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藏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09-08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4)11-0059-12 一、引言 近年来，藏区的民生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1980年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藏区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民众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相比较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藏区仍然较为落后。201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904元，仍比全国低2073元，2010年西藏常住人口中仍有76％在农村；2011年第二大藏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570元，比全国低3407元，2010年甘孜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20％，农村人口比例仍高达80％。目前藏区农牧民收入增长已遇到瓶颈，为促使藏区农牧民收入较快增长，有必要对藏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深入的探究，以推动藏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以此促进藏区农牧民收入增长。 关于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有研究较少，一些学者认为西藏藏族人口的东向流动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流动是西藏地区各种利益主体自愿选择的行为和结果，呈现出多层面的积极效果(来仪，2012)[1]。但是根据2000年“五普”资料，向藏区以外地区的人口迁移较少，另一方面，藏区内部的人口迁移频繁，藏区内部人口迁移的特征是人口迁移的中心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高度重叠(郭志仪，毛慧晓，2009)[2]。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藏区的本地劳动力转移快速增长，在西藏从事农牧业的劳动力已经从1999年的76％下降到了2008年的56％，这些从农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被本地快速增长的服务业和建筑业吸收了(Fischer，2011)[3]。然而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从1982-2000年，西藏城镇贸易和餐饮服务业迅速发展，汉族劳动者在零售和餐饮业中的比重从7.2％上升到30.5％，但是，藏族劳动者在零售和餐饮业中的比例仅从1％增长到2.1％，这显示西藏城镇暂住和流动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汉族流入的结果(马戎，2008)[4]。另外，Zheng Zhou和Yang Ming-hong(2009)以德吉村为例研究了实现藏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指出政府应该尊重农牧民的转移意愿，并制定出适合他们需要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具体的效果[5]。 以上研究侧重于对藏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和存在问题的考察，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很少，特别是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民族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异质性关注不多；而对不同类型的藏族劳动力转移情况的研究几乎没有；有鉴于此，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系统地考察了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及转移意愿的决定因素，深入探讨了民族异质性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影响，同时对不同类型的藏族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了研究。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的，在2012年暑假和2013年暑假，以笔者为首的调查小组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在藏区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调查地区包括第二大藏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县、道孚县、雅江县和丹巴县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芒康县和左贡县，这几个县都属于半农半牧县，就藏区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康定县和丹巴县略高，道孚县、雅江县、芒康县和左贡县处于一般水平，因此，这6个县在藏区比较有代表性；主要调查对象包括农牧民、建筑业从业者、服务业从业者、运输业从业者、加工制造业和工矿企业从业者，还访问了几个县的县委农牧办公室；调查形式采用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是随机到城镇主要广场、建筑工地、服务场所、工厂、工矿企业以及进入农牧民家庭访问①，鉴于大多数藏族劳动者是文盲和小学文化，调查问卷主要采用笔者提问，藏族劳动者回答形式填写，共选出1200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600份是农牧民访谈问卷，600份是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访谈问卷②。 二、理论假设与基本事实 由于独特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因素，广大藏族群众在长期的聚居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异质性，因此，我们界定民族异质性主要是指，藏族群众在长期聚居生活中形成的，与汉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的独特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例如，藏族农牧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很多藏族男孩都向往当喇嘛，而不是到大城市工作和居住。另外，由于历史因素和聚居区分布不同，在长期发展中，藏族内部也形成了嘉绒、安多、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等几个主要大系③，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显著民族差异，例如，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是典型的藏族代表，而嘉绒和安多藏族是非典型藏族，他们外表和思想都较为汉化，思想观念开放，汉语较为流畅。 (一)民族异质性与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 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其文化受外来民族文化的冲击、同化比较少，一直保持着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历史传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民族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文化圈，维系着藏族人们的关系，藏区农牧民具有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牢固聚合力，不愿迁移出去(刘晓平，2011)[6]。(1)藏族农牧民大多以游牧为主，长期的游牧生活习惯，导致他们不适应城镇的生活习惯；另外，在一些水草丰美的牧区，如康定的塔公草原、西藏的那曲牧区和阿里牧区等，家庭牧业较为发达，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这使得农牧民外出务工意愿降低。(2)藏族农牧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而且宗教信仰非常虔诚，这导致很多藏族男孩从小就向往当喇嘛，而不是外出到大城市工作和居住。(3)藏族农牧民现有的农牧生产方式还未发生实质性的现代化转型，因而大多农牧农民难以对教育的长期收益产生前瞻性期望，这造成他们普遍不重视教育，乡政府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经常串户动员适龄儿童入学，乡政府甚至派专员住校，防止学生逃学(朱玲，2013)[7]，劳动者所受教育和培训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和就业状况(刘万霞，2013)[8]，因此，普遍的低教育水平导致藏族农牧民外出务工意愿降低。(4)嘉绒、安多藏族聚居地接近汉区，较为汉化，思想观念较为开放，受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约束较少，因此外出务工比例应该比典型藏族要高。 从事实来看，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比例2007年是27.3％(约翰·奈特，2011)[9]，2011年约为28％④。然而在表1中，雅江县是康巴藏族聚居区，其农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县农民约3万人，外出务工约4500人，约占农民总数的15％，人均外出务工纯收入约5000元，因为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是藏族的典型代表，所以整体外出务工比例很低。丹巴县是嘉绒藏族聚居区，其农牧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县农民约4.8万人，外出务工的约1万人。约占农民总数的21％，几乎每户农牧民家庭都有一个外出务工人员，全县外出务工总纯收入约8000万元，人均外出务工纯收入约8000元，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25％至30％。可以看出嘉绒、安多藏族外出务工比例比典型藏族要高。在以上理论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独特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阻碍了藏族农牧民外出务工，这导致与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比例相比，藏族农牧民总体外出务工比例比较低。 假设2：由于嘉绒、安多藏族较为汉化，思想观念较为开放，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对他们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应该小于典型藏族，他们外出务工意愿应该大于典型藏族。 (二)民族异质性与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区 汉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主，本省省会城市与中小城市次之。然而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却与汉族明显存在差异。(1)由于藏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造成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更容易适应的藏区城镇或者是藏族人口较多的本省省会城市。(2)藏族地区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体系，藏语是字母语言，这使得藏族民众学习汉语难度增大，虽然藏族地区实行双语制教育，即藏语和汉语，但是大部分藏族学生学习汉语仍有一定困难，汉语交流能力较差，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藏族劳动力，汉语交流能力更差(张淑芳，2011)[10]，这造成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更不愿意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3)藏族传统上普遍不重视教育，导致藏族民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也直接影响到藏族劳动力的思想观念状态，如果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倾向于从事技术性行业，如金融担保行业，就非常有可能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4)由于藏族和汉族在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民族差异较大，这带来了汉族对藏族民众的普遍的排斥感，因此，这也限制了藏族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5)嘉绒、安多藏族是非典型藏族，较为汉化，与典型藏族也有民族差异，所以嘉绒、安多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区选择应该与典型藏族不同。 从表1可以看出，藏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整体上以藏区省会和州府等较大城市如拉萨和康定、藏区之外本省省会城市如成都或西宁等为主，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藏族劳动力只占极少比例；在不同类别的藏族中，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是典型的藏族，他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符合上述情况；但是嘉绒和安多藏族较为汉化，思想观念开放，汉语较为流畅，他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对来说转向藏区之外本省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比例较大；但从表1中丹巴县农牧办提供的情况看，转移去向顺序仍是藏区、成都、省外。在以上理论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独特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使得整体上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更愿意到藏区和藏区之外本省省会成都或西宁务工，而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很少。 假设4：与典型的藏族相比，嘉绒和安多藏族由于较为汉化，转移地区应该与典型的藏族有所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除了600份藏族农牧民调查问卷和600份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问卷之外，还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和《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根据藏族农牧民是否有外出务工意愿分组描述了藏族农牧民的个人特征和和家庭特征。被解释变量是二值变量，设有外出务工意愿为1，无外出务工意愿为0；解释变量中，对于性别，男性设为1，女性为0；教育程度中，文盲为0，小学为1，初中为2；对于婚姻状况，未婚为0，已婚为1；把年龄分为25岁以下、26岁-30岁、31岁以上，分别用0、1、2表示；把个人收入分为5千以下、5千-1万、1万以上，分别用0、1、2表示；用0和1分别表示外出务工无或有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障碍；用0和1分别表示外出务工无或有家务及农活障碍。通过比较两组数据可以发现，从教育程度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88，有外出务工意愿的高于均值，无外出务工意愿的略低于均值。从婚姻状况来看，有外出务工意愿组低于均值，说明未婚农牧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无外出务工意愿组和均值一样。从年龄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年龄1.03，有外出务工意愿组低于平均值，无外出务工意愿组高于平均值。从个人收入来看，总体平均收入为0.82，有外出务工意愿组高于平均值，无外出务工意愿组略低于平均值。从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88，有外出务工意愿组为0.74，低于平均值，无外出务工意愿组为0.90，略高于平均值，由此可见，认为外出不会有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障碍的农牧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从家务及农活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42，有外出务工意愿组和平均值一样，无外出务工意愿组高于平均值；因此，认为有家务及农活障碍的农牧民更不愿意外出务工。 表2进一步根据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意向务工地点分组描述了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个人特征和和其它特征。对于被解释变量转移意向地区，藏区设为0，成都或西宁设为1，外省设为2；对于解释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宗教信仰、语言和风俗习惯设定同上；教育程度中，文盲为0，小学为1，初中为2，高中为3；把个人收入分为2.5万以下、2.5万-4万、4万以上，分别用0、1、2表示；用0和1分别表示外出务工无或有信息障碍，用0和1分别表示认为外出务工无或有歧视障碍。通过比较三组数据可以发现，从教育程度来看，总体平均值为1.33，愿意到藏区务工组最低且低于均值；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最高；愿意到外省务工组略高于平均值。从婚姻状况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75，愿意到藏区务工组和愿意到外省务工组略低于均值；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最高；从年龄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值为1.15，愿意到藏区务工组年龄最小且低于均值；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年龄次之，高于平均值；愿意到外省务工组年龄最大。从个人收入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61，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最低且低于均值；愿意到外省务工组最高；愿意到藏区务工组居中且高于平均值。从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89，愿意到藏区务工组最高且高于均值；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最低；愿意到外省务工组为0.72，低于平均值，由此可见，认为外出有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障碍的更愿意在藏区务工，认为没有的更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从信息障碍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43，愿意到藏区务工组最大；愿意到外省务工组最小；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居中且大于平均值。从歧视方面来看，总体平均值为0.27，愿意到藏区务工组最大；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组最小且小于均值；愿意到外省务工组居中，高于平均值。 四、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决定模型 (一)模型选择与估计方法 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决定因素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社会等因素，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决策函数及其Probit决策模型，被解释变量外出务工意向是二值变量，当藏族农牧民有意向外出务工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解释变量包括主要解释变量民族异质性的代理变量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控制变量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性别及家务农活；假定随机误差项服从二元正态分布。
本文考虑到有些变量之间存在关联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因素设为自变量；但是这样就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因为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对不同地区的藏族影响不同，因此遗漏变量和模型中的双向因果关系有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如果存在内生性问题，那么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可能存在偏误和不一致；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需找一个与主要解释变量相关但独立于被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IV)，并进行相关估计；本文选取家庭男孩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其主要理由是因为主要解释变量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与家庭男孩数量有较大的相关性；藏族人普遍信仰藏传佛教，都以家庭中有男孩当喇嘛为荣，而且一项甘南藏区的调查表明，许多宗教仪式，女子是禁止参加的(俞湘文，1947)[11]，宗教文化中的性别地位差异反映了现实中对女性生命的估量低于男性(朱玲，2010)[12]；另外，在实践中，要寻找严格意义上独立于被解释变量且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通常比较困难，Morgan(2012)对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意见，只要和其他方法估计量进行比较和相互补充，就可以更大胆更冒险地去发现和使用工具变量，哪怕其外生性有明显瑕疵或无法完全消除质疑，也是值得的[13]；因而，尽管无法完全排除男孩的数量与藏族外出务工意愿及务工地点选择的相关性，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男孩数量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工具变量。 (二)假设检验及讨论 1.对假设1的检验 以藏族农村劳动力是否打算外出务工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600份农牧民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二元Probit模型回归分析，模型(1)显示，在只引入主要解释变量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时，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对藏族劳动力转移意愿的影响系数是-1.26，非常显著；模型(2)引入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的影响系数仍然稳健；模型(3)使用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值是29.1，其显然大于经验值10，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Wald内生性检验表明IV 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存在系统差异，因此要采用一致的工具变量估计量；模型(3)的估计结果和模型(2)比方向基本相同，但具体系数有所区别，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内生性后，影响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决定因素中，主要解释变量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和控制变量教育程度、年龄及农活因素显著，其它影响因素不显著。 首先，在控制了内生性和其他变量以后，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是阻碍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认为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藏族农村劳动力要比认为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外出务工意愿降低61％，因此，假设1得以证实。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藏区的零售业和服务业80％至90％是由汉族人经营的，绝大部分藏族人都认为是藏族由于风俗习惯原因造成不善于经营且缺乏技术而导致的；同时藏族农牧民也对外出务工持有疑虑，担心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另外，藏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藏族特有的宗教信仰、藏语文化和风俗习惯，藏区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大大小小的几个寺院，藏族农牧民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男孩从小就向往当喇嘛，当家庭较为贫困时，男孩们往往选择当喇嘛，而不是外出打工。 第二，其它变量的影响也基本符合现实情况，教育程度的增加提高了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意向的概率；年龄的增加减少了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意向的概率；家务及农活也是影响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外出务工有家务及农活障碍的藏族农村劳动力要比认为没有的外出务工意愿低。 第三，与汉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相比，令人意外的是收入水平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影响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藏族农牧民长期生活比较贫困和封闭，对货币的观念不是很强；同时藏传佛教坚持灵魂转生思想，认为人要清净修炼而到达涅槃境界，才算觉悟成佛，获得四德(魏强，2008)[14]，这也造成藏族农牧民对财富的欲望不强烈。
2.对假设2的检验 藏族主要分嘉绒、安多、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等几个主要大系，其中嘉绒和安多藏族较为汉化，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是典型藏族代表。根据前文藏族劳动力转移状况的描述，可知民族异质性对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藏族劳动力转移意愿的影响是不同的；把600份藏族农牧民查问卷进行分类，其中嘉绒藏族样本数量为192份，典型藏族样本数量为408份，剔除了计量分析中对藏族劳动力转移意愿影响不显著的性别、婚姻状况和收入水平因素，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别对嘉绒藏族样本和典型藏族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在应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及控制了教育程度、年龄和家务农活变量之后，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对嘉绒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的负面影响显著小于对典型藏族的影响，且统计上很显著，因此，假设2得以验证。这主要是因为嘉绒藏族生活于藏汉交界地区，其聚居区汉族人较多，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思想也较为开放；而典型的藏族农牧民由于生活环境封闭，受传统的宗教、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大，思想也更为保守。其次，家务农活变量对典型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碍作用显著大于嘉绒藏族；这可能是因为有些水草丰美的藏区农牧民饲养牛马较多，以及个别盛产特产的藏区农牧民忙于捡特产无暇外出务工，而嘉绒藏族主要分布于丹巴和小金等山区，农牧业不发达，家务农活对嘉绒藏族农牧民外出务工没太多阻碍作用。此外，教育程度对所有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都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年龄对所有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意愿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五、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地点决定模型 (一)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本文将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点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借鉴刘万霞(2013)构建的农民工职业选择模型，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考察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及其它因素如何影响转移地点的选择。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点分为藏区、成都或西宁和外省三类，依次用j=0，1，2表示，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根据以上因素做出转移地点选择，其个体效用函数是：
假设随机扰动项服从多元Logistic分布，同时，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定性变量，三个转移地区之间没有先后顺序关系，因此采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其模型如下：
(二)假说检验及讨论 1.对假设3的检验 因为被解释变量分为三类地区，因此，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将外省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参考转移地点，所以回归系数就是相对于外省来说，解释变量对转移到藏区、成都或西宁的对数发生率影响的程度。应用600份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问卷数据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方程的显著性水平达到1％，拟合度很好。模型(1)显示，在只引入了主要解释变量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时，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对藏族劳动力转移地点的影响系数非常显著；模型(2)引入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的影响系数仍然稳健；模型(3)使用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值是28.5，其显然大于经验值10，故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Wald内生性检验表明IV Logistic模型和Logistic模型存在系统差异，因此要采用一致的工具变量估计量；模型(3)的估计结果和模型(2)比方向基本相同，但具体系数有所区别，从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内生性后，影响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地点决定因素中，主要解释变量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依然显著。
首先，在控制了内生性和其他变量后，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对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点的影响非常显著，相对于到外省务工，认为到成都或西宁、外省务工无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到藏区务工的发生比是认为有障碍的6.79倍，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的发生比是认为有障碍的7.62倍；这表明尽管认为到成都或西宁、外省务工无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但是这些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务工地点仍然首选成都或西宁，接着是藏区，最后才是外省，因此，假设3得以验证。这可能主要是因为：(1)到外省务工需要综合考虑家庭、技术以及是否会受到歧视等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还是认为到成都或西宁务工更为合适，次优选择仍是藏区。(2)尽管实施藏区民族自治以来，藏汉交往加强，特别是自1989年以来中央政府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1994年至2004年西藏到内地参加挂职锻炼各级各类干部和技术人员也达到了1885人(西藏党委政策研究室，西藏社科院，2006)[15]；但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藏汉根深蒂固的隔阂，藏汉之间的互不信任还一时无法消除，因此尽管一部分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认为到成都或西宁、外省务工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 第二，性别和教育程度对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影响都比较显著，其影响结果也符合平常的认识。女性更愿意到藏区、成都或西宁务工，而不是外省。随着学历由低到高，相对于到外省务工，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在藏区务工的发生比在下降，而到成都或西宁务工的发生比却在增加。控制变量信息对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点藏区的影响也较为显著，但是对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点成都或西宁影响不显著。 第三，年龄和收入水平对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影响都比较显著，但其结果由于藏族的民族异质性的影响与我们平常认识有所不同。年龄越小的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更愿意到藏区、成都或西宁，而不是到外省务工。收入水平最低的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更倾向于到藏区、成都或西宁务工，而不愿意到外省务工；中等收入水平的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最想在藏区务工，最不愿意到外省务工。 2.对假设4的检验 嘉绒藏族和典型藏族区别较大，他们的劳动力转移地区应该也是不同的，对600份藏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调查问卷进行分类，其中嘉绒藏族样本数量为183份，典型藏族样本数量为417份，剔除了计量分析中对藏族劳动力转移地点影响不显著的信息、歧视和婚姻状况变量，运用多元IV 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对嘉绒藏族样本和典型藏族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及控制了性别、教育、年龄和收入水平变量以后，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对无论对嘉绒藏族还是典型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点的影响非常显著。对嘉绒藏族来说，相对于到外省务工，认为到非藏区务工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到藏区务工发生比要比认为有障碍的低74％，到成都或西宁务工发生比是认为有障碍的7.03倍；对典型藏族来说，相对于到外省务工，认为到非藏区务工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到藏区务工发生比是认为有障碍的7.98倍，到成都或西宁务工发生比是认为有障碍的2.64倍；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认为到非藏区务工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嘉绒藏族外出务工首选地点是成都或西宁，接着是外省、最后是藏区；而典型藏族首选地点是藏区，接着是成都或西宁、外省；因此，假设4得以验证。这可能是因为嘉绒藏族较为汉化，他们的一些思想观念和行为接近于汉族，但是由于还是多少受民族异质性的影响，外出务工地首选仍然是本省的成都或西宁。而典型藏族更为传统，一部分人虽然认为到非藏区务工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但实际上在潜意识中还是受民族因素影响很大，还是选择了在藏区务工。
在性别方面，嘉绒藏族女性更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而典型藏族的女性因为更为传统，她们更愿意到藏区务工。从教育程度来说，嘉绒藏族学历越高到藏区务工意愿下降，却越倾向于到成都或西宁务工，而典型藏族学历越高虽然到藏区务工意愿下降，但与成都或西宁、外省比，还是更愿意在藏区务工。年龄方面，嘉绒藏族年龄越小的更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而典型藏族年龄越小的更愿意到藏区务工。从收入水平来说，嘉绒藏族收入水平越低的更愿意到成都或西宁务工，而典型藏族收入水平越低的更愿意到藏区务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嘉绒藏族因为汉化的作用，其思想行为更近似于汉族；而典型藏族因为受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影响更大，因而其思想行为更为传统和保守。 六、主要结论 本文以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为背景，以笔者对藏族劳动力的调查访谈为基础，系统地考察了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及转移意愿的决定因素，深入探讨了民族异质性对藏族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在影响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决定因素中，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是阻碍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另外教育程度、年龄、家务农活也是重要因素；其它影响因素如个人收入等影响不显著。另外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对嘉绒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的负面影响显著小于对典型藏族的影响。 2.在影响藏族外出务工人员转移地区的因素中，(1)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是阻碍藏族外出务工人员转移向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部分藏族外出务工人员认为到成都或西宁、外省务工无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但是他们务工地点仍然首选成都或西宁，接着是藏区，最后才是外省。(2)个人特征变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信息因素也都较为显著。(3)认为到非藏区务工没有宗教信仰、语言与风俗习惯障碍的嘉绒藏族外出务工首选地点是成都或西宁，接着是外省、最后是藏区，而典型藏族首选地点是藏区，接着是成都或西宁、外省。 3.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客观条件激励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采取以下措施：(1)从大部分藏族农村劳动力倾向于在藏区和本省省会城市务工这一事实出发，在保护好本地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地方自治政府应该利用自治条件清除阻碍投资的制度障碍，立法制定一些特殊优惠政策鼓励藏区内外资本到本地投资，发展本地优势产业，以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2)受教育程度低是藏族劳动力思想观念保守、技术差和胆子小的根源，中央政府应该对藏区教育发展实行特殊优惠政策，鼓励藏族农牧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大力推广9+3教育模式，在保证藏族农牧民接受藏语学习的同时，鼓励藏族农牧民学习更多的汉语。(3)创造各种条件，促进信息传播，以使藏汉双方了解对方真实的情况，同时深化藏汉各种接触、交流，应制定各种补贴政策鼓励内地企业招聘藏族劳动者，特别是成都、西宁和兰州离藏区较近的大城市更应先行一步。(4)因为不同类型藏族受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因此应依据不同类型藏族的自身特征采取不同转移策略。(5)藏族传统民族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环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如何做到既能促进藏族劳动力转移，又有利于保护藏族传统民族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这就要求尽可能平衡两者的关系，首先，无论在制定任何政策时，都应立足于保护藏族传统民族文化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不受破坏，立足于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权，而不能违反藏族同胞的意愿，政府和外界所能做的仅仅是尽量为藏族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良好的客观条件，而要不要转移及转向哪里是藏族农牧民的个人事情，由他们综合各方面因素自主决策；其次，在投资开发藏区时，应该吸取内地投资开发的教训，立足于本地优势资源，发展低污染、低耗能的特色产业，譬如旅游产业和藏药产业，坚决拒绝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以及掠夺性开发行为；最后，一些藏族聚居相对较多的内地城市，譬如成都等可以考虑引导建立专门的藏族特色文化聚居区，以保护藏族特色文化，吸引藏族劳动力流入，同时又能发展为特色旅游景点。 注释： ①感谢西藏社科院的陈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慧远寺的朋友、雅江县农牧办、丹巴县农牧办及其他藏族朋友的介绍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很难想象我们能完成调查工作。 ②在藏区农村外出务工者中进行抽样调查代表性有点不足，但是由于藏族劳动者到非藏区务工比例极少，在非藏区调查样本可得性不足；如果在藏族农村进行家际调查，因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很少，同时藏族农牧民居住分散，也同样面临样本可得性不足问题。 ③藏族主要分嘉绒、安多、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等几个主要大系，嘉绒藏族主要分布于丹巴、康定东部、金川、小金等县；安多藏族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湖一带；康巴、卫藏和工布藏族是典型的藏族，占藏族的大部分；康巴藏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甘孜和西藏东部地区；卫藏和工布藏族主要分布于西藏。 ④笔者用相关年鉴数据进行处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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