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活字版论文,水城论文,历书论文,汉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所藏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文献多为七八百年前的古籍，今保存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种类多样，价值珍贵。内有历书多种，其中有印本汉文历书，也有手写本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近几年有幸参与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工作，在圣彼得堡查阅了大量黑水城出土文献，其中包括汉文历书。因这些历书皆为残片，研究考证困难重重，加之笔者于历法尚属初学，研习琢磨，实属弄斧班门。本文对汉文历书的初步探讨，仅作引玉之砖，切望行家指正。
一 残历书时代为13世纪初期
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汉文历书，多数已经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孟列夫教授（л.н.менｂшиков）整理、注录。现将有关部分节录如下：
历书（305～309号）
305（原藏录号TK-5285）[历书]
历日，日期与竖线分开，竖行再用横线分成5栏（从上到下）：①表示干支时辰，指出五行及周相的日期；②星座；③告诫应回避什么；④庇护神名称；⑤说明吉凶征兆。木刻本，粘在西夏文的书背面（当时的裱褙），按西夏文经折装书的尺寸从上下两边裁齐。原先大概是卷子装，宋体字，下面3栏的字小。保存下来的是五天的日历。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
306（原藏录号TK-5229）[历书]
历书，与本书编号305是同一类型。宋体字，现存5天的日历，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
307（原藏录号TK-5469[历书]）（图一、二）
历书，与本书编号305属同一类型。宋体字，现存20天的日历，第12天以后有下月开始的一栏：“□月小”。无书题。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
308（原藏录号TK-269）[历书]
历书，保存下来的是中间一条的3栏：①指出吉凶征兆；②太阳经过黄道的周相；③庇护神。木刻本……宋体字，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
309（原藏录号TK-297）[历书]
历书，一竖栏内有下列纵行：①附有干支和五行的日号，并指出它们的周相；②星座；③告诫应回避什么；④指明自然现象；⑤说明吉凶征兆。日期被竖线分开。两卷木刻本残片……宋版本（12世纪前30年的）……（注：[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在中俄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中已经收录了部分西夏佛经裱纸背面的残历书，编号TK269和TK297。（注：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355～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其余将在近期于第6册中刊布。
笔者在2000年夏季第四次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该所未编目的文献时，又发现了3纸新的汉文的残印本历日，编号为ИнΦ.No.8117(1、2)（图三、四）、5306，也系原作为废弃纸张用作西夏佛经的裱纸，已被裁剪成残片，因年久从佛经上脱落下来。残历书呈表格状，表中各栏内有汉字。从残历书特点看和孟列夫介绍的5285、5229、5469、269号历书属同一类型。
孟列夫认为这些历书是12世纪前30年的宋刻本，并提出了理由：“藏品中宋朝印的历书最多，关于从宋朝得到历书的情况在史料中有很多报道。1127年女真占领中国北部后，宋朝印刷的历书就再也得不到了，因此印刷的历书都是12世纪前30年的木刻本残片。”
这些历日究竟属于什么时代呢？
俄藏黑水城出土汉文历书皆为裁断的残片，无一页完整。据其残存的内容看有月序、月大小、月九宫、月建、各日日期、干支、纳音、建除十二客、二十八宿、蜜日注、吉凶注、日出入时刻、人神所在等，内容十分丰富。5285、8117、5036、5229、5469号保存了上段，269号保存了下段。这与敦煌发现的宋代具注历日的形式基本上一样，并且增加了二十八宿。（注：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513～6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因这些具注历日没有序，也没有岁首，各页上部被裁失，所以不但没有年份干支，甚至也没有完整的月序，因此不能直接知其具体年代。令人欣慰的是从新发现的8117号残历书和原有的5469号残历书中可以推断出残历书的确切年代。
8117号有两残片，可上下对接，中间稍有残缺。残片分3竖栏，在中间一竖栏上部有三个大字：“四月大”，这是此月之始。此栏前一栏应为三月最末一日，残存“……十九日辛巳金建”诸字，知前残失一“二”字，三月应是小月，由二十九日辛巳推其朔日为癸丑。由表列第3竖栏日干支可知四月朔日干支为壬午。又知四月为大月30日，可推知五月朔日干支为壬子。又四月九宫系二黑中宫，倒推可知此年正月九宫为黄中宫，根据月九宫和年地支的对应关系，又知此年为季年，地支不出丑、未、辰、戌。8117号残历日还保留着干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是古代占卜家出于推算八字等占卜的需要，将十二地支配上十天干而成，缺乏天文历法的实用价值，但干支纪月有益于推断历书年代。（注：蒋南华《中华传统天文历术》，83～90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
）8117号残历书中间竖栏中月九宫下有月干支“建癸巳”三字。用癸巳纪四月的正月干支为庚寅。根据《五虎遁》可知，只有丙年和辛年正月的干支为庚寅。据此这一残历书年天干应是丙或辛。将已知此年的天干丙、辛和已知的地支丑、未、辰、戌相配，有四干支可供选择：丙戌、丙辰、辛未、辛丑。因黑水城出土文献在宋、元时期，根据可供选择的年干支和前述已知三月、四月、五月的朔日分别是癸丑、壬午、壬子，遍查中国中古时期宋、元400年的的历日，只有宋嘉定四年辛未（1211年）完全合于上述条件。
此残历书年代的确定还有其他条件可以佐证。残历书5285号可与8117号对接，5285号应接在8117号之前，各日上残失“二”字，为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从日期、干支、纳音、建除十二客、二十八宿等项内容都与8117号相接。二十四日下注“蜜”字，该日为阳历5月8日，确为蜜日，完全相合，证明年代推断无误。残历书又注有二十八宿，每日一宿。三月二十九日为娄宿，上推至三月十四日为角宿，是二十八宿之首。已知传世抄本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会天万年具注历日》也是用二十八宿注历。（注：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载《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6月。
）其三月最末一天为“三十日辛酉木执轸”，轸宿是二十八宿的最后一宿。从前述考知的宋嘉定辛未四年（1211年）三月十四日（角宿）算起至宝祐丙辰四年三月三十日，共计16436日。以28天一周期算，正好是587周。在近45年的时间里往复循环计587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以已知的宝祐年间会天历的二十八宿注证此黑水城残历书二十八宿注完全吻合，再次证明上述年代推断是正确的。
同样类型的5469号历书，上部亦残，月数和日数皆不完整。其中有一竖行残存大字“□月小”，也是一个月的开始。其下栏内有该月月斗建“建戊戌”，干支纪月的地支和月数序有对应关系。此地支“戌”对应九月。存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八日共20日历日，表中列九月朔日为“□戌”，据前月末日干支为“己酉”，知所缺字为“庚”，九月朔日应为“庚戌”。九月为小月，可推知十月朔日为“己卯”。其前一日应是八月月末，存“
日己酉”，又其前三日为“七日丙午”，知月末日为三十日，此月为大月，可推知其朔日为“庚辰”。九月栏下有月九宫，系六白中宫，倒推可知此年正月九宫和8117号同样为五中黄宫，根据月九宫和年地支的对应关系，知此年地支也为季年，不出丑、未、辰、戌。前述表中本月月建为“建戊戌”，其年正月应建庚寅。根据《五虎遁》可知，丙年和辛年正月的干支为庚寅。据此这一残历书年天干应是丙或辛。同样根据可供选择的年干支和前述已知此历书的八月、九月、十月的朔日分别是庚辰、庚戌、己卯，遍查中国中古时期宋、元400年的的历日，也只有宋嘉定辛未四年（1211年）完全合于上述条件。因此可以推出此残历书和8117号历书是同一年的历书。
另5469号历书注有蜜日，八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九月八日都注“蜜”字，这些日分别为阳历10月2日、10月9日、10月16日。前述8117号三月二十四日下注“蜜”字，上下推算，蜜日皆相吻合。残历书又注有二十八宿，每日一宿。九月五日为角宿，与8117号二十八宿注历相合，当然与宝祐年间的会天历的二十八宿注也相吻合，再次证明上述年代推断正确。
5469号历书还注有物候，八月二十二日（阳历9月30日）下注“鸿雁来宾”、二十七日（阳历10月5日）下注“雀入大水化为蛤”、九月二日（阳历10月10日）下注“菊有黄花”、九月七日（阳历10月15日）下注“豺乃祭兽”，它们分别是霜降次候、末候和立冬初候、次候，这些也都合于该年八月、九月的物候。
5229号残历书存5日，上残，第四行上为“九日”，未知前是否残字，但栏内有“上弦”二字，知确为九日，上不残字。5行依次为六日至十日，第一行栏内有“处暑七月”，知为七月历日。从日干支和二十八宿推算都合于嘉定四年。
又5306号残历书也存5日，第一行“……日庚戌金满”。通过日地支和建除十二客的对应关系，可查找星命月，日地支“戌”和建除十二客“满”对应七月。可知历日也为七月。再核对日数、日干支、纳音、建除十二客和二十八宿皆与5229号相合，应为七月一日至五日的历日，又第一行栏内有“寒蝉鸣”，为处暑次候，正与5229号呼应。又五日下注“蜜”，查嘉定四年七月五日确为蜜日。此残历书当然也是嘉定四年历日。
由此可知5285、8117、5306、5229、5469号都是同一年的历书。它们涉及该年三月、四月、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共7个月的历日。
又同样类型的269号历书，上部残缺更多，日期干支等皆无，主凶吉栏只有下部，但比上述残历多保存了日出日入栏和人神所在栏。据该残历的“日出卯初三刻”、“日入酉正初刻”知为二月，又据其人神所在“气衝”等知为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共12日的历日，虽未确知其属哪一年，但可能是嘉定四年或距该年不远的一年。
这些残历书可推断出明确年代的是宋嘉定四年。因历书是为新的一年使用的，所以此历书产生和印刷的年代应是宋嘉定三年（1210年），属13世纪初期。
黑水城还出土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或西夏文历书，多为表格式，绝大部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其各年的日干支和中原历书完全一致，如西夏元德二年（1120年），年干支为庚子，正月朔为壬寅；人庆元年（1144年），年干支为甲子，正月朔为癸丑；天庆七年（1200年），年干支为庚申，正月朔为戊子等。过去英人斯坦因在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残片以及在武威小西沟岘发现的历书残片，亦皆与中原宋朝历日相合。（注：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314～32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二 残历书是早已失传的古历
西夏统治民族党项羌至隋、唐之际，仍然“候草木以记岁时”（注：《隋书》卷八三《党项传》；《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
）。党项羌北迁后建立的夏州政权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奉中原正朔，采用汉地历法。西夏前期所用历法为宋朝颁赐的历法。西夏景宗元昊的父亲李德明时期请求宋朝颁给历书即《仪天历》。《宋史》载：宋乾兴元年（1022年）曾向西夏“遣閤门祗候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可见，西夏早在正式立国前已用宋朝历法。中原王朝向周边的王朝或政权颁赠历法，不仅说明中原王朝的科学发达、历法精审，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历书的周边王朝或政权要遵从中原王朝的“正朔”。元昊自宋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宋朝视为叛逆，双方战争不断，在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五年（1040～1042年）的三年中就发生了三次大战，都以宋朝惨败告终。后经过反复较量，宋朝无力征服西夏，西夏也财困民穷，至宋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妥协，西夏向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翌年宋朝向西夏颁赐历书。《宋史》记载：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十月“辛未，颁历于夏国”（注：《宋史》卷一一《仁宗纪三》。
）。这时宋朝使用的历法是《崇天历》，《崇天历》系宋仁宗时创制，前后使用了48年。（注：《宋史》卷九《仁宗纪一》，卷七一《律历四》。
）此后仍能见到宋向西夏颁赠历书的记载。宋元祐四年（1089年）宋哲宗颁给西夏历书的诏书曰：“赐夏国主……今赐卿元祐五年历日一卷，至可领也……”（注：戴锡章《西夏纪》卷一九。
）可能宋朝每年颁给西夏下一年的历书，而西夏为满足社会需求，在境内翻印。
宋朝设司天监，“掌察天文祥异，钟鼓漏刻，写造历书，供诸坛祀察告神名版位画日”，（注：《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
）属秘书监。中原王朝编制、颁发历书为“明正朔，授民时”。北宋时期共创制了12种历法，有9种颁行于世。南宋也多次修订历书，仅行用的就有9部。（注：《宋史》卷一五《神宗纪》。参见朱文鑫《历法通志》，商务印书馆，1933年。）
史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宋夏失和，八月宋高宗“诏以夏本敌国，毋复班（颁）历日。”（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看来西夏自南宋绍兴二年就不能正式得到中原所颁历书了。此后西夏臣侍金朝，与南宋关系紧张。至绍兴十四年（1144年）西夏仁宗皇帝“心慕正朔”，又派使臣入贺宋朝天中节，致送贺礼，并“自是岁如之”，自此西夏和宋朝又恢复往来。（注：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一一。）宋开禧三年（1208年）宋臣曾渐进言时说：“今年八月，便当颁历外国。”这里所谓“外国”是否包括西夏，并不明确，但从西夏残历书和中原历法完全一致来看，西夏可能从中原得到历书。
从黑水城出土此种汉文活字版历书反映的时间看，当时南宋使用《开禧历》。《开禧历》创制于开禧三年（1207年），曾渐任提领官，鲍澣之任参定官。造成后诏以次年权附《统天历》颁行，至淳祐十一年（1251年）共行用44年。（注：《宋史》卷八二《律历十五》。
）《宋史》对《开禧历》法则记载附于《成天历》之后，（注：《宋史》卷八四《律历十七》。
）但《开禧历》历书早已不传于世。如果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历书来源于宋朝《开禧历》，那么此残历书为南宋当年历书的重视。从现在已知的历书看，至北宋时期尚无二十八宿注历，此残历书是现存最早的有二十八宿注的历书之一，它比297号西夏乾祐十三年有二十八宿历书（1182年）晚29年，比有二十八宿注历的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会天万年具注历日》要早45年。又日本金泽文库藏有中国善本古籍多种，其中有《（大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具注历》残本一页，系刻本，表格式，其形式和内容与本文所论活字本残历书相近，只是缺少蜜日注。看来，残历书来自南宋的可能性较大。（注：严绍璗《在金泽文库访“国宝”》，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8日。）
当时金朝也编制历书。金朝天象、历法是在北宋的基础上形成的。金朝取宋汴梁后，尽取宋朝天象仪器归燕京。金得宋器后，测候有据，于是编造新的历书。金天会五年（1127年）杨级始造《大明历》，后赵知微又造《知微历》或称《重修大明历》，其历法与北宋《纪元历》相似，行用至金末。（注：《金史》卷二一《志第二》、卷二二《志第三》。
）当时西夏与金朝虽屡有摩擦争斗，但岁岁往来，关系密切。颁历既是属国从正朔、表示臣属关系的重要标志，金朝也可能向西夏颁赠历书。所以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残历书也可能来源于金朝的《重修大明历》，此历书也是一部久已失传的古历。
西夏正式立国后，设置16司，其中无类似司天监的职司。（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其后毅宗时期职官有所增益，也未提及类似职官。（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二○。
）西夏后期仁宗年间出版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大恒历司”，或主历算诸事。（注：（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6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在西夏法典中大恒历司属中等司，设四正、四承旨、二都案、四案头。（注：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363～37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
）又有西夏汉文《杂字》，其中“司分部十八”有“天监”，可能是“司天监”的简称，但无“大恒历司”。（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杂字》多为二字一组，可能把“大恒历司”或“司天监”简化成“天监”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成书于西夏天盛年间（1150～1169年），《番汉合时掌中珠》成书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汉文《杂字》也是西夏晚期作品。或许12世纪30年代以后南宋不再向西夏正式颁赠历书，西夏开始自己设立机构编印历书。编制历书需要精确的天象观测和复杂的历法运算，西夏有无这样的仪器和专门人才，不得而知。但在没有材料证实之前，也不能排除西夏自己编制历书的可能性。如果残历书是西夏人自己创制，那更是前所未见的古历。
黑水城出土的残历书无论来自宋朝、金朝，或为西夏自己编制，都是目前不存于世的古代历法，虽为残篇断简，但十分珍贵，对研究已失传的历法确有重要价值。
三 残历书是有确切年代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
笔者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仔细审视、分析了孟列夫注录过的黑水城出土汉文残历日和新发现的未经注录的同类汉文历日，认为除297号外都不是刻本，而是活字印本。这些文献的活字印本特点如下：
1.字形歪斜，排列不齐。初期活字印刷因排字不紧、固版不精容易出现字形不正的缺陷。如269号“阴”字，字形歪斜明显，达20度左右。这在雕版印刷中是难以出现的。同一行中文字左右出入明显。如269号第7、9竖行“日入酉正二刻”、“日出卯初三刻”、第11行“人神”、8117号“四月大”下“此月初七日戊子戌正”、5469号第5竖行“明皇七圣鸣吠四相”、5229号第1竖行“六日乙卯水危”等，字列不正、左右不齐十分明显。这也是当时雕版印刷不常见，初期活字印刷常有的现象。有的字旁出现活字边角印痕。因一般活字只有反刻文字，不刻边栏，所以正常的活字旁不会出现边痕。但如果因活字稍有倾斜，会形成边角印痕。如8117号首行的“筑”字，8117号第9竖行的“道”字。有的字半个字浓，半个字淡，有的甚至只印出半个字，或字缺一角，这是活字未能固正，本身歪斜所致。如在269号第2竖行“刻”字，第8竖行“七星”二字，第10竖行“神”字、第11竖行“道”字等。这种现象是活字印刷的明证。
2.字距较大，各字之间无相触、相交现象。雕版印刷书籍一般上下字距较近，甚至没有距离，出现上下字相接甚至有个别相交叉的现象。上述残历书上的字无相触、相交现象（个别字墨迹浸润另当别论）。从文字排列可见，大小号活字印面基本上皆为方形。可以把每一个字用方框框起来，而互不交叉。而雕版印刷时可以出现有的字方正，有的字扁平的现象。
3.文面显现出以字为单位墨色浓淡不一。因初期活字印刷版面处理不十分平，有的活字较为凸出，有的活字稍微凹进，造成印刷品字面有的字墨色浓深，有的字墨色浅淡。如269号第2竖行“五十三刻”中“三”字较其他字墨色淡。8117号第2竖行中的“寨”字明显比其下的“兴”、“发”等字浓黑。若观察页面的反面会发现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4.表格的横、竖线应相交时，往往不相交，横线与竖线间有空缺。活字印刷表格时，以带有相应长度横竖线的活版木条排版。若横竖线相抵，一线稍长则栏内活字难以紧凑固版，会造成活字散脱。上述残历书通栏竖线，或双线，或单线，横线多不与竖线相交，而是稍短一截，这样便于栏内活字固版。这种现象在几页残历书中都普遍存在（注意区分照片中印面的竖线和折痕）。表格中应贯通的横线，在竖线相隔处有上下错落不相贯通的情况。这是因为排版时横线被竖线分开，分段排印，相邻的两段横线没有严格对齐的缘故。靠近表格横竖线的文字和横竖线不相交触，而雕版印刷有时会出现相交触的现象。
5.文字倒置。5469号图一第2竖栏竖1行“吉日”二字中的“日”字、图二第4竖栏竖1行“白虎”二字中的“白”字倒置。文字倒置是活字版印刷排字疏忽造成的特殊现象，这些倒置字往往发生在正置和倒置形体相近的字上。这种现象是区别活字版印刷品和雕版印刷品的重要标志。
活字印刷中同类型文字大小应相等，但此残历日有同一栏同一行中字形大小不等的现象。如269号第1竖行“进入”二字，“人”字比“进”字大。第2竖行“四十七刻”中“四”字显然比“刻”字大。其实，活字印刷刻字时同一号活字不同的工匠可以刻成大小不等的字，即便是不同号的活字在排版后固版时，只要紧固不松散，也可印刷。当然这种文字大小不匀的情况属于印刷不精的表现，往往是早期活字印刷的产物。
对比同是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刻本历日297号，更可显示出上述残历书的活字版特征。297号为三残片，也是具注历日，表格式。从文字看上下字之间相交、相叉现象较多，还有文字和格线相交的情况，有的文字方正，有的文字扁平，没有以字为单位墨色浓淡不一的现象。
据上考查论证可以确定5285、8117、5306、5229、5469、269号残历日为活字版印刷品。
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言之凿凿，确定无疑。但终以缺乏早期活字印刷实物感到遗憾。近几年由于西夏文献研究的进展，现已知最早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推定为西夏仁宗时期，为12世纪中期，是现在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为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早期实物。然而在过去出土的文献中还没有见到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注：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年第9期；史金波《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今日印刷》1998年第2期。
）温州市白象塔中出土的汉文《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有的专家推测为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但是否为活字版印刷品学术界尚有争议。（注：金柏东《早期活字印刷的实物见证》，《文物》1987年第5期；孙启康《北宋末年使用活字的实物见证》，《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1997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97年；刘云《对〈早期活字印刷术的实物见证〉一文的商榷》，《文物》1998年第10期。
）因此本文所论残历书是目前已发现的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汉文活字印刷品。
四 残历书是西夏印本
这些汉文活字版残历书是在哪里印刷的，又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因残历书缺乏明确的王朝年号标志，只能从其内容中寻找所在王朝的蛛丝马迹。在5285号第3竖行，8117号第4竖行，5306号第1竖行、第4竖行，5229号第2竖行，5469号第5竖行、第8竖行、第11竖行、12竖行、21竖行，269号第3竖行的“明”字的右部的“月”明显缺中间两横笔，也即此字的最后两笔。这显然是避讳字。
宋朝有严格的避讳制度，金灭辽后与宋人接触频繁，受宋熏陶，避讳渐盛。西夏和中原王朝一样，也有避讳制度。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仁宗仁孝时期的西夏文文献中“孝”字缺笔，如西夏文刻本《论语》“孝”字缺最后一笔，但“仁”字并未缺笔避讳，而有的“孝”字也未缺笔。（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47～59页。
）仁宗时刊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和汉文“孝”字都不缺笔。看来西夏的避讳不似宋朝那样严格。查宋朝和金朝诸帝名讳，未见有“明”字，目前尚未见讳“明”的记载和例证。（注：陈垣《史讳举例》，152～15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而西夏诸帝的名讳中，被追谥为太宗的李德明名字中有“明“字”，他的后辈确实避其名讳。元昊在即位之初就为避父德明讳，将宋“明道”年号，改为“显道”。（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可以推论，残历书讳“明”字，系避西夏太宗德明的名讳。残历中5285号、5306号、5469号、269号中都有“德”字，不缺笔，这和仁孝时期的西夏文《论语》只避讳皇帝名字的第二字，不避讳第一字是一致的。此残历书讳“明”字，且出土于西夏管辖的黑水城，可推断为西夏印制的历书，其时间为西夏神宗遵顼光定元年（1211年），可称作《西夏光定元年（1211年）辛未岁具注历》。因历书是为新的一年使用的，所以此历书印刷年代应是西夏襄宗安全皇建元年（1210年）。据此可知，至少在那一时期西夏就使用活字印刷的具注历书了。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尚有木刻版297号历日，共有3残片，存8日历日。（注：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385～385页，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7年。
）此历书已有邓文宽先生详加考证，推断其为《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注：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载《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6月。
）据该历书残片1第5、8竖栏，残片2第3、4竖栏内“明”字依然缺笔避讳，说明这些残历书也是西夏历书，时在西夏仁宗乾祐十三年，比上述活字版历书早29年。
在黑水城出土的其他西夏汉文文献中也能找到讳“明”字的例证。如TK327《中有身要门》、A4V《照心图》、A15《梦幻身要门》、A19《金刚亥母禅定》、A38Ⅱ《释摩诃衍论》等文献中都有“明”字明显缺最后两笔的现象。但有的文献避讳并不严格，同一文献甚至同一页中，有的“明”字缺笔，有的“明”字不缺笔。（注：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106～111、130～134、244～246、256～258、338～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五 余 论
上述黑水城出土的活字版印本残历书5285、8117、5306、5229、5469号属于西夏神宗遵顼时期，印制于襄宗安全时期。历书是社会实用文书，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成为过去的文献，往往被视为社会“无用”的物品而被废弃，所以保存至今的古历书很少。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残历书以及其他历书，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历法的珍贵实物，值得人们重视。
残历书上距活字印刷术发明的北宋庆历年间160多年，是目前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是研究活字印刷术的重要实物，填补了汉文早期活字印刷品的空白。
西夏使用活字印刷所印文献是用途很广、印份很多的历书，同时又印刷印份很多的佛经。大批量印刷文献最能发挥活字印刷的长处。正如《梦溪笔谈》所载：“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注：（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板印书籍条。）
西夏所印此种历书，有比较复杂的表格，至少有四种大小型号的活字，在活字印刷术使用初期就显现出难得的创意思想和很高的技术水平。尽管其中也含有不甚完善之处，带有初始活字印刷品的特点，但其活字印刷的工艺水准也足以表现西夏文化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汉字是汉民族使用的文字，但汉字又有其特殊地位。在有自己民族文字的王朝中，汉字也往往是与民族文字并行使用的。在与宋朝同时的辽、西夏、金朝境内除分别使用各统治民族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外，也都使用汉文。在西夏境内不仅用汉文刻印佛经，还用来书写各种文书，就是西夏皇陵的墓碑也往往一面是西夏文，一面是汉文。著名的凉州感通塔碑也是一面西夏文，一面汉文。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献中也有不少汉文文书。西夏在使用西夏文历书的同时又使用汉文历书当然是不足为奇的。此次新发现的残历书再一次证明汉文化在西夏的深远影响。孟列夫在其为俄藏黑水城出土汉文历书注录时曾经说过：“我们所了解的那些碎片并不使人惊讶，因为历书过了若干年之后，就失去它本身的实际意义。”实际上这些残历书是久已失传的古代历书的重现，是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是十分珍贵的文献，它不仅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有其他文献难以代替的文物价值。（注：本文请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研究员、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先生审阅，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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