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未来哲学的自觉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形态论文,自觉论文,未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存在领域中文化无所不在。但是，由于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等现象而言，似乎是无形的、深层次的，因此，对于文化现象的自觉研究是相对晚近的事情。大约在上一世纪中叶，一些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古代文化史学家才开始把理性探究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即文化层面。
然而，对文化的界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至今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定义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一般说来，文化大体上属于人类超越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地积淀的类本质对象化。在广义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象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把文化界定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梁漱溟在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上称文化为“人类生活的样法”。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和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人类开始体会到传统文化模式的惰性和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统治。哲学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向原本只属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文化现象，由此把哲学同文化的本质关联自觉地展现出来。
一、哲学：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
虽说直到现代哲学才把文化当作自觉研究的对象，但哲学与文化的关联却是本质性的。换言之，哲学总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传统哲学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不自觉的显现，而现代哲学常常是特定文化精神的自觉升华。由于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和无形的特征，文化哲学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哲学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贯穿于或渗透于所有哲学领域之中的哲学视野或哲学境界。因此，不仅在传统哲学中不存在独立的文化哲学形态，即使在20世纪，文化哲学也是贯穿于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之中的哲学视野和哲学活动。对于哲学同文化的本质关联，我们可以从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略加展示。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事业，它往往具有很大的普遍性特征，但是，即使如此，不同的哲学也总是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或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哲学的某种文化内涵。具体说来，哲学总是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特定的文化模式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特定哲学的内涵或视野，而特定的哲学反过来也会规范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特定的哲学去理解特定的文化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许多例证，如经验主义哲学之于英格兰民族、理性主义哲学之于德意志民族、实用主义哲学之于美国人，等等，在这里，哲学同特定文化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及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传统中国哲学实际上就是传统中华民族自在的文化模式的理性显现。按照学术界的通常见解，传统中国哲学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虽然从表面上看，儒家与道家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代表一种“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导向，而道家代表一种“出世”、“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但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代表着人与自然尚未分化的存在状态。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立根于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伦理纲常的突出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与万物齐一”的境界的赞美，试图把每个人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自在的、自然的关系之中，使人凭借习惯和经验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在自发、无欲无求、顺其自然地生存。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本质特征同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中国民众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有着本质的、直接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这一农本社会特有的十分强大和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自发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自在的文化模式。农业文明的立根基础是封闭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偶尔的商品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直接同一的，都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国的发达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农。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是典型的、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村庄、山沟、河畔等天然共同体中，这是他们所十分熟悉的、安全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不必思索、不必沉思、没有困惑、没有不解，家风家教、父辈的言传身教、周围人们的示范等等，把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等自在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溶铸进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体的血脉之中。于是，一代又一代人凭借着这些自在的文化模式而自在自发地在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的轮回中展开自己的日常生计。在这平凡无奇、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被消溶到周围世界之中，成了自然链条上的一环。人与周围的物，人与他人都处在一种天然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关联之中，生存在原始给定的天人合一之中。显而易见，以自然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正是这种自在的文化模式的理性显现。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共时态的比较研究转向历时态的发展研究，就会发现，不仅在哲学的形态上显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的差异，而且在哲学的发展中展示了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截取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典型的阶段来揭示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进，并进一步证实哲学所具有的文化内蕴。
人们公认，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源头之一便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与中国先秦哲学不同，希腊哲学一开始就从人与自然的分化这一前提出发，由此而开始了宇宙论或本体论的哲学追问。先哲们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视角探寻世界的本质和始基，寻找现象界背后的某种独立的实体：泰勒斯所强调的作为万物始基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等等。虽说古希腊哲学从表面看是一种形而上的玄思，但它实际上在显现和塑造一种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人的一种理性的生存方式。上述哲学家对宇宙本质或本体的不同表述在柏拉图著名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以质料和形式为内涵的实体理论中最终形成了理性的世界图景和人的理性的生存模式。从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古典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实在（自然、宇宙、世界）是依据理性或逻各斯而运行的合理的存在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人同事物的关系，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而控制自然和操纵自然。显而易见，古希腊哲学所显现和塑造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完全不同于中国先秦哲学所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它对西方后来的工业文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由中世纪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所代表的希伯来精神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渊源。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全部哲学讨论和争论都是围绕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的创世说、原罪说、因果报应说、末世拯救说几个主题展开的。其中，教父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奥古斯丁阐述了“三位一体”说和教权至上说（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经院哲学的两个著名派别唯名论和实在论环绕着共相和个别展开了著名的大讨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和上帝创世的理论。这些特殊的宗教哲学理论表述了一种对西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信念：人之初始拥有清白无辜的纯真本质，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由于邪恶的诱惑，人丧失了原有的纯真本质，犯有在尘世中将永远缠绕着他的原罪；人自身是软弱和无能为力的，但上帝是全能的，它会在末日将人拯救；因此，人之生存的真谛不在尘世，而在来世，信徒在尘世生活中应以对痛苦的忍耐、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同类的仁爱而取得进入天国的入场券。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的文化模式，它同中世纪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是相吻合的。那时候人尚未达到真正独立的自我意识，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尚不存在，人仍然依靠“原始关系”与世界相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倾向于在自身之外寻找存在的根基，寻找安全感和依托感；人把自己的爱、理性和力量全部抛射给上帝，然后通过信仰来乞求上帝赐给他原本是他自身的东西。
中世纪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几个世纪的新的理性主义（技术理性主义）时代。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而结束了神性对人的专制，开始了高扬人性的时代；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关于知识本性的争论建立起技术时代的理性观念；法国启蒙哲学家通过启蒙理性、社会契约等思想的建构把理性原则引入到社会运行机制中；德国古典哲学则通过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历史理性、世界理性的全面阐发使哲学进入了泛理性主义时代。应当看到，理性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并非简单是理性的自我澄明，而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理性的文化模式的建构与显现。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可以与日俱增，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去完成那些前此人们相信只有凭借上帝的超自然力量才能成就之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西方发生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西方人的个体化和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以人的主体性、自由和创造性为内涵的人本精神和以数量化分析和技术操作为内涵的技术理性成为主导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因此，我们看到，在近现代，与中国人退守大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欧洲人的海上扩张和探险、哥伦布对神奇的“新大陆”的发现、麦哲伦环球航行的壮举，以及无数带着黄金梦和冒险冲动的远航；与此同时，哥白尼以其震撼世界的“日心说”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科学革命，引导了布鲁诺、伽里略、牛顿、开卜勒等科学巨人群星灿烂的时代。培根那“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儿那“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创造出宇宙来”的豪迈宣言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正是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理性在工业文明时代获得巨大成功，开始成为人的主导性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真实写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哲学与文化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哲学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外显，哲学一方面折射了特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也以理性的方式重构这些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甚至塑造或引导人类的文化精神。只是，传统哲学大多是以不自觉的方式显现或塑造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哲学对自己的文化本质和文化内涵的自觉是从20世纪开始的。
二、20世纪：人类历史之文化内涵的显露与文化哲学的自觉
虽然文化一直作为人类社会的深层内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我们断言哲学一直以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为自己的“内核”，但是，在过去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文化一直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更为直接的表层因素所遮蔽，不被理性的自觉目光所关注。19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使文化层面由历史的深层凸现到历史进程的表层：一是理性化进程中文化模式对个体和社会演进的影响；二是西方所经历的传统理性文化模式的危机。对此，我们可以分别加以分析。
一般说来，立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主要靠经验、习惯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驱动，往往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经历过以理性化和个体化为内涵的现代化进程的工业文明奠基于理性经济或主体经济，政治、经济、社会各种活动的组织化和理性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开始凭借着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等自觉的文化精神而活动。在这样一个理性化的世界中，人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自觉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原有文化模式对人的行为的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现代工业文明通过交换和交往开启了“世界性历史进程”，从而在比较和冲突中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种事业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开始成为文化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自觉的主题。
众所周知，19世纪后期，文化已经开始成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文化学家对文化的研究逐步超越了对文化现象的实证描述的阶段，开始对文化模式进行探讨。在这方面，本尼迪克特的见解最为著名，她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民族的耻辱感型文化模式和西方的罪感型文化模式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的决定作用。她指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很多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注意到文化模式对个体行为的强制作用。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认为，由于文化是群体的和共同的，所以它对个体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如果明显背离其所生活于之中的文化时，他的生存就将陷于困难。“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干（Emile Durkeim）强调说， 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了。”（注：C.恩伯和M.恩伯：《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及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著名见解。韦伯在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提出了一个比较学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和印度发展起来，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的发展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理性化的道路？韦伯是从文化层面解答这一问题的，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即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他称之为“社会精神气质”（ethos）。韦伯认为， 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所孕育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文化精神，它阻碍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他认为，有时某种文化精神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是很大的，“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碍。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16页。）而在西方，经过宗教改革而产生的以预定说、天职观和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伦理则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的文化精神。一方面，同传统基督教不同，新教伦理是“入世的”文化精神，它赋予世俗经济活动以伦理意义，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活动或理性化活动提供依据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是“禁欲主义的”，人致力于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放纵物欲、享受财富，而是尽天职以荣耀上帝。这样一来，韦伯实际上直接论证了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般说来，最初对于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研究大多出自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之手，而哲学家对于文化现象的关注更多地起因于20世纪西方的文化危机。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所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起自身的自然性，正在而且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失控发展：官僚制的极权国家、以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以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斩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天然联系的大都市，等等。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着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
对于技术的异化所引发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从另一方面凸显了历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的重要性，引起了当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是文化哲学开始走向自觉的契机。从帕斯卡尔，中经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萨特，西方学术界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直面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他们不再把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等现象归结为暂时的历史现象，而是将之视作现代人生存结构的内在要素。他们正是从生命的空虚感和悲剧意识中挖掘现代人反抗文化危机的力量，高扬和强调人的自由和历史责任感。这种自觉的文化批判显然是现代文化哲学的重要内涵。
哲学家们不但像存在主义那样深刻地批判技术异化和文化危机现象，而且从不同层面揭示技术异化和文化危机的根源。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倾向于从实证主义思潮的流行（或对实证科学的迷信）来寻找文化危机的根源。他指出，20世纪初的科学危机实际上是人的危机或文化的危机，人们被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所迷惑，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结果，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偏离了关注人生问题的理性主义传统，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胡塞尔指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另外一些思想家倾向于从科学技术的自律发展的机制寻找技术异化和文化危机的根源。当代瑞士神学哲学家布鲁纳曾断言，“从技术史可以得知，技术的每一进展不只是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每一发明均为权力之增长，而社会中权力之每一增长均为社会平衡与秩序之威胁。”（注：Edward Cell:Religio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e,Abingdon Press,New York,1967.p.346.）为什么会是这样？布鲁纳分析道：“人学会控制自然之无穷的力量。现代人对自然的优势达到前此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当人凭借技术控制了自然，他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技术， 反而愈来愈受技术的控制， 为灾难所威胁。 ”（注：Edward Cell:Religio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m
Culture,Abingdon Press,New York,1967.p.348.）
对于技术异化的这种文化批判几乎成了20世纪哲学的主流。其中，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和乌托邦精神、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布达佩斯学派的激进哲学、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等所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在文化层面上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权威、家庭，等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等几个主题建构起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
此外，20世纪后半叶所产生的，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说也是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主导性文化精神的激进否定和对立面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业社会所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即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现代主义出了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应是从根本上超越这一现代主义。例如，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认为，传统理性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固守一种逻辑中心主义，它设定世界存在一种深层的、供认识去追寻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正是这种逻辑中心主义以及相伴随的过度发达的人之主体性导致了工业社会的各种负面效应和人的文化困境。因此，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放弃对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真理的追求，并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达到人之主体性的自我解构。
我们在这里不去评判上述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是非优劣，但是，可以肯定地指出，正是在存在主义、现象学、生命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批判理论中，现代文化哲学开始走向自觉，为哲学和文化之间的本质关联的澄明和自觉重构奠定了基础。但是，对于真正的自觉形态的文化哲学的生成，我们还要寄希望于一个人的生存的文化内涵更加充分显露的新世纪。
三、新世纪：自觉的文化哲学的主题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千年转换的世纪之交，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文化的演进和哲学理性的转换已经为自觉形态的文化哲学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哲学理论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促使哲学从不自觉的文化哲学向自觉的文化哲学转变。
应当看到，在新世纪中建构自觉的文化哲学，以作为未来哲学的主要表现形态，已经不是纯粹思辩的事情。首先，过去一、两个世纪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和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冲突，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的异化和理性文化的危机已经充分地展示了文化层面在社会历史进程和个体生存中的重要性，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层面之间的关系；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与人（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取代人与自然（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首要的问题，而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的交往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是文化的问题；再次，人类从总体上正在开始步入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模式正在开始生成。这一切都使得自觉的文化哲学的产生既成为必须，也成为必然。
虽然人类正在开辟“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是，必须承认，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依然是不平衡的，在这其中，民族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前工业时代的经验文化和工业时代的理性文化、工业时代的理性文化和后工业时代的信息文化还将继续在不同的国别、民族、地域之间交汇，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将依旧面对着多种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相互交汇与相互冲突的文化景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人的深层文化本质及其变迁进行自觉的理性反思的文化哲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会以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为主要研究主题。
1、文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文化模式是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一般说来，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在功能上不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往往以外显的、自觉的方式为社会的运行和人们的行为提供规范和框架。而文化模式则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虽然文化的影响力不象政治经济那样直接和强烈，但更为持久和稳定，它往往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政治经济体制而左右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经济活动和历史的进程。因而，文化模式是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
首先，在共时的维度上，我们不仅可以像本尼迪克特那样比较分析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罪感型文化模式和耻感型文化模式，而且可以在更大的尺度上讨论类似东西方文化模式的差异问题。例如，中国先秦哲学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与古希腊哲学所包含的以人和自然的分化为前提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对于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历史的分道扬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的文化模式同尔后中国科技理性和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以及历史进程缓慢之间的关联，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同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的发达之间的关联，都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历时的维度上，我们可以通过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转换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视人类历史的演进。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段划分，我们不仅可以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对立的状况等为参考系，而且可以以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转换为深层坐标。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中，人类迄今经历了三个大的文明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舍去一些具体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我们可以断言，在原始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神话、图腾、巫术等构成的，物我不分的表象化、直觉化的文化模式；在农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经验、常识、习俗、天然情感等构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科学、知识、信息等为主要内涵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显而易见，对文化模式的这种历时性探讨，可以深化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
2、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现代文化哲学的另一重要主题。 虽然文化模式同经济和政治体制相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它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相反，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文化模式也会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政治经济变化相比，往往更为深刻。具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习惯的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和不知不觉的，而一个地域、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根本变迁则常常要经历过某种文化危机的过程。一般说来，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效，即支配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普遍的文化习惯开始失范，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根据。文化危机可以表现为文化观念的激烈冲突、人的精神上的“不在家”、意识形态的“断裂”等等。文化危机时期往往是文化批判的时代。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危机在中外的历史上都发生过。
相比之下，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文化危机最为深刻。文艺复兴之后，以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背景，理性文化模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许多人依旧深信理性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美好前景；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一系列人们所未曾预料的结果：不但被征服的自然在生态等方面重新恢复其自身的自然性，正在而且将继续无情地报复人类，而且人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结果，人在完全是自己的造物的属人的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到无形的异己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空虚、孤独、畏惧、烦恼、异化、无意义等开始笼罩着人们的文化心态。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3、文化转型。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 必定引起深刻的文化转型，即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到目前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最深刻的文化转型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即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被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这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往往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它意味着人的安身立命的支柱的更换，意味着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改变。传统的文化转型往往表现为自发的进程，而西方社会在本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危机和不发达社会在汇入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深刻的文化冲突，则把文化从政治经济体制的背后拉到了历史进程的表层，从而使得文化转型不再简单地是一个自发的进程，而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并加以自觉的引导。这正是自觉的文化哲学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同时，文化转型也同文化模式和文化危机一样，成为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之一。众多的现代哲学流派都致力于通过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来推动自觉的文化转型。例如，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批判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实证主义的理性文化模式向人本主义文化模式的转型；中国“五四”时期文化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80年代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推动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传统文化模式向自由自觉的现代理性文化模式的转型。
同西方的文化哲学相比，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在研究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时应当有自己的特殊的定位，它是在相互冲突的双重背景中展开的。一方面，它面对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如前所述，中国有着十分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文明，儒家和道家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天人合一”的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精神，以及重复性的和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塑造了中国民众倚重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当市场经济建构走向深化，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就同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法治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相冲突。这种文化冲突表达出现代化的深层次要求，即由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活动方式向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活动方式的文化转型，这也就是要求人成为自觉的和成熟的现代化主体。
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又同时面对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时，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十分发达以至于开始展示出自身的弊端之时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展示了人的创造力和本质力量。到了20世纪，人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虽然依旧通过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展示自己的力量。但它同时也陷入了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破坏等，开始展示出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内在缺陷。于是，便有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对理性文化的反抗。这使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由经验型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转型之时，又目睹着理性文化模式的局限和弊端。
上述双重背景所导致的价值冲突和错位使得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任务十分沉重与复杂。我们只能在这双重文化背景的冲突和交叉点上来确定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哲学一方面应当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毒剂。换言之，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研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它寄希望于中国民众在文化转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即成为自由自觉的、理性的现代主体，但又不要由于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发达而使自己陷入新的异化和物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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