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古典文学论文,图中论文,学术论文,高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于1937-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而且改写了民国学术的地理版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先后沦陷以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东部高校以及其他文化学术机构也纷纷迁向西南、西北等地。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从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次极为悲壮的“学术长征”，也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版图东盛西衰的原有格局。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望渐渐远去的历史场景，更加深深感动于先辈学者群体在如此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依然坚守学术阵地，坚守精神追求，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与人文情怀一同铸就了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 上篇 学术地图 战时学术地图是在抗战时期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学术地图的重心落在环东南沿海的东部区域，并以北平、上海、南京为三大中心而形成了东部学术“纵轴线”。抗战期间，东部大批教育科研机构陆续内迁，形成以重庆、昆明与汉中为三大中心的西部学术“纵轴线”。就时空变局的趋势与节点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内迁(1937-1938)、逐步恢复(1938-1941)、走向复兴(1941-1945)、胜利回归(1945-1946)四个阶段。东西学术“纵轴线”的重心转移，直接影响了国统区与沦陷区学者群体的空间流布与人生抉择。 (一)学者流徙 东西部学术“纵轴线”的重心大转移，重塑出国统区与沦陷区两大学术板块。分布于这两大学术版块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无时无刻不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然而透过动态变化还可以看到其中相对稳定的一面，这是赖以确立两大学术板块的重心与实力的重要参照。 1.国统区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 总体而论，国统区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主要分布在西部学术“纵轴线”以及附近地带。处于南端的新的学术中心主要以西南联大为支撑，因而随着西南联大的再次迁徙，学术中心也从湖南长沙最终转向云南昆明。据统计，西南联大在滇八年间，前后任教的教授多达二百九十余人，副教授48人①。仅就古典文学研究群体而言，以中国文学系文学组教师为主体，著名学者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罗庸、浦江清、游国恩等。其他如中文系语言组的罗常培、唐兰，历史学系的傅斯年、钱穆、吴晗，外国语文学系的钱锺书、吴宓、冯至等也都不时涉足古典文学研究。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吴宓、浦江清原为清华大学教授，傅斯年、罗庸、钱穆原为北京大学教授，其中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罗庸随清华、北大的南迁而南迁。刘文典先是未及随清华撤离南下，滞留北平；后于1938年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傅斯年于1938年春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至昆明，1939年5月兼任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5年9月4日开始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钱锺书于1938年秋与妻子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冯至于1939年由上海同济大学转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德语教授。吴晗则于1940年由云南大学转任西南联大教授。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师范学院之际同时设立国文系，在此任教的古典文学学者有彭仲铎、余冠英、萧涤非等。除了西南联大之外，云南大学也曾拥有吴晗、顾颉刚、胡小石、姜亮夫、李长之、徐嘉瑞(梦麟)等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或文史两栖的著名学者。 在西部学术“纵轴线”的北端，其学术中心先落在西安，然后于1938年3月随西安联合大学的再迁城固而转向陕南汉中。西安联合大学经历了更名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更名西北大学(1939年8月)以及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先后分立设置的历程，所以情况要比西南联大复杂得多。以上五校师资实力以西北大学为冠，据1945年年底迁离城固前夕的统计，西北大学全校教师146人，包括教授67人、副教授25人。就古典文学学者群体而言，主要汇聚于西北联大—西北大学以及西北师范学院。其中先后执教于此的古典文学名家有：罗根泽、谭戒甫、易忠箓、张纯一、高亨、高明、戴君仁、张西堂等②。罗根泽原为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37年随校西迁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1939年转任西北师范学院教授。易忠箓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武昌漂徙川陕，任教于西北联大、西北师范学院。谭戒甫于1938年9月赴西北联大任教，曾任国文系主任，后亦转至西北师范学院执教。张纯一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先迁居重庆，后赴西北联大执教。高亨于1944年8月由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转任西北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张西堂于1944年8月应老友高亨之邀，赴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教，后一度兼任文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系主任。戴君仁于1944年由辅仁大学南行前往河南任教，正逢中原战事剧烈，于是转程赴陕西城固西北大学从教。高明于抗战后期任国文系主任，1946年4月30日以所撰《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立碑于城固县校本部，以志纪念。 在西部学术“纵轴线”的中端，重庆作为战时首都，陆续吸引了大批高校与研究机构内迁于此，其中古典文学研究群体主要汇聚于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所高校。抗战之前，中央大学规模之宏大，学科之齐全，教授阵容之强，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1937年11月，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后，原有教职员有所流失，至1945年复增至六百多人，其中教授133人，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有：胡小石、汪辟疆、汪东、卢前(冀野)、顾颉刚、罗根泽、朱东润、李长之、唐圭璋等③。胡小石、汪东、汪辟疆、卢前于1937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渝。胡小石于1937年底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8月，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赴昆明任教，兼任文法学院院长；次年1月离开昆明回重庆中央大学；8月，再次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1941年1月离开昆明回重庆中央大学；1944年9月，任中央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④。汪辟疆于1939年始兼任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卢前于1942年11月被教育部聘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赴福建永安就任。汪东于1943年离开中央大学，转任复旦大学教授。此外，其间陆续调入中央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还有李长之、唐圭璋、罗根泽、顾颉刚、朱东润等。李长之于1938年6月离开昆明云南大学，转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唐圭璋于1939年始历任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国立编译馆编纂。罗根泽于1940年1月离开西北师范学院，赴重庆中央大学执教。顾颉刚于1941年6月离开齐鲁大学，赴重庆任《文史杂志》副社长，随后又任主编，11月兼任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和历史学系教师，次年3月为中大专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朱东润于1942年8月辞武汉大学教职，往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于1946年复员时，在籍教师达352人，其中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有：陈子展、顾颉刚、蒋天枢、方令孺、汪东等⑤。陈子展于1937年随复旦大学西迁于重庆。1943年，蒋天枢、方令孺、汪东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次年3月，顾颉刚始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⑥。此外，复旦史地系教授方豪也曾跨界涉足古典文学研究。 西部学术“纵轴线”的附近地带也散布和流动着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名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犹如波浪般向周边扩散。其中第一波是四川，第二波是两湖，第三波是向更边远地区散播……所有这些零星学者的空间分布和流动，都不断壮大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整体学术实力。 2.沦陷区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 日趋空心化的东部学术“纵轴线”，仍然以上海、北平、南京为三大学术中心。其中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由一批任教于教会大学以及由于各种原因而留守的学者组成，他们在经历生死考验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在沦陷区的上海、北平、南京这三大学术中心中，上海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实力最强。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滞留于上海的一些进步文化人士退守上海租界，直至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为止。在此期间，上海租界成为著名的“孤岛”，同时也成为进步文化人士坚持抗战的根据地。借此“孤岛”以及教会大学之便，一批著名文人学者得以坚守于上海。其中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有：冒广生、郑振铎、谭正璧、赵景深、傅东华、胡朴安、胡士莹、刘大杰、钱锺书、周贻白、杨荫深、郭绍虞、郭箴一、陈柱、夏承焘、程俊英、阿英、王元化等。郑振铎于1935年离开燕京大学南下，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1941年12月，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迁至福建建阳，郑振铎则继续留守上海，直至抗战结束。其间，郑振铎用尽全力保存、抢救图书，同时从事小说和戏剧研究。于是以他为中心，傅东华、赵景深、谭正璧、阿英、王元化、郭绍虞、唐圭璋、胡士莹、郭箴一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交游圈，并重点聚焦于小说、戏曲研究，由此显示了留守上海的古典文学学者群体的学术重心与实力。 抗战初期，因各种原因留守北平的著名学者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留守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者⑦；二是坚守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学者。仅就其中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而言，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刘文典、俞平伯。其中刘文典于1938年逃离北平，赴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1月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恢复所谓“北京大学”后，除了续聘部分原任职于北大的学者之外，也新聘了一些来自其他机构的名家，比如孙作云、傅惜华与其兄傅芸子即于1941-1942年间应聘至此任教。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皆因是教会大学而能坚守于危难之中，于是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为领军人物，先后聚集了刘盼遂、顾随、柴德赓、余嘉锡、储皖峰、孙楷第、郭绍虞、戴君仁、吴晓铃等知名学者。顾随、刘盼遂皆先任教于燕京大学，然后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转至辅仁大学执教。郭绍虞自1927年起即任燕京大学教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停办，于是携眷南下上海。吴晓铃则于1938年9月受郭绍虞之邀至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不久转赴昆明西南联大。余嘉锡自1931年起被聘为辅仁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与友人信中自署“钟仪”，以春秋时楚囚自比。1942年，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柴德赓于1933年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在辅仁大学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因妻临产，滞留北平，每日与陈垣闭门读书，研讨学问。储皖峰于1937年夏任辅仁大学教授。1942年2月6日，因患风湿症等病卒于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后因陈垣校长介绍，由任职于北京图书馆⑧的孙楷第接替了这一教职。戴君仁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因来不及随北平大学内迁而留守北平，次年应邀至辅仁大学任教。 南京本为民国首都，战时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所在地。自从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之后，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学术研究甚为萧条。1940年4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筹备委员会”，宣布中央大学复办，不久迁至金陵大学旧址(今南京大学北园东半部分)。汪精卫亲邀龙榆生出任伪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同在1942年，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柱被汪伪政权特务挟持到南京，任伪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1943年，以文学院院长代理伪中央大学校长。1944年春，陈柱称病辞职，回上海交通大学任教⑨。 (二)生存考验 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两大古典文学研究群体中，学者们所经历的战乱生活与精神磨难互有异同，一同融合为乱世学术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心境，并深深地烙印在各自的学术研究过程与结果之中。 一是频繁流动。国难当头之际，战争带给学者最直接的影响是频繁迁徙、到处流浪的乱世生活。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以及东部各大城市的相继沦陷，诸多内迁高校与研究机构几乎都经历了一迁再迁的命运。任中敏随其创办于南京的汉民中学迁往桂林，而后又再迁黔西，行程四千余公里；王驾吾随浙江大学一路西迁，辗转于浙、赣、湘、粤、桂、黔等六省，行程近两千六百公里；闻一多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至昆明，横穿湘、黔、滇三省，全程一千六百多公里，其中徒步一千三百多公里。当然，在此战时学界大撤退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带有组织性的群体行为；然而对于每个学者个体而言，其乱世遭际又往往同中有异。尤其在交通条件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每一位学者的频繁流动都是一部战乱流徙史、蒙难史。 二是生计困境。与其他领域所有学者一样，古典文学研究群体也一直经受着生计困难的煎熬。1938年9月之后，昆明时遭空袭，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据经济学家杨西孟计算，若以1937年物价指数为100，薪津约数为350元，薪津实值为350元，则至1945年下半年物价指数为603900，薪津约数为112750元，薪津实值为18.7元⑩，可见战时八年间薪津实值缩水之严重，人民生活十分艰辛。由于昆明不如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巨量外来人口带来的压力，米价居高不下，而且常常有价无米。陈寅恪有诗为证：“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他的目疾难愈，营养不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1)。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师只好把从平津仓促出逃时带出的书籍、衣物廉价出售。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1942-1943年间先后去拍卖行出售行军床、被单、桌灯以及一匹半窗帷布(12)；吴晗被迫把部分有关明史的藏书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闻一多则靠公开挂牌治印聊解生活困境，他曾在1944年发出的一封信中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13)1945年3月，鉴于近年物价高涨，知识分子论文、讲演所得甚微，联大、云大教授朱自清、闻一多、周新民等二十九人联合提出以“文稿每千字以米价计”为核心内容的“文章演讲润例”。可以想见，倘若能勉强维持生计，朱自清等人是不会提出这一建议的。更有甚者，1941年晋升师范学院副教授的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教课，但生活依旧困难，不得不忍痛把初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14)。与国统区相比，沦陷区学者的生计困难也是日益加剧。郭绍虞于1941年被迫离开燕京大学，携眷南下，居于上海。当时家中孩子较多，又有老母在堂，生活负担很重，为了生计，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兼课。程俊英教授全家入不敷出，被迫将“望海居”(程俊英丈夫张耀翔小名“望”，程俊英小名“海”)的藏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出售。 三是死亡威胁。与生计困难的煎熬相比，更为严重的是随时都会降临的死亡威胁。就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下午，日军悍然炮击南开大学，校园几成废墟。随后，日军相继进入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自此，北大、清华这两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名校即落入日军的魔爪，遭受战火蹂躏与精神羞辱达八年之久。实际上，日军对中国高校有预谋、有计划的轰炸和占领，就是为了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摧毁和征服，所以即便是迁居大后方昆明之后的西南联大，也依然连续遭受日军的轰炸，从1938年9月28日日军九架飞机首次轰炸昆明，一直延续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止(15)。古语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对诸多学者而言，不仅仅是面对生计困难的煎熬，而且是死亡威胁的随时降临。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戏曲大师吴梅就是为了躲避日军的狂轰滥炸而客死他乡。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吴梅决定举家“内迁”，从苏州经武汉、湘潭、桂林逃至昆明。然而日军飞机还是轰炸了昆明，吴梅为躲避炸弹，遂于1939年1月10日率领家人从昆明启程，经过两天坐车与两天步行，抵达门生李一平家乡大姚县李旗屯。在李旗屯住了两个月后，却因喉病复发去世，年仅五十五岁。可怜一代戏曲大师竟是如此悲惨而终(16)。 四是精神洗礼。面对战时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每一位学者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西南联大为何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就是旨在以传统文化的坚贞不屈品格与自强不息精神激扬正气、凝聚力量。而由著名古典文学学者罗庸作词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所弘扬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和品格，校歌歌词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17) 歌词调寄《满江红》，同时熔铸了古代抗敌复国、报仇雪恨的民族精魂与当时抗战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及三校南迁和重建为西南联大带来的教育情怀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充分体现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代表而又超越了古典文学学者的自我期许、自我激励，对西南联大以及整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与精神激励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许是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的长期熏陶，古典文学学者普遍能以气节自励，在生死关头做出正确而高尚的人生抉择。但另一方面，古典文学界也同样存在着个别沉沦和失节的学者。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收罗了一批汉奸文人学者，其中古典文学界的代表人物是词学大师龙榆生(18)。可见战争的确是对一个人意志考验和灵魂拷问的试金石。 五是政治分化。古典文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论，本来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然而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却将古典文学研究群体从古代之维拉回到现实世界：一方面是面对外部侵略者的物质困苦与精神洗礼，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内部不同方向的政治选择。西南联大之所以又被誉为“民主堡垒”，实际上正可以视为对此作出的政治回应。从1945年12月1日的“一二·一”惨案，到1946年7月10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被暗杀，再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讲，却再次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这就是西南联大为此“民主堡垒”付出的惨痛代价，同时也更加激发了由西南联大辐射全国的民主浪潮(19)。的确，闻一多教授从一名古今中外通才型的学者转变为一位加入民盟的民主斗士而最终惨遭暗杀，绝非一个孤立的个案，其中的确隐含着多重政治象征意义，实际上代表着学界正在滋长的一种不满和离异国民党的力量和趋势，所以这一事件的震撼力与影响力不可低估。 以上五个方面大致涵盖了古典文学研究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磨难，并对各自的人生历程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只不过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各自的重点与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中篇 学术建树 由于受到生存环境与研究条件的严重限制，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战时学术的特点。尤其是在抗战前期的学界大撤退中，学术研究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才重新趋于复兴。而贯穿抗战始终的严酷生存环境与精神磨难则不仅直接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人生抉择，而且也间接影响着学者们的学术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然后一同融化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与成果之中。其间所发表或撰写的代表20世纪最高学术水准的诸多学术名著，共同铸就了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下面拟从文学史研究、神话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小说研究、戏曲研究、文论研究、综合研究八个方面作一扼要梳理和总结(20)。 (一)文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史研究是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主要包括通代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四种类型。通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版)、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张雪蕾《中国文学史表解》(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朱星元《中国文学史通论》(天津利华印务局1939年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施慎之《中国文学史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版)、宋云彬《中国文学史简编》(重庆文化供应社1945年版)、崔荣秀《中国文学史概略》(长春国民图书公司1946年版)等。其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堪称本时期通代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自1937年夏至抗战结束，滞留上海达八年之久，在基本依靠妻子教书薪资维持最低生活的困境中，专心写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于1941年1月出版，下卷于1943年完稿，因故推迟至1949年出版。全书上起殷商，下迄清朝，具有先进的文学史观、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以及精深的文学感悟和鉴赏力，所以能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断代文学史的代表作有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版)(21)，陈子展《唐代文学史》(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版)、《宋代文学史》(重庆作家书屋1945年版)(22)，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元代部分，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1943年版)(23)等。另有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与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堪称中古文学史研究之“双璧”。前书始著于1937年，至1947年告竣，历时十年之久，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其中《建安文学系年》先行于1941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后书始著于1942年秋，至1948年告竣，后于1951年付梓问世，其中部分章节已先期陆续刊发于《清华学报》《学原》《文艺复兴》等刊物，程千帆称赞此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24)。分体文学史方面可谓名著迭出，主要有：陈柱《中国散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世界书局1938年版)、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等。《中国散文史》因“第一次完整地勾勒了整个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25)，而被誉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晚清小说史》作为第一部晚清小说史，首开了断代小说史研究之先河。《中国戏剧史》致力于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戏剧进行全方位的探索，视野开阔，史料丰富，体例完备，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戏剧通史与中国戏剧的“百科全书”(2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以其1933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撰写的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被誉为“最佳之乐府通史”(27)。专题文学史领域的代表作主要有：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上海合作出版社1939年版)、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重庆三友书店1943年版)等。《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奠基性专著，也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文学史经典之作，彼此互为补充，鼎足而三。 (二)神话研究 中国神话研究勃兴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的“层累说”，集中代表了当时学界“去历史化”的“疑古”精神。然而到了抗战时期，许多学者却发生了从“疑古”走向“信古”、从“去历史化”到“再历史化”的急剧变化。究其内在原因，即在于值此外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需要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文化谱系维系人心、凝聚力量。可以认为，钱穆、姚汉原的《黄帝》(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即是在此特殊背景下基于强化民族共同体认同感需要而编撰的，作者充分认同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其后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形成道统，即文化传统的传授者。这实际上是对远古黄帝神话传说时代的“历史化”重构，此书《弁言》开篇有言：“史者一成而不变，而治史者则每随时变而异其求，故治史之难，莫难于时变之方新。”我们不难从中一窥究竟。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则是从神话入手，同时参之以考古成果，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三大集团说”，即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于两河流域的三足鼎立。如果说钱穆、姚汉原《黄帝》与徐炳昶《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选择的是神话传说的“再历史化”，那么闻一多的系列神话研究则更具人类学派神话研究的学术意味，但同时又兼具强烈的现实意义，收录于《神话与诗》中的《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等文多是如此。比如作者在《伏羲考》(28)中对于“龙”和“图腾”的研究，即是为了回击日本侵略者关于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各自生存、原无联系的论调(29)，于此可见作者融化于学术研究中的家国情怀与现实诉求，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在学术宗旨上与钱穆、姚汉原《黄帝》旨在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是息息相通的。此外，从陈文松《山海经时地考》(《华中学报》1937年第1卷)等重在学术问题本身的探讨，到苏雪林《天问里的后羿射日神话》(《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8号)、孙作云《后羿传说丛考》《后羿传说丛考(中)》《后羿传说丛考(下)》(《中国学报》1944年第1卷第3—5期)、阎文儒《羿居西方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1946年第2期)等文所寄寓的隐喻意义，则体现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并重与兼容，为神话研究提供了一个颇具鲜明特色与指向意义的学术样本。 (三)诗歌研究 通代而论，先秦诗歌的研究重点依然是《诗经》《楚辞》两部经典。仅就学术著作而论，前者的代表作是徐中舒《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7年版)、朱东润《读诗四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罗倬汉《诗乐论》(30)、苏维岳《诗经丛著》(作者自刊本)等。其中罗倬汉《诗乐论》于1942年获第二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苏维岳《诗经丛著》于1945年获第五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古代经籍研究类三等奖。后者又有侧重于屈原与《楚辞》研究重心之不同。梁宗岱《屈原》(南宁华胥社1941年版)、郭沫若《屈原研究》(重庆群益出版社1941年版)等侧重于屈原研究；而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卫聚贤等《楚词研究》(上海吴越史地研究会1938年版)、陈适《离骚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闻一多《楚辞校补》(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饶宗颐《楚辞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则侧重于《楚辞》研究。其中闻一多《楚辞校补》于1943年获第三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屈原与《楚辞》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显然是受到抗战时局的影响。两汉至南北朝时段中，大致形成了乐府(31)、苏李诗(32)与陶渊明三个重点。其中有关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成果，当推陈之文《陶渊明》(上海三通书局1940年版)、储皖峰《陶渊明述酒诗补注》(《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1期抽印本)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5年版)，由此可见陶渊明受到学界重视的程度，这从另一层面反映了战时文人的心态。 唐宋两代诗歌研究也依然以诗、词为重点。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是闻一多《唐诗杂论》(33)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34)。前书以学者兼诗人的独特视角与感悟力，对唐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作了精辟而优美的评论与分析，与一般的学术论著迥然不同；后书娴熟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依次论述了《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新乐府、古题乐府，是融合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证于一体的“新考据学”的典范之作。此外，刘开荣《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朱偰《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3号)等从不同侧面对唐诗研究作了新的拓展。至于唐代诗人的个案研究，以盛唐诗人李杜为盛，相关著作主要有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程会昌《杜诗伪书考》(1937年作者自刊本)、易君左《杜甫今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0年版)、王亚平《杜甫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等。而杜甫较之李白更受到学界的重视，同样与战时局势容易引发学者身世感慨有关。冯至有感于抗战初期的流迁与磨难生活，于1943年开始进行杜甫研究，以十年时间完成了《杜甫传》，可以为证。唐宋词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著有：罗芳洲《词学研究》(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37年版)、薛砺若《宋词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中国文学》1943年第2期)、夏承焘《唐宋两代蜀词》(《文史杂志》1944年第3卷第5、6合期)、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35)等。其中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承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九“元剧之时地”，再次拓展了文学家籍贯分布研究之路径；而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旨在“以诗证史，以诗补史”，傅璇琮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少有的精品”(36)。 宋代及以下各代诗歌研究的薄弱与唐代之盛况形成鲜明的反差，其间值得关注的论著是梁崑《宋诗派别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唐圭璋《纳兰容若评传》[《中国学报(方湖)》1944年第1卷第3期]、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国学报(方湖)》1943年第1卷第1期]等。其中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与朱偰《盛唐诗歌中之河西走廊及西域》、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等一道拓展了文学地域性研究。此外，钱锺书《谈艺录》始著于1939年秋作者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之时，至1941年被困上海期间完成。书中对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代以后一些著名诗人更被重点论列，可谓集中国传统诗话之大成，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新学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比较诗学著作。 (四)散文研究 古代散文研究的重心是在先秦，但历史散文研究受到严重冷落，而诸子散文研究则一枝独秀。抗战期间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多侧重于文献、文学与哲学的综合研究。其中陈启天《韩非子校释》(昆明中华书局1940年版)于1941年获第一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吴毓江《墨子校注》(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于1944年获第四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后书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保存了许多今天难见或已经失传的《墨子》版本中的内容，为整理研究《墨子》提供迄今为止最详尽的版本资料。而刘文典《庄子补正》十卷则代表了本时期诸子研究的最高成就，陈寅恪作于1939年的《庄子补正序》曰：“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37)1962年张德光为该书刊行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之借镜。……先生勤搜前人征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厘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38) 汉代至南北朝散文研究的两个研究重点是《史记》与赋体研究。前者有侧重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之分野，其中李长之于1944-1945年连续刊发于《东方杂志》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迁之性格与交游》《司马迁与李陵案》《司马迁之识与学》《司马迁之史学及其他》(39)以及施之勉《太史公行年考辨疑》(《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6号)等文，将司马迁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杨明照《太史公书称史记考》(《燕京学报》1939年第26期)、朱东润《史记考索》(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版)、李长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22号)等则侧重于对《史记》本身的研究。其中《史记考索》为朱东润《史记》研究的代表作。赋体研究的重要成果则有：傅庚生《汉赋与俳优》(《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23号)、詹锳《曹植洛神赋本事说》(《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16号)、陈寅恪《读哀江南赋》(《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1期)、饶宗颐《芜城赋发微》(《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4号)等。唐宋两代散文研究明显呈现唐强宋弱的境况。前者的重点是韩愈与古文运动，代表作有：李长之《韩愈》(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饶宗颐《韩文编录原始》(《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2号)等。宋代以下的研究重点是曾国藩与桐城派，主要成果有：王友乾《大儒曾国藩》(上海前锋社1943年版)，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萧一山《曾国藩》(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华中新华书店1944年版)，梁堃《桐城文派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都建华著、都履和补辑《桐城派文人传略》(1940年补辑者自刊本)等。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价值评判上业已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五)小说研究 小说研究的重心依然是明清小说经典名著，其重中之重是《红楼梦》研究，相关学术著作有：李辰冬《红楼梦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版)、方豪《红楼梦新考》(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张天翼等《贾宝玉的出家》(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1945年版)、高语罕《红楼梦宝藏六讲》(重庆陪都书店1946年版)等；相关论文则有：方豪《红楼梦考证之新史料》(《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2号)，严敦杰《论红楼梦及其他小说中之科学史料》(《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9号)、《红楼梦新考别编》(《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号)，高语罕《红楼梦底文学观》(《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11号)，刘梦秋《红楼梦林黛玉论诗》(《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7号)等。其中李辰冬《红楼梦研究》于1944年获第四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文学类三等奖。其余则涉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小说名著，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2期)，张恨水《水浒人物论赞》(重庆万象周刊社1944年版)，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版)，姚灵犀等《瓶外卮言》(天津书局1940年版)，云谷《“聊斋志异”来源及其影响》(《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20号)，王璜《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5号)、《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讽刺》(《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0号)、《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6号)，蒋逸雪《老残游记考证》(《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号)等。其中《瓶外卮言》是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全书分研究论文和词语解释两部分，书中的《金瓶集谚》《金瓶小札》是考证力作，对研究作品反映的明代社会和中国文化史均有重要价值。此外，阿英《弹词小说评考》(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重在对弹词等新小说体式的研究，是对小说研究的重要拓展；卫聚贤等《小说考证集》(重庆说文社出版部1944年版)、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上海知行编译社1945年版)则侧重于小说文献考证，后书的域外文献考述尤具弥补本土文献缺失之价值。 (六)戏曲研究 首先，是戏曲目录版本研究受到空前重视。继卢前《曹氏藏钞本戏曲叙录》(《暨南学报》1937年第2卷第2期)之后，又有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图书季刊》1939年第1卷第4期)、北京图书馆《图书季刊》编辑部《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目》(《图书季刊》1939年第1卷第4期)、吴晓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善本戏曲》(《图书季刊》1940年第2卷第3期)、王古鲁《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华北作家月报》1943年第8期)等相继问世，而傅惜华《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内阁文库访书记》《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40)四文成绩尤著。另有卢前《读曲小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41)、姚华《曲海一勺》(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两书性质与此相近。此外，关于杂剧的版本研究有：赵万里《元明杂剧之新发现》(《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孙楷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图书季刊》1940年专刊)、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冯沅君《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等。其中孙著《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为元曲版本学的发轫之作，后商务印书馆从“也是园”藏曲中选择部分善本辑为《孤本元明杂剧》，由王季烈编校并撰写提要。而传奇的版本提要则有郑骞《善本传奇十种提要》(《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传统目录学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所以这些文献考索与书目编撰兼具“盘点家底”与学术考辨的双重作用。 其次，元杂剧依然是古代戏曲研究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散曲还是传奇都无法与之相比。一是重在元杂剧家研究。傅惜华相继发表《元代杂剧作家传略》上、中、下三篇(《中国学报》1944年第2卷第1—3期)，致力于对元杂剧家群体的研究，旨在“知人论世”以及与作品研究的结合(42)。二是元杂剧的整体研究。杨季生《元剧的社会价值》(贵阳文通书局1938年版)、杨歌辰《元代杂剧的历史研究》(《文学研究》1939年第3期)、翦伯赞《元曲新论》(《中原》1944年第1卷第4期)等文，显示了文史互证的文学社会学批评方向和方法的创新。三是元杂剧体制与演出研究。主要成果有：冯沅君《说赚词》(《燕京学报》1937年第21期)、《元剧题目正名的唱念者》(《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吴重翰《元曲的脚色》(《岭南学报》1941年第6卷第4期)、吴晓铃《说旦》(《国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7—8期)、孙楷第《北曲剧末有“楔子”说》(《大众》1943年第2卷第3期)等。四是元杂剧经典作品研究，例如：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1期)、隋树森《〈西厢记〉与〈西游记〉》(《文史杂志》1942年第2卷第5、6合期)、王季思《西厢五剧注》(浙江龙吟书屋1944年版)、王古鲁《元曲〈赵氏孤儿〉与服尔德》(《留日同学会季刊》1944年第3卷第2期)等。其中王著《西厢五剧注》为其成名作和代表作，多次重版，奠定了作者一生的学术地位。五是元杂剧的关联性研究。主要见之于：傅玉贤《元曲与皮簧之比较》(《文学年报》1940年第6期)、凌景埏《南戏与北剧之交化》(《燕京学报》1940年第27期)、杜颖陶《南北曲律新论》(《剧学月刊》1941年第4卷第8期)、容肇祖《院本与杂剧的分别》(《星岛日报·俗文学》1941年第1期)、孙楷第《书会与杂剧之兴盛》(《星岛日报·俗文学》1941年第4期)、谭正璧《宋元戏文与元明杂剧》(《风雨谈》1943年第1—2期)、傅惜华《三国故事与元明清三代之杂剧》(《中国文艺》1939年第1卷第1—3号)、冯沅君《元剧中二郎斩蛟的故事》(《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9期)、孙昌熙《元曲中的水浒故事》(《国文月刊》1945年第37期)等。 再次，是中国戏曲源流的追溯与研究。天柱外史氏(程演生)《皖优谱》(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版)、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与冯沅君《古优解》(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三书，堪称中国古代演员与戏曲源流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中冯著《古优解》于1944年获第四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文学类三等奖，而潘著《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用生物遗传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戏剧界人才问题，另辟蹊径，别具一格。其他相关的重要论著还有：赵景深《大鼓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弹词考证》(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说弋腔》(《学术》1940年第4期)，罗庸、叶玉华《唐人打令考》(《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1938年版)，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辅仁学志》1942年第11卷第1—2期)、《傀儡戏考原》(《汉学》1944年第1期)，马彦祥《二黄考原》(《戏剧月报》1943年第1卷第3期)，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43)，梅应运《词调与唐宋大曲之关系》(《大陆杂志》1946年第14卷第1—3期)等等。其中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于1945年获第五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音乐类三等奖。 最后，是戏曲语言与音韵研究。前者主要有：徐凌云《戏剧词语释例》(《剧学月刊》1942年第1卷第9—12期)、岑仲勉《唐代戏乐之波斯语》(《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7号)、罗常培《金元戏曲方言考序》[《图书季刊》(新)1945年第6卷第1—2期]、郑骞《元杂剧的逸文与异文》(《文艺与生活》1946年第1卷第3期、第2卷第2期)。后者则主要有：卢冀野《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曲韵举隅》(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郭文生《近代皮黄剧韵》(中华印书局1938年版)、颖陶《北剧音韵考》(《剧学月刊》1942年第1卷第1期)、罗常培《北平俗曲百种摘韵》(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项衡方(远村)《曲韵探骊》(西南工务印刷所1944年版)、冒广生《新斠中原音韵定格曲子》(《同声月刊》1944年第3卷第12号)等。 (七)文论研究 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古代文学批评论著的整理与阐释。其中文论系列相继形成《文选》《文赋》与《文心雕龙》三个研究重点(44)。骆鸿凯《文选学》(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系一部专门研究萧统《文选》的著作，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余论”等十章，书后附录“文选分体研究举例”“文选专家研究举例”及“选学书著录”。另一系列是诗论(包括诗话、词话)方面，其中的经典名著是朱自清《诗言志辨》(45)，此书着重梳理了“诗言志”说、“诗教”说、“比兴”说、“正变”说四条诗论发展的历史，系统总结和深入阐释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成为《诗经》以及中国诗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二是历代文学批评的总结及批评史的撰写，前者主要有：李华卿《中国历代文学理论》(上海言行出版社1938年版)、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等。其中傅著分上编“绪论”、中编“本论”和下编“结论”，通过共时性、横向性研究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古—今、中—西、文—论的融会贯通。后者主要有：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桂林开明书店1944年版)以及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部著作(46)，其中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于1944年获第四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文学类二等奖。郭绍虞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部分)先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期间继续撰写并完成下卷，至1947年出版。郭、朱、罗三人对古代文论研究各有不同的贡献，呈三足鼎立之势。 (八)综合研究 主要体现在整体研究、跨文体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工具书编纂四个方面。 一是整体研究。主要成果有：陈遵统《中国民族文学讲话》(福建永安建国出版社1943年版)、胡秋原《民族文学论》(重庆文风书局1944年版)、徐中玉《民族文学论文初集》(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版)以及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重庆开明书店1943年版)等。其中《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以其厚重与优美而成为中国文学鉴赏的经典之作。 二是跨文体研究。主要是指文学内部各种文体的跨类研究。代表作有：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上海世界书局1939年版)，蒋伯潜、蒋祖怡《小说与戏剧》(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版)，王古鲁《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华北作家月报》1943年第8期)，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记》(《中国学报》1943年第1卷2期)，阿英《中国俗文学研究》(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版)，杨荫深《中国俗文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等。 三是跨学科研究。主要是指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跨界研究。其中游记文学与传记文学可以分别归属于文学与地理、文学与历史等学科的跨界研究。前者如朱偰《论游记文学》(《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5号)、方肖矩《中国伟大旅行家徐霞客》(《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9号)等；后者如王名元《传记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组1938年版)、孙毓棠《传记与文学》(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徐君远《论传记文学》(《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3号)、李崇元《清代古文述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等，这些论著都对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索。朱东润于1940年执教于乐山武汉大学时有感于时势而转向传记文学研究，撰写《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至1942年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47)，开始对中国传记文学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再如梅若《唐代的民间佛教文学——变文》(《佛学月刊》1942年第1卷第12期)、王恩洋《佛法与中国之文学》(《文教丛刊》1945年第1卷第3、4合期)以及关德栋《谈“变文”》系列论文(《觉群周报》1946年第1卷第1—12期)，重在文学与佛教的跨界研究。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中华书局1940年版)、郭麟阁《魏晋风流及其文潮》(重庆红蓝出版社北平分社1946年版)等则重在文学与哲学思想的跨界研究。前书聚焦于魏晋玄学本体论，在内容的广度与阐释的深度上有所推进。 四是工具书编撰。首先是文学家年谱最为兴盛，其中王焕镳《曾南丰先生年谱》(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于1943年获第三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社会科学类三等奖，李嘉言《贾岛年谱》(《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与缪钺《杜牧之年谱》(《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1年第1—2集)于1944年分别获第四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文学类二等奖、三等奖。其次是文献索引，主要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毛诗注疏引书引得》《杜诗引得》《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48)、蔡金重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版)、姚梅伯《红楼梦类索》(上海珠林书店1940年版)等。再次是百科全书，如杨家骆编著《中国文学百科全书》(中部4—6册，南京辞典馆1937年版)，这是有关中国文学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最后附带谈一下翻译之作。与抗战之前一样，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著作主要还是译自日本，其中由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的有：《元人杂剧现存书目》(《文学集林》1940年第5辑)、《元人杂剧序说》(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中国文学概说》(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另有青木正儿著、梁盛志译《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北京国立华北编译馆1942年版)，青木正儿著、江侠庵译《南北戏曲源流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竹田复著、隋树森译《中国文艺思想》(贵阳文通书局1944年版)，泽田总清著、王鹤仪译《中国韵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铃木虎雄著、殷石臞译《赋史大要》(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版)，井坂锦江著、孙世瀚译《水浒传新考证》(大连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等。虽然为数不多，但在当时中日交战、文献匮乏的情况下，诚为不易。其中精通日文的戏曲研究名家隋树森贡献最著。 下篇 启示意义 通观战时学术地图与学术高峰的历史定位，首先离不开其间所发表或撰写的诸多学术名著——包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朱东润《读诗四论》、闻一多《神话与诗》《楚辞校补》《唐诗杂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刘文典《庄子补正》、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冯沅君《古优解》、王季思《西厢五剧注》、孙楷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钱锺书《谈艺录》、朱自清《诗言志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正是这些代表20世纪最高学术水准的经典名著，一同铸就了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然而对抗战特殊时期学术研究进行历史定位，应该既基于学术而同时又超越学术本身，其中所蕴含和彰显的学术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互动互融，对今天的古典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界来说依然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学术价值及其启示意义 回视20世纪之初，中国传统学术在古今转型与中西交融的时空坐标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形态与内质的不同判断，目前学界有关现代学术建立时间，大致形成了清末民初、五四时期、1927年前后三个不同的说法(49)。然而以20世纪学术的时空坐标观之，以上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各有不同的使命和贡献，在总体发展方向上都是朝着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在建构现代新的学科体系与学术范式方面可谓卓有成效。尽管抗日战争的爆发突然打乱甚至暂时中止了这一历史进程，但抗战八年的总体学术质量依然处在上升通道之中，可见当时处于不同区域、遭遇不同命运的战时学者集群为此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同时也足以证明正义战争之于一个民族及其学术的精神洗礼和激励作用。 就抗战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知识结构。抗战时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普遍具有古今、中西以及跨界贯通的优势，即不仅具有良好的国学根底，而且拥有留学西方的经历；不仅能从事学术研究，而且擅长于文学创作。至于在跨界贯通方面，或者以古典文学为轴心，不断向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文化学、哲学等方向拓展；或者从其他学科跨界进入古典文学研究。所以这些学者都普遍拥有多重学术身份，诸如陈寅恪、傅斯年、钱锺书、胡小石、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钱穆、吴宓、姜亮夫、夏承焘、唐圭璋、李长之等无不如此。多重身份意味着多重视野与多重方法，以此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显然是偏于一隅的学者所无法企及的。 二是学术取向。从关注和投入“学术抗战”活动走向学术研究的“致用”与“求是”的并重和统一。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许多学者有感于现实需要而改变原先的学术计划，致力于与抗战有关的研究工作，从对战争文学、民族文学主题的关注，到对历代民族英雄和杰出人物传记故事或年谱的研究蔚然成风，再到蕴含于屈原、杜甫研究热中的时世感慨与共鸣(50)，以及诸多富有鲜明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的选题，包括钱穆、姚汉原《黄帝》对民族文化共同体谱系的重建，闻一多《伏羲考》对“龙”和“图腾”的研究，孙作云、苏雪林等对后羿射日神话的阐释，乃至冯友兰《孟子浩然之气章解》与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陈寅恪《读哀江南赋》与饶宗颐《芜城赋发微》……无不是感时伤世之作。其中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卷第1、2合期)有感于当时北平沦陷，特作此文揭发明末遗臣谢三宾两次降清、卖友求荣的劣迹，用意十分深远。而此文能于1945年获第五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奖文学类二等奖，亦是因其契合了当时特定的时代需要，集中体现了“致用”的学术精神与取向。但另一方面，在关注和强化学术研究的现实性的同时，古典文学学者群体普遍能坚守学术本位与学术规范，努力臻于“致用”与“求是”两者之间的并重和统一。因为这些论题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在具体的学理探索过程中，也多能将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蕴含其中，深化其内，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淘洗与检验。 三是研究方法。与本时期古典文学学者群体的多重身份相契合，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也是致力于跨学科的多向交融。薛其林在《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归纳为四大方法，即融合中西的科学实证方法、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融合中西的直觉体悟方法。其实还有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不能忽略，即融合中西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以顾颉刚、郑振铎、钱南扬、闻一多等为代表(51)。以此参照抗战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很少有学者单独运用某一方法，更多的是以上多种方法的交融与创新。值得重点关注的是，由于战时现实灾难的不断刺激，引自西方的社会学方法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从刘大杰《中国文学史》引入法国丹纳的文学社会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到郭沫若、闻一多对屈原爱国精神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以及对《楚辞》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和巨大的思想价值的发掘，甚至如闻一多称誉屈原为“人民的诗人”(52)，都集中体现了由考据学到社会学批评的学术走向，而在方法论上更接近于融合中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四是创新追求。问世于抗战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名著无不是学术创新的典范之作，但其创新的方向与路径各不相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20世纪前期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脱颖而出，主要在于通过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一家之言”，成为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可以称之为“集成创新”，也是一种整体创新。陈尚君在1998年为该书重印时称赞道：“博大深沉的刘著，正好为民国时期的文学史撰写，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发轫于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学的走向成熟，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53)与此有所不同的是，朱东润等有感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随即而来的颠沛流离，更多集中在能够与自己对时局的关注和思索做更紧密结合的传记创作与研究方面，由此开创了中国传记研究的新局面，这可以归功于学术领域的创新。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采用西洋文艺思想的概念叙述中国自西周至民国的文艺思潮，概括为“北方现实思潮底发达”“佛教思潮底勃兴”“唯美主义的高潮”“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则可以归功于学术视野的创新。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创新，最为核心的是观点、见解的创新——可以说诞生于抗战时期然后经过历史检验的学术名著，无不具有这一共同的学术品质。 (二)精神价值及其启示意义 凝聚于抗战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精神价值与学术价值相伴相生，相辅相成，其于后人的启示意义也同样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民族气节。民族气节就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追求、文明准则、价值尺度，长期延续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之中，而集中爆发于民族危难之时，能对民族共同体起到自我激励作用。以此对照抗战时期的古代文学学者群体，这方面的感人事例可谓不胜枚举。1937-1938年刘文典滞留北平之际，日方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任职，都被他断然拒绝，然后设法逃离北平，南下昆明。抗战爆发之初，孙楷第任职于北京图书馆，而至1941年日本宪兵强行接管北京图书馆时，决然中断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同样，郭绍虞留守北平时，也是甘守清贫，拒不与日伪同流合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强迫他任伪北大教授，竟将他关押两天。获释后，他在燕京大学讲坛上上了“最后一课”，朗读了《诗经·黍离》，满座泣下。接着就携眷南下居于上海，以授课维持生计。程俊英教授在上海因全家入不敷出，被迫将藏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卖掉，父亲和长子相继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她与亲朋挚友以“保持民族气节”六字互勉，将汉奸拒之门外。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全家困居于港，先后四次迁居，生活极度困顿，以致“数月食不饱”，偶然有一个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但坚决拒绝了当时日本人和伪北大送来的钱款(54)。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古典文学界学者群体的铮铮傲骨。 二是使命意识。抗战时期的学者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怀抱“学术救国”的信念，并以此作为学者的神圣使命。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哲学家贺麟先后提出了文化抗战、精神抗战、学术救国、学术建国的主张，他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一文中指出：“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学术文化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55)可谓道出了战时诸多学者共同的心声。这种使命意识在古典文学学者罗庸所作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中已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并被联大学者奉为共同信念而自觉遵循，同时也见证于全国各地的古典文学研究群体之中，然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以践行。郑振铎在上海收集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等珍贵文献，大部分在“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时，遭炮火焚毁，积年辛勤收获，皆化为灰烬。在此后留守上海的艰难岁月里，他为了保存抢救国家图书，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多所收获。1940年3月20日，他致函张泳霓说，“我辈对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购置古籍“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其《劫中得书续记》曾记下如此感慨之言：“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56)经他用尽全力购书所得，仅1940年春至1942年，不到两年时间所得古籍几与北图相等——所以李一氓称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57)。 三是敬业精神。此与上述的使命意识息息相关，尽管战时的环境如此严酷，但绝大部分学者依然恪守着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职责，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西南联大在这方面无疑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重要作用，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所言：“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飧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贯，不稍懈怠。”(58)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许多学者在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的那种对于学术的执着、痴迷甚至奋不顾身的精神和境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程树德因北平高校陆续南迁而失去教职，生活极端拮据，病无医药，终至瘫痪。然而他仍在“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的情况下，抱病口述，由亲属笔录，终于在1942年著成他生平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论语集释》四十卷，并于次年出版。陈寅恪于1942年春香港脱险后，挈家历经磨难，于次年抵达四川成都，执教于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他在当时灯光昏暗的艰苦条件下，冒着双目失明的危险，利用左眼的微弱视力，专心致志地撰写《元白诗笺证稿》。但就在1944年岁暮书稿即将告竣之际，他却突然感到目疾转剧(59)，从此永远失明，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同样，这种执着于学术事业的敬业精神也充分体现在人才培养上。西南联大许多著名教授因空袭移居郊区，远离学校数十里，为了学生学习效果好，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方式，一门三学分的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并视为当然，因而深受学生的敬重(60)。再如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家不仅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而且频繁参与学生的学术活动，同样体现了倾力于人才培养的敬业精神。相比之下，沦陷区的学术研究更为艰难，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就更加来之不易。 四是人文情怀。这主要体现为一种同道相扶的人本观念与处世胸怀，使人们能在战乱磨难与人世隔膜中相互取暖。闻一多因家眷人多，生计困难，无奈之下，便利用业余时间挂牌治印以资弥补。浦江清特以骈文撰写“启事”，下列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等十二位著名教授联名“同启”，文中有“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豪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之语，尤为闻一多所欣赏(参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94—695页)，虽初以“绝艺”稍解生计困境，却竟成文坛雅事流播后世。 穿越七十年的时间隧道，打开抗战时期的学术地图，凝望已经成为历史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我们既悲愤于侵略战争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严重摧残，更感铭于学者群体在民族危难之际的砥砺前行。与此同时，对于如词学大家胡云翼那样毅然放下学术研究，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九死一生，屡建卓勋，而待抗战胜利之后，又决然返回书斋，回归学术者，更要致以深深的敬意。历史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智慧，相信后人可以从抗战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中不断汲取精神力量。 ①参见张寄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名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32页。 ②参见西北大学校史编写组《西北大学校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25页。 ③参见王燕《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在渝办学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刘敬坤《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 ④抗战期间，胡小石先后三赴云南大学任教。第三次是1943年8月至1944年7月，胡小石利用休假一年的机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再赴该校任教授。参见谢建华《胡小石先生年表》，周勋初编《胡小石文史论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58页。 ⑤参见李能芳《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办学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⑥1942年7月，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曾邀顾颉刚任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顾颉刚辞之。1943年2月，顾颉刚辞中央大学职。至1944年3月，始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参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9—366页。 ⑦参见杨涛《抗战时期的“留平教授”》，《文史天地》2010年第6期。刘文典于1938年逃离北平，赴西南联大任教。 ⑧1942年1月2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接管国立北平图书馆，并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该馆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 ⑨参见邱从强、张炳伟《试论抗战期间日本在华东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以伪中央大学为个案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⑩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观察》1947年第2卷第17期。 (11)参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2)参见商金林《朱自清日记中的闻一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13)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59页。 (14)萧涤非有一首诗《早断》记载此事：“好去娇儿女，休牵父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赤县方流血，苍天不雨金。修江与灵谷，是尔旧山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59页) (1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375—391页。 (16)参见王卫民《吴梅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76页。 (18)由于龙榆生任伪职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之事，所以在1949年11月受陈毅接见和关照，随后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上海博物馆资料室主任等。参见曾大兴《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354页。 (19)《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430页。 (20)鉴于战后回迁与相关论著发表的滞后性，所以论述时间延至1946年。 (21)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原系作者于1928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因编至隋代而罢，故用此名。全书分为两卷，卷一为上古至秦，卷二为汉至隋，书后附录“文体孳乳分合简表”。 (22)陈子展《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于1947年合为《唐宋文学史》，由作家书屋刊行。 (23)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元代部分)内封、书口均题作《中国文学史》，目次为“第四编近古下”，但内容仅有元代部分。参见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57页。 (24)程千帆《念昭琛》，《王瑶先生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25)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6)徐延哲《徐慕云与他的〈中国戏剧史〉》，《戏剧之家》2005年第1期。 (27)萧光乾《誓都将心血付“村夫”——萧涤非传略》，《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28)《伏羲考》为闻一多最重要的神话研究论文，作者于1942年11月15日撰写“引论”和《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伏羲考》第二部分)，发表于次月昆明《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伏羲考》中还有《战争与洪水》《汉苗的种族关系》《伏羲与葫芦》三章，生前未曾发表，后从作者手稿中检出编入《闻一多全集》第1卷。参见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9—650页。 (29)参见杨绍军《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页。 (30)罗倬汉《诗乐论》成书于1942年之前，后有正中书局1948年版。 (31)参见彭丽天《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清华学报》1937年第12卷第1期；闻一多《乐府诗笺》，《国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王易《乐府通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邵祖平《乐府诗研究谈》，《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22号。 (32)参见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詹锳《李诗辨伪》，《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2号；张长弓《苏李诗辨》，《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24号。 (33)闻一多《唐诗杂论》完成于西南联大时期，后收入《闻一多全集》。 (34)陈寅恪于1944年致陈槃信中说：“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1945年致傅斯年信中说：“弟未病时，已草成元白诗笺证一书，尚待抄正。”(陈寅恪《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1、115页)可见《元白诗笺证稿》主体部分完成于1944年。 (35)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于1941年7月写成初稿，1943年1月修订完毕，后被收入叶圣陶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版)。 (36)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 (3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台湾里仁书局1981年版，第229页。 (38)张德光《庄子补正跋》，刘文典《庄子补正》，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2—1023页。 (39)李长之《司马迁的父亲》，《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1号；《司马迁之性格与交游》，《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6号；《司马迁与李陵案》，《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7号；《司马迁之识与学》，《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9号；《司马迁之史学及其他》，《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0号。 (40)傅惜华《近五年来所获之戏曲珍籍》，《艺文杂志》1943年第1卷第1、3期；《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文学集刊》1944年第1期；《内阁文库访书记》，《日本研究》1944年第3卷第6期、1945年第4卷第1—2期；《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中国文艺》1939年第1卷第4期、1940年第2卷第1—2期。 (41)卢前《读曲小识》著录戏曲钞本四十种，每种先作总的版本介绍，然后分别介绍各出的牌调、脚色及内容概要等。 (42)元杂剧家个体研究可参看：温若《元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评述》，《北华月报》1941年第1卷第5期；泽夫《关汉卿在元曲中的地位》，《风雨谈》1943年第5期；隋树森《元曲作家马致远》，《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4号；仲玉《大曲家马致远之生平及著作》，《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第1期；《元曲家郑光祖之生平及其著作》，《政治月刊》1942年第4卷第2期；赵景深《西厢记作者问题弁正》，《逸经》1937年第36期；王季思《〈西厢记〉作者考》，《国文月刊》1944年第28、29、30合期；吴晓铃《冯沅君“才人考”辨正》，《读书通讯》1942年第54—55期。 (43)阴法鲁《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著成于西南联大，后收入《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油印本。 (44)《文赋》研究论著主要有：李全佳《陆机文赋义证》《陆机文赋义证(续)》(《中山学报》1944年第2卷第2—3期)、李廷玉《广陆机文赋》(《国学月刊》1937年第1卷第4期)等；《文心雕龙》研究论著主要有：朱恕之《文心雕龙研究》(南郑县立民生工厂1945年版)、杨明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证》(北平燕京大学1937年版)、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中国学报(方湖)》1943年第1卷第2期]、罗常培《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中国学报(方湖)》1945年第1卷第4期]、傅庚生《文论神气说与灵感》(《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号)等。 (45)朱自清《诗言志辨》始著于1937年，至1944年12月作《诗言志辨序》，刊于次年6月《国文学刊》第36期，意味着此书的完成，后于194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46)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47)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序曰：“民国三十一年写定《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该书一直未出版，至2006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48)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7年版；《杜诗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40年版；《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9年版。 (49)罗福惠、许小青《对近二十年民国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1609—1610页。 (50)屈原和杜甫研究的升温，与战时局势不时引发学者身世感慨密切相关。其中，郭沫若《屈原研究》、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人民的诗人：屈原》以及冯至的杜甫研究最具典范意义。 (51)参见史伟《西学东渐中的观念、方法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以人类学的输入为中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52)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诗与散文》(昆明)1945年“诗人节特刊”。 (53)陈尚君《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重印之际》，刘大杰《中国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页。 (54)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55)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21页。 (56)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370页。 (57)参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 (58)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册，第9页。 (59)参见《陈寅恪评传》，第63—64页；《书信集》，第231、115页。 (60)《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57页。标签：西南联大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1939年论文; 抗战精神论文; 古典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闻一多论文; 燕京大学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顾颉刚论文; 国立中央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