1996年8月，以藤冈信胜等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要求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的记述”，并于同年12月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边面见文部大臣，要求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一边自行编写历史教科书。
在政界及文人保守势力的作用之下，文部科学省2001年公布的教科书审定结果显示，通过审定的八家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只有三家提及“慰安妇”的表述，而且没有一家再用“从军”一词，对南京大屠杀等对外侵略的历史事实等也记述暧昧。与此同时，文部科学省还批准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版历史教科书》。该书非但没有正确记述战前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反而沿袭战前，将神话故事历史写进教科书而且还宣扬“战争没有错误与正确之分”等错误的历史观，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历史辩解。日本政府批准上述教科书后，遭到国内进步力量的反对，也受到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审定结果，反而于2005年4月5日再次宣布批准该书。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引发了相当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可谓愈演愈烈。
从上述三次事件的经过来看，日本政界、财界及学界保守势力联合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发难，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历史教育来培养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自豪感”。那么，为什么如此重视“爱国心”与“自豪感”呢？众议院议员三冢博在1980年10月15日的众议院文教委员会直言不讳称：“为了使日本成为美丽的、适宜居住的国家，首先重要的是日本人热爱日本国家，为了日本而认真工作。破坏政治是因为国民只考虑自身利益造成的。”（注：藤野尚行『教育基本法制と教科书问题』(增补版)、120页。）也就是说，只有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全部是好的，国民才会热爱日本，只有全体日本国民“爱国”了，才会为了国家、为了企业努力工作，才不会反对政府的任何政策。这正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根源所在。
三、历史教科书制度及其问题
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产生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不无关系。战后日本改变了战前的教科书国定制，采用审定制。现行制度分为编辑发行、审定、选择、使用四个环节，审定周期为四年。
第一，教科书的编辑发行。日本的教科书由民间出版社主持编辑、出版。文部科学省规定，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必须具有1000万日元以上的运营资金，而且要有五人以上的专业教科书编辑人员等。目前编辑出版中学社会科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有八家：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清水院、帝国院、日本文教出版、扶桑社、日本书籍。出版社一般并不直接编写教科书，而是委托大学、高中、中学及小学的教师来编写。多数情况下是委托大学教师，高中教科书由大学及高中教师编写，初中教科书由大学及初中教师编写，小学教科书由大学及小学教师编写。
目前成为历史教科书问题焦点中学历史教科书《新版历史教科书》，是由扶桑社出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扶桑社成立于1984年5月，右翼色彩颇浓的产经新闻社是其四大股东之一。该出版社的32个部门中，专门设有皇室编辑部，出版季刊杂志《皇室》。该出版社虽然在八家出版社中成立最晚，经济实力却最为雄厚，拥有资金68亿日元，其他七家则相差悬殊：东京书籍8000万日元、大阪书籍1亿日元、教育出版6000万日元、帝国院5500万日元、日本文教出版3000万日元、清水院5000万日元、日本书籍(不详)。（注：以上数据系笔者查阅了各家出版社的网页获悉。）可见，在争夺教科书市场份额的竞争中，扶桑社拥有绝对的资金优势。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前身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1993年夏，首相细川护熙发表承认侵略战争的讲话后，自民党内遂成立“历史·检讨委员会”，于1993年10月到1995年2月，先后20次召集日本侵略战争的美化论者进行演讲和提问，最后编辑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参议院议员板垣正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单方面给日本定罪，强加上自虐式的历史认识这一做法，称其为犯罪行为也毫不过分。”（注：部落问题研究所编『「自由主义史观 」の本貭：虚像の日本史』、160页。）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在书中高度评价了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的“改造近现代史教学”的主张。（注：藤冈信胜从1994年4月号的《社会科教育》开始连载攻击现行教科书的文章，称要重新认识近现代史。）有的议员在该书中鼓励学者们的这一研究动向，称其筹措必要的研究费用，希望学者们大大地加以研究。1996年8月10日，以藤冈胜信为代表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同年12月2日又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纂会”不断谋求壮大势力，成立时仅有九人（注：包括藤冈信胜(时任东京大学教授、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代表)、西尾干二(评论家)、阿川佐和子(随笔作家)、小林善纪(漫画家)、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高桥史朗(明星大学教授)、林真理子(作家)、深田佑介(作家)、山本夏彦(评论家)，共九人。），一年后为6000人，1999年10月末在全国拥有51个支部（注：日本全国共有47个都道府县，其中东京都设立了两个支部，后来又将北海道分为札幌、道北、道东三个支部，另加关西佛教恳谈会一个支部，故共51个支部。），2003年6月会员已达到10000人。
第二，教科书的审定。教科书编写完后必须经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方能出版发行。各出版社编写完教科书后提交文部科学省审定，文部科学大臣根据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的意见决定是否采用，并提出修改意见。教科书执笔者根据修改意见加以修改，经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审查合格后，即通过审定，在接到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合格通知后便可印刷样书。
教科书审定的关键问题在于审定标准。战后初期，日本对教科书的审定基本上是民主、客观的。1948年4月文部省公布的《教科用图书审定的一般基准》中明确规定：“如有损害和平精神、歪曲真理、不尊重个人价值、歧视劳动、轻视责任、损害自主精神等记述者，均须判定为不合格教科书。”（注：文部省『教科书図书検定の一般的基準につぃて』、1948年4月。前揭『战後日本教育史料集成』、第1卷、343页。）但文部省1958年公布的《教科书审定基准》却删除了上述内容，同时要求教科书与“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该课程目标相一致”。1988年9月，文部省修改了教科书审定制度，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于已经被审查合格的教科书，如果认为其中有“妨碍学习的记述”，文部大臣有权“劝告其修改”。也就是说，即便文部省迫于压力通过了记述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也可以在事后以“妨碍学习”为由下令予以“修改”，虽然到目前为止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尚未行使过这一权力，但这无疑为文部科学省修改已经审定过的教科书埋下了伏笔。第二，严格要求教科书依据学习指导要领编写。日本现行《学习指导要领》中社会科历史部分的首要“目标”即为“提高对历史现象的兴趣，使(学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理解我国历史的大趋势及各个时代的特色，通过此使(学生)以更广的视野思考我国的文化与传统特色，同时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热爱，培养作为国民的自觉”（注：『中学校学习指道要领』(平成10年12月告示、15年12月一部改正)、http： //www.mext.go.jp/b_menu/shuppan/sonota/990301/03122602/003.htm/。）。2001年和2005年两次被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的执笔者们正是据此大肆叫嚣，称其撰写的教科书才严格遵循了学习指导要领、能够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心”。
第三，教科书的选择。教科书最后通过审定后，文部科学省将各教科书出版社提交的书目编成教科书目录，通过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下发到各个学校及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供各地选用教科书时参考。战后初期，教科书由各校教师自主选择，1965年《教科书免费法》颁布实施以后，中小学的教科书选择改为“选择地区”方式，即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以市或郡为单位划分“选择地区”(到2004年3月全国共有教科书选用地区561个)，各个区域统一使用选择的教科书。各“选择地区”的选择方法不尽相同，原来有些地区采取“学校投票方式”，即各个学校的教师们投票选择自己希望使用的教科书，获票最多者便成为该选择区域的统一教科书。该方式最能反映教师的意见，以前东京等大城市大多采用该方式。但是这种民主的选择方式受到“编纂会”等保守势力的攻击，仅1999年9月至2000年4月的五个月间，东京都中野区、足立区等十个区的区议会便均采纳了要求废除学校投票方式的意见书，熊本县、长崎县、群马县、静冈县等县议会也采纳了“编纂会”该各县支部要求废除“学校投票方式”的意见书。目前，文部科学省明确规定：公立学校的教科书选择权在设立该学校的市町村或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国立和私立学校的教科书选择权在各学校的校长。而且，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拥有“适当指导、建议及援助”各地选用教科书的权限。这样，中小学教科书的选用很可能不能反映广大一线教师的意愿，只是反映各教育委员会的意见，而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文部科学省任命的，因此，文部科学省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教育委员会来间接控制中小学教科书的选择。
第四，教科书的使用。1965年《教科书免费法》规定，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无论国立、公立、私立，其教科书均由国家免费供给，经费由国家预算负担。文部科学大臣根据各地上报的所选教科书的总数，向各教科书发行者指示应发行的教科书种类及数量。发行者接到指示后，开始正式印刷教科书，然后通过供应商提供给各学校，由学校分发给学生使用。各学校一旦选择某一教科书后，通常四年之内均使用此教科书。
教科书印刷出版后，出版社通过两种途径将教科书下发到全国各个学校：一是与教科书特约供给所签订合同，特约供给所再通过代销供给所下发到学校；二是先与总经销所签订合同，再由总经销所依次通过特约供给所、代销供给所下发到各个学校。2005年4月，日本全国共有教科书总经销所6个，特约供给所53个，代销供给所3640个，其下发的学校，中小学约23000所，中学约11000个所，高中约5000所。
使用2001年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学校主要是私立及特殊学校。如栃木县国学院、茨城县常总学院、岐阜县丽泽瑞浪、三重县津田学园、三重县皇学馆、德岛县生光学园、兵库县甲子园学院、东京都立养护学校、爱媛县立养护学校等20所中学。（注：『产经新闻』2001年7月13日。）2001年8月15日公布的《新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为0.039％。
如前所述，在教科书制度的四个环节中，教科书的发行由特定的出版公司垄断，文部科学省通过审定与学习指导要领介入教育内容，教科书的选用权又集中在文部科学省授意的教育委员会手中。这便为保守势力重新利用教科书向青少年学生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提供了方便。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日本曾对战前的历史教科书进行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但当占领结束后，日本又逐渐走向保守化，从1955年至今共引发了三次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也由国内问题演变成与周边国家的严重外交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界、财界、学界各方面保守势力合力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右倾化，而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制度则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目前，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以下动向值得关注：
第一，试图删除教科书审定标准中的“邻近诸国条款”。该条款是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及中韩等亚洲国家共同对抗日本保守势力的成果，对制约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右倾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日本的保守势力视其为眼中钉，2004年3月25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东京九段会馆召开集会，议题即为“从审定基准中删除近邻诸国条项”，并于集会后将决议书提交文部科学大臣。
第二，反守为攻，攻击中、韩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新历史教科书》遭到来自中韩等国的抗议后，2月23日，“编纂会”发表声明，称这“只能是不正当的干涉内政”，“是对我国教育独立自主的重大挑战”。（注：『产经新闻』2000年2月24日。）3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东京都议会预算特别委员会上发言称，中国及韩国对教科书的批判是“对日本的自由主义体制的内政干涉”，“看看中国及韩国的教科书的话，也有明显的记述错误”。（注：『每日新闻』2001年3月17日。）3月21日，“日本前途与历史问题年轻议员思考会”决定的行动方针之一为：如果中韩两国的要求“不是干涉内政的话，那么日本也应该对中、韩两国的教科书提出意见”。(31) 目前，保守势力对中、韩两国教科书的攻击，正在被部分不明真相的普通日本国民所接受。
第三，在教科书选择方式上做文章。2001年“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不足0.1％，“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敕曾在公布的翌日8月16日宣称：“我们一定要复仇！在四年后的下次教科书选择中，无论如何要让扶桑社的教科书达到10％以上的采用率。”2005年4月5日文部科学省公布审定通过《新历史教科书》后，4月13日，“编纂会”召开第28次研讨会，宣称今年夏天要将教科书选择“更进一步”。6月上旬，藤冈信胜在其出版的新著《教科书选择的真相》中称：“教科书问题的正面舞台已经由‘审定’转向‘选择’，选择成为引起世人注意的时机。”(32)
日本文部科学省规定，各地教科书的选用工作必须在使用年度之前一年的8月31日完成，并于9月16日之前由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将选用的教科书总数报告文部科学大臣。因此，此次《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将会如何，还要拭目以待今年9月份的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