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183;小时代#183;微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政治诉求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与疏离也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与变革。而从其演进、变化的进程看，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与疏离又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时代，文学与政治的亲疏关系也截然不同。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当代文学通常都用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21世纪文学来概括。其实从文学与政治的亲疏关系角度看，也可以分为“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三个时期。 一、“大时代”的文学 “大时代”文学是指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文学时段。“大时代”是鲁迅在1927年《〈尘影〉序言》中提出的，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大时代”是文学与政治联系得最为密切的时期，“反映”和“再现”现实成为“大时代”文学的最主要特征。这一时期的“死”和“生”不是军事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表现为意识形态和阶级观念上的生死搏斗。 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又是此前文学的延续：这不仅是因为活跃在文学前沿的大多数作家还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依然保存着“五四”、解放区、国统区的启蒙和救国的文学传统；而从文化心理上看，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诗人，也以战争时代的思维来看待文学，视文艺战线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认定文艺活动也是关涉党、国家、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文学观念，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现实、时代的不可分离，其所理解的文学就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它属于“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进入创作活动的作家、诗人也不属于个人的，他不是以代表个人的“小我”身份出现，而是自觉地站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一边，以“阶级”“人民”、时代的代言者或代言人的“大我”出现。作家、诗人的创作不是要表达个人“小我”的意愿、情感，而是表达社会、现实、阶级、人民“大我”的愿望和情感。因此，在“大时代”的文学中，“‘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1]。“宏大叙事”全面替代了“私人叙事”，作家、诗人的创作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现实的需要。 这种对政治的完全依从，也铸成了“大时代”文学的固定模式。从十七年到“文革”，都规定了文学应“写什么”(题材)，而且还规定了“怎么写”(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如关于文学表现的对象有规定：必须主要表现工农兵生活；关于人物塑造有规定：必须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典型；关于文学的基调有规定：必须写生活的“光明面”，“以歌颂为主”；关于作者的态度也有规定：必须爱憎旗帜鲜明；关于风格也有规定：必须简洁明快，不得晦涩朦胧……这种规定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而是对所有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都有效。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诗人考虑文学本身规定的东西——如作品的结构、语言、技巧要少，而考虑文学如何服务于政治的内容则要多；表现作家个人情感生活、家庭生活很少，甚至没有，而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史诗性”作品成为“大时代”文学的主流。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时代的脚步，听到时代的声音，而听不到作家个人的声音，不仅小说、戏剧如此，就连最具抒情色彩的诗歌也是如此。冯牧在《郭小川诗选·代序》中就说：“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从郭小川创作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诗篇中，就可以看出其浓厚的政治色彩。 新时期早期，也依然延续十七年的文学传统，只不过不像十七年文学以歌颂、回忆、斗争为主；而是以反思历史为主线：这其中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秉承的仍然是文学的政治信念，反映现实，其政治色彩和担当意识都非常鲜明。比较起来，新时期文学反映政治，与政治的关联，又不同于十七年时期：十七年文学反映政治作家是被动的，带有强制色彩，这是那一时代文学的外部规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配合中心任务的文艺宣传”这是文艺政策的强制规定，作家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新时期早期文学反映政治作家是主动的，反思历史、反思“文革”、反思传统文化、反映改革等等，这些政治性极强的作品，都是作家发自内心的诉求。因此，新时期早期文学所表达的政治诉求就不是图解式的，其作品的文学意义和价值都较十七年文学增强，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更接近文学本身，或者说，它更多的是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政治见解，而不像十七年时期为图解、宣传政治才去创作。可以说，十七年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理念先行的创作方式，即先有一个政治信念，然后用文学的方式图解这一政治信念。 当然，在“大时代”文学中，也有表现个人情感、家庭生活的作品，从《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到新时期早期表现爱情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只不过这不是“大时代”文学中的主导，它一直处在边缘甚至被压制的处境中，从《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曾被批为“毒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大时代”是一种个人把自己和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文学不属于作家个人的行为，要担当“反映”和“再现”现实的使命，这导致文学和国家、现实、社会，一句话政治，联系得最为密切。 二、“小时代”的文学 “小时代”是郭敬明在2008年推出的以上海为背景的系列都市爱情小说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文学上的“小时代”是指1987年到2010年左右的这一文学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领域的开放也冲击着文化的一体观念；而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从另一个方向质疑着“大一统”的思想，多元化的文化格局由此形成。对于文学来说，以权威性的话语维系文学统一的写作规范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弱化使文学从再现的“大写的人”转向表现的“小写的人”，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从“集体性”写作转向“个人化”写作甚至“私人化”写作。文学观念的这一转向就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姻的关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也开始萌芽，1987年之后，“先锋派”文学正式登场，新的写作方式和手法在突破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出现了一大批“先锋派”作家和先锋作品。 文学意识观念和形式追求两方面的转换，就使其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也不同于早期的新时期文学。早期的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所反映的都是关于时代、国家、民族等重大命题，这是一种“宏大叙事”。这种相对一致的重大文学主题、相似的传统表达方式，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带有集体属性，从文本中很难窥探到作家的个性特点。而从1987年之后，反映时代、再现社会的“宏大叙事”开始淡薄，而描写独特的个人化经验构成的“小时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这其中，王朔对“个人化”写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极大地冲击和颠覆传统的文学观念。他的“痞子文学”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神圣观，文学属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信念成为被调侃的对象。王朔的小说抛开了文学的教化的功用，不再虚假地编造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也不刻意地让作品升华。他就是要写“自己的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他说：“我就把这个(指自己的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写出来就可以啦，我的生活才是我的根基，是我写作的原点，对我来说这么写就是表示我与伪生活的决裂，与那种按某种道理做人的生活的告别。”[2]王朔这种对文学崇高和神圣的祛魅，以及对自己无聊、没意义生活的描写无疑在从“宏大”视野，向个人日常生活转向的文学思潮中有着重要的发轫作用，正因为如此，王朔所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也就更多；如果说王朔突破了集体性的文学观念，属于一种极具特点的“个人化”写作，那么，“新写实主义”则打破了宏大叙事，从关注凡人的日常生活琐事入手的，拉开了“微小叙事”的进程。以刘震云、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就放弃了追求本质的真实，着重再现了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在新写实作家看来，生活的真实就表现为鸡毛蒜皮似的琐屑生存境况，所以，文学就是要写出普通人在家中或是在《单位》的《烦恼人生》，写出《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琐屑。从这一点看，“新写实主义”和王朔的写“自己的生活无聊、空洞、没意义”是一脉相承的。而“女性写作”则把王朔开始的“个人化”写作推向了极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用鲜明的女性意识，转向“个体”的女性生存，其作品着重于对女性个体生命和内心体验的描述，着力表现“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下的女性个体生存。与以往女作家在强大的社会理想或社会问题背景下表达女性感觉不同，“女性写作”并不从社会、民族、国家、时代等“宏大”、“广阔”角度去写女性，而是专注男女情爱，通过男女两性关系这个微观场域，表达女性的心理感受、身体经验，由此把文学从度向微观世界。在陈染们那里，所有社会的、集体性的内容都被压缩进个体的、个性化的情节里，其叙事和人物活动的空间通常局限于自我的狭小生存空间中。这是一种真正的“个人化”写作。林白就说：“对我来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3]而这种“私人叙事”更体现在诗歌中，如果说，80年代诗歌的“私人叙事”其抒情还带着公共色彩，而到90年代，诗的抒情就完全“私人化”了，不但普通大众读不懂诗，就连不同流派的诗人间，也互不沟通，甚至相互批评，诗已经完全走出了公共领域。这都使“小时代”的文学不再和政治直接关联，文学中的政治诉求不再像“大时代”那样直白而生硬，而是隐藏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朔的“痞子文学”、“新写实主义”和“女性写作”那里，尽管“宏大叙事”已经式微，但反映现实、表现人生，还是作家们所遵从的文学观念。例如，尽管“新写实主义”极力展现平淡琐碎的原生态生活场景，但它又不同于纯自然主义的描写，“新写实主义”作品中所有的“原生态”细节又都承担着表达观念的任务，都体现着对“典型”创造的追求，那种看起来似乎属于自然主义的描写，实质上却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那种平淡琐碎的原生态生活场景也是有意义的“典型细节”。因此，在“痞子文学”、“新写实主义”和“女性写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诉求。而“小时代”中的80代作家，则彻底抛开了文学观念，他们既不认同传统的文学观念，也不想提出新的文学观念，甚至连对自己是作家都不认可。韩寒就说：“只要会写字谁都可以是作家，写作就不是我的第一梦想。”[4]郭敬明也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对于连自己是作家都不认可的80代作家来说，其文学创作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爱好，并不是要通过文学来表达什么思想或政治信念。郭敬明就说：“我并没有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达到多么高的思想性或者展示什么技巧，这些我从来没想写，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在写日记一样，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必要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谈。”尽管80代和80后的作品中也表达着校园主题，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表现青春成长中的孤独、忧伤甚至反叛。但通过这些校园和青春成长主题所传达的也只是纯属个人性的情感日志，并不是想以此表达一个政治主题。因此，在80代和80后作家中，创作的个人色彩与商业追求就使其政治担当几近完全丧失。 总之，“小时代”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注重个人成功和物质欲望满足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个人和家、国、天下的命运不再捆绑在一起，这也导致文学和国家、现实、社会，一句话，文学与政治开始疏离，“表现”和“抒写”个人情感成为“小时代”文学的最主要特征。 三、“微时代”的文学 大致从2010年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微时代”：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消费、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微课程、微公益，等等。可以说，“微”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当下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微”也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微化”、“微小化”、日常化、个性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诉求。① “微时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复杂。在“微时代”，政治是以一种“微小化”、日常化、“无意识”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微政治时代”，政治渗透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微时代”的文学自然也无法摆脱与政治的联系，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着政治诉求。在这样一个“微时代”的背景下，政治也“微化”、“微小化”了，它以一种“微小化”、日常化、个性化、碎片化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微政治”，形成了一个“微政治时代”。“微政治”是指政治不再以搞运动式的、行政化的、命令性的方式运行，而是以日常性的、人性化的、亲民式的方式进行。政治不再表现为暴风骤雨式的运动，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 在“微政治时代”，按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说法，政治以“无意识”的方式包围着人们，它与日常生活结合和文化结合、和信息结合，从无处不在的微信、微博、博客、短信、段子、博客日志等等中，都可以看到政治的影子，微信、微博、博客、短信、段子、博客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方式；从每天主动或被动接受的——关于战争的、关于天灾、关于灾难、关于国际时事的、关于明星轶事的海量信息中，都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不同，从中读出意识形态、读出政治的味道。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值得人关注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不同，从每一个信息中都可能读出政治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就是一种信息，信息也就是一种政治。可以说，“微时代”的政治就像漫天飞舞的浮尘一样，它无处不在，可却好像感觉不到它。这正如提出“政治无意识”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5]11当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都是政治的时，一种表面看来属于无意识行为和事件也成为政治的了，一句话，“无意识也是政治”，它以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存在着，那种表面看来属于无意识的行为和事件从根本上来说，也具有了政治的意味。即使是花样繁多的娱乐节目如电影、电视剧、真人秀、综艺类、情感类、挑战赛之类的娱乐性的节目中也有着政治内容。从政治角度解读影视作品，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一部《甄嬛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人们更愿意从宫廷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解读，这正如同一部《红楼梦》，可以看到“易”，也可以看到“淫”，可以看到“缠绵”，也可以看到“宫闱秘事”，但更可以看到“排满”。对读者来说，从流行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中看出厚黑学、看出权谋、看出意识形态、看出政治已成为一种阅读习惯。从这一点来说，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完全和政治不搭边、无联系的事，也都充满着政治的内涵，政治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是政治、娱乐是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是政治、人是政治、现实是政治、生活是政治。一句话，政治成为日常、成了日常生活。 当“微时代”政治以“无意识”的方式包围着人时，文学自然也无法摆脱与政治的联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话题，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与疏离也深刻地反映着文学的演进与变革。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文学与政治无论是联姻还是疏离，都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微时代”则扭转文学和政治的这种紧张关系，政治不再是以外在的方式干扰着文学，而是文学本身就是政治。传统时代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学”，而“微时代”则认为“文学是政治”，正如文学要表现人一样，文学也要表现政治，表现一种“政治无意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5]11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作为有意识有人，在其言行中也必然传达出一种意识信号，这种意识信号也是一种文化。文学作为人意识活动的产物，总是要表达一种意识，要表达一种观念或想法，不论作者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无意识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什么也不想表达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微时代”的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又不同于此前，它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文学的娱乐性、休闲性和消遣性，一句话，文学更加娱乐化。这是因为，在“微时代”，生活日趋娱乐、休闲和消遣。“玩”成为“微时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从人们称“微信”、“微博”为“玩微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微时代”的文学也无法摆脱其娱乐、休闲和消遣的特点。因此，“微时代”会沿着政治性和娱乐性这两条路线行进的：一方面，满足读者“玩”和娱乐性、消遣性、娱乐性的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会高歌猛进。武打、游戏、玄幻、穿越、言情、盗墓、公案、恐怖等小说还会大行其道，从不同的层面满足着读者的阅读、消遣需求。另一方面，“微时代”的娱乐文学也渗透着“政治无意识”，因此，与纯游戏性、娱乐性的作品不同，在这些看似游戏性、娱乐性、消遣性的作品中，也会表达一种善或恶、美或丑的道德诉求，这是一种道德倾向，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诉求。 适应“微时代”的变化，“微时代”的文学也是“微化”的，也要“微写作”，是一种“微文学”，反映的是“微主题”、“微人物”、“微生活”、“微人”。“微文学”就“微”在人，它禀信的“文学是人学”。“微文学”对人的关注超越于对时代的关注，它聚焦于“人”，但不再是大写的“人”，要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写小人物的缺点。这种“微人”和传统文学中的人不同，它卑微、渺小，甚至变态。“微时代”的文学看似远离了“政治”，其实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政治，一种“微政治”，“微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观念、理念、信仰、制度、权威、价值，等让位给感性的日常生活，宏大的政治理想让位给微观的、细屑的生活琐事，政治理想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微时代”所说的政治不再以“大”为特征，文学与政治不再仅仅和大时代、大人物捆绑在一起的，政治也体现在人日常生活的行为、言行中，它是一种小主题、小人物，它聚焦于人的情感，但不是一种政治化、革命化的情感，聚焦于人的观念，但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而是体现于细琐生活中的观念，它专注于人的内心，聚焦于时代中的人，而不是聚焦时代，它聚焦于时代中人的感情，但又不是远大的豪情，而是一种细微之情。但这里的“微”并不是真的微不足道，“微”所表达的正是一种政治诉求。文学中那些“微主题”、“微人物”、“微生活”，同时也是“微政治”、“微理想”、“微价值”、“微观念”，相对于那种宏大主题，大时代、大主题、大人物、大题材、大时代，“微时代”的文学关注小人物，更贴近生活，更接地气。当然，“微文学”不是对时代的完全摒弃，它是以“微”的方式反映时代，它所表现的是“微时代”、“微生活”、“微情感”，是宏观时代的“微观反映”，也是“微观时代”的宏观反映。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学史上就有“微言大义”文学传统，像花间词、艳词、闺怨词就属于表现儿女情长“微生活”、“微情感”的“微文学”。但这种表现“微生活”、“微情感”的“微文学”，古人也将其通达于政治，所谓的“藉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写放臣逐子之感”(刘克庄《题刘叔安感秋八词》)、“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强调借闺房儿女之言和花卉草木来抒写“孽子孤臣”和贤人君子济世情怀。张惠言甚至提出“微言”一词。主张“兴于微言，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选序》)。可以看出，以“微言”、“微文学”的方式表达骚雅之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从这一点看，“微文学”完全可以通之于政治。 “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的文学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政治诉求，尽管可以用“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鸿篇巨制”与“文化快餐”、“大道理”与“小清新”来概括“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文学的特点，但三者又不是绝对对立、互相排斥的，在“大时代”文学中有“小时代”文学的情调，在“小时代”文学中也“大时代”的情怀，而“微时代”文学中也表达着“大时代”、“小时代”的诉求。 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文学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也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一个时代来说，要有审美书写、趣味书写、情感书写、暴力书写、更要会政治书写，同样，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是如此。从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看，当政治过多地干涉文学时，曾导致文学性的失落，而文学过分地远离政治，又会导致文学的边缘化。怎样使文学既与政治相关联，又保持其自身的特性，这是文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15-08-11 注释： ①此段部分文字曾以《“微时代”的文学使命》为题发表，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