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政策及体制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生产要素论文,体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一般准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此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作为要素配置的准则；而在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生产者，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生产目标，其生产目标也有层次性可分，也不可否认其有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愿望。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中，利润或收入最大目标实现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准则只是基本准则，它所确定的利润和收入最大化目标也仅仅是一种预期目标，由于存在着种种风险和制约因素，这一预期目标在现实中就依循效用最大化准则演化成一系列相应于不同生产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事实上，由于风险和制约因素的存在，效用最大化才是生产者要素配置的一般准则，利润和收入最大化准则是效用最大化准则发挥作用的基础与参照。
效用在用于分析生产者要素配置问题时，所针对的是拥有定量要素的生产者，如何选择与组合该定量要素的经济用途取得相应的收入，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心理满足，也即如何实现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以作为经营主体的农户为例，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准则通常用于生产目标决策，即当农户不断追加某一要素投入追求最大利润或收入时，由于这种最大利润和收入是由生产函数的技术水平和产品与资源的价格共同界定的，而价格要受到市场、政策、体制等诸多因素的确定与不确定性影响，所以农户必然会对这些影响作用的强度作出自己的主观估计，再依据自己的主观估计选择最满意的要素投入和相应的产品产出水平，也就是效用最大化的要素投入和产品产出方式。
对一定技术水平的要素生产函数而言，不断追加要素投入到一定量时，就可以达到最大利润或最大产量（产值点），这两个点在生产函数上客观存在着。但对农户来说，由于考虑到风险和体制、政策的制约作用，这些点却仅为一种技术与经济上的可能性，是选择生产目标的上限，顺次下延就形成一个连续的生产目标序列，该序列以保持原有收入不变为下限，众多不同程度的增收目标则充斥于上下限之间。如图1 所示：
图1 风险情形下农户经营目标与效用最大化均衡
假设农户有两种技术可选择使用，技术Ⅰ是传统技术，已应用多年，风险可忽略不计，生产要素投入的最大利润点为p[,1]。技术Ⅱ是风险很大的新技术，它提高了要素生产函数的技术界限和要素生产率，所以与技术Ⅰ相比，同样的要素投入可带来更大的利润，p[,2]是利润最大点。生产可能性曲线p[,1]p[,2]为某定量生产要素分别投入两种技术时客观存在的不同收入组合。这时因每个农户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其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的心理感受也不同，所选择的生产目标就有如下几种：
1.选择技术p[,1]，保持原有收入不变。只求稳妥不承担任何风险的经营者，以技术Ⅰ所界定的要素投入量和相应收入水平作为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均衡状态，以技术Ⅰ所界定的收入水平为生产目标。
2.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选择技术Ⅰ与技术Ⅱ的组合以增加收入。农户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对要素投入技术Ⅱ可得到的最大利润实现的概率估计也不同，因此对技术Ⅱ的收入作出不同的主观预期相当于图中各种生产可能性曲线p[,1]a[,1]，p[,1]a[,2]，p[,1]a[,3]……p[,1]p[,2]。越接近原点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估计者越畏惧风险，如图中p[,1]a[,1]，与其他生产可能性曲线相比收入最低，无差异曲线v[,1]也是较低层次的一条，所以该农户的增收目标和其他人相比是最低的，但因他畏惧风险，做出这种选择感到最满足，对他本人来说是效用最大化的要素配置方式。p[,1]a[,1]与v[,1]在E[,1]点相切，实现了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均衡状态。图中其他生产可能性曲线也是如此，越接近p[,1]p[,2]，农户越富于冒险精神，确立的增收目标越接近技术界限与经济界限，增收幅度越大。每一条生产可能性曲线都有既定的风险估计，有各自要素分派的效用最大化技术组合选择。
3.不畏风险，追求收入最大。这样的农户选用客观存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1]p[,2]，较多地把要素投入到技术Ⅱ，在收入最大时感到最大满足—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均衡，即图中E[,6]点。
二、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政策及体制约束
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作为农户经营中确立生产目标和配置生产要素的一般准则，其产生的原因可归纳为三方面：第一，自然条件变幻不定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产量与收入不确定；第二，市场供求变化及新技术变革等给农户带来的成本和收入不稳定；第三，受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策约束，农户增收目标或收入最大目标难以实现。前两方面的影响相对于第三方面来说可称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弹性约束，因为相比之下更具有偶然性和可变性；而政策和体制的约束在短期内一经形成就相对地被视作一种必然事件和刚性约束，对农户经营中生产要素的配置具有更大的制约作用。在其影响下，农户往往无法实现收入最大或增收的经营目标，只能在体制与政策限定的目标下进行要素效用最大化配置。此外政策和体制还会影响市场供求和市场环境。最终或扭曲了生产可能性曲线形状，或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或抑制了农业中的技术变革与生产率提高。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舒尔茨所说的“贫穷却有效率”的农业就是一例。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变革长期未受到重视，致使农业中的技术和要素数量长期不变，然而在既定要素及其数量与种类约束下，达到了要素配置的最高效率。虽然对应于这种最高要素配置效率的生产力水平是极低的，却也与这种既定的最大收入水平相对应达到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这里的效用最大化均衡状态是：一方面，由于要素供给种类、数量长期不变和农业中长期未进行技术变革，势必长期保持着落后但却是最高的要素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囿于现有体制、政策的任何要素配置方法变革，又因为要素配置已达到最高效率成为图劳。这就使农民只能满足于这种要素配置方式，形成了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并且因长期无外力作用（技术变革、要素增加）来打破这种均衡，就培植了农民习惯成自然的因循守旧与循规蹈矩心理，制约着农民追求最大收入的欲望。再加上在外力作用下打破这种均衡时农民须承担风险，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趋于维持那种效用最大化的毫无风险的旧均衡。
以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业经营方式变革为例，可见农业经营方式约束下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应用。在人民公社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体制下，单个农民以劳动者身份从事农业生产，他可得到的报酬是以劳动潜在形态度量的情形下，意味着他只要出工，无论出力与否都可得到既定数量的工分报酬。因此该既定工分就是他固定的最大收入水平，他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时作为一个劳动力这样的定量要素，就会根据被评的既定工分这一目标，运用效用最大化原则分派自己的劳动和闲暇，如图2所示。
图2 一个工作日中最大收入被限定时劳动力要素效用最大化利用
图2表明，如果一个劳动力在劳动时间内尽全力工作， 得到的工分为P，如果他仅出很少的力气，得到的工分也是P，就很有可能出现像人民公社体制下，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在这种经营方式中，一个人勤奋苦干得到的工分是P， 不认真干活也可以得到同样多的工分，但并不能够由此导致劳动者完全以闲暇取代劳动。因为一定的经营方式都是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同时也有相应的精神与道德规范作为约束，而且受到农事季节的制约。为此，尽管这种经营方式鼓励劳动者以闲暇完全替代勤奋，最终却替代有度，各个劳动者表现出不同的闲暇偏好，达到各自不同的效用最大化均衡状态，如图中E点， 是一个劳动力要素存在闲暇偏好时工作与闲暇的效用最大化分派。
从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演变是农民自发的行为，其动力就是追求更大收入的冲动。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下要素配置效用最大化均衡远离要素生产函数的经济界限及技术界限，或超越了生产函数的经济界限进入增产不增收阶段，要素配置效率是极低下的，农民可以通过调整要素配置取得更大收入。从人的经济理性出发，他们必然以取得更大收入为生产目标，于是农业中出现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变革。变革之始，农户的最大收入目标较改革前水平大大提高且十分明确，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国家和集体的部分相对为既定，因此农户生产的越多，自己剩下的就越多。这就鼓励农民以勤奋替代闲暇以求最大收入。因原有经营方式的阻碍已消除，要素投入就在农户收入最大目标的驱使下向生产函数的经济界限以及技术界限逼近，农户要素分派的收入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均衡点也相应地接近于客观存在的利润或产量（产值）最大点，于是带来了8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的黄金时代。
三、现有政策与体制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目前，体制与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制约农民收入最大化目标确立与实现的重要因素，举例如下：
（一）体制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而经常成为产生“对策”的有效手段 如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明令严控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费用上涨，但实际上总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为抵销农产品提价收入的重要因素（见下表）。
价格提高对农民收支的影响（元/人）
年份农副产品提价增收农用生产资料涨价增支抵销(%)
197912.25 0.040.32
198212.98 0.604.60
198515.86 4.51
28.40
198613.48 1.138.40
198727.11 7.93
29.25
198860.2322.67
37.64
1994
239.0069.00
28.90
其中虽然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却也不乏体制设立中的利益各自独立和掣肘导致的农用生产资料生产、经营单位趋利与寻租、设租行为与种种不公平交易行为。结果造成农产品人格明提暗降，生产资料价格抑而不平。
（二）体制与政策限定的要素配置反向背离要素生产函数上的利润最大点 一方面，农户小规模经营方式的自给性特征使之脱离要素和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要素投入生产时为保证农产品自给量，会投入到利润最大点之后，甚至产量最高点之后。另一方面，商品农产品生产基本上处于国家和各级政府行政干预之下，且干预的好处经中间环节层层盘制和蚕食，达到农户这一最低环节时已所剩无几，既违反了国家、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初衷，又使农民增收的希望一再落空，于是农户就在主观预期中将客观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降到很低水平，表现出闲暇偏好或将要素转向其他机会成本低的部门，不再企盼从农业中得到更大收入，即使农业的要素投入仍处于收益递增阶段。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在诸多旧政策和体制的框架中孤军深入，很难奏效 以政府1992年以来对中西部省区提供资金支持其发展乡镇企业为例，在长期造就的旧体制均衡中，不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人员素质、区位优势，仅凭资金启动而缺乏技术、体制创新，就难以发展乡镇企业，更难以像东部地区那样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乡镇企业竞相建立，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结果只能奏静水微澜之效，难以普遍影响到农户要素配置方式。
由此启示我们，政策体系的整体性和可操作性，政策执行系统的利益一致性，政策落实的具体手段的有效性，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创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是优化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