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 经济发展最快的就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是，在9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显突出。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在1999年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新加坡、台湾、香港三地分别排在第2名、第7名和第18名，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排名最靠前的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也只分别名列第25、第33和第35名。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目前，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主要分布于东亚和拉美两个区域。从总体上看，东亚和拉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平衡；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水平不平衡。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超过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在1980—1989年期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2—3倍。在9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大大高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1990—1996年，东亚的印尼、泰国、韩国、新加坡四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15%、8.86%、7.85%、8.41%，而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1.66%、4.41 %。 （注：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年、1998年。）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发展不平衡表现的非常突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速度大大快于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 在1985 —1995年间，东亚的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六个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的出口总额1985 年为1359 亿美元， 1995 年增长为6583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3.84倍，年平均增长率近18%；同期，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1985年是742亿美元，1995年增长到1599亿美元，10 年内只增加了1.15倍，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5%， 大大低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增幅。1995年上述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外贸出口能力是4233美元，而拉美六国的人均出口额仅有456美元， 东亚六个国家地区人均出口能力是拉美六国的9倍。（注：根据联合国历年《统计月报》统计。）
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国际化水平不平衡的表现非常悬殊，东亚国家明显好于拉美国家。1993—1995年，韩国的出口贸易额占国内产值的比重分别是30.8%、31.4%、35.6%，马来西亚分别是74.4%、82.9%、84.2%，新加坡分别高达126%、136%、138%； 而同期巴西的出口贸易占国内产值的比重分别仅是8.66%、7.84%、6.75%，阿根廷分别只有5.12%、5.53%、7.43%。（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7年数据计算。）这说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国际参与能力、国际竞争能力都大大高于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全球化程度也都处于领先地位。
东亚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有三大因素：
一是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拉美国家的高。长期以来，东亚国家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上。1980—1994年间，新加坡的年平均储蓄高达44%。1993—1994年期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四国的年平均投资率分别达到42.5%、36.1%、41.4%和35.4%。（注：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6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拉美国家无法相比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方式和发展出口经济的主要途径。
二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渐完成了优化升级，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成品出口的转变，而拉美的出口商品结构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据统计，1987—1995年泰国的工业成品出口比重由62.3%增至80.3%；马来西亚的工业成品出口1995年占到了77.5%； 新加坡仅电子产品出口在1995年占到2／3，实现了向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转变。但拉美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不大，初级产品仍占很大比重。如，1995年，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占总出口额的18.1%，委内瑞拉的原油及制成品出口占74.4%，这就影响了拉美国家出口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区域内部贸易发展迅速，形成本区域内良性贸易系统，拉美区域则内部贸易发展缓慢。在1990—1992年的3年中，四小龙之间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43%、41.6%和17%， 大大高于对美国的出口增长（1992年为5.7%）。同时， 亚洲四小龙对东盟四国的出口增长也迅速提高，1990年增长31%，1991年又增长41.9 %，1992年增长25%。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数字显示，1980—1995年东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额由2000亿美元上升为8900亿美元， 增长了3倍多。而拉美的出口过分依赖美国市场，内部贸易发展缓慢，甚至在80年代出现下降。如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1981年是113 亿美元，而1995年降为110亿美元。安第斯集团的内部贸易额从1981年的12.6 亿降为1995年的11.9亿美元。从这次金融危机在东亚地区各国的连锁反应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是大大高于拉美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的。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平衡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并不平衡，特别是在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之间。在1997—199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期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受损程度明显大于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
金融危机使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经济陷入困境，造成经济增长下降和经济滑坡。1997年发生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很快演变为金融危机，随后引发东亚地区性经济危机，在有些国家已经发展为社会政治危机。东盟和“四小龙”经济增长率1996年约为7%，1997年降为4.6%，1998年出现高达5%的负增长。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最重的韩国、 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货币大幅度贬值，消费品价格上涨，社会下层贫穷化加深。另外，经济危机触发东亚地区的社会政治动荡。1997年底泰国政府更换，1998年印尼、韩国和菲律宾分别以社会革命和换届的形式实现了国家领导人的换班。在群众要求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已经表示一年后交权。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拉美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拉美经济的增长率从1997年的5.3%降至1998 年的2.6%，减少2.7个百分点。其中，巴西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3.7 %降为1998年的1%，墨西哥从7.1%降为4.1%，阿根廷从7.7%变为5.5%，委内瑞拉从5%降至2.5%，秘鲁从7.1%滑至2.5%。但从总体来看，1998年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经济损失大大低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除委内瑞拉等个别国家以外，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仍有一定的增长。
1999年1月巴西金融形势突然急剧恶化， 巴西政府被迫宣布本国货币雷亚尔贬值，立即引起全球股市全面下跌。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证券交易所股指在极短时间内下跌超过10%，被迫暂关闭。受其影响，拉美、纽约和欧洲股市指数接连下滑，平均下挫5%。但是，三个月后， 巴西金融危机得到遏制，拉美任何一个大国的货币都没有受到雷亚尔贬值的影响。巴西金融危机没有演变为拉美金融危机。
1998年拉美外国直接投资从1997年的514亿美元降至约490亿美元。然而目前已经出现外资回流拉美的迹象。1999年5月9日，巴西政府的公报说，头4个月共吸引外资92亿美元， 仅第一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比1998年同期增长了50%，全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望达到180 亿美元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也认为，拉美经济已有所复苏，到1999年底可能出现1%的增长，今后几年也将继续增长。
尽管金融危机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相比之下，拉美经济并没有出现经济衰退，而东亚经济却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拉美社会政治基本保持稳定，而东亚有些国家社会政治出现剧烈动荡。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因素：
一是东亚和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有很大差异。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是西方式的工业化经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则是东方式的工业化经济。
长期以来，由于拉美的自然资源丰富，又有良好的投资条件，西方大企业纷纷涌向拉美国家进行大量投资、开办企业。据统计，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西方国家把一半以上集中投入到拉美地区，其中美国高达70—80%。1990年，来自美国的投资占墨西哥引进外资总额的62.9%。1985—1995年， 美国对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额一直是对东盟四国和“四小龙”投资额的两倍以上。（注：资料来源：美国《年度统计摘要》1995年。）美国各大公司在拉美各国都设有子公司或分公司。在巴西，西方外资企业的产值占全国产值的35%。也可以说，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是在西方资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西方式的新兴工业化经济。
而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四小龙”和东盟四国引进外资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地处东方的日本。1990年日本对“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的投资额是对拉美国家投资的2.2倍，1991年是1.8倍，1992年是2.1倍。1993年以前，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55 %是来自日本。（注：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世界和日本海外投资白皮书》1996年。）特别是“四小龙”，从80年代初开始，利用外资的重点已经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并发展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家和地区，向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量投资，转移一般技术工业生产基地。1990—1994年，“四小龙”对东盟投资230亿美元， 高于日本（191亿美元）和美国（71亿美元）在东盟的投资。 随着资本的大量投入，日本和“四小龙”的经营管理方式也迅速传播，逐渐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即东方式的新兴工业化经济。
这样，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与西方经济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因此，每当拉美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操作国际金融机构，向有关拉美国家迅速提供大量资金援助，防止危机向西方国家蔓延，或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最快的速度向墨西哥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迅速平熄了危机。1999年初发生的巴西金融危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以最快的速度准备提供800多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迅速缓解危机，使巴西金融危机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在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援助资金不仅数量少，而且还不够迅速，还附带各种条件，结果使危机日益严重，给东亚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二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有较大的回落空间，而拉美国家经济的回落空间却非常有限。
从60年代开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一直是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需要进行充分的调整。因此，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大幅度下滑是客观必然的。
80年代初至1996年期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是拉美国家的2—3倍。据统计，从1961—1985年的25年内，“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7%。 （注：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2年进行统计。）1991—1996年“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在7.5%以上。长达30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堆积了许多经济问题需要解决，如，经济结构的陈旧老化需要更新，经济结构的失衡不合理需要逐渐调整。尤其是经济结构和债务结构的调整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因而，在金融危机期间，东亚经济衰退是难以避免的。
而拉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1950—1980年。在这30年间，拉美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6%。此后，拉美经济就陷入长期的调整过程， 1980—1989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1%，1990—1996 年的平均增长率也不到2%。因此，在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中， 拉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空间非常有限，远没有东亚地区严重。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工业化经济正处在新旧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因工资成本上升和出口市场竞争加剧而失去竞争优势。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急需向高技术产业升级，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增加了整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只能在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缝中寻求发展，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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