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尔论文,卡夫卡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瓦尔特·本雅明也许不是发现罗伯特·瓦尔泽和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关系的第一人，但他应是确定瓦尔泽和卡夫卡文学关系本质的第一人。在现今能够找到本雅明有关卡夫卡和瓦尔泽的所有评论文稿中，他几乎都点评到这两位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注：瓦尔特·本雅明在论及罗伯特·瓦尔泽和卡夫卡时多次提到两人的文学关系，其中比较集中的出处为《论罗伯特·瓦尔泽》、《论卡夫卡》、《评弗兰茨·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等文论。参见Waler Benjamin: Robert Walser, in Illumination, Frankfurt a. M. 1969; Walter Benjamin: ü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然而，本雅明的评注却又言近旨远，扑朔迷离，国际瓦尔泽和卡夫卡比较研究在本雅明点评问题上并无定论。我们从本雅明的评注中似乎可以确定，他在论及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时，并无意将二者简单等同或仅仅点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需要寻找的是二者文学关系中的某种本质联系。他在《论罗伯特·瓦尔泽》一文中指出：瓦尔泽笔下都是一些“患过精神病的人物，所以他们浮在一种撕碎了的、因此也是非人性的、固执的表层上。假如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身上的愉悦和恐惧，那么就是：他们已经痊愈了。也许我们只要从……瓦尔泽当代文学中具有最深刻意义的作品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从表面上看最为扭曲的瓦尔泽是固执的弗朗茨·卡夫卡最钟爱的作家”。（注：Waler Benjamin: Robert Walser, in Illumination, Frankfurt a. M. 1969, S. 349, 350, 351.）在这里本雅明不在于点明瓦尔泽是卡夫卡最钟爱的作家，而在于说明为什么瓦尔泽是卡夫卡最钟爱的作家。
从上述引文来看，本雅明所指出的“撕碎了的、非人性的、固执的表层”即是一种“痊愈”了的精神病患者表征。按照本雅明的语言逻辑，我们似可以得出卡夫卡喜爱瓦尔泽作品的结论。欧美文学理论界也许正是因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而对瓦尔泽和卡夫卡文学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本雅明所说的“撕碎了的、非人性的、固执的表层”和精神病患者表征可以归纳为现代文学中某一类文学主体的特性。那么，这一特性究竟是如何反映在瓦尔泽和卡夫卡的文学主体观上的？这里面是否蕴涵着本雅明对卡夫卡和瓦尔泽文学关系的本质认识呢？假如确实如此，那么这种瓦尔泽和卡夫卡文学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本雅明在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时这么写道：“助手们是贯穿卡夫卡全部作品的人物群……，笼罩着他们的一种朦胧的生存状态让人想起罗伯特·瓦尔泽——长篇小说《助手》的作者。”（注：本雅明《评弗兰茨·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载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2、352、352、341页。）在这里，本雅明不仅点出了这两位现代作家在文学表现对象上的表面共性，更重要的是从这一表象中厘清了这两位作家文学关系的本质共性：笼罩着他们的一种朦胧的生存状态。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和瓦尔泽的人物，尤其是“助手”这类文学人物，常常“处于摇晃不定的灯光下。印度传说中的那种未成型、尚处于迷雾阶段的生物。……他们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物圈，不过任何人物圈对他们都不陌生。”（注：本雅明《评弗兰茨·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载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2、352、352、341页。）当然，这里的“助手”首先是一个文学族类的概念，它的特性是表面无意义的依赖性存在，它出现的角色可以是“助手”、“仆人”、“奴隶”、“陌生人”、“职员”、“小女孩”等等，但他们又常常是文学作品主叙述的主体。其次，本雅明在表述以“助手”形态出现的文学主体的“朦胧的生存状态”(Das Zwielicht über ihrem Dasein)时，“朦胧”二字用了“Zwielicht”一词，即人物在两种光源摇曳下的不清晰状态，是一种曙光和黑夜重叠下的混沌。在这种状况下，文学主体的“存在”是不完全的，也就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谓的没有“此在”的“存在”，一种没有生存空间(da)的一种存在(Sein)。最后，上述的“朦胧”在两位作家笔下，又是一种将外部世界置于“助手”族类的某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并非文学主体生存的常态，而是由外界造成的一种主体扭曲变形的生存状态，这也就是上文中引述本雅明提出的卡夫卡为什么喜爱“最为扭曲的”(verspielst)瓦尔泽的缘故。因此，本雅明关于瓦尔泽和卡夫卡文学关系本质中的“朦胧的生存状态”是文学主体一种居无定所的、扭曲变形的、残缺不全的非常态生存状况。
我们可以从卡夫卡本人1922年的一篇日记来进一步考证本雅明对瓦尔泽文学作品中主体的“朦胧的生存状态”所做出的评判。在这篇日记中，卡夫卡赞扬了瓦尔泽文学中“飘浮不定地运用抽象的隐语”，（注：Franz Kafka: Tagebuch, Frankfurt a. M. 1996, S. 236, S. 134.）而诉诸处于“飘浮不定”和“抽象隐语”生存状况中的文学主体恰恰是这两位大师的某种共同的本质属性，我曾经在另一篇论文中写到：“卡夫卡的文本表现了‘自我’在权力面前的无奈和茫然，瓦尔泽的文本则表现了‘自我’在权力面前的一种遁逃的狡狯。”（注：范捷平《论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雅考伯·冯·贡腾〉的现代性》，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三期，第97、99页。）它们的共同之处则在于以不同的方式抗拒了将外部世界置于文学主体扭曲的生存状态。
但瓦尔泽和卡夫卡对“朦胧的生存状态”下之“主体”的文学表现手段亦不尽相同。当瓦尔泽以“助手”、“仆人”或“散步者”（流浪者）的姿态，做着白日梦去观察现实生存状态的时候，他是最为扭曲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仅说他“从表面上看是最为扭曲的”，这也许是指瓦尔泽的文学因为是在被掩蔽了扭曲的现实中（即表面的非扭曲）显现出来的那种扭曲，所以显得“最为扭曲”。瓦尔泽的风格看上去似乎平和洒脱，而实际上却在以一种极其吊诡的文学方式显现其扭曲。卡夫卡则在文学扭曲中挣扎，以抗争的形式表现其扭曲。如果说现实扭曲对瓦尔泽的威胁是内向型的，它导致了瓦尔泽最终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文学，认同了饥寒交迫和精神分裂的必然归宿，（注：瓦尔泽在对塞里希的谈话中表示，当瑞士赫利萨精神病院给他提供了写作条件时，他说他来这里是发疯的，不是来写书的。参见Carl Seelig: Wanderungen mit Robert Walser, Zürich, 1977, S. 56。）那么卡夫卡以恐惧为显现方式的扭曲，则也许表现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抗争，它导致了卡夫卡个体的失败和成功。说它是失败，那是因为他无法实现自己赋予文学的使命；说它是成功，那是因为他作为个体的主体最终离开了扭曲的现实世界，犹如卡夫卡自己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是真正的获救者。”（注：Franz Kafka: Tagebuch, Frankfurt a. M. 1996, S. 236, S. 134.）
二
卡夫卡与瓦尔泽互不相识，他们的交往只是某种文学神交。卡夫卡的挚友马科斯·布洛德写道：“有时他（卡夫卡）会突然冲进我的房门，只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新的或者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他读到瓦尔泽的日记小说《雅考伯·冯·贡腾》，还有其他一些小品文时就是如此，他非常钟爱瓦尔泽的东西。我记得，他是那样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讲述着瓦尔泽的小品文《山厅》。我跟他在一起，只有两个人，但他好像是在千百个听众面前朗诵那样。”（注：Max Brod: Kafka liest Walser, in Katharina Kerr (Hg.),über Robert Waler, I Band, Frankfurt a. M. 1978,S. 85.）在这里，布洛德并没有直接写到卡夫卡对瓦尔泽作品的评价，然而卡夫卡在1909年前后给埃斯纳(Eisner)（注：布拉格一家保险公司经理。）的信中，为自己对瓦尔泽的评价做了如下的佐证：“瓦尔泽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的《雅考伯·冯·贡腾》，那是一本好书，他的其他作品我还没读过，这里您有部分责任，因为您置我的建议于不顾，没有买《唐纳兄妹》这部书。好像西蒙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快乐的西蒙最终一事无成，只成为读者的快乐，这个西蒙不是就在我们身边吗？”（注：转引自Franz Kafka: Brief an Eisner, in Katharina Kerr (Hg.), 
ber Robert Walser, I Band, Frankfurt a. M. 1978, S. 76, 76,77。）
根据卡夫卡信中对“助手”人物西蒙·唐纳的评价，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卡夫卡当时已经阅读或了解了瓦尔泽的《唐纳兄妹》，他甚至在西蒙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卡夫卡在给埃斯纳的信中还写道：“当然，从表面上看像西蒙那样的人到处都是，我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能给您报出几个名字来，不过他们除了那本精彩的小说中集中描写的西蒙之外都是极其平常的人”。（注：转引自Franz Kafka: Brief an Eisner, in Katharina Kerr (Hg.), ber Robert Walser, I Band, Frankfurt a. M. 1978, S. 76, 76,77。）假如我们在这里认定，西蒙跟卡夫卡确有某种相通之处，那么我们也可以认定，卡夫卡与瓦尔泽也有共同的地方，因为西蒙基本上是瓦尔泽的自传性叙述的产物。
值得研究的是，卡夫卡所说的与西蒙的共性是否就是本雅明看到的那种文学主体的朦胧的生存状态？这一共性是否指他们的同时代性，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作为保险公司小职员的某种本质特性。齐默曼教授在《巴比伦的译者——论卡夫卡和瓦尔泽》中把20世纪初的欧洲职员族类和他们与时代的关系称为所谓的“迟到”(Versp
tuns)，他引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他们尽是些晚了半拍的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时代的节奏。”（注：转引自Franz Kafka: Brief an Eisner, in Katharina Kerr (Hg.), ber Robert Walser, I Band, Frankfurt a. M. 1978, S. 76, 76,77。）这也就是说，瓦尔泽笔下的“助手”西蒙具有某种不合时宜、与时代不同步的特征，这一点无论在卡夫卡还是在瓦尔泽身上似乎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有关这点，本雅明在阅读卡夫卡的《城堡》时做了一句点评：“这种伦理上的幽光让我们想起了罗伯特·瓦尔泽的《助手》，想到了卡夫卡最喜爱的那个作家试图通过他的小品文……想达到的目的。”本雅明接着写道：“这些助手尚未脱离母亲的怀抱，他们‘躲在角落里，坐在女人的两条旧裙子上。他们想方设法，……尽量少占地方，因此他们低声说笑，做着各种努力，交叠着腿和胳膊，蜷缩在一起，在黯淡的光线下看上去似乎是个大线团。’（《城堡》第84页，本雅明原注）。”（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本雅明在这里想说的意思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小职员这个群体的主体非独立性，他们在现代都市中只是些未发育完全的、迟到的畸形物——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大线团“奥德拉戴克”(Odradek)。（注：“奥德拉戴克看上去首先像个扁平的、像星星那样的线团，确实像个线团，总而言之它像一团断线那样，旧的、打了结的线团，但这线团是用各种各样不同颜色和不同种类的线绕成的，它不仅仅是个线团，它的中间还有一个线轴，这根线轴的直角上还生着另一根线轴，这样两根线轴交叉起来就像人的两条腿，可以让线团站立起来。”参见Franz Kafka: Die Sorge des Hausvaters, in Erzhlung, Gesammelte Werke, hrsg. v. Max Brod, Frankfurt a. M. 1983, S. 129。“Schlemihl”字尾是“-Yl”的同音，是一个源于希伯来文的德语，常用来表示运气不好，无能力的人。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孙名之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章，第386页，注解①。）他是这样评论的：“助手的本质是其非完美性（残缺性），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自然的恋母情结。卡夫卡的男性人物：小丑和智者，不完美或者过于成熟。助手都是些倒霉无用的人(Schlemihl)，他们缺乏某种使其成熟的东西。”（注：“奥德拉戴克看上去首先像个扁平的、像星星那样的线团，确实像个线团，总而言之它像一团断线那样，旧的、打了结的线团，但这线团是用各种各样不同颜色和不同种类的线绕成的，它不仅仅是个线团，它的中间还有一个线轴，这根线轴的直角上还生着另一根线轴，这样两根线轴交叉起来就像人的两条腿，可以让线团站立起来。”参见Franz Kafka: Die Sorge des Hausvaters, in Erzhlung, Gesammelte Werke, hrsg. v. Max Brod, Frankfurt a. M. 1983, S. 129。“Schlemihl”字尾是“-Yl”的同音，是一个源于希伯来文的德语，常用来表示运气不好，无能力的人。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孙名之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章，第386页，注解①。）
本雅明所说的“残缺”，或者齐默曼提出的“迟到”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共同的意义，那就是主体的失落，即20世纪初欧洲职员群体主体人格及其朦胧的生存“状态”。我们说其主体不具备确定性，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转型期处于一种迷惘的境地，他们代表了工业化现代都市中介于劳工和权势阶层之间的小人物，他们身上具有本雅明所说的那种“穿梭于各人物圈之间信使”（注：本雅明《评弗兰茨·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载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2、352、352、341页。）的功能。本雅明借用卡夫卡笔下的仆人和信差巴纳巴斯，指出了他们的主体漂浮性，即主体既不具有依附性，也没有稳定性。其次，这一阶层的成员与卡夫卡和瓦尔泽一样，也往往具有强烈的“布尔乔亚式”的人文性，他们“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02、53、166页。）所以他们同是被“剥夺了生长环境”的文人，“大城市并不是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思绪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注：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02、53、166页。）在布尔乔亚式文人和失落的主体性的矛盾中，文学中留下的一条痕迹也许就是“羞涩”(Scham)。
本雅明在点评《城堡》这部作品的时候写道：“（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用羞涩战胜神学的范例。沼泽的世界没有羞愧。它的力量在于忘却。”（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本雅明把“忘却”和“被忘却”看成是卡夫卡犹太思想的文学性和文学多义性的源头，他反复注释了《城堡》中卡夫卡著名的“奥德拉戴克”的隐喻，并用以说明上述的观点。（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据卡夫卡在小品文《家父的忧虑》中的解释，“奥德拉戴克”是一种极其弱小的残缺物，没有固定的形状，也没有任何用途，它的本质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它无处不在，却又捉摸不定。在本雅明看来，“奥德拉戴克”最恰切地隐喻了助手的生存状态，在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中，“奥德拉戴克”无处不在，它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象征了卡夫卡本人的生存状态。它显现了失落了的主体的本质，它像一个不被人注意、未发育完全的孩童，蜷缩在角落里，“忘却”是它的本质。
本雅明恰恰也在瓦尔泽身上看到了这种卡夫卡式的“羞涩”，看到了作家通过文学话语对这种“奥德拉戴克”式“羞涩”的扬弃(aufheben)：“他一旦拿起笔，就被一种绝望的情绪所笼罩，他似乎顿时失去了一切，词语就像决堤的潮水汹涌而来，每一句话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忘记前一句。”（注：Waler Benjamin: Robert Walser, in Illumination, Frankfurt a. M. 1969, S. 349, 350, 351.）本雅明把瓦尔泽的这种叙述方式比喻为“滚雪球”，或许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奥德拉戴克”线团和滚雪球中看到两者的某种共性。本雅明不仅把卡夫卡和瓦尔泽对“羞涩”的扬弃看成是一种“文学叙述的技法”，（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而在更深层意义上则是指他们及他们笔下主体的某种不依赖于外部世界的生存方式，“忘却的语汇就是迷惘。”（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本雅明所说的这种“极其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捕捉性”，（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不仅完全印证了卡夫卡在《家父的忧虑》中对“奥德拉戴克”的诠释，而且也说明了瓦尔泽和卡夫卡文学品格的又一个共同之处。
三
同样作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职员的瓦尔泽比卡夫卡步入文坛要早八年左右，他从1902年开始陆续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具有明显自传特点的柏林三部曲《唐纳兄妹》(1906)、《助手》(1908)和《雅考伯·冯·贡腾》(1909)，在这三部小说和其他作品中，瓦尔泽基本确定了以“助手”和“仆人”为主的文学主体，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但现在的问题是，卡夫卡文学中的“助手”族类是否与瓦尔泽的作品有关，或者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文学关系，假如他们确有一定的关联，那么这一文学族类以及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朦胧的生存状态”是否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呢？
瓦尔泽从1913年开始在莱比锡的库特·沃尔夫(Kurt-Wolff)出版社发表文学作品集，如《作文集》(1913)、《故事集》(1914)、《小诗集》(1915)等。而卡夫卡的第一本短文集《观察》也是1913年在库特·沃尔夫出版的。（注：卡夫卡的八篇小品文1908年以《观察》为名首次发表在文学期刊《许佩里翁》上。当时，《许佩里翁》主编海默尔(Heymel)以为这是瓦尔泽以卡夫卡为笔名写的作品，直到布莱(Blei)告诉他，卡夫卡不是瓦尔泽，而是一个布拉格年轻人，他的确叫卡夫卡。参见Nieolle Pelletier: Walsereien in Prag. Zu einigen Gemeisamenkeiten zwisehen Robert Walser und Franz Kafka, in Robert Walser, Hrsg. v. Klaus-Michad Hinz und Thomas Horst, Frankfurt a. M. 1991, S. 276。）1913年前后，布洛德任沃尔夫出版社的年鉴《阿卡迪亚》(Arkadia)的主编，他在那里出版了卡夫卡著名的《审判》。值得指出的是，瓦尔泽恰巧也是《阿卡迪亚》的撰稿人，他在1913年感谢布洛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和其他作家在《阿卡迪亚》上发表了不少精彩的东西，我为能在这块希腊园地愉快地散步感到高兴。”（注：Robert Walser: Briefe, hg. von Jrg Sch fer unter Mitarbeit von Robert Mchler, Frankfurt a. M. 1979, S. 65.）从这里我们有理由做出判断，瓦尔泽似乎也应该读过卡夫卡的部分作品。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欧洲文学批评界就开始关注卡夫卡与瓦尔泽文学关系问题。当卡夫卡1913年发表收集了18篇小品文的《观察》时，批评界曾一致认为这是瓦尔泽以“卡夫卡”的笔名写的新作，德国著名文学杂志《岛》的主编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为此做了声明：“卡夫卡不是瓦尔泽，卡夫卡就是来自布拉格的年轻人。”（注：Karl Pestalozzi, Nachpr fung einer Vorliebe: Franz Kafkas Beziehung zum Werk Robert Walsers, in Kerr (Hg.),ber Robert Walser, 2. Band, Frankfurt a. M. 1978, S. 94.）作为瓦尔泽和卡夫卡作品共同的出版人，布莱的用意显然在于正本清源，对青年卡夫卡的作品给予说明，然而他并没有对两人的文学关系本质发表更多的意见。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说，他在阅读瓦尔泽的《作文集》和卡夫卡的《观察》时，他从卡夫卡身上只看见一个人，那就是瓦尔泽。然而穆齐尔认为，卡夫卡作品中令人悲哀和恐惧的东西，在瓦尔泽那里恰恰却是令人愉悦的。在此，穆齐尔看到了瓦尔泽和卡夫卡小品文中的共同本质：即文学主体的“渺小”和散步者超脱世尘的窥视视角。这种“渺小”在卡夫卡的《观察》中以“小女孩”、“陌生人”、“单身汉”的文学主体出现，他们站在这个世界的窗外“观察”，显现的是失落和悲哀的东西；而在瓦尔泽的《作文集》和《故事集》里，则是以“助手”、“学童”、“小女孩”“仆人”来窥视世界，流露出一种被忘却的愉悦。应该说，穆齐尔洞察到了他们之间的文学本质联系，但强调了他们在表现形式上各自的个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瓦尔泽和卡夫卡之间文学关系很深，例如卡内提，他于1976年在谈及瓦尔泽和卡夫卡以“助手”族类为文学主体的小说时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瓦尔泽则没有卡夫卡。”（注：Elias Canetti: Einige Aufzeiehnungen zu Robert Walsesr, in Elio Fr
hlich und Robert Mehler (Hg.), Robert Walser zu Gedenken, Zürich und Frankfurt a. M. 1976, S. 9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持什么观点，德语文学界对两人的文学关联性是肯定的，但与本雅明不同的是，他们也许从别的视角对这两位现代文学大师的创作共性进行了思考。从文学比较学史来看，卡夫卡从本质上和形式上都与瓦尔泽的文学本质有着某种依附的关系。（注：Robert Musil: Die Gesehiehten von Robert Walser, in Kerr (Hg.), ber Robert Walser, 2 Band, Frankfurt a. M. 1978, S. 94.）
在考察瓦尔泽和卡夫卡的文学关系时，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瓦尔泽和卡夫卡个人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如上所述，他们之间的文学接受以及接受态度在布洛德那里得到了印证。布洛德不仅是卡夫卡的挚友，同时也与瓦尔泽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他看到了两位作家之间的异同。在对卡夫卡《观察》的评论中，布洛德提到，卡夫卡的微型文本让我们想起了瓦尔泽文本的规模和每行文字里面的量。在这里，布洛德看到了两人在创作手法上的共同之处，而这一共同点也许蕴涵着两位作家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共同性：即从“小处”下笔。不仅主题和文学主体、事件渺小，而且文本短小，他们的小品文可以短到半页或几行字。对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创作思想，瓦尔泽在《一记耳光或其他》中写道：“必须学会完美地表述极小的东西，这也许比平淡地叙述宏大事件好得多。”（注：Robert Walser: Das Gesamtwerk, Band III, Frankfurt. a. M. 1985, S. 282.）假如从这一视角出发去看瓦尔泽的《致纽扣》和卡夫卡的“奥德拉戴克”或“甲虫”，那么也许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
本雅明在形式问题上也深刻地看到了他们文学本质上的联系，他认为卡夫卡和瓦尔泽的小说绝不是传统意义上自成一体的叙事小说，而是小品文(Prosastück)的结集，本雅明指出：卡夫卡“不讲写鸿篇巨制的小说家，而是讲名气小得多的作家，……罗伯特·瓦尔泽是他青睐的作家。”（注：本雅明《评弗兰茨·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弗兰茨·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载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2、352、352、341页。）本雅明的话里透出一种肯定卡夫卡和瓦尔泽文学形式的意思。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了瓦尔泽和卡夫卡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本质问题：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同时发生在这两位作家身上的传统叙述话语以及结构解体问题。我曾经提出过瓦尔泽小说文本的“事件组合”(episodisch-additiv)随机性的观点，（注：范捷平《论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雅考伯·冯·贡腾〉的现代性》，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三期，第97、99页。）意在说明瓦尔泽叙事中“故事终结”的问题。比如：《助手》由34个“事件”组成，《雅考伯·冯·贡腾》有77个“事件”，《强盗》有35个“事件”，这些事件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们有时甚至是可以相互置换的，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城堡》中的无名章节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印证。与瓦尔泽的《雅考伯·冯·贡腾》一样，卡夫卡的《城堡》表现的也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时空概念，扭曲的文学主体在异化了的“仆人学校”和“城堡”中寻求主体存在，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没有逻辑和失败。这一主旨与文本形态达成了同一，两部小说的章节和章节之间在情节上都没有必然联系，只是文学主体“K”和仆人雅考伯的观察、寻求、主观感受和反思(subjektive Reflexion)。虽然“K”没有像仆人雅考伯那样常常通过钥匙孔去窥视，但他们的视角是相同的：那就是窥视。
《瓦尔泽全集》的主编格莱文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这样一个事实，即瓦尔泽的小说常常是由事先写好的一些小品文组合而成的。这一点在他的《散步》和《1926年〈日记〉逸稿》中尤其明显。”（注：Jochen Greven: Robert Walser. Figuren am Rande, in wechselndem Licht, Frankfurt a. M. 1992, S. 24.）而这些小品文恰恰是瓦尔泽文学的主旋律，为了刊登这些现代文学小品文，苏黎世及伯尔尼的报纸曾遭到不少读者的抗议。正如本雅明所洞察到的那样，从创作美学上来看，卡夫卡和瓦尔泽都曾诉诸小品文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并在当时同样不被大众所接受。这种新的文学话语形式的出现，原因在于19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主体对国家、宗教和文化等的单一认同逐渐削弱，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叙事方式的消亡。本雅明在这里看到两者的共同性不仅仅如此，他对卡夫卡和瓦尔泽文学形式的提示同样揭示了主体认同的危机本质：即主体朦胧的生存状态。
四
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和瓦尔泽的文学关系时，特别关注了卡夫卡《城堡》和瓦尔泽《助手》中的“助手”。我们在上面提到，本雅明指出了这一族类的“朦胧的生存状态”或者“不确定性”、“不完美性”，现在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本雅明这一表述的本质内涵。本雅明说：助手“或许也仅仅是影子”。（注：Walter Benjamin: Uber Kafka, Texte, Briefzeugnisse, Aufzeichnungen, Frankfurt a. M. 1992, S. 138,30, 31, 128, 138, 139, 140.）他只注释了这一句，我们似乎无法明确地知道他指的是谁的影子。但是从卡夫卡的《城堡》和瓦尔泽的《助手》以及其他文本来考察，答案却是明确的：无论是《城堡》中的K，还是《助手》中的工程师托布勒，他们作为主体都无法摆脱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助手”，这种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性在“主仆辩证法”上也许可以得到诠释。为了说明《精神现象学》中的核心概念“主仆辩证法”，黑格尔在讨论主体性时明确地把主体性的核心“自我意识”置入其中，他认为“自我意识”具有特定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具有“自在”和“自为”性质的“纯粹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它又是“存在着的意识”，其内蕴是“为他者的存在”。（注：Georg Willhelm Frledrieh Hegel: Ph nominologie des Geiste S. Gesammelte Werke. Bd. 9, Hamburg, 1980, S. 109, 110, 112.）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把自我意识双重性的后一种现象称为“寓于物的形式的意识”(Bewu
tsein in der Gestalt der Dinsheit)，（注：Georg Willhelm Frledrieh Hegel: Ph nominologie des Geiste S. Gesammelte Werke. Bd. 9, Hamburg, 1980, S. 109, 110, 112.）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自我意识和物意识只有实现辩证的统一，才能升华为高一层次的自我意识。黑格尔在总结“主仆辩证法”时写道：“这两个要素都是本质的，它们在低级阶段是不平等的、对立的，尚未通过反思而达到统一，因此它们是以对立的意识形式显现的，一方面是自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是依赖于他者的非独立性，这是本质。前者为主，后者为仆”。（注：Georg Willhelm Frledrieh Hegel: Ph nominologie des Geiste S. Gesammelte Werke. Bd. 9, Hamburg, 1980, S. 109, 110, 112.）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意识的这两种显现形态得到反思、扬弃与升华，主体性才能获得神人和主仆辩证统一的绝对精神。本雅明所说的主体和“影子”的辩证关系似乎恰恰印证了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双重性和因此引发的“主仆辩证法”。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的“主仆辩证法”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物化”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雅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卡夫卡和瓦尔泽作品中主仆对立现象以及“助手”的物化现象的洞察与反思，直接反映了他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社会批评文艺观，他在卡夫卡和瓦尔泽文本中点注到的主体和“影子”的依存关系，表明了他看到了两位作家所表现的处于社会矛盾中的主体矛盾性，而且，也显示出了他对主体性的和谐升华的认识。在《城堡》第12章中，K的两个助手虽受尽其主子的强权甚至暴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独立性，只有当K失去他们的时候，他才感觉到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对于主体来说，接受自己的影子意味着承认影子是自我的一部分，意味着放弃了“纯粹的自我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是与社会现实相左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纯粹的自我意识”与“物化意识”、“主”与“仆”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正因为如此，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在主体和影子之间飘浮不定，他们有时是无奈的主体，有时是无奈的主体异化物，这正是本雅明所谓的主体性的“残缺”。无论是《变形记》，还是《在流放地》或是《在法门外》，甚至于他的小品文《放弃》，都毫无例外地遵循了这一原则。尽管本雅明所点注的“作为助手的影子”（这种非主体表述常常以别的异化形式出现，如甲虫、乡下人、陌生人等）是微不足道甚至是灰暗的，但是失去了影子的主体，却恰恰因为这样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瓦尔泽在其小品文《致纽扣》中也演绎了一番这样的辩证法：在主人一个喷嚏而崩脱的纽扣面前，主人深深地忏悔他对“忠心耿耿、默默无闻、始终如一服务了七年的纽扣”（注：瓦尔泽《散步》，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4页。）（暗喻物化的仆人）的疏忽和不经意。主体面对“纽扣”的自我反思说明了瓦尔泽对消解物我矛盾的期待：“你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做什么，这点让我惊叹，让我感动，也让我震惊，你让我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尽管有许多事情让人担忧，但毕竟还有三两处细小的东西，发现它们的人会因此而感到幸福与愉快，会给他带来一个好心情。”（注：瓦尔泽《散步》，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4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扬弃“自我意识”双重性的关键，当目中无“仆”的主人处在绝对“自在”和“自为”的状况下，他并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而只有当他在认可甚至认同了他者的情形下，“纯粹自我意识”才得以扬弃，同时，只有在主人扬弃“纯粹自我意识”、回归与“仆人”关系的情形下，主体的自在性和自为性才得以肯定。
瓦尔泽在《助手》中似乎重复着同一种辩证法。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夫从失业的生存状态中走来，成了工程师托布勒的助手，形成了某种主仆关系。然而，约瑟夫虽然进了托布勒事务所，摆脱了失业状态，但却走进了一种朦胧的生存状态，从文本表面上看，他作为助手的存在以及他的助手工作只是为了和主人一起喝咖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如同工程师托布勒的发明一样，不切实际，没有意义，这种关系暗喻着某种主体异化现象。助手约瑟夫的生存状况如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萨姆沙，带有某种强烈的主体失落的象征意义。约瑟夫最终又因托布勒事务所的倒闭而走向生存状态的重新失落。同时，托布勒的工程事务所恰恰也因为助手约瑟夫的离去而倒闭，这里，无论是主人还是助手都体现出一种残缺不全的生存状态，主仆关系的脱离破坏了主体的完整性。
在《雅考伯·冯·贡腾》中，上述的“主仆辩证法”则又有了更加明确的显现。仆人学校校长班雅曼塔先生的权威最终在仆人雅考伯那里演变成彻底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主人演变成仆人，仆人主宰了主人的意识。在这里，主仆的对立性在彻底的消解中得到了扬弃，瓦尔泽似乎在不停地告诫我们，主体的失落恰恰在于主体对自身无限制的追逐，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无限制的争斗。而瓦尔泽的选择则是放弃、是和解。所以黑塞说过：“假如瓦尔泽这样的文学家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假如瓦尔泽拥有千百万个读者，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平和得多。”（注：Siegfried Unseld: Robert Walser and seine Verleger, in Kerr (Hg.)& Unml: ber Robert Walser, 2. Band, Frankfurt a. M. 1978, S. 356.）班雅曼塔先生和雅考伯在离开仆人学校，前往沙漠的彻底“放弃”中，他们的主体性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与卡夫卡的犹太教信仰不同，瓦尔泽是新教的信仰者，但两者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犹太教和新教看来，无论是受支使的人，还是支使人的人，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也就是说，人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上无法真正实现其主体性，这点或许就是本雅明在其文学批评及其他文论中反复阐述的主体之绝对性。
注释：
⑦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02、53、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